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尔库茨克和贝加尔湖

　　人的一生，总有最想去的地方。当然，这也跟每个人的经历、文化、地位、财富条件有关。早年闯关东的汉子，一辈子就想挣了钱，回关里老家；一位深山老林的山民就想出趟山，坐一次火车到天安门前照个相。旅行家周游世界，小商贩到处瞎跑，哪儿东西便宜在哪儿买，哪儿东西贵就在哪儿卖。为了过年，玩着命地东西南北大迁徙。像亿万只蝼蚁，组成了团回家团圆。 　　我这一生最想去的地方，有点怪，不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不是去不起，拿不出钱，因为我也混出个人模狗样了。而是可去，也可不去，无所谓的。而我这辈子趁着还爬得动，走得了，最想去的地方就是——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和贝加尔湖。这成了我一生的情结，挥之不掉，也抹不去。 　　去年秋天，我老妻帮我完成了这个愿望，这是跟我相伴一生的老妻，与我第一次结伴远行。因为要去近一个月，所有的手续、吃、住、行都是我老妻和女儿通过网上订好的。比如，女儿为我们订了往返的飞机和火车票；满洲里“蓝天旅行社”的小何，为我们办好了签证；在伊尔库茨克和贝加尔湖开旅馆和饭店的中国东北老乡郭氏兄弟不仅为我们安排了住宿，还帮我们联系了贝加尔湖奥里洪岛上有名的尼基塔旅馆，那个旅馆是好客又真诚的前苏联乒乓球冠军尼基塔先生开的，名气非常大，一般要提前一个月预订才行。我为现代人生活的网络世界感到吃惊。 　　我为什么最想去伊尔库茨和贝加尔湖呢？那是因为我要解开两个谜团。一是我最崇敬的俄罗斯青年剧作家万比洛夫，在三十五岁的时候淹死在贝加尔湖。他就读于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从小在贝加尔湖长大，自然水性极好，怎么会是中国戏剧界介绍他的作品后记里写的，他是不慎落水身亡的呢？二是十二月党人，这些沙皇时代的年青贵族，是怎样抛弃爵位金钱，优越的生活，起来反对沙皇的专制，而真正追求精神和灵魂的解放的？更让我震惊的是十二月党人的年轻貌美的妻子们几乎没有一个抛弃了她们的丈夫，先后来到西伯利亚，在不到两三年的时间，全都饥寒交迫地死在西伯利亚，死在她们丈夫的身边。为什么列夫·托尔斯泰、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这些影响人类的人物，都那么推崇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呢？ 　　当下的世界，或者说一个只在乎钱的世界，有几个人还记得或知道十二月党人和万比洛夫呢？前几年，中国死了三个人，古月，启功、黄崐。但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却说，我得把黄崐的固体物理学专著，像圣经一样摆在案头上。年前于是之表演大师过世，许多年轻的演员问我，于是之是谁？妈的，我说是你祖宗！当下，人们都打听谁最有钱，谁官最大，谁最有名。我想，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也可能是最容易被征服的民族。人类，最后的革命可能是贵族的革命。它不是去抢别人的东西，打土豪分地，而是舍得荣华富贵，封妻荫子，列土封侯，出者朱轮华毂，归来肥食锦裘，钟鸣鼎食，而是真正摆脱精神的镣铐，回归人的本真。 　　有人说，万比洛夫是流星，十二月党人是流星雨，但在我看来，他们是陨石，给这个叫作地球的地方，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万比洛夫 　　在伊尔库茨克一下飞机，我与老妻便被扣住了。原因是我多带了两条中国烟。我说，不要了。他们说不行，要交罚款。我说交了放我们走，他们还说不行。拍照，签了三十多份文件，而且要我们到指定的银行去交罚款，回执要送到机场楼上的办公室，其实这里有个细节，本来烟拿走了也正常，办手续出机场，主要是老妻非要抢回那两条中华烟，因为有规定，可以带两条烟，但这激怒了他们。出去前许多到过俄罗斯的人就告诉我，多换点十、二十的卢布，悄悄往警察手里一塞，好使。我折腾了三个多小时，要不是橘子树旅馆老板小郭俄语好，态度好，我和老妻怕是在机场过夜了。那一刻什么万比洛夫和十二月党人，我所有的美好愿望和崇高的愤怒都荡然无存了。 　　黄昏时，我们坐上小郭的中巴，由伊尔库茨克开往贝加尔湖，距离只有七十公里。当走在路上透过车窗望外，我才理解了俄罗斯人文化上的傲慢和懒散。那是怎样的情景啊！两面全是原始森林，丰满的安加拉河，在脚下静静地流淌，那些倒下的大树，就放在原地，没人动。我想，那木质一定比我家的家具要好得多。