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萨商人在英国的活动及其对英国社会的影响

汉萨商人在英国的活动及其对英国社会的影

响

刘景华/宋峻

【英文标题】The Hanseaic Merchants in England: Their Activities and Influences on the English Society

【作者简介】刘景华，宋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内容提要】 13世纪，德国汉萨同盟商人凭借优势进入英国，并逐步掌握了英国大部分对外贸易。当英国作为民族国家兴起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之时，汉萨同盟却走向衰落，汉萨商人也在16世纪末退出了英国。汉萨商人对英国产生的影响不应忽视。他们向英国国王的贷款，缓解了国王财政拮据状况，抑制了国王与各阶层的矛盾，有助于社会稳定。他们从事英国羊毛和呢绒出口贸易，有助于促进英国羊毛和呢绒的生产，有助于英国与国际市场对接。在汉萨商人带动下，来到英国的德国资本和移民，还为16世纪英国采矿冶炼等“大工业”部门的兴起做出了贡献。

The merchants of the Hanseatic League came to England since the thirteenth century, and they controlled most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England.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when England rose as a strong nation and compe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e Hanseatic League started to decline. As a result, the Hanseatic merchants were ousted from England at the end of that century. The Hanseatic merchants had great influence on England during their stay there. They lent quantities of money to the English kings and relaxed their financial tension. It was favorable to maintain the social stability at that moment. Their engagement in the English wool-and

woolenexport trade inspired the growth of sheep-grazing and

cloth-industry in Medieval England, and linked Englan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e settlement of German capitalists and

craftsmen in England promoted the rise of England's “large-scale ” industry from the midd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onwards.

【关 键 词】汉萨同盟/汉萨商人/中世纪英国/国际贸易the League of Hanse/Hanseatic merchants/medieval England/international trade

中世纪德国政治上长期分裂，由于缺乏强大王权支持，工商业城市便依靠结成同盟来保护和发展自己，其中以汉萨同盟最为典型。汉萨同盟形成于13世纪，到17世纪退出商业舞台，垄断了北海和波罗的海贸易达3个多世纪。“像汉萨这样的团体，过去从来没有过，在商业史上也不曾见过像汉萨这样取得影响广阔且延续时间久远的成就。”[1]198 当汉萨同盟如日中天的时候，其商人凭借优势和特权进入英国，控制了英国大部分对外贸易。随着英国民族国家的兴起，汉萨同盟的优势逐渐消失。当英国充满活力地开拓进取，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竞争的时候，汉萨同盟却逐步走向保守和僵化，汉萨商人势力最终于16世纪末被逐出了英国。本文主要考察汉萨商人及其资本在英国的活动，探讨其对英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汉萨商人能进入英国的原因

随着封建制度确立和商业贸易发展，德国北部城市（主要有吕贝克、汉堡、不来梅和科隆等）为确保商路安全，维护商业特权，垄断北欧贸易，组建了汉萨同盟。同盟内各城市可开展自由贸易，同时鼓励同盟商人到非汉萨地区进行商业活动。非同盟商人到汉萨城市从事贸易或过境，则受到了严格限制。在国外，汉萨商人常享有与当地居民同样的权利，甚至拥有很多特权。14世纪中期，汉萨同盟成长为一个海上贸易“大帝国”，其势力范围东起诺夫哥罗德，西经布鲁日

至伦敦。属于汉萨同盟的城市，鼎盛期达到80个之多。[2]60 汉萨商人在英国活动的开展，正是依赖同盟这个强大凭靠而进行的。

英国经济尤其是商业的相对落后，给汉萨商人的进入提供了机会。13世纪，当汉萨同盟逐渐形成，不断编织着自己的贸易势力网的时候，英国还在“民族国家”的门外徘徊：政治上缺乏强大的中央王权；经济上分散、欠发达；地理上是一个典型的孤岛，内敛性强，与外界联系不密切。这时的英国是名副其实的乡村社会。即使到14世纪后期，1377年人头税申报显示，全英格兰人口约为200～250万，城市人口仅占10％左右。[3]169 土地与农牧业是经济生活的重心，但土地的开发利用、农业生产技术水平都极为低下，农作物产量很低。出于对利润的追求，英国商人还把粮食运往国外佛兰德尔、加斯科尼等地，换取纺织品和酒类。从1348年“黑死病”到15世纪初，英国人口减少了大约一半，社会陷入严重混乱。[4]181 中世纪英国也是欧洲最重要的羊毛输出国，但海外贸易很大程度上依赖北欧的航海和造船业，因为英国自身的造船与航海技术长期落后。这一时期的英国商业只是在地理上有所“扩展”，而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发展，在英国对外贸易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外国商人。

