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谈写作

1.回到自身，成为自己

时间:2014/03/28 16:16

摘要：3月26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主办的“通识教育大讲堂•作家谈写作”系列公开讲座首场报告在公教一楼1205教室举行

回到自身，成为自己——孙郁教授畅谈当代智性散文

3月26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主办的“通识教育大讲堂•作家谈写作”系列公开讲座首场报告在公教一楼1205教室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以“当代的智性散文”为主题进行了演讲。开讲仪式由杨慧林副校长主持，近200名学生到场听讲。

孙郁教授首先借用王小波在《怀疑三部曲》中的观点，指出当下文学最大的缺陷就是“无智”和“无趣”，提出我们提倡的应该是有智趣、有学养的“智性散文”。他以自身的散文写作经历引出当代智性散文的概念，认为其是以一种感性的方式呈现出认知世界与表现自我智慧的散文。

接着，孙郁教授梳理了从晚清以来智性散文的发展脉络。晚清时期，龚自珍的“满城文武附风雅，不及苍生杜少陵”，魏源的“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和章太炎的“文章要走逆俗之路”，最能阐明智性文章之道，即“逆俗”。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白话文的使用丰富了文章的样式，其中以周氏兄弟的文章为代表的“学者之文”贡献杰出。与之对应的是以巴金和萧红为代表的作家之文，他们依靠生命内觉的丰富性写作。从新中国成立到80年代，文章为泛意识形态和泛道德化所制约。

从80年代起，京派文学的文章理念彰显，激进主义思潮滋长，言志派传统兴起，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钱钟书、唐弢和吕叔湘为代表的学者的散文中。他尤其称赞钱钟书所作的《管锥编》，称其以“串糖葫芦”式的写作方法串起古今中外的诗文，并引用钱钟书的“东海西海，心里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阐

明摄取东西方文化而作为认识世界的参照的重要性。

孙郁教授谈到现代的智性散文的两大传统：周作人传统和鲁迅传统。80年代，周作人的文风得到弟子们的继承和发扬，首先是张中行。孙郁教授以张中行《晨光》中的一段为例，认为张中行通过晨光讨论自我与存在，下笔轻淡，但心绪广阔，作为思想者的哲思闪动”，并认为《顺生论》是京派散文的代表。其次是黄裳。他向大家推荐了黄裳于上海编辑的《古今》杂志，称赞其“通过谈天说地，咀嚼学理，呈现出人的生命状态”。至于“年轻的一代”，他提到止庵和缪哲等，并表示欣赏带有匪气的反向写作，因为“中国的文章有时太假了，太装了，用汪曾祺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洒狗血’；而这些人写文章，正是无所顾忌的”，“恰恰是因为他们存在，近三十年的散文才有了底气，未来的作家是要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继续攀岩；文字背后有人性，有历史，有哲思，才会让人反复吟咏”。 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鲁迅研究成了显学，而鲁迅的思想恰恰是没有列宁主义的。因此，“50年代到70年代文章能站住脚的很少，基本上是伪研究”。随着文革结束，许多作家提出“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真正继承鲁迅先生之精神的优秀作家也开始出现。“在作家里，对鲁迅描述最深切的要属孙犁。”他称孙犁早期文风清灵典雅，“文革”之后看到了人性之恶，文风转而为沉郁幽暗，从而使中断的鲁迅传统复活了。其次是张承志，其文章有“浩然之气”，在“咀嚼历史的遗产”中显露出“不屈于失败的果敢、顽强”。还有林贤志，“散文自成一格，敢于说不，骏急，奔放，而沉郁，拷问自己的灵魂”。论及他一贯推崇的汪曾祺，他认为其文就像“宋人笔记，简洁潇洒，读起来比典册文亲切，《容斋随笔》可以为代表”，并称赞其智趣超过前人，懂得文章之道。 紧接着，孙郁教授谈及另一类因接触革命文学和西方文学而另辟蹊径的散文。他列举了文章充满禅意的史铁生，以及受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影响的周国平。对于颠覆传统阅读习惯的王小波，则“开辟了另一个审美走向”，用狂欢式的写作表达了最圣洁的思想，是“天外来客般的写作”，是“当代智性散文的标志”。而“游荡于东西方的奇人”木心所写的文章则神奇般地显露了“雷电之笔”，是现时代难得的文字。

