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宋神:韩愈在潮州的神话与神化

　　摘要：“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历来享有盛誉，即便在贬谪潮州的人生低谷期也以其勤政爱民的斐然功绩在唐宋潮州民众心目中赢得了由人到神的升格。在这一演变、升格的过程中，潮州本地盛行的先贤崇拜和人神合一以及宋代理学的兴盛加速了韩愈的神化，唐宋地方祠庙祭祀政策的变化以及韩愈自身所具有的文化人格魅力等多种因素共同合力而促成了韩愈这一“唐人宋神”文化奇观。 　　关键词：唐宋史；民间信仰；韩愈；潮州 　　中图分类号：1206；K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2-0166-06 　　收稿日期：2011-11-18 　　作者简介：李志贤，男，新加坡人，哲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一、引言 　　众所周知，韩愈(768-835)于元和十四年(819)因上疏《论佛骨表》触怒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于同年三、四月间抵潮①，又于同年十月改授袁州刺史，其刺潮时间不足8个月，但对潮州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赢得世代潮人的景仰，以至“江山易姓于韩”②，在潮州历史上具有无人可以比拟的重要地位。尤有甚者，人宋以后，潮人还将韩愈神化，“韩文公”成为后代潮人所崇奉和膜拜的神祗。 　　在潮州民间流传的诸多有关韩愈的神话中，最为神奇和脍炙人口的莫过于韩愈凭一纸《鳄鱼文》③关于恶溪祭鳄驱鳄的故事。此外，还有许多有关韩愈的事迹和民间故事经过世世代代的传颂而演变为家喻户晓、内容生动的神话故事，如走马牵堤、八仙造湘子桥、韩祠橡木、插薯苗、访问岭等。潮人还以其他方式纪念韩愈，或为他建祠立碑，或以其名号为景物胜迹命名，祠取名“韩文公祠”，山称“韩山”，水称“韩江”，树称“韩木”，连妇女的蒙头皂布也取名“文公帕”。韩江北堤建有“祭鳄台”，潮州市里有“昌黎路”、“昌黎小学”；位于昌黎路中段的潮州博物馆前有建于明嘉庆十七年(1538)的石牌坊，坊额题有“昌黎旧治，邻海民邦”8字。潮州西湖公园内涵碧楼后的山坡上立有“景韩亭”，亭内的《白鹦鹉赋》石牌，据说是韩愈的笔墨手迹，清代潮州知府龙为霖为之所刻。还有韩江岸边的“观韩楼”，也是潮人为了瞻仰韩文公祠而修建的。关于这些神话传说，已有许多介绍和评论，本文不予赘述。总之，正如苏轼所言，潮人对韩愈“独信之深、思之至”，出于一种感恩戴德的心理，在韩愈死后，潮人一直怀念他、尊崇他，视若圣贤，世代歌颂，最终把他从一个历史人物神化为神。 　　值得注意的是，“唐世潮州刺史，地方志官部所载凡10人，祀名宦祠者6人……今皆为人所淡忘。惟韩愈深入人心，建有专祠，历久而弥显”。中国历代贬谪潮州的中央大员颇多，以唐代来说，便有张玄素、唐临、常怀德、李皋、常衮、杨嗣复、李德裕和李宗闵等人，他们当中不乏名声威赫的一代名相贤臣，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在潮人社会中占据一席之位，也没有留下什么可以供后人瞻仰的文化和历史遗迹，更谈不上像韩愈那样受潮人无以复加的尊崇。而潮人并不是在韩愈离潮后或死后就奉他为神，“(潮)州之有祠堂，自昌黎韩公始也”。这是说在宋神宗咸平二年(999)潮州通判陈尧佐在当地建立韩文公祠。换言之，最迟至宋神宗咸平二年，作为唐人的韩愈才开始被升格为神或被神化。由此看来，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作为贬臣逐客的韩愈对潮州与潮人产生如此深远巨大的影响，以至到了宋代被神化而奉为神祗加以膜拜，确是一个值得观察和探讨的问题。本文拟从潮人先贤崇拜的神文化、宋代理学的兴盛、宋朝廷对地方政府祠庙祭祀的政策以及官方的意识形态等方面作一简要论析，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二、神化韩愈是潮人先贤崇拜神文化的表现 　　潮州背五岭而面南海，故在文化上深具海洋文化的特色，表现在民间信仰上的其中一点便是盛行多神崇拜习俗。