由于本国商人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弱，英国国王采取了许多措施，吸引外国商人来英国经营。早在1157年，亨利二世就允许科隆商人在伦敦建立会馆，并提供保护和一系列特权。[5]90 并说只要他们按既有规定继续缴税，就应将他们当作国王自己的人看待，不向他们征收新税。[6]128 科隆商人后来是汉萨商人中的骨干。汉萨商人之所以能够方便地在英国经商，也就在于他们极力与英国国王建立和维持良好关系。他们为英国王室提供了蜂蜡、大麦和弓箭装备等物品，大量工匠被授权为王室服务，获得了在英国境内自由贸易的保护令状。当部分郡长蔑视王家令状时，国王甚至亲自出面为汉萨商人的利益进行调解。[7]165 如科隆商人还以科隆大主教或德皇代表的身份活跃在英国，不仅提供船舶运输，还向王室提供贷款。作为回报，1302年爱德华一世曾给他们亲笔写信，鼓励他们放

心大胆地经营。从13世纪末起，汉萨商人效仿意大利人，以信贷银行家的身份，将小额资金贷给普通伦敦人，将大额资金借给王室。已知最早的一例发生在1299年，爱德华从一个包括吕贝克、科隆和多特蒙德人在内的汉萨商人团体借款500英镑。大规模的贷款行为始自爱德华三世。1338年，他从4个多特蒙德商人那里借走1200英镑，以特许出口400袋羊毛作为回报。后又从科隆商人和多特蒙德商人手中借得750英镑和5000英镑。[8]57 汉萨商人的应缴关税也因此大幅度降低，他们向英国输入产品时，所交关税往往比英国商人还少。为了有效地保护自身利益，汉萨商人于1339年成立了一个13人以上的财团，第一年借给国王

1.8万多英镑的贷款。1340年，向英王提供一笔8300英镑的贷款，旨在换取3386袋羊毛的出口特许状，以及在15个英国港口收取关税的特权。接下来两年，该财团又向英王提供贷款1万英镑。1345年，爱德华三世拒付意大利商人巴尔迪和佩鲁齐的欠款。后者破产后，汉萨商人便取代了意大利银行家，成为爱德华所需钱款的提供者；作为交换，爱德华将以前意大利商人享有的特权均给予汉萨商人，还赐予其羊毛出口特许状。汉萨商人正是把握了英国财政欠发达、商人实力薄弱这一时机，凭借自身优势进入英国；而他们不断向英王提供贷款，又为其在英国的频繁贸易活动创造了条件。汉萨商人进入英国的过程，就是其特权不断膨胀的过程。经济特权以及为经济利益服务的政治特权，是吸引汉萨商人来到英国并居留下来的动力。

二、汉萨商人在英国的活动

汉萨商人是13至16世纪英国商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是在英国进行贸易活动的外国商人中最成功的团体。它取得了一系列特许权，税收上享受的优惠比本国商人还要多，为其他外国商人哪怕是同样具有势力的意大利商人所望尘莫及。[6]127