讲座的最后，孙郁教授与现场同学进行了交流互动。他总结道，“白话文写作不到一百年的历史，有收获，也有荒年”，而“汉语是有希望的，希望仰仗于在座的青年”。他对同学们充满期待，并勉励青年人“回到自身，成为自己”。 （文：张亮 唐逸文 图：文轩）

2.“作家谈写作”系列公开讲座第二讲 王家新教授讲解“外国诗歌的翻译问

题”

时间:2014/04/10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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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4月9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主办的“通识教育大讲堂•作家谈写作”系列公开讲座第二场在公共教学一楼1205教室举行

4月9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主办的“通识教育大讲堂•作家谈写作”系列公开讲座第二场在公共教学一楼1205教室举行。著名诗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王家新教授以“你可以充满信心地/用雪来款待我——外国诗歌的翻译问题”为主题进行了演讲。

王家新教授首先以自身的经历谈及翻译诗歌对一代人的唤醒。在那个荒凉愚昧的年代，翻译诗歌不仅给作为个体的诗人带来精神上的慰藉，而且在悄悄唤醒和恢复人们对诗和语言的感觉。在那个思想禁锢和语言禁锢的年代，“地火仍在地下运行”。这个“地火”，就包含了几十年文学翻译所积聚的语言能量——戴望舒翻译的洛尔迦、陈敬容翻译的波德莱尔、罗大冈翻译的艾吕雅、查良铮翻译的普希金、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其中大量涉及到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诗人的创作和诗句）等“供批判使用”的“内部参考书”，这些都成为文革中后期人们满怀颤栗偷吃的语言禁果。

最为重要的是，那些金属般富有质感的诗句之于后来的朦胧诗潮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正如北岛评价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时所言：“这套四卷本的回忆录，几乎是我们那代人的圣经”。自此，早期朦胧诗诗人一开始就确定了以陌生化和异质性的语言为自己的艺术目标。作为对那个“假大空”时代的抵制和摆脱，中国现代新诗在中断了几十年之后，又重获一种自己的诗歌语言。

其次，王家新教授阐述了“诗人译诗”的意义。从五四前后开始的诗歌翻译，

尤其是“诗人译诗”，在中国新诗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一个“先锋”的重要角色。它在很多意义层面都起到了创作所不能取代的重要作用，其本身已成为新诗“现代性”艺术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诗的“现代性”视野、品格和技艺主要是通过翻译尤其是“诗人译诗”建立起来。百年来的“诗人译诗”，为中国新诗带来了语言上的新质，也在不断推动着“语言的自我更新”。

随后，王家新教授梳理了“诗人译诗”的传统。以胡适为起点，继而有戴望舒、梁宗岱、冯至、戴望舒、卞之琳、查良铮等诗人译者。进入八十年代，“诗人译诗”的传统得到恢复，其中以北岛最为著名，其翻译的北欧现代诗歌为译诗开拓了新的领域。自九十年代以来，“诗人译诗”受到推崇。王家新教授以黄灿然和李以亮翻译的东欧诗歌为例，说明作为诗人译者，他们的优点在于能重建汉译的节奏，这是其他译者所不具备的。他之后以张曙光翻译的米沃什和自己翻译的策兰为例，谈到作为翻译对象的诗歌作品要和自己的精神气质相契合，这样才能达到灵魂的沟通。