当看见贝加尔湖的时候，当车子沿着贝加尔湖岸边行走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这个所谓的作家，那些描述的语言是多么苍白无力呀。辽阔、苍茫、博大、镶嵌在地球上的蓝宝石，这一切词语都显得很浅薄。一个湖的面积与整个台湾差不多，长六百三十多公里，宽处一百多公里，水深一千六百多米，全世界五分之一的淡水在这座湖里，水清到能看见四十米深处的一块石头。我想，人类最后的一场战争，可能会在这里开打，为了争夺淡水资源嘛！ 　　车子路过湖岸的一座小方尖碑，我问小郭这是纪念什么人的，小郭说，回头我查一下俄文，上面写的什么。过了小方尖碑不远，便是我与老妻入住的橘子树客栈了。由湖岸往山谷里行走几百米，远远地看见飘扬的中国国旗便是橘子树客栈了，心里有一种踏实的感觉。山谷里清幽，宁静，两边全是各式各样的木头房子，像是走进童话的世界。而我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那就是无论老房新房，小房大房，刚建的还是要倒塌的，你绝对找不到同一个样式的窗子，而且不论房子多么老旧，那窗子都是新漆过的。各种颜色，千姿百态，更妙的是，每个窗台都摆着不同的花草，挂着洁白的窗纱。我老妻是个摄影爱好者，她说，哪天我们来拍这些窗户。这使我想起万比洛夫的第一部轰动欧美、韩日剧坛的短剧《窗子朝着田野的房子》。 　　住在橘子树客栈的一周里，有许多旅游项目，游湖、坐小火车、吃一种叫奥姆鱼的鱼，老妻陪我在湖湾的船泊处钓鱼。然而这一切都不是我太想达到的目的。最惬意的是傍晚，坐在橘子树的吊椅上，望山脚下的贝加尔湖，就那样发呆，忘记一切。但我还是在想万比洛夫。我问那个暑假里在这打工的女孩，你知道万比洛夫吗？她说，不知道。我问，你在这儿留学，念的哪个学校？她说，我在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读书。我说，万比洛夫就是伊尔库茨克大学毕业的。按说他是你们的学长，你怎么会不知道呢？那女孩想了想说，我们大学有个小公园，园子里有个青年的铜雕像，好像叫万比洛（嘟噜）夫，你发音不准。据说考试前去摸摸他的手，就能取得好成绩。他是干什么的？我没再说什么…… 　　后来，是小郭为我查到了。他说，我们沿着湖路过的那座小方尖碑，就是万比洛夫淹死的地方，说法不一，有人说他是为救别人溺水的，也有人说是不慎落水身亡的。总之，是七十年代的伊尔库茨克的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天才的伟大剧作家而修建的纪念碑。在他就读的大学公园里，有他的铜像，哪天我带你去。 　　亚历山大·万比洛夫，一九三七年生于西伯利亚（现在活着也就七十六岁），在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毕业后，当过记者、报社编辑，一九六二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生共写了五个多幕剧，一个独幕剧，两个戏剧深刻的小品。他的作品清隽，幽默，极富诗意，浪漫而又沁人心脾，可以说是个天才。但正如日中天的时候，年仅三十五岁的他在贝加尔湖（一九七二年）葬身水底，呜呼！ 　　万比洛夫创作的《六月的离别》、《长子》、《打野鸭》、《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这四部大戏，可以说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前苏联戏剧创作之魁首。前苏联的各大剧院竞相上演他的剧本，久演不衰，并以演出万比洛夫的作品为荣。莫斯科艺术剧院，当代斯坦尼体系的权威导演，表演大师叶弗列莫夫不仅亲自导演万比洛夫的作品，而且担任主角，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之后，不少青年剧作家学习万比洛夫的创作风格，形成了万比洛夫流派，国际戏剧界开始震动。西欧、美国、日本、东欧等国，不断上演万比洛夫的作品，大量研究他的论文相继出现。一九七九年法国国际戏剧节，认为万比洛夫这位年轻的剧作家是最值得研究的人物。 　　一天下午，橘子树老板小郭带我到了万比洛夫淹死的地方，一个小方碑，不大，上面镶嵌着模糊不清的照片，基座下刻着一些俄文，四周围着矮矮的铁链环。我坐在那里吸了几支烟，小郭为我拍了几张照片，许多游客和俄罗斯青年用怪怪的眼神看我，好像说，这有什么可看的呢？但我又想，为什么让别人知道呢？我从遥远的地方来了，万比洛夫，我来看你了，我们是同行，我崇敬你，这就足够了…… 　　几日后的一个上午，我让小郭带我进城去用美元换卢布，小郭说，过了这条街，就是万比洛夫就读的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我说带我去，中午我请你们吃饭。 　　大学校园旁有一方小公园，大树，草地，绿色的长椅，和一尊两米高的万比洛夫铜像。