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巩固执政党合法性基础的路径

2009年第4期

　　　　　　

(总第183期)学　习　与　探　索Study&Exploration　　　　　　　　　No.4,2009　　　　　　　　Serial.No.183

・政治发展研究・

新时期巩固执政党合法性基础的路径

杨淑艳,高　军

(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150040)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巩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应该遵循四维路径,即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打造清廉高效的政府,平衡社会利益关系,全力改善民生事业。执政党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千方百计提高执政绩效和水平,才能得到民众支持,并最终巩固其执政地位。

关键词:改革开放;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基础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9)04-0082-03

　　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指的是民众对执政党或政府的自觉拥护、支持和认同。在民主政治时代,,其执政,执政党都把构筑、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党自不例外。但如何巩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却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以人为本”。,。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由最初只有几十名党员的小党发展壮大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成为拥有七千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努力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因而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也使我党在建国初期即拥有一笔最大的政治资本———合法性基础。在满目疮痍、百业待兴的旧中国的废墟上,匮乏的经济基础与稚嫩的政治基础都不足以支撑一个庞大的新生政权的运行负荷,正是因为拥有坚实的合法性基础,新中国才克服了重重困难与危机。在极“左”路线盛行之时,国民经济虽已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依靠尚存的合法性基础的支撑,共和国在风雨飘摇中安然度过劫难。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会一劳永逸,它是动态和变化的。原有的合法性基础会随着执政时间的延长和执政惰性的累积而销蚀,从而产生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最深刻的根源在于民心的流失,而民心流失的最直接原因在于执政者对民众利益的忽视甚至伤害。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如果失去执政者的细心体察和呵护,位于社会基层的民众利益会经常遭遇侵犯和践踏,并由此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群体性事件多发。因此,要想防范合法性危

收稿日期:2009-01-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研究(07BDJ017);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1514033)

作者简介:杨淑艳(1965-),女,黑龙江密山人,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党史、党建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高军

(1952-),男,黑龙江青冈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党

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全心全意服务民众

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包含着意识形态培植、制度体系优化和执政绩效累积等诸多因素。换言之,合法性基础就是民心民意资源,是民众对执政党领导下的现政权的施政方略与施政绩效的满意度和支持度,也是执政党对广大民众最为关心的经济利益的满足度和政治生态的忠诚度的真实映象。合法性基础的培育与巩固是执政党全部执政实践活动的正向结果的叠加,更是民众对执政党执政实践活动的合人民性所作出的自动而积极的回应。总之,合法性基础的建立与巩固离不开民众的参与。民众对执政党的态度与立场决定着执政党的进退与成败,因此,民众诉求和民众利益理应成为执政党自身行为的最高价值追求。当前,中国共产党党根据国情民意所提出的战略性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就是构筑新世纪新阶段党执政的合法

机,破解合法性困境,就必须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首先,从宏观角度讲,执政党在制定并颁行每一项事关全局的大政方针时,都要充分考量民众利益是否得到最大化的增进和保护。只有这样,党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也才能始终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使广大民众越来越充分地感受到主人翁的地位和行使主人翁的权力。其次,从微观角度讲,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

史、党建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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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群众观、权力观和利益观,时刻将民众利益放在心上。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合法性基础才能更加巩固,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时,公民应自觉自动作出回应,以各种合法有效的方式积极维护自身权利和公共权益,敦促政府及时纠偏补漏,提高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意识和行政质量意识。其次,发挥网络政治优势,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在当前的电子时代,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热情迅速升温,参与能力与参与水平也不断提高。如何充分发挥网络政治的积极效应,形成政府与民众间的网络互动的现代政治格局,从而使民意得以真实表达和及时上达就显得特别重要。最后,加强新闻舆论监督。通过对典型事件的曝光以唤起舆论,将行政行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编织最严密的社会监督网。

