对于深度报道的新闻话语分析

对于深度报道的新闻话语分析

徐国源

2007年05月10日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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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以句子为研究单位，超越句子的单位称之为“话语”。话语可以是一句话，也可以是整部作品。换言之，话语是一个语句系列或语句系统。

作为一种信息的传达机制，话语承担了两种类型的沟通功能：一种是描述外在的事物和种种景象，法国理论家热奈特称之为“显示”；另一种是表达说话者的主观态度，热奈特称之为“讲述”。就新闻的叙事话语来看，尽管两者不能截然分开和对立，但是，具体的话语活动通常有所侧重。总的来说，叙事话语可以划分为“以叙述事实为主”和“以表现情态意念为主”两种向度。

按照荷兰学者梵·迪克的分析，以深度报道为代表的具有复杂结构的新闻话语，一般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强调新闻事件真实性的描述性话语；

（2）建立新闻事实之间联系的建构性话语；

（3）提供情感、态度、观点等信息的暗示性话语。[1]

从新闻话语分析中不难发现，第一类的描述性话语以叙述事实为主，它的功能是“显示性”的；而第二类的建构性话语和第三类的暗示性话语则有明显的主观性，是一种以表现情感意念为主的话语形态，其特征是“讲述性”的。新闻话语的微观结构分析，为我们从事深度报道写作打开了全新的视界。

一、多样化的话语功能

我们知道，深度报道之“深度”，既来源于事实本身，也离不开记者对事实的开掘。前者要求以客观、公正的原则，陈述事件，列举数字和细节，其话语形式通常是“描述”；后者则强调记者主体倾向的渗透，在立场与视角的统摄下，以情感意念涵化事实，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和价值判断，因此其话语形式是“讲述”。一般来说，真正优秀的深度报道其话语形态往往是多元而丰富的，参差、变换的话语风格能够反映记者的笔力与才情。

我们不妨逐段分析深度报道《中国土地忧思录》文本之第五部分《也为城市居民说句话》，其话语形式就显得迅疾多变而富有韵致：

（1）观点――大多数市民从中国的“圈地热”中受益有限。

（2）引述――《参考消息》刊载《制造一颗经济定时炸弹》：在北京，平均每3000个市民就有一家房地产公司！全中国有超过3万家的房地产公司。

（3）引述，延伸认识――常驻北京的政治经济学家劳伦斯·布拉姆文章：建筑狂潮仍在继续。台商透露，为了得到批准和许可证，他们平均每月需要支出几十万人民币的娱乐费。

（4）阐释――这些黑暗的成本堆积成高耸入云的房价，需要一般人家两辈子积蓄才能购置。

（5）转述和引述：国土资源部提供的统计表明，80年代末以来，土地出让、转让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最保守的估计每年也达100亿元以上，“比走私造成的损失还要大”。

（6）阐释――中国房地产泡沫直接威胁中国脆弱的银行系统。

（7）举例、阐释――以北京为例，多数企业由于缺乏开发实力，往往靠炒地皮、卖项目维持生计。

（8）转述――据媒体透露，只有近亿元资金却敢操作十几亿、几十亿项目的企业大有人在。

（9）引述――央行公布《2002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披露：违规贷款严重，违归金额总数高达366亿元，实际数字比这还要大。

（10）观点――有些城市的拆迁改造史，简直变成了居民的辛酸史、血泪史，破坏了经济发展、市场秩序、社会公平与稳定。“拆迁”已成为与“三农”（农民、农业、农村）问题同样突出、同样是新一届政府必须重点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

通过文本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记者在叙述中基本上采用了引述与阐释、陈述与议论、主观与客观等不同话语交替转换的笔法，也就是描述性话语与讲述性话语轮换展开的叙事方式。我们认为，恰恰是这种“转换”或“轮换”，使不同的话语功能得以生发，并构成了行文生动、奇崛多变的审美效果。

另外，稍需作点说明的是本文中“引语”的使用。深度报道中的引语是记者叙述话语中的话语，有人称之为叙述语言的“次语言”。西方新闻界历来十分重视引语的恰当使用，认为“无引语不成报道”，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专业规则。为了说明不同的引述形式会产生不同效果，或者说“形式”会赋予“内容”以新的意义，我们仍然以深度报道《中国土地忧思录》加以说明：

