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型诗人的真性情

　　摘要： 　　干天全是当代一位具有出众写诗才能的学者型诗人，他从事诗歌创作四十余年，写下了不少优秀的诗作。他最新出版的这卷诗歌里的作品时间跨度十多年，所选诗歌近两百首。这些诗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情性、智性与技艺有机的结合，其题材广泛，视野开阔，艺术表现手法多样化，其审美风格鲜明地体现出个性特征，显示出了诗人深厚的生活积累与艺术功底。他在诗歌理论研究与诗歌批评方面也有深刻的见地，关于中国当下诗歌精神的重建、新诗诗体的发展、诗歌的意象与意境、诗歌语言的艺术特征等方面都发表了独到的论述，阐释了他对新诗发展的主张和建议。 　　关键词：干天全；诗歌；题材；语言 　　干天全先生的诗人身份是和诗歌研究专家联系在一起的。他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发表诗歌，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分别出版了诗集《梨花纷飞》、《无巢的树》和《天全诗词》，至今还不断地在发表诗歌。他在诗歌理论研究与诗歌批评方面有深刻的见地，关于中国当下诗歌精神的重建、新诗诗体的发展、诗歌的情智关系、诗歌的意象与意境、诗歌语言的艺术特征等方面都发表了专门的论文，阐释了他对新诗发展的主张和建议。我曾在《红岩》评论栏目中读到过他的一篇诗论，他对国内诗坛现状的熟悉以及其独特的诗学见解与立场，让我看到了他对当下诗歌创作与批评敏锐的观察与判断力。 　　我是带着某种程度的好奇心进入《干天全散文诗歌选·诗歌卷》的阅读过程的。读了诗卷开始部分的几首诗，我就感觉到一种阅读的愉悦感，经验告诉我，这位被阅读的诗人的文本在艺术上是值得肯定与期待的，随着阅读的进一步展开，我越来越认定天全先生是一位具有出众写诗才能的学者，或者说是一位很有学养的学者型诗人。 　　天全先生的这卷诗歌里的作品时间跨度十多年，所选诗歌近两百首。纵观这些作品，其题材广泛，视野开阔，艺术表现手法多样化，其审美风格鲜明地体现出个性特征，显示出了他深厚的生活积累与艺术功底。 　　写景状物、描写人物是许多诗人均要处理的题材，是在普遍意义上考察一个诗人是否具备艺术功底的重要标尺之一。天全先生在这两个题材领域的艺术表现在我个人看来无疑是出色的。在以景物为表现对象的诗歌作品中，他将创造的意象提升到艺术化表现的空灵境界。《宿命的奇葩》以具有东西文化象征的“大丽菊”为描写对象，在情感“混血”、比喻出奇、富有灵动气息的立体化诗句中，呈现了“大丽菊”移植中国后而具有西方开放、热烈的情感和东方典雅美丽气质的艺术形象，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她”的一往情深。诗人围绕着“大丽菊”这一核心意象，展开了在开阔时空中自由穿梭的精神漫游，以其丰富的想象力与表现力奠定了该诗不俗的艺术品位。 　　干天全的写景状物诗不仅能巧妙精致地还原景物的自然属性，而且还善于赋予自然景物以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体现了诗人作为一名人文学者的本色身份。《中国桃花》一诗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文本。中国古今有不少文人吟咏桃花，大体有两类：一是借桃花赞美自然之美，二是描写女性形象。而干天全的这首桃花诗却别开生面，在中国的桃花诗史上首次将桃花作为了中华民族为了追求美好理想而前赴后继的精神象征。诗人通过“中国桃花”的主体意象，对中国传统桃花意象的源流和象征意义进行了眼光独到的廓清与创造，以强烈的现代意识解构了传统的桃花意象，让中国桃花具有刚柔之美，最后将“中国桃花”的文化意义内涵提升到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层面与高度，充分显示了诗人深厚的历史文化修养与现代人的生存意识和价值追求，并鲜明地展现了诗人对于自然景物富有主体性与个性化处理的超凡能力。 　　与写景状物诗相似，干天全描写人物的诗篇也很有功力和特色。进入他诗歌书写范围的人物系列涵括古今中外，他在诗篇中努力抓住与表现人物的精气神。