3.打造低成本、高效益的经济型政府。所谓经济型政

　　打造清廉高效政府,重塑民心民意工程

现代民选政府被看做公共利益或公共意志的体现,其所拥有的公共权力来自选民的委托或授权。政府代表公众行使公共权力的意义在于节约因公民个体独自行政所带来的高额成本以及减少其中的诸多不便,并为每位公民创造因依托政府而产生的多重保障和全面福利。但如果缺乏相应的权力制约机制、监督机制和惩处机制,公共权力会被行政人员滥用,使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得到满足,而公众利益则遭到冷遇乃至摒弃。于是,公共权力走向异化。公共权力的异化亦即公共权力的质变,具体表现为部分政府官员以权谋私、钱权交易、权权交易以及行政成本畸高等腐败现象。目前,在铸造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工程中,公共权力的异化已成为最严峻的挑战和最大的威胁。该趋势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遏止,其结果必然是削弱党的威信,损害党的形象,,不难看到,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譬如苏联共产党)之所以丧失政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领导集团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公权异化现象,形成了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对立的利益集团———特权阶层。苏共的垮台与其说是西方敌对势力的破坏,毋宁说是其自毁长城。严酷的事实告诉我们,与公权异化作斗争是执政党的必修课。

1.建立良好的公权制约机制。公权既然不可或缺,制

府,就是用最小化的行政成本,追求最大化的行政效用,实现最优化的行政管理。30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每年大约以20%左右的幅度增长,是世界上行政成本较高昂的国家。1978年,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只有4.7%,200319.03%。行政管、人浮于、公车消费、公费。行政上的高消费是对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也是对稀缺资源的错误配置,更是公开化的、集体性的权力质变。它降低了行政效益,丑化了政府形象,也侵蚀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1871年,马克思在论述巴黎公社时,在热烈称赞巴黎公社

精神的同时,曾深刻地指出,代表人民的政权,它的特质应该是低成本的“廉价”政权。当代世界各国的执政实践也表明,一种健康理性的执政形态,除了具有法治执政、人本执政这些内在的特质外,还必须具有廉洁高效的良好品质。重视成本理念下的执政收益,实现执政目标的最大化,这不仅仅是投入与产出的经济意义的考量,更是涉及执政合法性的政治意义的考量。

约公权异化就势在必行。公权质变的根据在于其自身内部固有的矛盾。执政者个体的“利己”倾向与公权整体的“利公”设计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对立和冲突,它们使公权本身具有异化的内在可能性。因此,反对公权异化的实质就是通过加强对公权的制约和监督,防止和遏制公权异化由可能转化为现实。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

[1],因为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应该从根本力”

　　平衡社会利益关系,缩小贫富两极差距

利益是社会运动的本质。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利益关系居于核心地位;在所有的利益关系中,经济利益又首当其冲。经济利益是一切社会冲突和变革的根源,是关系所有执政党和政府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焦点问题。计划经济体制刻意维护均衡原则,以满足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平均”和“平等”的价值取向,但它缺少效率;市场经济体制当然要遵循效率原则,但由于天赋和能力的差异,经济个体间的相对距离必然放大,因为效率具有天然的反平等性。中国在20世纪末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的同时,社会呈现出利益单位多元化、利益层级复杂化、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冲突明显化等不利态势。如何有效地整合利益关系,消除贫富两极对立,促进各种力量良性互动,就成为社会转型期的高风险运行阶段的合法性基础建设的重要指向。

1.提高公共政策水平,减少政府行为失当。要实现利

上构筑防治权力逆行的机制,从党的自身建设入手,通过建立党内制度化的权力监督机制,对权力的分配和使用进行多维牵制或制约,以求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克服随时可能出现的变异,从源头上遏制权力犯罪行为的发生。

2.编织严密的社会监督网络。公共权力来自公民,也

必须受制于公民。公民是国家权力的监督者,权力行使者任何时候都不得借口公共利益而侵犯公民权利,否则,公民就有权收回执政者的权力。随着政治社会化进程的发展,公共权力的社会制约机制逐渐成形。首先,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质,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当行政不当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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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关系和谐,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就必须依靠高水平的公共政策安排来妥善解决平等与效率的问题。公共政策必须表达和综合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满足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需求。另外,随着市场对政府的替代,政府越位、失位、错位等现象屡有发生,出现了一系列因政府行为不当而带来的行政瑕疵。例如:缺乏科学论证的主观臆测的惯性思维主导决策者的政策走向;公共政策出台的速度迟缓,严重滞后于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政策缺乏连贯性和可持续性;等等。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找准自身定位,站在民众利益的角度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增强公共政策对利益格局变动的反应敏感度。在社会矛盾的冲突中,政府的身份应该是正当利益的监护人、利益矛盾的调解人、利益冲突的仲裁人,而不是使自己成为利益关系的当事人。