最后，王家新教授引用乔治•斯坦纳的名言作为总结：伟大的翻译比伟大的文学更为少见。在交流互动环节，面对同学们对于译诗合法性的质疑，王家新教授认为，“诗歌会在翻译中重新获得生命力，翻译不是简单的复制。对于译者而言，译诗意味着再创造。正如本雅明所言，‘在译作中，原作生命在译文中得到了新的更茂盛的绽放，而臻于一个更高、更纯粹的境界’”。

（文：马德州 编辑：文轩）

3.文学院阎连科教授讲述写作他以为的好小说

摘要：4月17日晚，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阎连科教授在图书馆多功能厅作了主题为“我的理想仅仅是想写一篇我以为的好小说”的演讲

4月17日晚，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阎连科教授在图书馆多功能厅作了主题为“我的理想仅仅是想写一篇我以为的好小说”的演讲。此次活动是文学院今年文学节系列活动之一。

阎连科教授首先谈到理想的问题。他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认为人的理想、梦想，在少年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到了青年以后，所有的想法就都会变成欲望，不仅仅是单纯的理想了。他清楚地记得，饥饿引起的欲望是他对理想生活最早的认识，“我小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吃一盘炒鸡蛋”。贫穷和饥饿，也使他对物质条件优越的城市充满了向往，“那时候对权力崇拜,对城市向往,崇拜一切美好的东西”。他把自己和《红与黑》中的男主人公相比，“小时候就想逃离那个乡村，就像司汤达笔下的于连一样”，“后来我用两年时间写了三十万字的小说，我经常说于连进城的欲望还没有阎连科进城的欲望大，他没有阎连科的艰辛付出。”阎连科教授正是在“进城”中深刻地体会到权力的巨大影响力。

接下来, 阎连科教授探讨了当代中国小说的问题。他指出，十九世纪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经验已经成为中国作家的包袱。他认为，十九世纪的小说无疑是取得巨大成就的，十九世纪的小说家在塑造人物形象、刻写人物命运和推动情节发展等方面非常成功，但不难发现他们彼此的相似之处。而现在中国的批评家们都习惯于用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标准来衡量中国当代小说，要求作家们反映真实、描写真实。中国作家自己也背负着沉重的十九世纪文学标准的包袱。在这个问题上，阎连科教授十分欣赏和尊重卡夫卡，他认为卡夫卡是伟大的二十世纪作家，因为“他丢掉了写作一定要塑造丰满人物这个包袱，把二十世纪所有作家从十九世纪文学标准中解放出来”。在他看来，二十世纪最为大的两个作家是卡夫卡和马尔克斯，而马尔克斯也从卡夫卡身上吸取了很多写作经验。

随后，阎连科教授着重阐述了本次讲座的主题“我的理想仅仅是想写一篇

我以为的好小说”。他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都提供了“我以为”，这一点应该引起中国批评家的注意。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不应该忽略文学应有的个性，现在很多中国作家追求共性、丧失个性，很多作品都可以与其他作品找到联系,但却找不到区别在哪里。而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要有“我以为”。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世界的贡献很小，因为很少有影响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其他国家的作家。

讲座最后，阎连科教授与在场同学进行了交流互动。对于什么是好小说的疑问，阎连科教授认为，好的小说恰恰是从西方小说中退出来，但也不能回到明清小说里去。中国作家现在要做的就是跳出经验的圈子,走出受西方文学影响的写作怪圈，寻找东方的现代性。否则,中国小说难以走向世界，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

（图/文：文学院党委 编辑：文轩）

4.

