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集体农业与水利事业,是要与老百姓吃饭也过不去吗?

食物主权按

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是历史遗留给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最为迫切而棘手的问题。食以农为本，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农民在群众首创精神与国家政策支持下开启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互助合作与自力更生的集体化浪潮，这是继土地革命后发生在中国农业与农村领域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一破一立，为解决吃饭问题提供了最坚实的后盾和最根本的保证。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集体的组织下，毛时代的中国农民靠智慧与勤劳的双手，进行了一系列包括修建水利工程在内的农田基本建设，才使得吃饭问题得以从根本上解决。本文以四川简阳地区为例，记叙了文革时期都江堰灌区东风渠第六期工程如何依靠集体的力量与群众的劳动突破艰难的自然阻隔和技术水平的限制而全线贯通，创造了旱涝保收、产量翻翻、人口温饱的局面，古堰换新颜，福泽后代。尤其是那些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而奉献生命的水利战士，他们的付出更值得铭记，他们的精神更值得缅怀！以他们为代表的劳动人民用事实证明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然而，分田到户以后，随着集体的解散，中国农民不仅丧失了集体兴修水利的组织条件和社会土壤，连以往社会主义时代遗留的水利工程也年久失修。不仅如此，市场化改革以后所修建的屈指可数的水利工程以利润为导向将水利与群众置于对立面，中国的用水矛盾不断加深，水利事业持续衰败。对此，有些人不仅不知道反思，反而一味否定毛时代的农业集体，进而恨乌及屋否定集体时代造福千秋的的水利事业和基本建设并将其打入“文革”、“蛮干”的牢笼，这令编者百思不得其解，莫非这些人真的与老百姓吃饭也有仇？

隧道东出口刻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下联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正文

一、吃饭问题是历史遗留给

新中国最迫切而棘手的问题

从晚明以来，中国开始出现局部地区人多地少的局面；到了晚清之后(18世纪晚期)，中国业已形成全局性的人多地少局面。按照何炳棣的看法，这是从1780年代中国总人口超过2.5亿的适度人口数字开始的。此后，人多地少，导致劳动力相对土地相对价格的下降，使得土地价格、地租开始走高，土地产出趋于下降；日渐增加的人口缺乏足够的农业资源维持生存，这又导致高利贷盛行，进而导致劳动者在农业总产出中占比下降；直接劳动者的过度贫困，继续导致土地产出不断下滑，开始了一个农业生产向下循环的过程。

因此，土地资源的不足，以及由此造成的相对价格变化，共同合成了一个在旧体系之下无路可走的困境——全国农民的总产出能力小于全部人口的温饱需要，并且其间的缺口随着时间的流逝日益增大。到了民国时期，已经有相当比例的人口，缺乏稳定的生存资源，结果使得吃饭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向整个社会和政治体系扩散，革命就此发生并取得底层民众的竭力拥护而胜利，等到革命胜利之时，历史遗留下来的吃饭问题也发展到了最严重的顶点。

1949年，四川简阳地区的贫困程度之高，简直触目惊心。南下干部想要吃菜，只能够派车去成都购买运回，当地人基本上不吃菜和不种菜了。土改之后，农民的困难程度有小幅度的缓解，但吃饱饭问题始终难以彻底解决。1969年全川大旱，更加充分地暴露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据县志资料，简阳地区年降雨量为800多毫米，年蒸发量在1200多毫米以上，这个数据差导致当地十年九旱的格局。文革实现简政放权后，规划多年都难以启动的都江堰灌区东风渠第六期扩建工程开始启动。这个工程通过东风渠引岷江来水，以隧道穿越龙泉山之后，即可抵达简阳地域，然后为了避免与上游争夺忙水，需要修筑三个囤蓄水库——张家岩水库、三岔水库和石盘水库，经过水库囤蓄和渠系灌溉简阳农田。

工程最大的拦路虎是穿越龙泉山的隧道工程，总长超过6公里，岩层破碎、塌方危险大，许多基层干部、党团员和民工一道，作出牺牲生命的思想准备，组成敢死队，夜以继日地施工赶进度，最终以过百人的牺牲、近千人的伤残为代价，打通了龙泉山隧道。而在整个龙泉山灌区的施工中间，一位亲历者指出：“先后动用数十万民工，牺牲了119条生命、伤残1500多建设者，历经十年时间完成。工程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愚公移山的精神，神奇地把自流灌溉的成都平原复制到了简阳。”[1]

