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往事

　　从吴敬琏口述史中的部分重要事件里,我们以期捕捉到一位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与这个转型国家的关系脉络。

　　

　　一件终生悔痛的事

　　

　　到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渐渐从三年大灾害的低谷中恢复起来,重新认识价值规律的思潮日渐成型,而它的发生中心就在孙冶方领导的经济研究所。

　　开头炮的是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之一张闻天(1900～1976年,曾用名“洛甫”)。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被定为“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之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了一名“特约研究员”。1964年2月,时年64岁的张闻天写出《试论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新内容》一文,鲜明地提出了新价值规律―积极倡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搞自由竞争。

　　张闻天的文章显然鼓励了其他思考者。5月,时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写了3篇关于价格问题的论文,提出粮食价格的购销倒挂问题,建议提高农村中返销粮的销售价格,提高到购销拉平,以此为突破口,理顺已呈僵化态势的物价体系。6月,薛暮桥的论文在经济所进行了讨论,会上,孙冶方和顾准都赞同他的观点,顾准还专门写作了《粮价问题初探》一文,倡议提高粮价和煤价,降低人民币对外汇率。此外,经济所的年轻人杨坚白、张卓元及何建章等人,也纷纷发表论文,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定价。这些观点都聚焦于计划经济的弊端,市场和价格的自由化成为焦点。

　　进入1964年的秋天,这股市场化的思潮受到了批判,“极左”理论家们组织了多场座谈会,对这些观点进行清剿。在这一过程中,孙冶方被锁定为最主要的批判对象,他是经济所的所长,而自由化言论大多出自该所。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由理论探讨迅速升格为政治斗争的大辩论中,吴敬琏扮演的角色是尴尬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孙冶方对吴敬琏非常器重,他们的经济观点也比较接近,可是在这场批孙斗争中,用吴敬琏自己的话说,他成了“批孙”的积极分子。

　　在晚年的口述中,他说,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思想上的原因。吴敬琏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一文中阐述的理论,基本上秉承了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以及列宁在《论我国革命(论尼・苏汉诺夫札记)》中的观点,即认为共产党执政,先是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改变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经过一个漫长的过渡性阶段,逐渐消灭资本主义的种种残余,其中包括按劳分配、商品交换等资产阶级法权。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孙冶方就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认定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演进的基础,而价值规律、货币交换等等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然组成部分。

　　第二,是人事上的原因。自1961年之后,吴敬琏就被属于中宣部管理的于光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征调去写书,与科学处的一班人十分熟悉。而此次,中宣部派出的进驻经济所的工作组,就是从科学处抽调的。1964年春季,编写组去东北考察调研,吴敬琏和陈吉元原本是应当随队前往的,然而,于光远却把他们留了下来,为工作组即将进驻而向他们摸底。所以,当工作组进所批孙的时候,吴、陈以及周叔莲就成了被利用来“批孙”的骨干。

　　

　　“吴市场”的由来

　　

　　早在1988年年初,广东省和广州市经济研究中心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提出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名。中央领导看到有关报告后,让马洪组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员对此进行一个讨论,任务落到吴敬琏身上。3月份,吴敬琏和他的同事胡季写出专题报告《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几点意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引证分析。他们认为,“商品经济”是同自然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经济形式,而“市场经济”则是与“命令经济”或“统制经济”相对立的概念,“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命令经济”通过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而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正是用前者替代后者,因此,可以叫“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领导人对这个意见的批示说,“这是一个可以和应该深入讨论的理论问题”,党中央在1987年成立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组(由郑必坚、龚育之牵头),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7月15日,《人民日报》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为题,发表了吴敬琏和胡季的那篇报告,这也是中央党报上第一次正式出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

　　然而,随着此前物价“闯关”的失利,对市场经济的研讨不但全面停滞,甚至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理论思潮。

　　1989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刊发《中国不能完全实行市场经济》一文,其观点与一年多前的吴敬琏和胡季一文观点截然相反。

　　10天后的11月7日,吴敬琏接到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孙尚清通知,要吴随他去中南海中区西楼参加一个会议,总结1989年“70天”的经验与教训。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计划派与市场派展开了第一次针锋相对的论战。

　　据吴敬琏在口述史中回忆,会议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财政部科研所的原所长许毅,他原是华东税务管理局副局长,调任北京后,与吴敬琏一度很熟悉。他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中心意思是,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改革出了毛病,本来应该计划取向的,却搞了市场取向,导致重复建设、通货膨胀、贪污和诸侯经济等这么多的问题。