（一）汉萨商人在英国的总据点：伦敦“钢院”商站

建于1267年的伦敦斯蒂尔亚德（Steelyard ）商站，即“钢院”商站，是汉

萨同盟四大海外商站之一。商站一直存在到1598年英国政府取消汉萨同盟的特权之时，长达300多年。它是汉萨商人在伦敦乃至英国活动的一个总据点。 “钢院”商站位于泰晤士河西岸，伦敦桥上游。汉萨商人拥有自己的码头，从海路运来的货物在这里直接卸下并储存。商站周围设置围墙，自成一体，拥有自己的货栈、计量所、办公处和住宅。商站大厦是一幢三角形屋顶的多层高大建筑，有三个用铁皮包裹的圆形大门，有塔楼，站长是这里的最高长官，住在第二座石头建筑里。两座石头建筑中间是庭院，许多房屋簇拥在周围。大致有90所不同用途的房屋，包括大型储藏室、商务专用房、会所、储布室、酒窖、住室和厨房等。[9]19 职员侍者被分编在叫做“家庭”的单位里，由“管家”负责，纪律非常严明，妇女被禁止进入院内，他们也拥有武器用于自卫。

尽管“钢院”商站建于13世纪，但其重要性的凸显当在15世纪。早期汉萨商人进入英国的时候，分布区域是比较分散的，聚集在一个个小商业据点内；只是到了15世纪才集中到伦敦附近。[8]243 这些“东方商人”（Easterlings ）①、汉堡商人、吕贝克商人和普鲁士商人（英国人对汉萨商人的不同称谓）到达英国后，最初的定居点通常都在东部沿海港口。只是随着汉萨商人在英国活动的日益频繁，“钢院”商站才日显重要，至少聚集了60个同盟城市的代表。它在英国的地位颇似近代的“租借地”。“这种商业侨居地在其建立的国家中享有司法豁免权，因而亦为母邦领土在国外之延伸部分，在其商人中实行德意志法律。汉萨同盟并没有为此类特权付出任何代价。”[1]224“钢院”商站作为汉萨商人在英国活动的主要场所，颇像一个辐射源，其影响伸展到整个英国。伦敦成了汉萨商人在英国的总部。“钢院”商站在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共设有45个营业所或账房，[1]226 汉萨商人通过它们进行频繁的商业活动，保有并不断获取新的特权。在这“国中之国”中，汉萨商人自行管理，他们拥有超越当地人的“一等公民”身份，最终招致了英国人的反对，连英王也感叹给予汉萨商人特权的无奈。从“钢院”商站拥有武器以求自保来看，汉萨商人的特权是经常受到挑战的，

虽然“他们成立自己的组织，但经常受到当地人带有敌意的侵犯”[9]1。

（二）汉萨商人从事英国的进出口贸易

14、15世纪，汉萨商人掌握了英国相当大份额的进出口贸易。他们运进英国的商品种类繁多，包括莱茵葡萄酒，普鲁士的铜、铁、羊毛、谷物、木材、树脂，俄国的皮毛和蜂蜡等。英国对蜂蜡的需求量大，而汉萨商人对该商品拥有绝对的进口垄断权。他们经常囤积居奇，牟取高价。1309年，他们减少供货量，使价格翻了一番，此举使英国损失了1000英镑。海关统计表明，15世纪中叶有531英担蜂蜡输入英国，而这只占汉萨商人输入英国商品总量的5％。由于英国的谴责，以及汉萨商人出于维护自身形象的考虑，15世纪下半叶蜂蜡进口量持续上升：1475～1479年，每年运进1000英担左右；1480～1483年，每年进口2750英担，总额达5200英镑，占汉萨商人输入商品总额的18％；1528～1529年度达到破纪录的8455英担，占汉萨商人输入商品总额的25％。[8]245 仅蜂蜡输入一项，汉萨商人在1475～1479年、1480～1483年和1528～1529年这三个时间段里，平均年毛利润分别为400英镑、1100英镑和3382英镑。这些仅是占汉萨商人输入英国商品总额两成左右的获利情况。汉萨商人输入英国的葡萄酒，包括法国葡萄酒和莱茵葡萄酒两种，在海关统计中被合二为一。15世纪初，输入总量为6000吨，1408～1420年超过了1万吨，1475～1480年降至5000吨，随后又有所增长。这些葡萄酒大多卖给了东部沿海和内陆的大城市。

