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影响--无所不在的外部性

没有核武器，就没有网络经济。这个命题看似荒谬，但却不容置疑。很少有人知道，今天叱咤风云的国际互联网的前身，是美国在60年代为了确保在前苏联先发制人的核战争中能够发出报复指令而建立起来的军用通信网——APAR网。而这个网络向民用领域的扩展则应归功于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所支持的NSF网络在各个大学和大型科研机构的迅速普及。这个过程的全部投资几乎都是由美国政府来完成。

克林顿政府所提出的建设遍布整个美国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也将基本上由政府来承担全部开支。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政府对于信息网络的大规模投资，我们很难想象因特网在今天的美国能够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功。像微软公司这样的企业几乎是免费获得了发财致富的基础条件，而不必为此付出哪怕一分钱的成本。

按照西方经济学对于完全竞争所作的假设：生产产品的成本及其销售收入全部都归卖主，而这种产品的收益及购买它的全部价格都属于买主。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未被市场交易包括在内的额外成本和收益被称作外部性。譬如说，化工厂通过排放污水将生产成本以污染环境的形式转嫁给了社会和子孙后代，从而逃避了添置净化设备所需的大量开支，由此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这就是典型的外部性。

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外部性的存在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自由市场机能的发挥，甚至是降低市场效率、导致市场失灵的罪魁祸首之一。但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中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定的外部性。而经济学家们普遍相信政府对市场的干涉，以及政府本身的经济行为，诸如政府订货、转移支付等等，通常是导致这种外部性存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像亚马逊网上书店这样的公司居然能够在不断赔本的情况下发展壮大，惟一的解释也只能是存在着巨大的外部性——充裕的投资“补贴”，从而使得经营者和消费者都至少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必为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生产成本劳神操心。这就是经济当中的典型的外部性。只不过存在的根源并不在于政府，而在于那些对网络时代和电子商务充满信心的赌徒和头脑不太冷静的人们。

任何一本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都会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告诉我们：外部性和信息不充分、过度竞争以及臭名昭著的垄断一样，是市场失灵的四大原因，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当尽量采取措施予以避免。但是这并不等于外部性的存在必然导致经济效率降低。或者说政府应当从市场打道回府，对经济生活撒手不管。甚至在经济危机远未到来前的很多的情况下，在政府的主导下，一定程度的外部性的存在即使对像美国、欧洲、日本那样的发达的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也是必要的。

当美国企业前往第三世界国家投资设厂的时候，这些企业往往抱怨当地落后的交通条件和基础设施使他们在生产经营中付出了额外的成本。这实际上就是外部性的另一种表现。今天当人们在谈论美国企业的成功经验时，往往仅仅看到他们在生产经营中所取得的成绩，而对于他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产经营以致取得成功却视而不见。这样一来，美国企业的成功秘诀就全部被归结为了个人的努力和市场的作用。

但事实上，美国企业的生产经营中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外部性。从国内市场看，美国政府是这种外部性的主要提供者。从国际上看，美国作为一个最发达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则是美国企业外部性的源泉。这种外部性使美国的企业和美国的经济不需要付出特别的代价就可以获得许多来自国外的好处，从而为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基础。

这一点人们只要看看这个国家最近50年来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所作所为，再想想不受控制石油价格对一个稳定的经济体的巨大破坏力，尤其是对拉动通货膨胀的“卓越贡献”；或者看看2004年当油价一举逼近50美元的高价位时，遍布欧美国家的抗议人群中那一张张怒不可遏的面孔，就足够了。

从持续了20年之久的每桶2美元的原油价格到在两伊战争中的波斯湾油轮武装护航行动、再到帮助被颠覆的科威特埃米尔·贾比尔夺回富庶的油田，美国政府不仅为每一个美国家庭带来了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为美国企业带来了丰厚的超级利润，而且为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繁荣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持续稳定。这种外部性的存在并不单纯是一个政府负不负责任的问题，更是经济发展和市场稳定使然。

其他国家为本国企业提供的外部性，美国政府都提供了。这个国家的各级地方政府的支出中有1/3是用于教育。巨额的公共教育经费投入为美国经济提供了大量优秀劳动者。这无疑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美国社会劳动生产率，一方面又使得美国企业节省大量用于人力资源培训费用。

80年代初，当习惯了使用社会提供的高素质劳动者的美国企业前往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投资时，最使他们苦恼的是这些国家落后的教育状况，使得寻找优秀的本地劳动力常常会成为痛苦的经历。他们不得不一方面用较高的工资去吸引那些有着大学学历，甚至高中文凭的当地人前往他们的企业劳动。另一方面，又得耗费巨额的资金和大量的时间去对这些劳动者进行培训。其结果往往使得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生产的成本大大超出原来的预料。

美国发达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为美国企业和美国经济在人力资源方面形成积极的外部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始于60年代的国际学生交流计划，通过向落后国家的大学生发放奖学金，吸引了大量的外国优秀人才前往美国。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在完成学业后，并没有回到自己的国家，而是在美国获得了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这种趋势从80年代开始愈演愈烈，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优秀学生前往美国接受高等教育。

从表面上看，这是美国在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和提高世界人口素质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但实际上，通过这种交流计划，美国无偿获得了那些本来就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为培养人才所进行的大量人力资本投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高等学府就像是赴美国留学人员预科班一样，徒劳的耗费着本国有限的教育资源为他人做嫁衣衫。以致于像印度新德里理工学院这样的为数不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名牌大学的校长，只能无可奈何的哀叹他们的学校不过是美国的“养鱼池”。

在印度这个信奉精英主义的国家，政府通过牺牲国民教育的福利性和普及性，维持着发展中国家中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体系。然而，这个耗资巨大的教育体系最大的受益者却并非是印度经济，而主要是形形色色的各种美国高科技公司。从这个角度说，具有“高度国际主义精神”的印度政府也是美国经济的外部性的一个重要源泉。这种问题并非只在印度次大陆才存在，整个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的有所表现。即使在我们这个有着浓厚儒家传统的国家中，当人们听说某人在美国学成归国效力时所表现出的敬佩之情，不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了对人才流失的无奈了吗？

TOFEL、GRE、GMAT使得高等劳动力市场在各国间的分割状态终于开始土崩瓦解了，这个市场正在逐渐向着瓦尔拉斯所描述的“一般均衡”逼近。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才和知识就是力量；但是对于具体的人来说，知识就是具体的财富、成就。面对能够实现这种知识和财富的转换的发达市场的诱惑，一个正在向货币化分配转型的发展中市场仅仅通过提供道德说教和社会尊重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悖论看似可笑，但却近乎真理——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培养得出优秀的人才，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支付不起使用这些人才的工资，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些高素质的人才在美国大使馆门外排队等候签证；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继续从事这种代价昂贵的活动而乐此不疲。

所以美国企业在第三世界国家难以寻找到高素质的人才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在当地，那些有着较高文化水平的青年人，都在想方设法企图前往美国去寻找他们的“美国梦”。于是第三世界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在面临人才匮乏的同时，又在为美国经济输送大量的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