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及其启示

作者：李东明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科版 1995年09期

　　邓小平同志指出，当前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左”的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十分关注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问题。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什么是“左”，小平同志认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①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其本质的方面是对立斗争的，其非本质的方面是相互依存的，我们不能只看到本质的方面而忽视非本质的方面。这是过去的一个重要教训。邓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过，“左”的错误在党的历史上泛滥最长，危害最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曾连续出现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他们在政治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致使我党在那个时期一直没有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使我党长期孤军奋战，这是党的事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对于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防止“左”倾错误重犯，是大有俾益的。

　　一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了革命，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南京国民政府，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如何认识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当时党内的主要看法是：蒋介石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叛变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中共‘八七’会议告全体党员书》认为，蒋介石的叛变表明“民族资产阶级离开国民革命的阵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他如今和买办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大地主相象，将要成为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统治之支柱。”这个时期出现的在党中央先后占统治地位的三次“左”倾错误的代表者，都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敌人，当作革命的对象。要打倒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

　　1927年11月到1928年4月，党内出现了以瞿秋白同志为代表的第一次“左”倾错误。他们认为：“中国国民革命战线之中，资产阶级几次退出革命战线而走入反革命营垒”，“中国资产阶级根本上与剥削农民的豪绅地主阶级相联结相混合、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②1927年11月由瞿秋白同志主持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完全全地投降了外国资本，”“绝对的背叛了民族解放运动。”决议在提出“没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财产，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大工厂大商店银行矿山铁路等，收归国有”的同时，又提出了“工厂归工人管”，“如果小厂主怠工闭厂，便也没收他的工厂的“左”倾口号。

　　1928年4月，我们党结束了瞿秋白同志“左”倾盲动主义在党内的统治，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等问题的估计和政策上，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六大”政治决议案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地主豪绅的反革命营垒”“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很快地，党又被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路线所统治。1930年6月11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中指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

　　第三次“左”倾错误以王明为代表，它是在反立三路线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产生于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主张“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③王明在其“左”倾路线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中写道：“资产阶级的大中阶层及一切资产阶级改良的派别，都各是反动营垒的一翼。”“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下，根据地推选了“左”倾的工商业政策。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通过的“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盲目规定工作时数，提出过高的工资标准和难以接受的福利待遇。同时执行了过“左”的商业政策，规定过高的商业税率，对商人过重的捐款、罚款。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推行的“左”的路线、政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从1927年11月到1935年1月，党内先后发生的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都主张，在政治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消灭资本主义。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犯了同样的错误。

　　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连续出现的三次“左”倾路线，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是错误的。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从政治方面看：一是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毛泽东同志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能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④毛泽东同志认为，要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须从中国社会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发。现时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因此，现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绝不是革命的敌人，而是无产阶级要联合的对象。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代表者都是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任务没有明确规定，错误地认为进行民主革命必须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因此，过早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二是没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从而划清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界限。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中所遇到的重要问题之一。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两个部分。他指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个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⑤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等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压迫。尽管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革命中有软弱动摇的一面，但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是不可调和的。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他们是民主革命的动力之一，而不是革命的对象。而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区分清楚。把大革命时期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代表人物的叛变，看成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整个资产阶级都看作革命的对象，从而带来了为渊驱鱼的不良后果，给革命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从经济上看，忽视了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存在的必要性。一是看不到其对国民经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必然还是优势。”因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即使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和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⑥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该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在经济上是完全必要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甚至是有害的。

　　二是看不到其对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意义。在经济落后的中国，要想改变根据地人民的生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物资供应，使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基础得以巩固，就要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这对根据地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1932年下半年，由于“左”倾领导者在根据地推行过“左”的经济政策，结果商人不敢做生意，一些私人工商业者先后歇业倒闭，使得人民群众不满意，红军生活也受到影响，致使苏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影响了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事实证明了私人资本主义对根据地建设的作用，而“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对其的过“左”政策是错误的。尽管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后，在严酷的现实和挫折面前，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进行了一些调整，但“左”倾指导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因而，“左”的经济政策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纠正。