在英国的出口产品中，羊毛是汉萨商人重要的贸易品之一。英国的羊毛贸易由来已久，其中1273～1276年，羊毛年出口量达32784袋。但随着英国毛纺业的发展，这种纯原料性质出口的羊毛贸易自14世纪开始呈下降趋势，14世纪上半叶前期降至3万袋左右，14世纪上半叶后期为2万袋左右，1450年仅为8000袋。尽管汉萨商人所承担的出口量由最初的1440袋升至14世纪中叶的3500袋，但受14世纪羊毛出口减少的总体趋势影响，汉萨商人在羊毛出口中所获收益日益减少，便转向了利润更为丰厚的英国呢绒出口贸易。

14世纪末，呢绒成为汉萨商人从英国出口的主要商品。1366～1368年，汉萨商人的英国呢绒出口量仅为年均1690匹，1392～1395年达到年均7827匹，25年增长了3.5倍。到15世纪，呢绒出口已占到汉萨商人从英国出口商品总量的90％，数量介于年均0.6～1.5万匹之间；16世纪，达到年均2.5万匹左右，最高峰时达到3万匹。若以价值衡量，1446年9月至1448年9月，汉萨商人在英国的进出口交易总额为4.7万英镑，其中2.59万英镑为出口，2.11万英镑为进口；1479～1482年，交易总额达6.1万英镑，其中出口额为3.2万英镑。汉萨商人的呢绒出口量占英国呢绒出口总量的比例，由1366～1368年的年均11％逐渐升至15世纪的年均20％左右，1554年达到30％。正因为如此，“汉萨商人成了英国尤其是格罗斯特郡呢绒生产者最受欢迎的顾客”[8]244-245,435。 汉萨商人在英国呢绒出口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也要看到，汉萨商人在这项贸易中所获份额只有20％～30％，那么其余的70％～80％由谁分享了呢？除了20％左右被其他外国商人分享外，其余大多数则由英国商人所得了。这就说明，即使是汉萨商人活动的鼎盛时期，当纺织业逐渐成为英国的优势产业时，其主要产品呢绒自然会被英国商人力求掌控。而汉萨商人之所以能分得2～3成的出口份额，是因为“尽管呢绒出口是英国海外贸易的生命线，但汉萨商人是英国商人与北欧市场的桥梁”[10]28。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是英国商人所不容许的，他们必定要利用自身优势，与汉萨商人展开竞争。

汉萨商人对英国其他出口商品的掌握就微不足道了。一份15世纪末的但泽文件曾提到了康沃尔郡的铅和马口铁，还有亚茅斯的青鱼（主要销往汉堡）、羔羊肉和野兔皮。像盐、酒和水果这些经常位于各国出口之列的商品，也只是在运输过程中取道英国而已。

（三）移居英国的汉萨商人及其他德国人

在汉萨商人的带动下，还有更广范围里的德国人来到英国。在13至16世纪的英国各种档案文献中，不时有汉萨人和德国人的名字出现，这说明移居英国的

汉萨商人以及其他德国人数量不会很小。汉萨商人在英国经常出现在法庭上接受控告，有记载的最早案例出现于13世纪初。1210年，两个名叫塞格维纳斯和马克马努斯的科隆人被控强奸并抢劫了英国妇女维玛卡。罪行确证后，两人被投入监狱，但二人宣称自己不能同其他罪犯关押在一起，因为他们握有皇帝奥托四世颁发的保护状。他们希望获得特殊待遇，因为他们为英王的侄子提供了支持，他们当庭出示证据以使自己逃避惩罚，特权加上经济的优势地位使他们期待享有较好的待遇。在文献中这宗案件后来不再被提起，因而难以判断塞格维纳斯和马克马努斯是否获罪，[7]167 但案件审理过程本身反映了汉萨商人在英国享有特殊待遇。