我们细看去，铜像已经锈蚀，有绿色的铜锈，脚下是精心设计的一汪湖水，有贝壳、石子，他站在湖水中间，一只手微微地伸向下方，就在那一刻我断定，万比洛夫是救别人牺牲自己的，因为他永远把手伸给别人……我在幽静的园子里坐了一个多小时，我一直看着那只伸出的手。小公园的长椅上坐着一对对青年男女，可能都是谈恋爱的大学生，哪国的都有，一律亲吻拥抱，有的甚至不堪入目，把手相互伸进下体。我没见到一个看书的人，但我却看见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啤酒瓶子。我突然有一丝悲凉的感觉，是时代进步了，还是我落伍了，难道在万比洛夫面前，你们这些小师弟小师妹不应该有一点敬畏感吗？…… 　　中午，我在大学旁的一个老式小餐馆请小郭和他的几个朋友吃饭，而小郭告诉我，他考证过，这个小餐馆就是万比洛夫常来就餐的地方，我惊喜万分。后来小郭告诉我，说万比洛夫常常要两瓶啤酒，在这里可以坐几个小时，直到服务人员向他投去白眼，他才离开。我想，万比洛夫不是酒鬼，他是在这里思考，他在想什么呢？也许那些伟大的作品，正是在这里构思的吧…… 　　尼基塔客栈 　　在贝加尔湖的奥里洪岛上住了一周多，却浑然不觉，时光是那样快。真想就那样永远住下去，一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尼基塔的客栈，是他一生的杰作，每一处木刻楞小房子，门、窗都是木雕的画廊，每一条小路，花草，都是人间天堂。最妙的是，木墙上用粗麻绳子吊着马槽样式的花盆，奇花异草，妙趣横生；而木屋的每一根柱子都是布里亚特人的祖先图腾。因为岛上大多原住民都是布里亚特人，据说实际是蒙古人的分支，扁平的脸，头很大，腿有点弯。这使我想起了苏武牧羊北海边的那首歌。贝加尔湖不就是远东，北方的海么？岛上祭祠的地方几乎与蒙古族一样，到处飘着五颜六色的哈达，有些用石头堆起的小丘则是敖包，我也不必深究，别引起外交冲突。 　　尼基塔客栈，没有电视，好像也没有报纸之类的新闻媒体，那些把世界搞得乱哄哄的背包客，把各国的国旗，纪念章都贴到客栈的小餐厅里，我与老妻也把带去的中国结，挂在了房梁的最高处。夜来，大家都聚集在餐厅内外，有几个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是哈萨克斯坦的青年，他每天沿着公路跑二十公里，没钱了就停下打工，有钱了就往前跑，他想跑遍世界；另一个是流浪的画家，听说他在莫斯科电影厂当过美术设计师，每天画这画那，把画摆在餐厅前，你出钱和不出钱拿走了，他也不说什么，但在那些日子里他没卖出去一幅画，长得有点像凡·高，他进餐厅拿几个小饼，倒一杯茶就出去，从不和游客一起吃饭。我把在国内带来的一个小京剧脸谱赠他，他激动得不得了。一天他捧着几条烂鱼要送给我，嘴角不停地说，哈柳斯、哈柳斯！我知道，哈柳斯是贝加尔湖一种很名贵的鱼。后来有人告诉我，他精神不太正常。还有一个法国人很浪漫，很有生意头脑，他把在岛上拍的照片，发回国，制成明信片，游客很高兴地出钱买，然后他负责发往世界各地。 　　我与老妻出国时带了几盒很高级的白茶，两盒送给橘子树的老板郭氏兄弟，另两盒就想送给这位前苏联乒乓球冠军尼基塔先生。 　　但我刚到客栈的那几天，不知道哪位是尼基塔先生，总是看见一个老人，忙前忙后，对谁都真诚地微笑，帮你提行李，帮你开门，本以为是打工的。后来人们告诉我，说这老人就是客栈的老板，他就是尼基塔先生。我跟老妻送了他茶和小纪念品，跟他合影留念。多好的俄罗斯老人哪，他能包容流浪的青年，也能包容穷困潦倒的画家，足以证明他能包容世界。 　　从尼基塔客栈，走木板铺成的小路，出后门，要不了十几步，脚下便是神奇壮美的贝加尔湖了。我差不多每天都出去钓鱼，老妻中午为我送饭，然后在沙滩上铺一块布，摆上吃的进行野餐，喝几杯小酒，旁边趴着一条老狗……这可能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了。我们融进大自然里，融进了天地之间，也融进了两个生命在一起的永恒。那老狗每天都在等我，因为我把从满洲里带来的牛肉干都喂了它。老妻埋怨，牛肉干很贵，我们都舍不得吃，你都喂了老狗。我只是笑了，不做辩解。回国很久，我还是想那条老狗，它那瘦弱的身体，能跟奥里洪岛上几百条狗争夺食物吗？它是活着，还是死去了…… 　　十二月党人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我们就要离开伊尔库茨克了。我与老妻抽出一天的时间，了却我的一个心愿，去拜望我心中崇敬的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们。 　　我们找到位于城中心边缘的十二月党人博物馆。但让我失望的是，这不是什么博物馆，而是沃尔孔斯基公爵的一处私宅，老式的俄罗斯建筑，有三层小楼，几百平方米。里面也没有太多的东西可看，有些老照片，餐厅，老旧的钢琴和壁炉。有几个老女人在那里看管。几天也接待不了一位来客。