龙泉山隧道工程牺牲之大是极为罕见的，在老田的阅读经历中间，这是在单项工程施工中所付出的最大牺牲人数，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农民为了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吃饭问题，付出了多么艰苦卓绝的努力。据《简阳县志》(巴蜀书社1996年)记载：“龙泉山隧洞轴线数经河槽、断层，地质构造复杂，有常年涌水的‘水帘洞’，有钙质坚岩、‘豆腐渣’页岩，时常塌方，造成泥石流、缺氧、瓦斯爆炸等险情。面对困难，干部、民工和后勤人员，主动参战，坚持昼夜施工。送饭进隧洞，歇人不歇工作，缺氧地段组织人工轮番冲刺，前面昏倒，后面补上，工地上，兄弟、父子前仆后继事迹层出不穷，涌现众多优秀群体和先进个人。”(县志P226-227)

这是真正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没有这种“为大我牺牲小我”的精神和时代风尚，龙泉山隧道不可能在那种技术工具极端落后的条件下打通，当地民众的温饱问题肯定无由解决。这个隧道净高4.6米，净宽3.4米，全长6274米；因为缺乏工业品投入，整条隧道用了40万块条石砌块加固，近乎半个四川的石匠都被这个工程动员起来了，没有用一根钢筋。因为要承受山体压力，条石规格要求很严格，要精确到毫米级，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间，条石衬砌的隧道经受住了严格的检验。

隧道东出口刻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下联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三、古堰换新颜：

农业集体化创造的水利奇迹

今天有了更为强大的技术手段，例如凿岩机械和盾构设备，但是，就老田所知，这些设备迄今为止从未用于修筑灌溉农田的工程。仅有的例外是1990年代末期甘肃“引大入秦”工程，是使用了世界银行贷款和现代机械施工建设的，依据世界银行的惯例，工程要按照投资和运营成本摊销加上利润目标之后确定水价，工程通水之后水价过高，农民负担不起，结果是有水也不给农民用，管理机构还说因农民付不起钱导致“工程效益无法发挥”。

据《简阳县志》记载，隧道于1973年打通通水，当年灌溉面积突破10万亩，次年突破20万亩，到分田前夕的1981年业已达到69.3万亩。（县志P228） 得益于灌区建设的成功，大小水利设施开始配套发挥作用，简阳十年九旱的局面得以终结：“70年代，以国家投资为主，开展以龙泉山大型引水工程为龙头、大中型骨干水库、电力提灌站及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配套的水利建设。修建张家岩、石盘、三岔3座水库,总投资7751.05万元,其中国家投资4790.52万元,占61.8%，县内总投劳动力3756.48万个，折资金2960.53万元，占38.2%；设计灌溉面积78.95万亩。到1985年，全县累计农田改造91.96万亩，其中改两季田37.4万亩，坡改梯、土改田等54.55万亩，建成各类水库85座，山平塘7642口，石河堰553处，电力提灌站512处，形成以东灌引水工程为主渠的渠系网6500余公里。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88.37万亩，为1949年的67.5倍，旱涝保收面积达到75.86万亩，为1950年的842.9倍。”（县志P112） “工程根本改变了灌区生产条件。原来96%以上的冬水田改造成为一年两熟、三熟的水旱轮作稳产、高产田，复种指数由原来的169%提高到229%，改旱地为水浇地，扩大水稻种植面积3.87万亩，改变灌区历史上‘红苕半年粮’的食物结构。”（县志P221）

毛时代依托农业集体的组织能力，主要是通过活劳动的投入方式，去挖掘流域地理条件下的最大灌溉潜力。古老的都江堰灌区，沿着盆地北缘的人民渠以及沿着盆地南缘的东风渠，经过多期扩建之后，总灌溉面积接近千万亩量级，由于土渠渗透系数较高，这个灌区建设覆盖的区域，业已逼近（平水年）或者超过了（干旱年）岷江出山径流量（年150.82亿立方米）的最大潜力。

据志书记载，岷江“流至都江堰渠首长341千米（河流长），东西宽约125千米（直线），集水面积23037平方千米。1937-1985年年平均流量478立方米每秒，年平均径流量150.82亿立方米，”（《四川省志·都江堰志》第3页） “新扩灌区的丘陵地带，地处下游，输水渠长，遂采取‘长藤结瓜’方式，引蓄结合，以蓄为主，先蓄后用。利用山地条件建成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7座，小型水库286座，山平塘38756口，石河堰4521口，泉堰103处，提灌站617处，总蓄水量达14.85亿立方米，保证灌溉之需。古堰新颜，焕发出无限生机。现在受益的已有6个市（地）34个县（市、区），灌溉面积达1000万亩，为建国前的3倍多，保证了农业稳产高产，”“渠首崛江多年平均径流量150.82亿立方米，内外江六大干渠引进的水量合计为100.38亿立方米，实用水量79.04亿立方米，排走水量26.34亿立方米；另从崛江干流直接排走50.44亿立方米。”（第5页）