随着贸易据点的建立以及贸易活动的频繁，许多汉萨商人取得了英国国籍。获得国籍的一种途径就是与当地人通婚。已知获得英国国籍的最早例子是1309年，但必须以一个城市作为依托。由于这增加了操作难度，国王于1324年将授予外国人英国国籍的权力收回，而赋予外国商人享有同英国商人平等的权利和经济特权。这种好处一开始只有影响力大的汉萨商人即贷款给国王的人才能享受，后来才推广到其他人。“到了14世纪下半叶，‘英国居民资格’与‘汉萨特权’具有一致性了，这种国籍形式拉近了汉萨商人同英国王室和当地人的距离，极大地扩大了汉萨商人的影响”[8]56。汉萨商人获取英国国籍成为“当地人”，对其在英国的活动大为有利。有的人在政治方面崭露头角。如一位叫作阿诺德·泰德马的科隆人曾被选为伦敦的郡长，他还担任诸如“伦敦市民金库看管人”的公职。这样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与伦敦显赫家族的关系，使他进入了城市和英国的政治生活圈。他是伦敦城一个富有组织的成员，卷入了亨利三世与西蒙的战争，并以保皇派的姿态出现，因而一度被解除郡长职务。随着王室的胜利，他才被恢复原职。[7]192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汉萨商人同国王政府的密切关系。对更多的汉萨商人来说，取得英国国籍是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这些“英籍汉萨商人”大多在英国定居下来，他们在当地买房置地，并且凭借着汉萨商人和“当

地人”的双重身份，享有特权以及高于本地人的地位。这种优势更方便了他们将北欧、俄国等国家的商品运入英国、又将英国商品转运出去的贸易活动。

随着交往的扩大，许多并非汉萨商人的德国人也成了英国的“外来移民”，“包括入侵者、商人、雇工、避难者以及因其他原因来到英国的人，都成为定居者”[9]1。早在13世纪末，就有德国矿工来到康沃尔矿山工作。德国人被看作炼铁、晒盐、提纯糖、制玻璃和织毯方面的专家，更有不少人“以金匠、珠宝匠、钟表匠和技师的身份来到英国”，他们中多数来自以工艺技术中心而闻名的纽伦堡。啤酒酿造工艺于14世纪由北德人传入英国，甚至在200年以后，伦敦的大酿酒厂至少有一半仍由德国及荷兰酿酒师把持，很多英国人酒厂也雇佣了不少外国技术工匠，其中必有德国人。史学界一般认为，正是“德国工匠将许多劳动领域内鲜为人知的和改进的工艺带入到了英国”[9]21。16世纪后期，德国来的资本与英国人联合建立了“王家矿山公司”和“金属压延厂”，专门经营铜锌矿的开采和黄铜材料（铜锌合金）的炼造，其中的技术骨干多是德国移民工人。如凯齐克炼铜厂里有400多德国工人在劳动；伦敦王家兵工厂里也有德国的军器匠。

[11]177 一个叫约翰·斯皮尔曼的德国人于1588年在多特福德建立了一个造纸厂，哥特弗雷德·鲍克斯于1590年组装了一台生产铜丝和铜板的机器。[12]65 有些德国移民还从事诸如刀剑、钢铁和缝衣针等金属制造工业，“艾列斯·克鲁斯，一个缝衣针制造专家，于16世纪中叶来到英国”[12]66。伊丽莎白时期伦敦的德国人和佛莱芒人移民中，有大约150个铁匠，20个珠宝商，50个宝石工匠。

[13]37 16世纪来到英国的德国人中不乏精英。有的人出身贵族，[9]5 有的是学者，如曾在牛津大学任教的化学家彼得·斯达荷，生产磷的哥特弗雷德·汉克维茨，曾在牛津大学工作的慕尼黑数学家尼古拉斯·克劳泽。一些来自德国的内科医生，成了1518年成立的皇家医学院的成员。还有很多文学家、神学家和艺术家来到伦敦定居。一位叫作汉斯·赫尔宾的奥格斯堡画家从1529年起生活在英国，创作了许多著名画像，1543年逝于怀特豪尔宫。[12]64