作家谈写作第三讲举办 探讨马尔克斯与中国当代文学

4月23日下午，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阎连科在公教1205教室为大家带来了以“马尔克斯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为主题的演讲。

阎连科教授首先为我们剖析了中国人的“马尔克斯情结”——“马尔克斯是在世的作家里最受中国人欢迎和推崇的，至少前几天（马尔克斯逝世前）还可以这么说。”马尔克斯进入中国是在八十年代以后。当时，“文化的沙漠中冒出文学的宇宙”，许多知识分子从文学角度反思“文革”浪潮和考虑社会的改革，相继出现了“伤痕小说”、“改革文学”。与此同时，外国文学作品也蜂拥而至，马尔克斯及其文学也随之而入。然而在浩如烟海的外国作家和作品中，为何我们对拉美文学和马尔克斯情有独钟呢？

阎连科老师分析了以下主要原因：其一是拉美大现实和乡村生活的小现实与中国的相似性——看似的荒诞、夸张的事件背后却是社会的现实存在。这也是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其二是马尔克斯的故事常以家族兴衰为背景，就像《红楼梦》、《家》那样符合中国人的口味。其三是马尔克斯高超的写作技巧，以及其可借鉴性。独特的结构、“流动空间”里的人、物描写等写作技巧，给当时的中国作家带来极大的补充。其四，对马尔克斯的崇敬，还因为《百年孤独》这样几乎达到无可比拟的高度的作品。此外，马尔克斯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从写作技巧和风格到写作流派，马尔克斯极大影响着中国当代作家。然而，阎连科教授也指出，马尔克斯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羁绊。因为我们太爱马尔克斯了，以至于“每一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与《百年孤独》发生联系”。但阎连科教授认为，最大的束缚不在于作家，而在于文学理论。我们对魔幻、荒诞现实主义的理论研究始终没有跳出马尔克斯和其他的拉美作家。最后，阎连科教授分析了今日中国文学相对于拉美文学的不同和变化。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以及苏联文学的影响等是拉美文学所没有的。但阎教授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现实是不可控的。所谓“不可控”，即指现实过于复杂，以至于单个作家或作品根本不可能把握社会的发展脉络。基于种种差别，他建议文学界应抛弃过去的一些理论包袱，“超越现实，超越可能性，走进（他人眼中的）不可能”。

在交流互动环节，一些同学提出了网络小说的问题。“存在即为合理”，阎连科教授认为这类小说也应该建立自己的门类、批评理论和批评家。

（文：杨凯轮 王伟 编辑：文轩）

5. 作家谈写作：刘震云教授讲述“当故事告诉现实——从貂蝉到潘金莲” 时间

:2014/05/30 17:25

5月27日下午，“通识大讲堂•作家谈写作”系列公开讲座第六场——《当故事告诉现实——从貂蝉到潘金莲》，在公共教学一楼1205教室举行，由我院教授、著名作家刘震云主讲。

刘震云教授首先谈及了“通识教育”这个概念的两种英文表达

——“Liberal Education”、“General Education”。他直言后者的“General”带有自由的、广泛的、讨论的等深层意味，更贴近此概念的实质。同时，他间接阐述了“通识大讲堂•作家谈写作”系列公开讲座所应该具备的性质意义。 接着，刘震云教授直指讲座的主题——“当故事告诉现实”，即中国历史上千古流传的美女们的故事所带给我们的现实启示。从幼女子貂蝉不顾封建伦理纲常，为挽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之中而游走于董卓和吕布之间的故事开始讲起，刘震云教授解析出一个拨动了中国历史指针的女子形象，可结论却是：由于社会的残酷，这样的拨动最终并未改变什么，历史依然循环。感人至深的凄美爱情“霸王别姬”令人想起的是项羽的目光短浅和拙于阴谋诡计，杨玉环和武则天反贞节、反纲常、反道德的爱情和政治故事久为传唱，而唯独为了追求爱情而僭越贞操、谋杀亲夫的潘金莲却遭受世人的唾骂。这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怎样的性质特征？这样的提问无疑发人深省。

他随后总结了故事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我们往往把攀附有政治因素的毫无廉耻的爱情故事作为高尚来看待，却把单纯的爱情悲剧视打压得一无是处；规则的制定者最不遵守规则，道德的维护者最不遵守道德。