与后文要说到的杜门仇饷经济学不同，毛时代是通过基层组织的中介作用，充分动员剩余劳动力进行活劳动密集投入，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以提升土地的生产率。同时，也依托集体的力量，推行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使得各种能够干预农作物生长的要素，都逐步地齐备起来，粮食亩产量近乎翻了两番。最终是通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改变了农业总产量不够全国人口吃饱的局面，大约以三十年的集体努力来面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吃饭问题。

四、为解决吃饭问题而

奉献生命的水利战士永垂不朽

阅读《简阳县志》，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烈士都有列名，有的人还写有传记；建国初期在农村建政和征粮工作中被土匪杀害的162名烈士也都留名县志，乃至于后来参与抗美援朝战争的烈士、五九年参与平定藏区叛乱而牺牲的烈士，都留下了姓名。只有修筑龙泉山灌区工程牺牲的烈士，没有留下姓名，他们被潜意识地认定没有资格进入县志。更有对照意义的是，简阳籍的铁道兵牺牲在外地的工地上，县志也给予录名，而对本地贡献极大且在本地工程中牺牲的大批牺牲者，都没有这个待遇。

县志的这种写法，全国到处都一样，这背后体现了一个价值评判标准：与统治业务相关的牺牲其意义重大值得留名，而与生产业务相关的都是底层民众的事业，牺牲之价值有限，不值得单独去搜集其事迹和留名青史。换言之，同样是为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牺牲，与统治业务相关的牺牲其价值被充分高估，而与通常情况下被统治阶级从事的生产和建设业务相关的牺牲，被习惯性地认定价值不大。在恢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光亮口号背后，是把劳动者作为工具看待的价值观，牺牲者的事迹哪怕再感人在老百姓心目中间再好评，终究会被视为一种工具损耗而已，不包含超越的精神价值，所以也不需要后人记住他们的名字。

如果没有水利烈士们的无畏精神和牺牲，整个灌区的卡脖子工程——龙泉山隧道——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而灌区投入使用之后，与烈士们功勋相关的效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灌区的增收效益提升了农业产出水平，最终是提升了人们的平均营养水平和寿命，使得人们的生存境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是一种生产性的效益，最后体现在农业增产方面。二是通过灌区和水库修筑，大大提高了抗旱除涝能力，能够减少灌区土地和民众在水旱灾害中所遭遇的损失，这近似于一种保险费付出的“投保”效果，不仅泽及当世，而且遗惠后人——工程的抗旱防洪能力对子子孙孙都会有帮助。

要是依照职业农民老田的看法，修筑水利工程而牺牲的烈士，其精神价值更应该得到高估。这是一种外部性为“正值”的牺牲——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付出，推进了灌区建设的最艰难突破，提升了土地的生产率并提升了可持续再生资源的产出水平，降低了水旱灾害带来的财产和生命损失，这是一种不损害任何其他人利益(即负外部性为零)的功勋。简阳本地农业生产条件的根本性改善，是以同样的土地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并且还是以超越温饱水平来养活的。这个根本性变化的各种投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最艰难的那一部分投入是：那些付出了生命代价的水利战士，是他们主动选择承担了以个人生命为代价的投入方式，才最终使得整个工程在落后的技术条件下突破最艰难的自然隔阻，使得整个工程能够突破低技术条件的绝对限制，得竟全功。

而战争中间杀敌制胜的功勋，则是以损害敌方利益来成就己方胜利的，对敌人造成的负外部性是很大的——总是要以彻底打败敌人从而铸就自己胜利的，根据下文仇饷经济学和仇饷政治学对革命后历史的颠覆，一些精英已经认定革命已经没有了正面价值而只有负面价值了——为此土改也需要重新审视了，有些革命对象的后代现在跳出来说革命和土改都是不对的——因为对他们的损害太大了。而水利事业恰好与此不同，在不损害任何人的情况下获取正面价值。

五、否定集体水利事业，

推行私有化：与老百姓吃饭有仇

《尚书》记载了一个“葛伯仇饷”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说夏桀的一个代理人葛伯，与老百姓吃饭有仇，或者仇视老百姓有饭吃。这种史书的写法，首次建立了一个堕落统治者与老百姓生存利益有冲突的叙事方式。其实，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解决之难，投入之大，所需要的制度与技术中介之严苛，都是需要以崇敬先辈的心情去认真对待和梳理的。