　　接下来,吴敬琏也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他说,自己对许多现象的看法和许毅的观点很相似,但是对这些现象的原因分析,和他的距离很大。对于中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确实需要冷静的思考,人们在十年改革中得到了许多利益,为什么还有不满?他分析了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横行三大社会问题的根源,认为主要根源是发展战略和改革进程出了问题。发展战略上的问题是急于求成,用各种手段支撑高速度,改革的问题则是不明确到底要把原来体制下的哪些东西改掉,要改成什么样的体制,改革的具体道路不清楚。改革初期走放权让利的路,用承包制等方法“调动积极性”,这些做法早在50年代就搞过。应当用新办法,扩大市场的作用,而如果按放权让利的思路搞下去,会出现很严重的恶果。

　　对于那种认为腐败等现象都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看法,吴敬琏表示不能同意。最后,他还推荐香港汇丰银行一位经济专家的文章,此文论证说,股份公司只是一种管理形式,它可以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也可以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他的发言至此,许毅打断他说,这一点我和你绝对对立。

　　那天,一个上午的会就只有他们两人发言,旁边的人大多没有参与争论。

　　吴敬琏的观点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他把自己孤立在了“主流”之外。就在他与许毅展开论战的同时,全国范围内正在展开一场针对民营经济的整顿运动。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一半多。中共中央还专门下发文件,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来是党员的,可以暂不考虑劝其退党。这个政策所透露出来的政治信息,是不言而喻的。

　　在公开的报刊上,种种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喧嚣尘上。

　　1990年年底的一天,吴敬琏的老朋友乌家培给他打来电话。在寒暄数语后,乌家培小心翼翼地询问说,“你知道最近外面给你起了一个什么绰号吗?”吴敬琏茫然地说,“不知道。”乌家培说,“计委那边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有计划’(指有林),一个是‘吴市场’,还有一个是‘杨承包’(指杨培新)。”

　　也就是从这时起,“吴市场”这个绰号不胫而走。日后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及,“‘吴市场’对我完全不是美称,当时是很厉害的贬义:‘和中央不保持一致’”。

　　

　　“一言毁市”

　　

　　2001年的1月,也许是吴敬琏一生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月份。

　　1月1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2000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颁奖晚会,吴敬琏无疑是最耀眼的获奖人。

　　1月9日和10日,证监会先后宣布对两家叫亿安科技和中科创业的上市公司立案侦查,原因是涉嫌操纵股价,沪深两市为之一震。此前,经过一年酝酿,国务院和证监会决定把加强金融监管、打击证券市场的犯罪活动作为2001年金融工作的重点。

　　1月12日,吴敬琏在上海就庄家操纵股价的问题接受了央视记者的采访。就在这次访谈中,他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现在中国市场上操纵股价的一类是中介机构;一类是上市公司的某些知情人,即有内幕消息的人;还有一类就是资金的供给者,可以是银行,也可以是其他的资金供给者。他们共同密谋以后就低价吸纳。炒作的办法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关联机构互相炒作、互相买卖,买卖非常频繁,把价格炒上去。另外一种就是由有关的上市公司放出利好消息,然后把股价拉升上去。当他们发现有中小投资者或局外的大投资人跟进的时候,就偷偷地跑掉,把后来跟进的人套住,这时股价就不断地往下跌。”

　　在对庄家和基金进行猛烈的抨击后,吴敬琏的矛头进而直指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位,他批评道:“不要把股市变成寻租场,由于管理层把股票市场定位于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使获得上市特权的公司得以靠高溢价发行,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从而使股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寻租场’,因此必须否定‘股市为国企融资服务’的方针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做法。”

　　1月13日晚间,央视《对话》节目重播温情脉脉的《感受吴敬琏》。1月14日晚,《经济半小时》播出《吴敬琏评说“庄家”》专题节目。这一节目的播出时间与揭开打击股市“黑手”的大幕正好重合,这为后来“吴敬琏一言毁市”的话柄提供了“依据”。

　　1月14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座谈会”,政府关于必须对触犯刑律者绳之以法的部署在业界悄然传开。庄家们仓皇抛盘出逃,导致了1月15日深沪两市的股价应声大跌,此后更是连跌3天。中国资本市场自1999年5月19日之后,一路上行一年半,到此出现了转折点。半个月前还一片叫好的舆论开始出现分歧,有人把气撒在吴敬琏头上,认为他的言论让众多投资者损失惨重,是“一言毁市”的罪人。