究竟有多少汉萨商人及其他德国人活跃在英国，统计出确切的数字很难，但可通过一些片断数据了解。意大利人博纳迪纳斯·奥格纳斯曾于1548年有一个统计，说生活在伦敦的德国人超过了5000人。玛丽女王时期有很多新教徒离开了英国，但到了伊丽莎白时代，统计表明伦敦的德国人为3838人，其中3100人为常住人口。纳尼斯在1800年出版的一本游记中，提到约有3万名德国人生活在伦敦。这个数字可能有夸大。数字难以确切，也在于汉萨商人在英国活动了几百年，贸易活动使其经常奔走于各地，给统计带来了困难。此外，通婚等因素也使外来人逐渐本地化，有的连名字都更改了，如施米德变成了史密斯，斯坦豪斯变成了斯通豪斯，斯波尔曼改成了斯皮尔曼等。[12]74 汉萨商人及其他德国人来到英国后，几乎都选择了伦敦、伊普斯威奇、雅茅斯、赫尔这些沿海或内陆靠近河道的大城市。这些城市频繁参与汉萨商人的海上转运贸易，德国工匠的先进工艺打下的技术基础，都有利于英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汉萨商人势力在英国影响的消退

虽然汉萨商人在英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种依靠特权甚至霸权等非正常手段所获得的利益，毕竟不能维持长久。都铎王朝建立后，英国逐步向强大的民族国家迈进；本国商人势力的崛起，使得政府转而支持“本土派”。相比之下，缺乏强大中央政权支持的“城市帝国”——汉萨同盟已相形见绌；以从事转运贸易为主的汉萨商人也逐步落后于历史的步伐，因为他们没有强大的生产基地作为后盾。相反，16世纪的英国，生产性因素大为增长，贸易品以本国产品为主，发展力和竞争力日渐增强，因此，汉萨商人在英国的影响逐渐消退。

15世纪以前，英国人在商业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汉萨商人成为在英国享有特权最多的外国商人。15世纪中叶后，随着汉萨商人在英国呢绒出口份额的增长并逐渐集中到伦敦，势必不利于英国本土商人的活动；而英国商船在松德海峡被汉萨同盟扣押，又超出了他们的忍耐限度，因此伦敦发动了反对汉萨商人的狂潮。这种反对还在1468年演变成了激烈的暴力行动。爱德华四世（1461～1483）

因财政问题而关注本国人与外国商人的冲突。起初，他力图保证不过分限制汉萨商人的特权，抵制对汉萨商人的偏见，确认汉萨商人在英国的自由，同时也规劝汉萨同盟重开对话，争取英国商人所呼吁的“互惠”，商讨英国商人在汉萨城市应享有对等的贸易特权。[10]51 虽然两国间的商业摩擦不断，但同汉萨的商业往来不可能完全禁止。如科隆商人同英国关系密切，为英国提供很多进口商品，也是汉萨商人在伦敦呢绒贸易中的主力，还同伦敦有财政往来，将其完全排除出英国贸易显然是不明智的。故此爱德华四世转而采取分化政策，在同科隆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打击其他汉萨商人。1468年危机暴发时，汉萨商人被召集到国王那里，他们虽然做出了让步，但伦敦市长仍以国王名义拘捕了“钢院”商站的人，并查封了仓库。波士顿等城的汉萨商人也被拘捕，船只和货物被扣押，[10]55 只有科隆商人获得了有限自由。1471年，爱德华再次将特权只授予科隆商人，于是与汉萨的冲突复起，经过漫长的谈判，双方于1474年签订了《乌德勒支条约》。但汉萨同盟的胜利进一步加深了英国商人的不满，科隆和其他汉萨城市并不牢固的关系也表明了同盟的松散性，因此，汉萨同盟在后来的竞争中更加乏力，“汉萨同盟的内在缺陷迟早会随着大的经济变革而暴露出来”[14]。

15世纪末英国逐渐形成民族国家后，在同汉萨同盟的竞争中越来越占据了主动权。国王的收入迅速增长，也在财政上减少了对外国商人的依赖。如亨利七世的总收入从1485～1490年的年均5.2万英镑，上升到1504～1509年年均14.2万英镑。[15]111 都铎时代作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营造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英格兰具有比大陆其他国家更为优越的经济管理制度。”[16]145 加上英国人从汉萨商人那里获得了一些先进生产技术，甚至是商业竞争的经验和教训，②[1]236 这些都促使英国经济步入了快速发展轨道。英国本土商人阶层也在成长。14世纪后，商人开始成为生产关系变革的有力推动者和最大受益者。他们有了自己较为完善的组织，如伦敦有12个著名的号服公会。商人经济实力增强，出现了许多富商，可以取代外国商人向英王提