另一方面，潮州地区又是一个移民社会，从秦末开始，南北朝、唐宋、明末各个历史时期的大规模移民潮，皆有众多中原人士移居至此，他们也带来了故土的宗教信仰。因此，这些不同时期的移民所带来的各地的各种系统的神明，加上原来的地方神，就促成了潮州地区的神明愈来愈多，形成不同的神祗系统。①历代地方志故而多谓潮人俗尚迷信，明嘉靖《广东通志》记述潮人“信尚巫鬼”，清光绪《海阳县志》说潮人“贫富咸信鬼神，疾病托命于巫。……其祠庙庵观，无一都一乡不有，每有所事，辄求玟祈签，以卜休咎”。但是，敬神祀神也是一种族群文化现象，多神崇拜则是潮州人信仰习俗的重要载体，是潮州很突出的地方特色。潮人信奉的神灵名目繁多，若将他们祭拜的神祗系统分类，除了祖先崇拜之外，还有自然物崇拜、儒教崇拜、佛教崇拜、道教和民间俗神崇拜、先贤和英雄崇拜以及西方宗教崇拜。宗教既是族群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产生于纯朴的民间生活里的神话，就是一个血缘民族或地域群体的共同心理、观念和情感的表现。西方学者Laurence G.Thompson很早就主张应该从整体和宏观的文化层面去了解华人的宗教。同理，对于潮人之神化韩愈、祭祀韩文公，我们也应该从其特殊的神文化和民俗的视角去探究。陈汉初先生在他的著作里对这一点就有精辟的见解： 　　潮汕人的尊神、祭神风俗是颇有特色的。 　　潮人大体上都神化自然、天象，神化祖先、先贤、 　　民族英雄、帝王和忠臣，并把他们当成神来顶礼 　　膜拜……但也不能简单地称之为迷信而一了了 　　之，应该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文现象来分析 　　和对待。 　　先贤和英雄崇拜本是潮人重要的宗教信仰传统，凡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为人民造福者，在死后有许多皆被潮人奉为神。例如关公(关羽)、妈祖或天后(林默娘)、双忠公(张巡、徐远)，还有最为潮人所尊崇的韩文公(韩愈)等。对所供奉的神明俗称“老爷”，统称大小神庙为“老爷宫”，拜神则称“拜老爷”，而拜佛和祭祖先就不称“拜老爷”，因为他们所供奉的“老爷”许多时候都是历史上或传说中对地方上老百姓有裨益的官吏名士，或是为民族国家牺牲的忠烈之臣和草莽英雄。《柳南随笔》卷5曰：“前明时缙绅惟九卿称老爷，词林称老爷，外人司道以上称老爷，余止称爷，乡称老爹而已。”但在民间，老百姓却多称地方父母官、豪绅为老爷，仆称主亦为老爷。恩泽于潮人的大儒和地方父母官韩愈，自然就是他们心目中最感激和崇敬的“老爷”之一。潮人对韩愈的尊崇，随着历史的推移，到了宋代，作为唐人的“老爷”韩愈最终被神化为神。潮州通判陈尧佐立韩文公祠乃“以风示潮人”。至和元年(1054)，知州郑申重建韩祠，元�五年(1090)，刺史王涤建“昌黎伯韩文公庙”，苏轼为之撰写《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碑文言：“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充分反映了潮人对韩愈的无限崇拜，这是出自潮人对韩愈一种长远以来深厚的情感、景仰与缅怀的心理，他们借此颂扬韩愈的精神和道德感化力，“整体性地折射出潮人的观念世界

与心灵世界”，也符合潮州当地人神合一、先贤崇拜的传统宗教信仰取向。 　　三、宋代理学的兴盛促成韩愈的神化 　　众所周知，韩愈在潮州兴州学、行礼治，启迪潮州文化，使潮人对他颂扬有加。不过，欧阳修在其《记旧本韩文后》中曾说：“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欧阳修所言虽有夸大之嫌，但确实是在宋代大儒如欧阳修、苏轼等人对韩文极力提倡之下，韩愈才享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美誉，才被举为承，先启后的儒学代表人物，晋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应理学学风之兴，人宋之后的潮州更为重礼崇儒，人文鼎盛，孕育了不少人才，中举为官者亦日多①。