　　1月17日,有论者在《金融投资报》上发表《学者的偏激与现实的冲撞―兼与吴敬琏先生商榷》,对吴敬琏的“毁市”言论提出挑战,第二天,当即有人回敬以《股市下跌与吴老何干》的文章,争论从此开始。

　　1月20日,《证券市场周刊》刊发《股市的花样年华还有多远?》一文,对吴敬琏的观点一一进行驳斥,将吴氏论点归结为三,一是“赌场论”,二是“全民炒股论”,三是“市盈率过高”。此文作者的观点是: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证券市场称之为“大赌场”,显然有一些情绪化;“全民炒股”现象并不存在,所谓“全民”应该只是针对较发达城市的居民而言;多数公司的股价高估的问题并非特别严重,占市值24%的绩优股的股价存在低估的可能。最后,文章还略带调侃地设问道:“有人假设,如果吴敬琏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情况会怎样?”

　　在整个1月下旬,吴敬琏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全国所有的报纸、网站上。因为事关数千万人的钱包―当时沪深两市的开户投资数为5800万,这场关于中国股市的争论很快呈现白热化的趋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民众参与度最高的经济话题论战。

　　2001年1月24日,是吴敬琏的71岁生日,也是农历的大年初一,他在百味杂陈中度过了第一个古稀之年。春节过后,股市继续下挫不止,短短4天内跌去8%,稍歇了10来天的论战炮声再次隆隆响起。

　　2月8日,《证券市场周刊》再度发难,刊出一篇“伐吴檄文”,题为《九问吴敬琏》,文称:“酝酿此篇之前,本来计划向吴敬琏先生作一个专题采访,被吴先生的夫人和秘书婉拒,未能成行。现将采访提纲发表于此,我们等待吴先生的解答,并以期得到各方的有益见解。”

　　尽管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身历百战,但面对这种汹汹而来的舆论质问,吴敬琏还是显得有点措手不及。更大的碰撞还在后面。

　　2月11日下午,5位经济学家―厉以宁、萧灼基、董辅、吴晓求、韩志国联手在北京科技会展中心召开了一次记者恳谈会,与吴敬琏公开辩论,这也将本次“股市大辩论”推到了最高潮。

　　五人中,厉以宁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董辅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院长,萧灼基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吴晓求时任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韩志国时任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

　　这次恳谈会由萧灼基教授现场主持,而活动的组织者为韩志国,曾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经济编辑室主任,1991年,吴敬琏那篇著名的《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就是在他的大胆支持下发表的。但此时,他成了吴敬琏的猛烈的反对者,在恳谈会一开场就说:“现在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所以,“必须约见记者,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种种言论”。恳谈会上,5位教授轮番发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5位教授一致认定,他们与吴敬琏的最大分歧“实际上是要不要股票市场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只有10岁的孩子,而且还是一个得了病的孩子。在孩子得了病的时候,不应该把他掐死、扔掉,而应当诊断病因后对症下药,使他健康地成长。恳谈会的主持人萧灼基在总结时说,“通过这次讨论,我认为有10个问题可以达成共识”。这些共识包括:股市不是赌场,不是零和游戏,是创造财富的重要途径,发展股市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股市不仅有一般功能,还有特殊功能,就是推动国企改革;股市不可能一开始就规范;对市盈率要客观辩证地看待;股市投机不可避免;全民炒股是好事;对股市要采取关怀爱护的态度,而不是采取简单责备、打压、谩骂的态度,等等。

　　在这次恳谈会上,连吴敬琏的动机和专业能力也受到了质疑。吴晓求说:“说股市是赌场,这是一个非常感情化的宣泄,这种概括不是专业化的理性精神,这是一种比较平民化的、感情的宣泄,能博得一般被套的中小投资人的认同。”韩志国针对吴敬琏说的一段话是:“他有一个重大缺陷,即仅仅推崇实体经济,站在实体经济的立场评价虚拟经济,当然越看越不舒服……他内心是反感股票市场的。”

　　第二天,“五大经济学家群战吴敬琏”的新闻登上了全国媒体的显著版面,它不但非常重要,还带有很强的娱乐性。

　　就在经济学家们激烈争辩的同时,中国的股市跌宕起伏。在2001年1月急跌之后再现涨势,几个月后,股市大盘再现高位,6月14日,上证指数达到2245.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