见到我与老妻这对中国人她们相互看着，眼里透着惊奇的神色。让我失望的是，这根本不是当时十二月党人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原址，也没有作为囚徒的年青贵族当时悲惨生活的资料和照片，而是沃尔孔斯基在做了十二年苦役和妻子过世，三十年后被特赦动用财力建的别墅而已。有几处私密的房间值得一看，但还都用红绳拦着，要进去可以，但要加钱，于是我与老妻就不停地加钱，反正来一回也不容易。我想，这招可能跟中国学的，因为我们有许多场所，除了门票，要看什么就不停地加钱。 　　参观完后，我在留言簿上这样写道：也许，人类最后的革命，是贵族的革命，因为他们是以抛弃地位、金钱、美女而真正追求精神自由和灵魂解放为目标的。中国编剧杨利民。 　　出来时，我被一座如女神般的雕像吸引了。我想，这一定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中，非常有名且受人崇敬的一位。但考证过这段历史的人告诉我，这尊美丽的贵夫人，是人们心中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不是具体的哪个人。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病逝，趁着继承者尼古拉一世尚未登基的空当，一批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的俄国年轻贵族在彼得堡（北方协会）和乌克兰（南方协会）先后举行了武装起义，企图推翻奴隶制的沙皇统治。但由于势单力薄加之没有动员起劳苦大众，很快被多于他们四倍的沙皇军队打垮镇压下去。五位领袖处以绞刑，士兵处以一万皮鞭，活活打死。另有一百二十多名贵族被流放到人迹罕见、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他们的妻子与“罪犯丈夫”断绝关系，为此他还专门修改了“贵族不准离婚”的法律，只要哪一位贵妇提出离婚，法院立即批准。令人意外的是所有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都坚决随同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迫于形势，尼古拉一世不得不答应她们的请求。但政府分颁布了一道紧急法令：凡愿意追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的妻子，将不得携带子女，不得再返回家乡和城市，并永远取消贵族特权。这意味着，这些端庄，雍容，高贵的女性将永远离开金碧辉煌的宫殿，离开襁褓中的孩子和亲人，永久告别昔日富足与优越的生活。 　　特鲁别茨卡娅是她们中第一个在西伯利亚与丈夫相会的。在离别时，人们为她举行了盛大的送行宴会，深深爱慕过她的普希金也在场。后来特鲁别茨卡娅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与丈夫会面的情景：“谢尔盖向我扑来，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一阵脚镣的叮当的响声使我惊呆了！他那双高贵的脚竟然上了镣铐！这种严酷的监禁使我立刻理解了他的痛苦，屈辱的程度。当时，谢尔盖的镣铐使我如此的激动，以致我先跪下来，吻着他的镣铐，而后才亲吻他的身体…… 　　俄罗斯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在他诗中这样写道： 　　我在他面前不禁双膝跪倒 　　在拥抱我的丈夫以前 　　我首先把镣铐贴近了我的唇边…… 　　…… 　　自由啊，神圣的寂静啊 　　它充满着何等的忧伤 　　它又洋溢着多么庄严的思想…… 　　从此，亲吻镣铐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成为俄罗斯爱情的象征，为了自由和忠贞的爱情，人类变得美好，冰凉的镣铐显得更加神圣而纯洁。 　　我坐在一棵树下又抽了几支烟，看着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我想这世界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人们是多么的容易遗忘啊。历史是面镜子，该照照我们自己，你是谁？你为什么活着？前几日我看了一份资料，八万多份问卷，现在谈婚论嫁，都是明码实价，上海最高，男性月薪要上万，北京稍差也要八千，并以有房有车为前提。这使我想起恩格斯的一部著作里的一句话：这是合法的卖淫，不是婚姻，更不是爱情。 　　在归国的列车上，望着窗外的原始森林，我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