在《江畔竹林》里，他描绘唐代女诗人薛涛并揭示了她不幸的命运。“几人能算红颜的知己/索笺的人只为索你的芳心/唱和的人只为唱自己的风流/你痛惜朱颜枯黄时/吟诗楼下再也听不到熟悉的步履/绝望中你悄悄走进冷寂的坟茔/坟旁的那株桃花叶落枝残/不忍目睹啊/满树都是被攀摘的伤痕”。纪念当代人民公仆焦裕禄的那首《泡桐树》，天全先生以十分简略而传神的笔作刻画出了焦裕禄的灵魂，“通往他乡的站台上/难民围着你/太多了 伸手的人/你流出眼泪/恨不得把自己喂给他们/回来，别再逃荒/种泡桐吧 乡亲们/你带头挖出树坑/种下一棵公仆的良心”。这样的诗让人读起来心灵颤动，在对真正的人民公仆肃然起敬的同时，不能不久久思索着人性和人格在历史与现实中的痛苦演变。 　　天全先生写景状物、描写人物的诗篇数量很多，在他的诗集中占有较大的篇幅与比重，上面所举出的几首诗只是其中的代表性文本，但它们足以彰显天全先生整体上的学养和扎实的艺术功力，凸现出他实力派学者型诗人形象。 　　诗集中人生（生命）感悟诗篇所表达的是诗人对人生、生命本身的哲理性感受与认知，体现了天全先生诗歌的智性品质。《夜半偶感》（组诗）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文本，其中的《树》写道“挺拔站着 叫树/被火烧尽 叫灰/随风吹散 叫无”。在时间与命运中，万物形态的实与虚，生命价值的有与无，都蕴藏在了诗人的“树”中。《木鱼》“离开水/游进空门/天生的自由/被香火熏得直挺//干枯的身躯/显示超脱/每年的放生节/你再也游不进江河”。以失去自由的代价高悬庙堂，接受香火的结果是失去天生的自由。“木鱼”敲响的是捍卫自由的警示，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朔到庄子“宁其生而曳尾于塗中”的人生态度。对中国根深蒂固的权力意识及衍生的各类争夺话语权现象，干天全先生用它的《权话语断想》进行了尖锐的讽刺，“鹦鹉们拼命争夺话语权/有了它，可以卖个好身价/把话语当做权力的鸟/是想统治所有飞禽的叫声/乌龟相信话语权而默不作声/麻雀相信话语权而异口同声/佛祖说世上从没有话语权/只有权话语/不信你看看历朝历代/不喜欢佛经的皇帝/就让菩萨人头落地/不喜欢道教的皇帝/就让真人绝灭山门”。每层断想均可独立成章，如此精悍而含意深刻的小诗不能不发人深省。天全先生感悟人生与生命的那类诗都很短小，但很精致也富有深刻的哲理。这样的诗句让我们豁然开悟，却难言其妙处。简单说来，天全先生在诗歌创作中用“禅悟”来展示其智性品质，为他的诗歌文本带来了一种汉语的智慧之美。其表面看似具有空门禅悟的色彩，实际上却与空门格格不入，体现出的是凡人生存的情性与生命本身需要的韵味。如何对待生与死、快乐与痛苦的问题，天全先生的《住院日记》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答案。他在为舟曲地震罹难同胞下半旗那天生病住院，躺在病床上，他为地震罹难同胞也为自己祈祷，在亲人和鲜花跟前，他“不知伤口去了哪里”，明知道自己的生命已成了“一条搁浅的鱼”，依然“本能地闯进相濡以沫的意境”。真难相信，他把病房也当做诗意栖居的地方，生着病也在用诗抚慰着自己的心灵。他对病痛与死亡的坦然心态和乐观豁达的性格在这组诗里可见一斑。 　　天全先生的观光记游类诗篇也值得关注。这类诗歌不太容易写好，它往往会流于风光或风景等事物的表面，很难写得深刻而又精彩。但在这卷诗的第八辑《浪迹天涯》中却有不少佳作。代表性的《海南记行》组诗里收集了他的十多首记游诗，这些诗很少去写那些表象的优美风光，更多的是去发现历史演变的沧桑，揭示名胜古迹和民情风俗中的人文底蕴。《寻找海瑞》里，诗人以敏锐的目光穿透因腐败造成的大批烂尾楼，在心灵里呼唤正直清廉的海瑞。《东坡，羡慕你》表达了对苏东坡被流放的深切同情，以反讽的口吻写出了他的悲哀命运。《箭下的爱情》撕下了“鹿回头”这个美丽传说的虚伪面纱，暴露出箭下爱情的残酷，读来让人触目惊心。《西藏印象》组诗中的《布达拉宫》，以庄重的叙述语调与微妙的反讽手法的结合，使得传统意义上关于神殿“布达拉宫”的描述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解构性的意义，诗作本身的新意也由此脱颖而出。