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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因素对大学组织、制度变革的影响 作者：王建华

来源：《教育与职业·理论版》2008年第21期

［摘要］人是组织变革与制度创新的基础，如果忽视了人的主体性以及不同组织中人的特殊性，任何组织变革与制度创新都不可能实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大学组织变革与制度创新方兴未艾，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大学组织与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忽视了大学人的存在。相关研究中大学组织与制度被抽象成了专家们科学探究的对象；以大学教师和学生为代表的大学人的主体性与特殊性在大学组织与制度变革中的重要性被忽视。大学组织与制度变革的成功实现必须充分考虑大学人的主体性与特殊性，必须深刻理解大学组织、制度变革与大学人之间的内在相关性。

［关键词］大学组织 大学制度 大学人

［作者简介］王建华（1977- ），男,河南息县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江苏南京210097）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8）32-0009-02

组织是人的有目的的集合，制度则是约束和激励人与组织的规则体系。由此可见，人是组织得以存在的基础，没有人就无所谓组织。而组织是制度存在的基础，没有组织也就无所谓制度；今天的社会已经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不属于任何组织的人很难生存；今天的组织也已经是制度化的组织，没有一定制度约束与规范的组织也很难生存。因此，人永远都是组织与制度变革的核心，离开了人或忽视了人的存在，组织与制度的变革难以成功。因此，全面理解大学组织、制度变革与大学人之间的相关性，充分考虑大学人的特殊性，凸显大学人的主体性，就成为完善大学组织功能、实现大学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道理很简单，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大学人，就有什么样的大学制度。人与制度之间存有直接的互动。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波普早就警告过，制度就像设计城堡的图纸，设计得再好，如果没有懂得守护它的士兵，没有人去保卫它，一样没用。“制度”一定是与“人”在同一层次的，它们相辅相成。雅斯贝尔斯甚至认为：“对于大学的生存来说，最关键的是它要依靠人，而非制度，因为制度说到底不过就是一个物质前提而已。”

讨论大学组织、制度变革与大学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涉及人与组织、人与制度两个方面。由于制度本身包含有组织的含义，因此如何理解人与制度的关系就成为理解组织、制度与人之间关系的关键。与组织、制度的含义相对清晰不同，“人”的含义比较模糊。一般而言，人可以分为抽象的人与具体的人。所谓抽象的人主要是哲学等一些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具体的人主要是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当然，由于学科立场和类型的差异，即便同样是关注具体的人，不同学科视野中的人的含义也各不相同。比如心理学视野中主要强调人的性别与年龄，社会学视野中会强调人的地位与阶层，而教育学则主

要强调人的可教性或可塑性。就人与组织、制度的关系论，所涉及的人有抽象的人，但涉及更多的还是具体的人。通常处于组织最核心的领导者或决策者往往是一个组织、制度的创建者或发起者，中间的管理层作为中介体，主要是一个组织、制度或政策的执行者，而最基层的员工则主要是一个组织、制度的服从者。

从“人”的视角重新审视今天大学组织、制度的变革主要涉及组织中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基于人的制度与制度规制下的人、组织与制度作为人的延伸以及制度的双重合法性。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深入分析，其目的就是要厘清大学组织、制度变革中大学人的重要性，以及大学组织、制度变革与大学人的相关性，进而反思目前整个大学组织与制度变革实践中大学人主体地位的缺失。伴随着大学组织与制度的变革，大学中变化的可能只是组织结构图与制度运行图，大学人的主体性在变革中却一直被悬置，大学人的主体性与特殊性及其与大学组织、制度变革之间的相关性一直未被作为影响大学组织与制度变革的重要因素加以充分考虑。

一、组织中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

由于受社会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组织理论中长期以来都认为组织是一种客观实在（无论是物理学意义上还是生物学意义上），组织往往独立或超越组织中具体的人而存在。为了弥补实证主义的不足，格林菲尔德等人从人文与艺术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主观主义的组织理论新范式。他认为，组织是人创造出来的现实，组织是人造物。组织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组织的现实不是太空的星体，而是生活在组织当中的人对它做出的解释。不是人生活在组织当中，而是组织生活在个体当中，并通过个体起作用。没有所谓的组织目标，有的只是组织中个体的目标。现实中的组织目标不过是组织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人的个人目标的扩大化。以主观主义的组织理论范式为基础，格林菲尔德强调组织中的人对于制度的共同建构，基于这种共同建构的制度框架，组织管理应以对话的方式进行。

目前在对于大学组织变革与制度创新的研究当中，实证主义方法论仍然是主要的思路。出于对科学范式主导下的学术性的追求，大学人在大学组织变革与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主体性被遮蔽。在科学方法论的指引下，研究者的视野中只有冷冰冰的大学组织与刻板的大学制度，完全看不见作为组织与制度基础的活生生的大学人。事实上，就其本质而言，大学不外乎一个师生共同体，基本符合格林菲尔德所倡导的主观主义的组织范式。回顾历史，今日世界各种各样的大学组织与制度形式，追根溯源无不源于昔日作为教师与学生“行会”的中世纪大学，大学归根结底应是大学教师与学生的大学，否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与意义。因此，对于大学人与大学组织、制度之间的关系，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应是：在组织与制度的初始选择中，历史上大学教师与学生作为大学人的主体性与特殊性直接决定了中世纪大学作为一个行会组织的特殊性；而中世纪大学作为一个行会组织的特殊性又直接决定了后来的中世纪大学的特殊性；由于路径依赖的缘故，中世纪大学的特殊性又进而直接地决定了后世大学组织与制度形式的特殊性。简言之，今日大学作为一种组织与制度的特殊性源于大学教师与学生作为大学人的主体性与特殊性。因此，未来时期大学组织变革与制度创新必须服务于或满足于大学教师与学生作为大学人的主体性与特殊性，而不是忽视或无视其在大学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