供急需款项。因此，国王逐渐与本国商人结成政治经济联盟，商人给予国王以经济支持，国王则给予商人权力支持，对内取消外国商人银行家的特权，取消关卡，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对外实行经济民族化政策，帮助商人进行贸易扩张。由此，英国的商人阶层已成为一支人数众多、有一定组织、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的重要社会力量。

从英国商人与汉萨商人接触的那一天起，双方的斗争就未停歇。在早期，英国人针对汉萨商人的斗争，一般只是抢劫、扣押、抗议、增加税收、限制特权等低级形式。一份由普鲁士使者1386年向英王提交的备忘录，记载了英国商人对汉萨商人所采取的暴力行为：1375年，一位但泽市民的商船和酒都被英国扣押，他携带着普鲁士官方文件等有力证据连续4次打官司，最后以败诉而告终；

[8]389 1381年，一艘满载蜂蜡、皮毛等货物的普鲁士商船在肯特郡附近失事，船上价值600英镑的货物被当地居民哄抢一空；1383年，汉萨商人伊哈德·斯通船长，在约克教区出售木材、树脂等商品时，当地人找由头诋毁他，最后少支付了55个金币。汉萨同盟也采取了相应的反击措施。如普鲁士认为英国商人出售的呢绒不符合尺寸规定而将货物罚没，英商因此每年损失达1000英镑。英国商人妻子不得去限定区域，违者罚没所有货物。汉萨商人借口他们在英国享有特权，将向英王缴纳的关税由每匹呢绒2先令9便士减至每匹不足12便士，使国王的利益严重受损。1404年英国商人到达施特拉尔松后，当地人抢劫了他们的货物并将其投入监狱，其损失达到820英镑[8]391。英国商人对此强烈不满，并把上述情况记录在1404年一份抗议汉萨城市的文件中。当英国经济有了显著提高后，商人们也不再局限在自己的领土内“防御”了，他们开始走出去在海外市场上与对手竞争，使得“汉萨最初最为关心的就是英国人的威胁”[17]235。15世纪后，由于英国商人在贸易活动中受到很多限制，他们抱怨汉萨商人凭着旧特权所支付的关税比英国商人自己还少，双方摩擦愈演愈烈。但不管英国政府承受了多少要求废除汉萨商人特权的压力，直到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汉萨商人才确实

失去这些特权。[18]95

英王室改变对外国商人的优厚政策、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有一个较长过程。早在1390年，英国政府针对外国商人颁布命令，禁止他们将在英国赚得的钱携带出境，而必须购买英国商品。15世纪后，英国对外国商人的活动进行限制，在税收上对他们课以重税。如羊毛出口税率最后定为：英国商人为33先令4便士，外国商人为66先令8便士[18]269。都铎王朝时期，英国对汉萨商人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亨利七世削减了他们的特权，规定输入产品仅为成衣一项，并要求汉萨同盟给予在汉萨城市中经商的英国商人以同样的贸易优惠。亨利八世认为汉萨商人的特权妨碍了英国经济发展，对其采取打击与怀柔相结合的政策。1552年，英国枢密院寻找借口作出反对“斯蒂尔亚德”的判决，部分剥夺了汉萨商人的商业特权。而伊丽莎白女王则坚决打击汉萨商人，提高外国商人输入货物的关税。

汉萨商人的特权和生存空间就这样被极大地压缩了，而英国商人的竞争力却在不断增强，进入汉萨人的传统市场。英国商人的主要做法是积极发展乡村工业，控制国内市场，不断增加出口，再向海外市场推进。16世纪中期，英国商人开拓了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市场，于1554年成立了莫斯科贸易公司。1556年汉萨商人在伦敦的特权被取消后，更加鼓舞了英国商人在北方市场的扩张，1579年成立了专营波罗的海贸易的东陆公司。1611年，英国“商人冒险家公司”将总部迁到了汉萨同盟核心城市——汉堡，进一步打开了北欧市场。