　　从认识论方面看，主要是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这个时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错误相当盛行。王明等人提出要“百分之百的忠于国际路线”，更使这种错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把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当作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叛变后，斯大林认为：“蒋介石的叛变表明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国内反革命中心已经产生，国民党右派已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革命。”⑦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也断言：“蒋介石的政变意味着各种阶级力量的重大改组。”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退出了民族革命阵线，投向反革命阵营。”⑧并提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只有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完成。”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共产国际又把它看成整个小资产阶级的叛变，认为“国民党内小资产阶级一派所领导的武汉政府也倒向反革命阵营。”⑩我们党这个时期就是依据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做出对资产阶级的分析的。

　　三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在如何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曾屡犯“左”倾错误。继民主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之后，社会主义时期又屡次发生“左”倾错误，直到酿成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而民主革命时期的“左”倾和建国后发生的“左”倾错误，都与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直接相关，并以此为起点。因此，考察历史上党对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及其根源，以总结历史教训，对于从根本上解决我党屡犯“左”倾错误这一问题，是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的。

　　通过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三次“左”倾错误及其原因的探析，我们得到如下启示：

　　启示之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正确认识我国的国情，清醒地判断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就是不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我国的社会主义不是脱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脱胎于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初步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前夕，现代工业仅占百分之十，而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的程度非常低。这就决定了我国并没有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必然经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去完成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完成的任务，即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就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并存，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允许和鼓励集体经济、个体经济、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经营经济、私人经济有一定的适当的发展。

　　建国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对我国国情的认识还是清楚的，从我国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把主要锋芒对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并一再指出，新民主主义时期也就是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因此，建国后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

　　1952年，党根据中国的国情，反复酝酿要在10—15年时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但在后来的实践中，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

　　进入五十年代中期，党的八大前后，我们党对我国国情的认识还是清醒的。

　　但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党没有认清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同于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过早地强调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此后，从1957年到1978年的二十年里，由于在认识上严重脱离中国国情，“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经曲折，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和损失。

　　今天，我们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明确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没有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以此为出发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1)

　　启示之二：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应一概排斥，而要加以利用，才有利于使我国繁荣富强起来。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中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社会形态，但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有它存在的历史必然性。

　　对于这一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早有认识。延安时期中共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就规定：允许广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解放战争时期仍然强调过，新民主主义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的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又提出要在经济上保护自由资产阶级，在长时期内允许他们存在，并使他们的经济在政府法令许可下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了利用资本主义的重要性。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张闻天就提出过要尽量利用私人资本。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与约翰·谢伟思的谈话中指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12)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也提出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积极性以利于发展经济。但对其消极的方面要进行限制。这表明，中共在纠正了三次“左”倾错误后对这个问题在当时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现在，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不是马克思设想的单一全民所有制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就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

　　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到：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应一概排斥，而要加以利用，才有利于使我国繁荣富强起来，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适当发展，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现阶段，资本主义还不会根除，资产阶级的剥削现象仍会存在，我们要善于引导，使之纳入政策允许的轨道。坚持对外开放，利用外国资本，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启示之三：“左”倾危害源远流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要认真汲取历史的教训，着重从思想上对“左”倾错误给予清算。

　　毛泽东深刻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来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13)他说：“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14)

　　当前，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左”的方面。为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避免重蹈以往“左”的覆辙。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要认真汲取历史的教训，正确地分析“左”倾错误产生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以及错误的实质和产生的根源，着重从思想上对“左”倾错误给予清算，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而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注释：

　　①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②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

　　③《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④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⑤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⑥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

　　⑦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

　　⑧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⑩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三册

　　(11)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12)毛泽东《与约翰·谢伟思的谈话》

　　(13)(14)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