在《从唤鱼池到东坡醉月》的组诗里，天全先生借古代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和现代爱情沦丧的社会现象，表达了强烈的失落感和忧伤，从心灵深处呼唤着爱情的回归。其他的那些游记诗也充分体现了他寄情山水、崇尚自然和追求自由的精神。 　　时事述怀类诗篇在此是指记录社会现象与重大事件的诗歌作品。天全先生这方面的作品体现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在“杜鹃夜啼”、“龙的辩说”等专辑的诗里，诗人对社会的弱势群体现象，对分配不公和贪污腐败现象都给予了关注，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良心良知。《安得广厦》并非重复杜甫的心愿，而是对杜甫的心愿被现实所歪曲而生发的痛苦与愤怒。《叱咤风云》不是赞美改天换地的英雄，是对弄虚作假，愚弄民众的时代之风所作的深刻揭露和讽刺。《捡破烂的老头》、《桥头上的打工者》、《卖唱的小姑娘》则是对那些有着不幸遭遇的人们的悲悯和善良的关怀。这些诗歌之所以感人，是因为诗人倾注了真情实感和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关怀。5·12大地震是中华民族遭遇的特大灾难。身在灾区四川的天全先生，面对这场灾难，以他的诗笔在灾情的第一时间呼吁着救灾，鼓舞受灾同胞与死神抗争，赞美英勇救灾的英雄，不仅写下了较多的诗歌在网上流传，还在灾情发生十多天后就开始组织人力通宵达旦地编辑诗集《国殇》和散文集《大爱无疆》，为抗震救灾贡献着力量。他所写下的地震诗歌收集在《血泪 荡涤我们的灵魂》这辑诗中。这些诗对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灾难和感人事件，以及诗人在灾难中对生命的特殊感悟作了全方位的记录，宏大的场景描述与强烈真实的情感体验是最为突出的创作特点。由于是在地震期间这种特殊时刻写下的诗，多属于急就的“号角”之作。这些诗有一定的艺术想象力，其情感体验有很强的震撼力，属于崇高的审美范畴，但却不自觉的陷入了公众化话语表述的圈套，少了一些个性化的东西。对此， 我们都能理解，这并不是天全先生的艺术水准问题，主要是抗震救灾的急迫形势所要求的时效性、功用性所导致的一种必然性结果。 　　天全先生近十多年的诗歌创作是和他的诗歌理论研究互相促进的，从诗歌创作内容到形式的多种探索，使他对新诗的现状及未来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他在诗学精神、新诗诗体、意象意境、诗歌语言及诗歌批评等方面的论述，都切合了新诗创作的实际与新诗发展的需要。新诗诗体建设是目前诗学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前沿问题，新诗诞生近百年来，诗体的类型主要有自由诗和新格律诗，这两大类的各种诗体诗式都远没有成熟和定型。天全先生就新诗诗体重建的必然性及重要性，对新诗诞生以来的自由诗和新格律诗的形式建设的得失，以及新诗诗体如何重建等问题都发表了有益的见解，他认为：“要推进新诗诗体的建设，我们既要重视从中国古典诗词中借鉴利于今用的形式因素，也要善于吸取西方现代诗形的合理因素，同时还要认真客观地总结近百年来新诗诗体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在现有诗体诗式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国新诗诗体的建设和快速发展。”①这样的观点避免了诗体建设上的全盘西化或放弃传统的片面性，对于新诗诗体的探索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天全先生身在诗歌现场，一直关注着当代新诗的动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新诗严重脱离了社会与时代，反崇高、反英雄、反担当、反文化的写作开始泛滥。90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不少诗人将自己的写作态度置于“私人”而不是诗人的立场，无视公众，逃避现实，随心所欲地写日常生活琐事和绝对个人的心灵感受。