最后，刘震云教授以《水浒传》为背景，讲了李师师、林娘子和孙二娘三个女性的故事，以及由“招安”事件引出宋江的深远见识。在这里，刘震云教授把整场讲座的核心归结到了两个字上：见识。藉此，他反思了民族目光，列举了国内当下数个“贪图眼前，不顾未来”的案例：桥梁、住房等豆腐渣建筑，城市下水道建设的纰漏，空气污染等等。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出不了真正具有远见卓识的伟人？他企盼当下的青年学子能够在学习生活中多培养自己的见识。

（文：李刚 编辑：文轩）

6. 一个外行写给一个外行的信

——致中国农大校长柯炳生的公开信

柯帅：

你我素昧平生。若非您再三在一些隆重的场合提到我和我的纪录片，你我之间并无交集。但是，您非要让我焦急，我也只能积极了。

我知道自己是外行。您则一再自称自己也是外行。我相信您不是故作自谦，而是出于诚实。您是地理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农业政策与市场研究所博士，按照您的偶像方是民的观点，你确实在转基因方面没有发言权。

但是，我拍纪录片您总重复柯五条不就是为了证明外行也有发言的权利吗？。实际上你我两个外行，一直在转基因一事上捍卫自己的发言权，都很帅。

身为外行，你选择少占办公室，我选择的是恪尽一个媒体人的角色义务，忠实呈现事物面貌，努力接近事实真相。我让那些内行和不内行的人都说话，而我只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我的观众在纪录片里听到的每一句话，都是当事人话语的真实记录。

我的努力至少向公众传播了这几个真相：第一，美国人并非心甘情愿吃了近二十年转基因，而是不知真情稀里糊涂吃下去的；第二，转基因安全问题并不是没有争议，包括科学家内部也有争议；第三，转基因需要严格监管，滥种既违背科学伦理也违法，绝对不可容忍；第四，转基因应该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目前转基因食品标识还有很多明显漏洞。第五，转基因就是一种成功的分子育种商业模式，粮食产量牵涉到水、土、肥、种、密、保、管、工，转基因仅只是“种”的优化，在中国未必水土服，未必产量增。

前晚正边上网边看球，网上推到我面前的，却是您这个外行的讲话，您又一次在演讲中提到了我。看球还是看您？我还是决定看完球再看您。球没惦记我，而您却一再惦记我。

拜读了您的发言，原以为您会用更内行的话表达对我的驳斥，但是很让人遗憾，您的论述是这样的：因为美国人没有因为转基因受害者上法庭打官司，所以转基因是无害的。——您觉得这符合一个科学家的逻辑么？这样给农大学生讲好意思吗？

您说：“转基因食品是超市里的蘑菇„„转基因的食品检验非常严格的，他的检验比所有的食品都严格。”为什么转基因食品的检验比所有的食品都严格？听话听音，这言下之意，是任何一个外行都能听明白的，也就是转基因食品比任何其他食品都更有风险。您这话是安抚呢，还是威胁呢？

您提到“美国是转基因食品吃的时间最长、数量最大的国家”。（嗯，现在有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不同说法，每年有两次全国性的反转游行）柯校长说：“美国我们都知道，美国非常严重，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法律之严远远超过我们，技术手段也比我们先进吧。”

基于您的原话，我希望柯校长能够出示这样的证据来说服我们，美国的经验是可以移植到中国来的：

1、中国的法律也能跟美国一样严，尤其是执行层面。2、中国的技术手段也跟美国一样先进，而且同样严谨。

否则，我们凭什么相信美国不出问题的技术到了中国也不出问题？就不用举例了吧。 柯先生说：“我们国家有标识，有选择”。我想给您一个机会去证明您这话有多靠谱！您去买几个木瓜瞧一瞧，再买点豆浆豆豉，或者买点豆腐脑，不管是咸的还是甜的，拿到你的中国农大检测一下，看看那些没标识的是否都不是转基因，那些转基因的是否都有标记？还可以随机抽查一下产自湖北的大米，柯校长，可难为您？