在英国商人的挑战下，汉萨商人的特权被撼动了，“当得知特权被禁止后，‘斯蒂尔亚德’立即决定所有的汉萨商人都不要再从英国或安特卫普购入英国呢绒织品了，甚至希望所有的汉萨产品停止输往英国”[19]295。同时，汉萨同盟派出公使前往英国交涉，但同盟内部已经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汉萨商人发现继续维持贸易特权已很困难。大约从1550年开始，英国商人与外国商人为贸易特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558年9月，但泽抱怨说，英国商人夺取了他们的利益，

企图让自己经营储存在那里的英国呢绒。[19]301 汉萨同盟试图妥协，但伊丽莎白继续奉行强硬政策，使进入波罗的海的英国船只激增。到伊丽莎白统治末年，包括汉萨商人在内的外国商人在呢绒出口量上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19]387 竞争在16世纪末结束了，伊丽莎白驱逐了伦敦的汉萨商人，于1598年将“斯蒂尔亚德”商站最终关闭。[12]64

汉萨同盟作为一个历史名词，永远尘封在了中世纪。“但是，汉萨商人毕竟是外国商人在英国活动的一个典范”[12]15，其对英国产生的积极性影响不应简单地抹杀。他们向英国国王的贷款，虽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但毕竟缓解了国王财政拮据状况，抑制了因可能增征税收而产生的国王与国内社会各阶层的矛盾，有助于社会稳定。他们从事英国羊毛和呢绒贸易出口，虽然依仗了某些特权，但在英国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有助于促进英国羊毛和呢绒的生产，有助于将英国与国际市场对接，也刺激了英国本土商人走向国际市场竞争的愿望。在汉萨商人带动下来到英国的德国资本和工匠，还为16世纪中期英国采矿冶炼等所谓“大工业”（large-scale industry ）部门的兴起提供了技术力量和资金支持，这些“大工业”被有的学者认为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最早开端。③

收稿日期：2008－08－10

注释：

① 英国货币单位Sterling 一词来自这个名词，表明汉萨贸易对英国财政金融影响之深远。

② 汤普逊在《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中说：“汉萨商人寡廉鲜耻，牟求私利，凶残蛮横，但他们却深知内地和出口贸易之全部奥秘，欧洲的其他部分正是在汉萨的严酷‘学校’中获得了教益。”

③ 此说为英国工业史家内夫（J. U. Nef ）所提出。参见其所著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 （1932年第1版，1966年第2版），以及论文“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nd the Growth of Large-scale Industry in Great

Britain, 1540－1640”和“Prices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France and England, 1540－1640”. 两文均载卡勒斯－威尔逊（Carus-Wilson ）主编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第1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

【参考文献】

[1] 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M].徐家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 波特．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 蒋孟引．英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 摩根．牛津英国通史[M].王觉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5] KERSHAW R, PEARSALL M. Immigrants and Aliens, A Guide to Sources on UK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M]. Surrey (England): Public Record Office, 2000.

[6] LLOYD T H. Alien Merchants in England in the High Middle Age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

[7] HUFFMAN J P. Family, Commerce, and Religion in London and Cologne: Anglo-German emigrants, c 1000－c 1300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8] PHILIPPE D. The German Hansa [M].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and Co LTD, 1970.

[9] PANAYI P. Germans in Britain since 1500[M]. London: The Hambledon Press, 1996.

[10] FUDGE J D. Cargoes, Embargoes, and Emissaries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5.

[11] 吴于廑．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12] COLIN H. 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 in British Society [M]. Lavenham: The Lavenham Press, 1978.

[13] NICOLSON C. Strangers to England: Immigration to England 1100-1952 [M]. London: Wayland Publishers, 1974.

[14] SALTER F R. The Hanse, Cologne, and the crisis of 1468 [J].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31-1932.

[15]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16] 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M].乐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7] 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第2卷[M].钟和，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18] 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M].周荣国，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19] LLOYD T H. England and the German Hanse, 1157－1611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转自《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11期第86～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