但是，官府机构率先在杜润生及其雇佣的主流经济学写手的努力过程中，把一切有效的制度中介和投入努力都一概抹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润生及其手下的经济学写手，是“与老百姓吃饭有仇”的那个葛伯的思想继承人。仇饷经济学的要害，是敌视各种农业增产所必须的制度中介与投入环节。

依据杜润生及其写手的仇饷经济学解释，真正的农业增产所需的组织和投入，都是无意义的。这是一种本质论的反学术方法，重建共产党领导集体农业的历史，并且把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投入与产出关系所依赖的制度中介和技术中介全部抽空。作为一种学术方法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是杜润生及其雇佣的写手开始的，这种方法采取一种本质论的解说模式，却替代和遮蔽了有关农业增产的投入产出分析，拒绝面对投入的合理制度和技术中介。用一种反事实的心理状态分析替代机制分析。

杨继绳等自由派通过对大饥荒的扭曲解释，试图在政治上重建一种反事实的仇饷政治学，这种仇饷政治学的核心逻辑，是想要确立官场及其机会主义行为，足以损害一切农业发展潜力和民众求生空间，是政治人的不当行为带来农业发展不足和分配畸形。

基于仇饷政治学和仇饷经济学的解释，简阳和其他一切地方一样，所谓的吃饭问题是伪问题，只要一分田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所有的增产奥秘完全在于农民对自身利益的关心和田间管理投入的切实努力，此外，什么都是虚的和不需要的。这种思潮除了以较为规范和系统的方式，在官学机构和学官们那里讲述之外，还以各种方式渗透进入民间，激起各种敌视有效增产措施的言论和思想。

曾经在龙泉山灌区工地上担任过宣传队长的冷林熙指出：“通水隧洞口上，铭刻的那幅经久不灭的划时代金联：‘毛主席万岁’‘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通过回望当年百万英雄战天斗地的情景，想一想，为什么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有那样无比巨大的惊天伟力。才能让人们，尤其是少经世事的青少年从历史的见证中，更快更好地学会‘辩证法、唯物论、历史观’，懂得‘实事求是’这个最普通而又最难把握的大道法则。才能使其彻底放弃‘东灌是文革产物，是劳民伤财的蛮干’等等错误看法。才能让他们真正懂得，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前人，如何看待自己。时刻提醒自己，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以应不测。科技再发达，并非可以代替一切人类劳作。‘艰苦奋斗’精神，一万年也丢不得。”[2]

今天回顾，70年代是一个极端反常的时期，那个时期让统治业务极度贬值，反过来，就会极端抬高生产业务的精神价值评估系数了，这在统治阶级再形成之后，肯定就会被视为反常和悖理的，由此，连带地与wg精神价值相关的遗留物灌区都看不对眼，要不是这些人不吃饭不喝水就活不下去，说不定他们会认真地与灌区的清水和粮食划清界限的。

水利事业是一种准公共物品，改革后想要强行把水利事业改造成为私人物品那样的经营模式，建立确定的管理机构并赋权让其向受益者收费来实现赢利目标，至少也要通过收费来实现工程养护成本分摊，结果都证明是彻底失败的。这不仅导致管理机构的服务精神下滑，与灌区受益者的农民关系逐步疏远，而且，分田之后农村基层组织瓦解，要顺利地向千家万户农民收取水费良非易事，收费本身的成本日益走高——这业已证明了准公共物品不存在市场化的基础条件。结果，灌区的管理和修复养护工作，与用水的农业生产过程之间，出现严重的利益不一致和疏远，没有了集体农业组织作为合格主体的管理过程参与，要实现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外部性内部化”近乎没有可能，要在工程受益方与所需投入和养护成本之间建立起顺畅的渠道，这远远超过了单独的水管机构的最大能力，由此造成水利事业的持续衰败趋势，结果是很清楚的：几乎每一个灌区的灌溉潜力处在持续的下滑趋势之中。这种失败的设计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依然未曾得到重视和反思。

就这样，在水利管理结构和农民之间，日益复制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灌区管理机构控制下的服务事业涉及到成千上万户农民的农业收益，但是，灌区的管理目标日益走向单一的利润管理方向，使得水利事业的社会目标与内部效益之间的疏离关系日益牢固，这使得水利工程管理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相互关系严重走向异化。

【本文所引的施建新和冷林熙文章，这两人都是亲自参与过灌区工程建设的人士，在此向他们致敬!】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注释

[1] 参见 施建新http://bbs.mala.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51499

[2] 参见 冷林熙http://www.mala.cn/thread-13943727-1-1.html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网；原标题：缅怀那些为解决吃饭问题而奉献生命的烈士；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