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老舍与许地山的深厚友谊

在谈到老舍与许地山两人的友谊时，老舍之子舒乙曾经深情地说过：“许地山先生和老舍先生是好朋友。在某种程度上，许先生是后者的引路人和示范人。”[1]老舍本人在悼念许地山去世时也真诚地说过：“至于谈到他与我私人的关系，我只有落泪了；他既是我的‘师’，又是我的好友!”[2]事实也正是如此，老舍与许地山之间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良师益友”。

宗教信仰：殊途同归的认同

从童年时代起，许地山就与佛教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由于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使许地山从小就接触到了佛教。再加上他的舅父“自幼就接近了佛说，读过不少的佛经”。许地山与他的舅父“在仰光一带住过”一段时间，深受佛说的熏陶。[2]然而，许地山却并没有皈依佛教，而是于1916年在福建漳州华英中学任教时加入了伦敦会，成为基督教的一名信徒。这一次选择对许地山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他因此而获得了1917年进入汇文大学(燕京大学的前身之一)文学院读书的资格。后来，许地山又得以进入燕京大学神学院学习，先后获得文学和神学两个学士学位。1922年，许地山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1924年，又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这些举动同样具有基督教的背景。[3]回国后，许地山进入燕京大学任教，致使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和行动都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无独有偶，老舍小时候也与佛教发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著名佛教人士“宗月大师”，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给了老舍以深刻的影响。可以这样说，老舍小时候之所以能够得到上学的机会，那完全是得益于“宗月大师”信佛向善的结果。老舍在悼念“宗月大师”去世的文章中指出：“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苦行是与佛理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4]然而，老舍最后也没有皈依佛教，而是加入了基督教。

那么现在要问，老舍与许地山两人在选择宗教信仰方面为什么会如此相似呢？

1922年春，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开办英文夜校，1星期上课5次，每次2小时，每月交1块钱的学费。老舍不仅报名参加了英文夜校补习英文，而且很快地结识了夜校的主持人———刚从英国留学回国的神学院毕业生宝广林(即宝乐山)，并加入了他所组织的基督教外围组织———“率真会”和“青年服务部”，开始投身于宗教改革和社会服务事业。不久，老舍又结识了此间经常来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的许地山。据老舍回忆：“我认识地山，是在二十年前了。那时候，我的工作不多，所以常到一个教会去帮忙，作些‘社会服务’的事情。地山不但常到那里去，而且有时候住在那里，因此我认识了他。”[2]接着，老舍还结识了从英国伦敦传教会来燕京大学神学院任教的易文思教授。应该说，宝广林、许地山、易文思三人的基督教信仰，对老舍最终确定基督教信仰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然而，如果从深层次上来找原因，恐怕是由于基督教的“天国”蓝图正与老舍当时所追求的救世理想相契合。再加上那时候“中国籍教徒正在酝酿将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为中华教会，由英国传教士手中将教会接管过来，实行华人自办，这项计划对老舍有很大的吸引力，他的入教使他能够取得合法的身份，直接插手制订章程和移交会产”。[5]也许正是由于以上这些诸多因素，才促使老舍于1922年夏在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接受了洗礼，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

在此期间，老舍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宗教的改革工作，并为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拟具规约草案”。该“规约”后经教内著名人士及会众反复讨论，遂于1923年1月28日正式公布为《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现行规约》。《规约》共计8章28条，分总纲、组织、会议、经费、入教、惩劝、礼制、附则等，系统而完整地规定了教会的宗旨和组织原则。[6]这是老舍力图使基督教中国化的改革大纲，最集中地体现了老舍的宗教救国思想。值得一提的是，在老舍“拟具规约草案”时，宝广林、许地山、易文思三人也是起草委员之一，曾经一起参入了《规约》的起草和讨论工作，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许地山等人对老舍最终确定基督教信仰所起到的作用。

更为有趣的是，许地山与老舍两人虽然从组织上加入了基督教，但对佛教却始终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正如老舍在评价许地山时所说的：

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宗教的信仰，虽然他对宗教有深刻的研究，可是，我也不敢说宗教对他完全没有影响。他的言谈举止都像个诗人……他似乎受佛教的影响较基督教的为多，虽然他是在神学系毕业，而且也常去作礼拜。他像个禅宗的居士，而绝不能成为一个清教徒。[2]

老舍对许地山关于宗教信仰的评价，实际上也是他本人的最好自白，正如舒乙所指出的：“老舍对宗教的研究，当然不如许地山深刻，但是，其它的两句———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宗教的信仰，我也不敢说宗教对他完全没有影响———拿来放在老舍本人身上，倒是也同样的恰如其分。”[7]