柯校长说：“生物科学家能够说得清楚，但是他们讲的道理老百姓听不明白，政府官员也听不太明白，所以老百姓相信记者，但是记者相信谣言。„„老百姓相信政府，政府应该相信谁，这是问题。”

中国老百姓确实相信政府，他们用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去相信政府——如果他们看到部委食堂机关幼儿园吃的都是转基因食品，他们就会放心吃。

柯校长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部委食堂吃的都是不含转基因的食品，这在中国老百姓看来，就是政府官员其实对转基因也含糊。这些官员虽然智商未必比普通老百姓高，他们却知道更多的国家管理方式和各种内幕，这点是不用怀疑的。他们没法相信生物科学家和食品监管部门，却要哄着老百姓去相信？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和老百姓都信记者，却不信专家，这不是记者有问题，也不是老百姓有问题，而是专家和政府有问题。

柯校长说：“科学界、政府部门没有异议，世界卫生组织、粮农组合、科学家协会主流都没有争议，不是说对转基因产品没有争议，是对经过政府批准上市已经种植的产品没有争议，至于个别科学家的争议不是主流的。”

柯校长还真是外行，你问问你手下的科学家，那些外国大机构会为中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担保吗？

且不说这是公共事务，面对如此多的对转基因不信任的人群，你认为他们必须被迫接受他们不愿意接受的东西么？

柯校长强调中国需要转基因的最关键理由是：“土地面积逐年下降，每年大概减少耕地面积五六百万吨（吨？），这还是统计数，那些瞒报的、偷偷的地方政府以各种名目转变成为非农用途的，肯定也是有的，我们报道的看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道理很简单，地方政府有较高的积极性把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用地，意味着出让金、意味着收入。我们号称最严格的耕地保证制度，我们要实行好一点，只能减少耕地下降的速度，这个趋势没法扭转。”

柯校长说了这么多，我总结起来只有一句话：犯罪分子非法占用土地以及政府贪婪卖地敛财带来的后果，却要人民大众吃转基因食品为他们买单，并且还要继续纵容他们这样做。

作为一个外行，我非常尊重那些内行的科学工作者对他们本职工作的贡献。我所接触的很多优秀科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谦虚。他们不会说科学是真理，任何一个科学家都不会妄言自己掌握了真理。

我相信你的谦虚也是源于对科学本身谦卑。你我这样的外行也好，那61位上书的院士内行也罢，您说的主流科学家内行也罢，都必须承认，科学和科学家都有当下的局限，也有自身领域的局限。

你我都清楚：转基因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技术，更是一个产业，裹着利益一路飞奔。科学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是非常讨厌被利益制衡科学真相的，所以德正品端的科学家都应该感谢非利益方的制衡才对。我相信，他们会感激我这样的非利益方的人对转基因行业的监督和制衡。

在转基因领域，你我都是外行。在农业经济学领域，您是内行。所以我想讨教几个问题：

第一，当今的农业发展，粮食若平均分配，已经可以保证世界上每一个人免于饥饿的恐惧，饥饿现象确实存在，但并不是粮食本身供应不足，而是某些人购买力不足。（崔永元需要少吃减肥，崔成浩却永远吃不饱）转基因并不能改变这个现象，对吗？

第二，在中国，解决收割贮运和餐盘浪费问题是不是更迫切？贵校武维华院士测算过，全国每年浪费的食物总量可养活2.5亿至3亿人，这问题不好好解决，却要迫不及待推广转基因，您认为其间不是利益集团的推动吗？

第三，转基因可以解决中国农村粮食作物种植中的土地面积缩小问题么？您觉得应该阻止土地的违法滥用，还是让人民吃转基因食物为违法滥用土地买单？

第四，转基因的安全性，转基因育种的美好愿景，是转基因产业化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

先写这么多吧，应该有错字。农大的学生很棒，他们在网上围着我捍卫柯帅虽情绪激动却很少谩骂。所以，我们可以当着他们辩论一次。

崔永元

2014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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