（1）直接引语。直接引语通常忠实再现消息来源的讲话，记者叙述的干预程度最轻，保留了消息来源独特社会站位和话语习惯。如：

2006年7月初，一位北京的部委领导到南方考察，经过一个地级市时，当地市长向部长夸耀说：本市新技术经济开发区没有花财政一分钱，却建成了全市最漂亮、最高档、最绿色、最适合人居住的社区。

这位曾在地方工作的部长不客气地说：“这件事你蒙不得我，我了解这勾当。从农民手里贱征贵卖，你没花一分钱，也许还赚钱呢。这哪里是征地，分明是吸血嘛！”

这个直接引语形成了独立的话语形象，它打破了时空的界限，在引号的作用下，使人物的话语即时地呈现出电视新闻的“同期声”的音响效果，强化了记者相关叙述的合法性。

（2）“带特色”的部分直接引语。“带特色的”部分直接引语是深度报道中的特色品种，它产生一中特殊的聚焦作用，即所引用的“特色词语”往往会比全部引述看上去更有力，并形成注意力的焦点。如：

《参考消息》转发的上述报道或许不尽准确，而国土资源部提供的统计则表明，80年代末以来，土地出让、转让所早晨的国有资产流失最保守的估计每年也达100亿元以上，“比走私造成的损失还要大。”

这里的部分“引述”是一个特色话语，形成“焦点”效应：不仅使读者直接地感知问题的危害和严重性，而且那种不完整的状态突然置身于记者的叙述话语中，使读者感受心理产生了骤然变化，从而形成新异刺激。

（3）间接引语。与直接引语相比，间接引语为叙述者提供了总结人物话语的机会，故具有一定的节俭性，可加快叙述速度。

据媒体透露，北京不少房地产开发商自身资金投入量，甭说是30%，甚至不足10%。像手中只有数千万资金就敢玩几亿资金的楼盘，只有近亿资金却敢操作十几亿、几十亿项目的企业大有人在。

这个引语明显是不完全引述，记者已作了削减和加工，用在新闻报道中，间接引语的这种节俭优势往往可以有效地减短句子字数，加强文章的易读性。

二、劝服性修辞：组构话语策略

何谓“劝服”？传播学著作广为引用的是两位心理学家D·卡特拉特和C·霍夫兰有关“劝服论”的研究成果。其主要内容是研究如何才能成功地劝导说服别人的论点。普利策奖得主、《芝加哥论坛报》总编兼发行人杰克·富勒曾说：“如果他是一名记者并认为劝服的艺术与他不相干，因为他与事实打交道的话，那么他就错了。他所从事的是改变人

的心灵的工作，使人从无知的状态转入知的状态。这意味着他必须掌握向人们传递讯息的艺术，而这就是修辞学。”[2]

新闻的劝服，需要借助必要的修辞。从方法论来说，我们认为新闻修辞不仅限于使用常见的修辞手法，相反，它还包括为增加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合理性、正确性、精确性和可信度而使用的策略手段。这意味着，劝服性修辞涉及话语分析的所有层次。

深度报道是主观渗透性报道，记者的立场、观点、阐释、情感、倾向等都融入其中，处理不好就会给人以主观、片面的印象――新新闻写作就曾经步入过这个误区。因此，深度报道如何借助必要的修辞策略，以达到言语表达效果，使语义表述不仅使受众理解，而且还能够使之作为真相或至少是可能的真相而被接受，就成为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

深度报道的实践也映证了这个判断。例如，我国电视新闻中有一个现象就让人深思：同样是深度报道，那些正面报道、典型人物、先进典型的报道收视率要比监督类、曝光类节目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多人认为这样的选题天然优势不足。可是能不能再问下去：为什么这样的选题天然优势不足？是观众不喜欢看美好的人与事物？还是我们对这些人物与故事的讲述没有让人信服？回答是：也许编导记者们的故事选择都是从真实出发的，但那些真实材料的组织和讲述方式却走向真实的对立面，让观众感觉到不可信。