2.规范强势群体,扶助弱势群体。要特别警惕强势群

期,从“抓革命、促生产”的政治口号中仍然可以折射出对生产力发展的向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当做中心工作来抓,并明确提出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要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扩大社会财富总量,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同时,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承认群众利益的合理性和现实性,明确提出“在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使群众得到应该得到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要使群众得到的、看

[2]。从以往依靠意识形得见的物质利益不断有所增加”

态教育到现在依靠“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的引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合法性基础建设问题上的重大思路转换,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2.优质民生事业是夯实党执政绩效基础的重要基石。

体特别是特权阶层对社会矛盾恶化的影响力。政府部门在运用权力和履行义务时,往往主动迎合、追捧、献媚强势群体和特权阶层,对这些群体和阶层成员的利益要求特别关注,使他们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财富和机会。在利益博弈中,偏袒强势群体的结果往往损害到“数”———策时,,—非常”利益应予以规范和约束防止恃强凌弱的现象损害社会公平,戕害社会正义,降低社会创造力。

发展生产力是手段而非目的。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为民生事业提供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一心改善民生,社,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执政党对民生事业的关注度、投入度将直接影响到民生事业所改善的程度和质量。如果生产力的进步成果由少数人享有,而绝大多数民众只能作壁上观,则绝非国家民族的福祉。代表大多数民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将现实的生产力转化为民众的切身利益,不断提高民生质量,扩展民生外延,充实民生内涵,才能逐渐夯实党执政的绩效基础。

作为已经执掌全国政权近60年的中国共产党,其执政根基一直牢固,无疑应归功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由此给百姓带来的民生巨变。中共十七大报告阐述的“五有”,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新时期民生建设的基本内容。这表明党中央高度重视民生问题,真正体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民生情怀和普世价值。但是民生问题是一个动态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经历了满足民众较低层次的需求阶段之后,现阶段的民生问题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衣食住行等日常内涵,而是扩充了公平正义、民主权利等高层次的民生选项。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无法做到与时俱进和满足民众全方位的民生愿望,执政绩效就会大打折扣,合法性基础就会弱化甚至损毁,并将最终威胁到党的执政地位。参考文献:

[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

　　全力改善民生事业,夯实执政绩效基础

执政绩效就是执政实践取得的成绩和效果。在合法性基础的所有组成要素中,绩效合法性是最具标志性的合法性因素,是对合法性基础建设成效的最权威的检验。衡量一个执政党的执政绩效水平时,不仅要进行纵向比较,更要进行横向比较。不应该只满足于执政党的自我评价,更应该以民众的切身感受来判断,而后者的满意程度恰恰是对执政党执政绩效高低的最真实评判。人类政治发展史告诉我们,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同时,又始终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动态演进过程中。原有的合法性依据会逐渐淡化消失,新的合法性标准又不断浮出水面。但是无论如何,执政绩效的基本构成———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和民生事业的发展状况则始终不变,而其他因素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和滋蔓。

1.先进的生产力是构筑党的执政绩效基础的基本前

提。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是关系执政党前途和命运的刚性条件约束,因此,发展生产力理应成为一切执政党的工作重心。由于缺乏科学、民主的执政经验,党在建设新中国的探索实践中走过许多弯路,使发展生产力的主观愿望与破坏生产力的客观后果之间南辕北辙。但是不可否认,我们从追求生产力的“大跃进”和“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良好愿望中感受到了党和人民强烈的发展渴望。即使是在国民经济走向崩溃边缘的时

馆,1982:154.

[2]　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

[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3:116.

[责任编辑:冯昱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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