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四川]与汪毅的方志史观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很多关于高度重视修史修志、重视党史国史的系列重要讲话，要求以史鉴今、启迪后人，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突出“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个主题：“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他强调“多出精品”，犹如一座座的“高峰”；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习总书记说，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笔者感到汪毅先生的近著《方志四川》是遵循党中央和习总书记这系列讲话精神的一部精品力作，表现出鼓舞启迪人民、推动促进社会发展的正能量。 　　一、精品画卷，传播悠久历史 　　汪毅先生曾参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10集文献纪录片《方志中国》文本的撰写。此片曾在CCTV第8频道播出，观众反响很好。2014年11月汪毅应单位的领导同志的建议撰写的《方志四川》――这部记录四川方志历史的专著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全书15万字，各种照片图片200 幅，从而搭建了四川“纸上的方志馆”。 　　四川地区地方志编修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四川各个历史时期的主政者大多重视编修与运用地方志来为政权统治服务。1920年，民国四川省政府颁布了《县志纲要》。它虽然仅有11条，但对民国时期四川所修县志却有具体的规定。这个纲要领先各省，甚至比国民政府1929年颁布的第一个修志规定，即《修志事例概要》还要早9年。民国时期全国共修各种志书1571种，四川就达163种，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数量位居榜首。其中从民国初年出版《綦江县志》《乐至县志》开始，直至1949年刊行《简阳县志》《资阳县志》止，四川所修县志即达125部，几乎覆盖全川，这在全国亦处遥遥领先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国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活动的蓬勃开展，四川省地方志事业也飞跃发展。2003年，《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施行，开创了中国依法修志的先河。四川省第一轮修志成果有：《四川省志》80卷，约3500万字；市县级志312册（卷）计约2.5亿字。四川省第二轮修志工作于2005年启动，讫于2014年底，已出版市、县级志书162册；出版《巴蜀史志》（双月刊）160期，计约1800万字；整理旧志并刊印数十种；同时还建有四川省地方志数据库，获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奖及四川省哲学社科奖计约100个。 　　这些精品良志湛蓝志海，魅力四溅，具有“一花引来百花开”的效应，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 　　汪毅的《方志四川》便诞生于这股修志大潮中。它以满腔激情回眸四川两千年修志的辉煌历史；又满怀信心，展望四川修志的灿烂明天，从而使该书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 　　省级项目。该著为四川省地方志理论研究的一项课题，得到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四川省地方志学会的支持，纳入了课题管理；为完善文本还组织专家召开了研讨会。四川省档案馆、高县档案馆、四川省图书馆、南通市图书馆等给与了支持。 　　奇葩锦上添花。“志书是中国的国粹”。2014年是我国史志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一年。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市，要求“高度重视修史修志”；李克强总理作“修志问道，以启未来”重要批示；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亦接踵召开……在此背景下，《方志四川》的出版犹如“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堪称锦上添花的一朵奇葩。 　　巴蜀方志信史。该著无疑是一部信史。它通过醇香世界（上下）和魅力天地（上下）这四部分，以《山海经》等古籍穿针引线，记载了古代巴、蜀和楚国等国的地理状况和风土、民情、物产、祭祀、巫医、神、怪异等内容；还将笔触延伸入宋、元、明、清、民国、新中国各时代，生动地记录了巴蜀大地的时代变迁与历史发展。 　　纪实报告文学。评论家李朝全说：“写报告文学，犹如作史立传，不能不慎重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它是要为历史留存档案，为时代立此存照，为人群作此画像。”《方志四川》资料翔实，又具典型性，创作态度认真、负责，感情真挚、丰富，语言通俗、流畅。“其出版既是四川地方宣传的一个突破，又是全国第一部以电视纪录片问题方式展现方志文化的著作”。 　　精美舆地画册。四川乃天府之国，自有其独特的文化美及独特的文化价值。《方志四川》以大量画幅反映四川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世界认识四川提供了精美而翔实的舆地风情画。 　　二、理论研究，形成学术体系 　　汪毅先生现为一级文学创作，长期担任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志》副主编，具有长达20年的修史修志生涯。从包括这部《方志四川》在内的其个人或合作著述中可看出他一以贯之的方志史观，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史料翔实、秉笔直书、广采博取、承前启后等。他的一些重要的方志学学术观点形成了一个具有特色的学术系统。他在各种著述中反复表达了这样一些观点： 　　第一独特性。汪毅认为，地方志是一种独特的记忆方式，它横陈百科，为“一方之全史”，是独有的一种地域文化载体。它魅力十足、神奇十分，印证了世界著名科技学者、英国李约瑟的名言：“古代罗马，乃至英国，都没有与中国地方志相比拟的地方文献”。第二，地理性。汪毅指出，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志书可谓奇葩一朵、心香一瓣。它的出现虽不极古，但颇有历史，代有记载。古代早期志书被称为地志、地记、图经等，从内容看主要记述各地山川地理、物产风俗等，所记载情况是以地理方面为主，故严格地说为“地理志”。第三，地情性。汪毅说，地方志乃“一地之百科全书”，记载某地各方面发展脉络，反映各个事物的发展规律与特点。地方志有其独特体例，即包举百科、综叙历史、述而不论，包括述、志、传、记、图、表、录，以志为主。第四，名著性。汪毅引用的四川名著良志，皆具有典型意义或代表性。例如：《四川历代方志集成》（24册）《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华阳国志》《四川总志》《修志“六要”》（章学诚著）《中华民国省区全志・四川省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四川省志》（新编人物志、民族志等）。第五，名人性。汪毅指出，四川是修志大省，人才辈出，众手成志。例如胡昭曦（四川大学图书馆原馆长、教授）、夏建平（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四川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刘琳（四川大学教授）、李新（四川省饮食协会秘书长、《四川省志・川菜志》主编）、章玉钧（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文化学者）、流沙河（诗人、文化学者）、何郝炬（四川省人大原主任、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原主任）等学者专家和领导同志都热情参与或关心四川修志工作。第六，经济性。汪毅在包括《方志四川》在内的著述中不断强调四川经济史的重要性，如指出四川井盐历史悠久，丰富的资源和优秀的开采工艺闻名于世，像川南自贡有“千年盐都”之称。在两千多年盐业历史的进程中，自贡经历因盐设镇、因盐设县、因盐设市的发展，创造了政区建设的奇迹。四川方志便记录了两千年来四川经济的发展历史。第七，抗战性。汪毅认识到，很多史料都记载四川是中国抗战的输血管，是中华民族的根据地。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四川县志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几乎均设有“英名录”，以记载抗日阵亡将士等资料。第八，古籍性。汪毅说，国家重视历代古籍的挖掘整理工作，2009年6月文化部主办“国家珍贵古籍特展”，选编了数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汪毅指出，四川重视旧志整理工作，亦取得成效，认为“我们整理四川旧志的目的，在于保留四川历史的记忆，与历史对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以古鉴今而知得失，为四川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其他形式不可替代的服务”。第九，举国性。汪毅认为，修志是中国的文明传统与明智之举，是“官书、官责、官学”。毛泽东历来重视志书，以掌握地情而资治之用。由于他倡议“各地要编修地方志”，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遂拉开序幕。四川新方志在这方面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这是因为四川有一个由《华阳国志》开头而一脉相承的好传统。真可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作者： 邵长兴 辽宁省鞍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离休干部 　　陆 奇 北京市社科联原巡视员、原副主席， 　　《中国现代方志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