文学创作：难以忘却的教诲

许地山对老舍的重要影响和帮助，除了宗教信仰的选择之外，还突出地表现在促使老舍创作兴趣的急剧增长上。

1924年9月，当老舍应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聘请从中国到英国任教时，许地山正好也从美国来到了伦敦。作为许地山与老舍的共同朋友，易文思便安排他们两个人居住在一起。老舍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他在以后的文章中记述道：“易教授住在Barnet，所以他也在那里给我找了房。这虽在‘大伦敦’之内，实在是属Hertfordshire，离伦敦有十一哩，坐快车得走半点多钟”。“他告诉我，已给我找好了房，而且是和许地山在一块。我更痛快了，见了许地山还有什么事作呢，除了说笑话？”[8]“他是在美国得了硕士学位，再到牛津继续研究他的比较宗教学的；还未开学，所以先在伦敦住几天，我和他住在了一处。”[2]当时，许地山正在埋头于创作。据老舍回忆：“许地山在屋里写小说呢，用的是一本油盐店的账本，笔可是钢笔，时时把笔尖插入账本里去，似乎表示着力透纸背。”[8]“那时节，我对文艺还没发生什么兴趣，所以就没大注意他写的是那一篇。”[2]

许地山对文学创作的执着爱好，自然而然地也影响到老舍。老舍从小就奠定了坚实的文学根底，再加上许地山的鼓励，更增强了他从事创作的决心。据老舍回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就是在许地山的再三鼓励和直接帮助下创作出来的。他说：

写成此书，大概费了一年的工夫。闲着就写点，有事便把它放在一旁，所以漓漓拉拉的延长到一年；若是一气写下，本来不需要这么多的时间。……写完了，许地山兄来到伦敦；一块儿谈得没有什么好题目了，我就掏出小本给他念两段。他没给我什么批评，只顾了笑。后来，他说寄到国内去吧。我倒还没有这个勇气；即使寄去，也得先修改一下。可是他既不告诉我哪点应当改正，我自然闻不见自己的脚臭；于是马马虎虎就寄给了郑西谛兄———并没挂号，就那么卷了一卷扔在邮局。两三个月后，《小说月报》居然把它登载出来，我到中国饭馆吃了顿“杂碎”，作为犒赏三军。[9]

后来，老舍曾经多次在文章中谈到许地山鼓励他写作的情景，其中说：

在他离英以前，我已试写小说。我没有一点自信心，而他又没工夫替我看看。我只能抓着机会给他朗读一两段。听过了几段，他说：“可以，往下写吧!”这，增多了我的勇气。[2]

此外，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老舍参加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介绍人不是别人，正是许地山。[10]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许地山对老舍走上文学道路的大力帮助来。

师友诀别：满含热泪的怀念

1941年8月4日，许地山不幸病逝于香港。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老舍马上撰写文章予以悼念。文章一开头就说：

地山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以他的对种种学问的好知喜问的态度，以他的对生活各方面感到的趣味，以他的对朋友的提携辅导的热诚，以他的对金钱利益的淡薄，他绝不像个短寿的人。每逢当我看见他的笑脸，握住他的柔软而戴着一个翡翠戒指的手，或听到他滔滔不绝的讲说学问或故事的时候，我总会感到他必能活到八九十岁，而且相信若活到八九十岁，他必定还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有说有笑，还能那样说干什么就干什么，永不驳回朋友的要求，或给朋友一点难堪。

地山竟自会死了———才将快到五十的边儿上吧。[2]

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接着，文章介绍了他与许地山的交往与友谊，述说了许地山的“性格与才能，表明他是怎样的可爱与可敬”。[11]其中，既有亲身经历的见闻，也有一些往事的回忆，让人读后觉得生动感人，甚至会热泪盈眶。文章最后说：“地山的死是学术界文艺界的极重大的损失!”“不能再往下写了……”[2]对于许地山的死，老舍是无法控制住自己的眼泪的。

四个月之后，老舍仍然为失去这位“良师益友”而悲痛，于是再次撰写了同名文章予以悼念，并向文艺界提出了两种以实际行动来纪念许地山逝世的方法。

首先，老舍认为：“地山先生既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文艺写家”。“在关于宗教学的研究与著述上，他的声望是流传到了国外的；在国内，似乎‘落花生’是比‘许地山’更响亮得很多”。“地山先生在学问方面给了我们很好一个示范，我们应当以他的勤苦好学的榜样去充实自己，而且要以学术为创作的柱梁，正像生活经验那样的，去建造起文艺的美厦明堂来”。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较比优秀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去，使世界上知道我们的黄色皮肤下的血也是红的，热的，崇高的。在这种介绍工作而外，当然我们要更努力自策，生产出更好的作品，给世界人类的心灵一些新的，珍贵的精神食粮。这不是妄想，而是我们应有的志愿与应尽的责任”。[11]

其次，老舍认为：许地山生前“对香港‘文协’分会的工作极为热心。他的死，不但是香港‘文协’分会的损失，也是‘文协’总会的损失”。我们今天如果“以地山先生爱友人爱文艺的精神与热诚，去纪念地山先生”，那就必须“用全力去支持‘文协’”。因为“‘文协’在今天已成为文艺写家的精神家庭”。“我们既在抗战中建设起这个大家庭，我们就必须看到明日，使它继续的发展，成为永久的家庭。只有这样，‘文协’才有它更大的意义与使命”。“今天静止，明天就衰废!我们不能教地山先生在地下斥责我们!”[11

]如今，这两位好朋友早都不在人世了，然而他们之间的友谊，却依然为人们所传诵，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