因此，一些很好的典型为什么在报道后形成不了“典型效应”和“典型力量”？这固然与我们长期以来奉行“报喜不报忧”、将报道与宣传混为一谈，从而在公众中形成“正面报道不可信”的心理逆反有关，但从叙事角度看，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的记者缺乏“劝服”意识和有效手段。“典型”能不能产生效应和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记者的叙述方式，传统的方式经常把典型类型化。典型应该是有个性的，是具体而生动的，而一旦将其类型化，就会使报道陷于概念，流于套路和口号。这是一些典型报道不具感召力和吸引力的重要原因。”[3]

新闻的劝服性修辞告诉人们：为了让受众注意、理解、再现、记住、最后接受，以至与他原先的认知体系融为一体，新闻话语本身就需要作进一步的组织。这种话语组构也有一定的策略性手段，譬如，解释性报道中，为增强新闻的劝服力（通常由“真实性”、“合理性”、“正确性”、“精确性”和“可信度”等要素体现），记者经常运用的修辞策略包括：大量使用数据、选择消息来源和实证材料（抵触性内容被贬低或完全忽略）、描述事件时采用与意识形态一致的视角、有选择地利用可靠的、官方的、广为人知的，特别是有较高可信度的个人、媒体和机构的观点、介绍相近而具体的细节、引述目击者或直接参与者的话以及描述情感反应或进行情感吁求。（参见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而在调查性报道方面，央视《新闻调查》的经验是：主题具体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细节化，“用个性化的人物讲故事，从故事中反映事件，由事件揭示内涵”。[4]

三、建构视角：呈现文本的“召唤视野”

当作者要展示一个叙事世界的时候，他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把外在的客观世界照搬到纸上或荧屏，比如写赤壁之战，就复制出千百里战场、百十万人马，写宝、黛、衩的爱情悲剧，就在笔墨之间再现周围三里半的大观圆的枝枝节节，以及几百个奴婢的一颦一笑。因此，“作者必须创造性地运用叙事规范和谋略，使用某种语言的透视镜、某种文字的过滤网，就是视角――它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是作者把他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5]

所谓“视角”也就是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叙事角度是一个综合指数，一个叙事谋略的枢纽，它联结着谁在看、怎样看、看到何人何事何物、看者和被看者的态度如何，要给读者何种“召唤视野”等问题。由此看来，视角，实在是叙事理论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词。

深度报道中，由于记者的社会立场、情感态度、观照方式、叙事手法等差异，文本中的视角也会呈现出各各不同的差异。它不作明言，却又无所不在，期待读者能够通过各种透视角度综合发现文本的意义，使之进入某种召唤性的结构之中。因此，无论哪种深度报道的写作，记者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建构和调动视角，借助具有表现力和暗示力的叙事谋略，以展开一种独特的视镜。

与常规的客观报道相比，深度报道的视角操作更为错综复杂。它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审时度势、节目定位、栏目设置、效果评价等因素，又牵涉微观层面的主旨确立、展现方式、文体选择等到位操作。仅从叙事角度看，视角操作至少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视角定位。哲学上讲，从来没有离开景物的眼睛。所以视角是形式的，同时也是内容的。叙述形式对于叙述作品的意义来说，决不是一个外加的、辅助性的因素，叙述从来不会让内容单独承担作品意义的任务。视角作为叙事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如此――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已完全融合成一个有机体。

央视《新闻调查》，是一个基本成熟而定型化的电视深度报道节目。早在栏目开播之初，其开创者就为其制定出“三性”创作原则，即：新闻性、故事性、调查性。由这个总体视角出发，人们不难看出它在探索过程中的阶段性痕迹：主题性调查→事件性调查→揭露性调查→故事性调查„„直至目前，“故事化”（有没有故事）已成为该节目在厘定选题时的一种倾向，并日渐纯熟。在操作性的新闻视角的选择上，《新闻调查》倾向于让新闻本身向观众诉说事实，节目只是提供必要的新闻背景，解说词也只起到衔接画面和内容的作用。在微观的题材选择方面，它也有自身的尺度和标准，该节目负责人曾说：“一起骇人听闻的绑架案也许不会成为我们的调查对象，而一个小人物承包了一列火车倒有可能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前者可能只是一起偶然事件，而后者却预示着某种体制的变革。但同样是绑架案，如果它的起因表现了严重的社会痼疾，则可能成为《新闻调查》的选题，《新闻调查》的‘新闻’，有时并不体现通常意义上的时效性，但一定要有厚重的时代感，可以少一些轰动效应，但一定要耐人寻味，可以不是‘人咬狗’，但一定要从‘狗咬人’中看出些不寻常的东西。”[6]这些思考，可以看作是为节目设置的目标定位、形态定位和内容定位，每个具体的作品须按照这些定位进行视角设置。