针对从上个世纪末延续到当下的诗歌危机与诗歌精神危机，天全先生在《重建诗歌精神的当下阐释》一文中呼吁诗歌精神的重建。他指出：担当精神体现着诗人的人生责任和社会责任，道德精神体现着诗人的人格和社会文明。作为我国当下的诗歌，既应以审美的姿态反映时代的进步和文明，也不回避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抱以必要的审丑姿态。但应明确的是，审丑与审美的立场是一致的，两者都应具有鲜明的道德精神。正如波德莱尔所说：“恶习是诱人的，应该把它描绘得诱人，然而它拖着特别的道德疾病和道德痛苦，应该描绘这些疾病和痛苦。像在医院里工作的医生一样研究一切创伤吧。”②这是以现实的审丑态度来体现救治道德疾病和道德痛苦的担当。天全先生关于审美与审丑的看法与波德莱尔审丑的主张异曲同工，都强调了其中的道德精神。 　　在诗美的追求中，天全先生十分看重意象、意境和语言等诗美的重要因素。他认为从诗歌创作艺术的要求来看，诗人情性志趣的抒发离不开内在情愫与外物表象审美契合而成的意象，而诗歌意旨和艺术魅力的集中体现离不开意境。意境能综合和升华全诗意象而体现出整体性、深刻性的诗意。若没有意境，即使有一定的意象或众多意象的诗，也往往是情思浮泛寡味或情绪杂乱的诗。要写出既有审美价值又有认识价值的诗，就必须重视意象和意境的创造。对诗歌的语言性质及如何运用，他有自己独到的认识，“诗歌是极致的语言艺术，诗美的各种因素都是由诗的话语来蕴含和外化的。诗歌话语的内在性质和构建形式的特殊要求决定其具有丰绰高深的精美凝性、片言以明百意的高度概括性、语不接而意接的大度跳跃性、合情趣而悖‘文理’的超常性以及和谐变化的节奏韵律性等别于其它文学体裁话语的艺术特征。”③这些特征的高度概括，对诗歌语言的属性及特殊的艺术形态作了理性的判定，也明确地区别了诗歌语言与散文、小说等文学体裁语言的不同性质和审美差异，表现出天全先生对诗歌语言的深刻理解和美学取向。 　　在第三届华人诗学名家论坛上，天全先生对诗歌批评与理论研究脱离诗坛实际的各种现象发表了批评意见，他认为我国的新诗及其理论至今在国际诗坛上没有大的影响和应有的地位，其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诗歌和理论西化的痕迹太重，缺乏创造性和民族性，并严肃地指出：“抛弃古典诗词和传统诗学的土壤，生搬硬套西方诗歌的形式及其诗歌理论，不但不利于我国新诗向具有民族性和现代性相统一的方向发展，反而会因为邯郸学步似的追求而不会走自己的诗歌道路。束缚于或依附于西方诗学，就体现不出我国这样一个诗歌泱泱大国的创造精神和作为。”④他的看法受到与会诗人和评论家的赞同，大会闭幕词中说：“干天全先生的《诗歌批评与研究的误区》发言对我们从事新诗批评和研究敲响了警钟。” 　　从天全先生的学者型诗人的身份定位来看，他的诗歌创作才能和诗歌理论研究水平值得我们充分肯定。他坚持写诗三十余年而始终诗兴不减，是其诗人真性情的天然流露，是发自内心对诗歌的热爱。因此，他选择写诗并且同时研究诗歌，在我看来也就顺理成章了。而从天全先生的诗歌文本中丰富性的表现手法与审美风格来看，他是一位注重技艺并在诗歌写作上显示出经验丰富的诗人，正是情性、智性与技艺的有机结合，才使天全先生熔铸出诸多优秀的诗歌文本，这是他作为诗人的一种优势与价值之所在。作为同行的朋友，我期望天全先生诗心不老，继续在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中有新的感受，新的创意和新的收获，在当代诗坛充分展示自己无可替代的创作优势与艺术风采。 　　注释： 　　①干天全：《中国新诗诗体重建的思考》，《青海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②[法]夏尔·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③干天全：《诗歌话语的艺术特性》，《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11期。 　　④干天全：《诗歌批评与研究的误区》，《红岩》2010年第1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黄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