（2）视角切入。也就是做哪个“点”和从哪个角度突破的问题。当记者开始叙述的时候，实际上面临着许多“点”和“角度”的选择，但其中只有一、二个点的切入才是最有效和合理的，这就需要记者作出明智而有创造性的遴选。仍以调查类节目为例，记者为“打开封闭门和封闭的嘴”，其切入的视角和方式可有多种多样的选择：通过简单的采访和背景的补充完成对事件的叙述，或可以用机智的对话完成对事件的调查印证，也可以用尖锐的提问深入事件更深的层面，还可以用平等真诚的交流进入调查对象的内心世界„„一般来说，切入的视角和方式应该根据内容确定，同时也要考虑最终的传播效果。

2000年《新闻调查》播出的《羊泉村记忆》中，几名50多年前遭受侵华日军性暴力侵害的山西妇女，勇敢地站出来揭露日本鬼子的野蛮行径。当一位老人讲到伤心处之，情绪激动地哭了起来。要不要用这些镜头？就看记者的切入视角和方式了――如果只是以讲述历史、描画记忆角度看，那种哭泣显得多余，也有碍观瞻；反之，如果以“控诉暴行”角度展开，那么这种情感流淌就是珍贵素材了。节目选择了后者，于是，当老人抑制不住悲愤，眼泪慢慢渗出来，老人掏手绢擦了一下，记者董倩没有打断老人的情绪，而是伸出手轻轻抚摸老人布满老茧的手，任老人的情绪蔓延开来。这一段长达数十秒的镜头，在此刻胜过了所有语言的控诉。当两双反差强烈的手相互紧握时，电视机前的观众无不为之动容。然后是对话――记者：“大娘，如果不是采访的话，您还愿意回到这个村子来吗？”老人：“不回来，我说过这个村子我就是死了也不回来，讨着吃也不回来。”不同的切入视角，节目的叙事方式也不一样。

（3）延伸视角。主要通过层层迭进、开拓视角实现，目标是达到话语的综合大于局部话语之和，构成所谓“弦外之音”、“题外之旨”的传播效果。

深度报道讲究“小处着手，大处着眼”，也就是通过对事实的深层开掘，揭露被各种权力、利益、道德观念和偏见等遮蔽的真相，从而延伸人们对事物是认知范围，满足受众的“期待视野”。不仅如此，深度报道还以对复杂问题的深层探究为己任，触及社会时弊，讨论诊疗方案，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

从观照事物的方式看，为延伸视角，记者把思路向纵深发展，寻找深层意蕴的事项，以恰当的语言揭示事物自身的特殊构成及内在联系。然后，用生动的事实或技术手段由表层到内质，由现在追溯过去，由结果寻求原因，由表层探索深层，一层层地挖掘事物的本质。至于视角延伸的手段，许多记者也作了各自的探索，如，层层剥笋、步步追问的方式，提供参照界面、生发意义的方式，通过恰当而有力的评论，启发公众思考的方式等等。对于深度报道来说，“深度”来自于事实，也来自于透视事实的角度，这应该成为人们的一种基本认识。

注释：

[1]参见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87-88页

[2]杰克·富勒：《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观》，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3]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三联书店（北京）2003年版，第101页

[4]叶子：《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传播策略》，《现代传播》1999年4期

[5]《杨义文存·中国叙事学》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新闻调查简介》，

http://www.cctv.com/zhuanti/newsprobe/genduo/jianjie.html

来源：紫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