被誉为潮之人杰的前八贤，除赵德一人是唐人外，其余7位都是宋人②，故潮州自北宋就享有“海滨邹鲁”的美誉。南宋陈余庆《重修州学记》曰： 　　爰自昌黎文公，以儒学兴化，故其风声气习 　　传之益久而益光大。绍圣以来，三岁宾兴，第进 　　士者衮衮相望，而名臣巨公，节义凛然，掩曲江 　　之美而增重东广之价者，挺挺间出。迹其所自， 　　岂惟山川炳灵，抑亦学校作成积习之所 　　致也。 　　《重修州学记》说明宋代潮州习礼风气颇盛的一个关键便是韩愈复办州学、创立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我们也可以因此而理解为何宋代理学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也反过来促使了潮州官民对韩愈的神化。所以，继潮州通判陈尧佐建立韩文公祠，北宋神宗和南宋宁宗先后于元丰七年(1084)和庆元五年(1199)追封韩愈为“昌黎伯”、“昌黎公”，配享孔庙，文人士子率先倡导韩文，竞相作咏韩诗文，官宦乡绅建立韩祠韩亭，书匾立碑，颂扬韩公。潮州人民遂由尊韩、崇韩而至奉韩、祀韩，韩愈已从唐代一介儒生谪臣，被神化为配享祠庙的百世之师，俨然成为宋代潮人“食必祭，水旱疾疫，凡事必祷”的神祗。 　　杨方笙在《试论古代潮州的儒学教育模式》一文里指出，理学创始人周敦颐曾到过潮州，南宋理学家朱熹及其门人和潮州也有渊源；饶宗颐也说自南宋庆元(1195-1200)以后，入潮官师不少是朱子一系人物，可以想象理学在潮州的传播和影响之广。宋代潮州的刻板业已很发达，所刻书籍除了韩愈的文集外，也有许多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理学学说，这些书籍多成为学校里的教科书，而理学也与韩学结合，成为当时潮州文化思想之重镇。理学与韩学之所以能相得益彰，其中一个原因是韩愈的道统论为后来新儒教正式建立后的道统论奠定了基础。韩愈极力宣扬《大学》、《中庸》，提倡心性学说，这些都是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在宋代理学家的推崇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成了儒家正统文化存续的象征，“学者非韩不学”。更重要的是，理学的盛行也因此加强了尊韩的心理。既然作为文化象征的形象已经形成，韩愈在潮州也就自然更享有与众不同的崇高地位，朝廷对他追封赐爵，就是对他作为文化象征地位的肯定。元明以后，朱子理学大行，韩愈在潮州的地位遂更为隆显，当地名宦纷纷为他重修祠庙、立碑塑像。③人宋后，潮人神化韩愈与理学兴盛这种大背景不无关系。 　　四、朝廷对地方祠庙祭祀政策的变化为神化韩愈提供了条件 　　地方祠庙祭祀不仅是民间信仰的主要内容和活动，也是国家礼制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反映了民间社会的传统信仰与文化，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表现。自西汉后期开始，国家严格贯彻祭祀制度儒家化的政策，开始对所谓的“淫词”加以打击。一直到唐初，朝廷仍是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对待地方祠祀。据雷闻研究，唐代地方祠祀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由国家礼典明文规定并全国通祀着者”，二是“礼无明文，但得到地方官府的承认和支持，甚至直接创建者”，三是“没有得到官方批准和认可，完全是民间的祭祀行为，且往往被官方禁止者”，也即是那些被州县官府判定为“淫祠”者，主要是一些物鬼精怪。雷闻指出，属于第二层次的地方祠祀也就是《大唐开元礼》小祀中之“诸神”，这类祠祀一般而言是当地流传已久的信仰，包括像韩愈这样的名臣。但是，不论哪一个层次的地方祠祀，民间都不能随意设立。在唐前期，中央对它们监控都比较谨慎和严密，地方上任何新建的寺观祠庙都必须经过层层申报，最终须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和朝廷的认可。国家控制地方祠庙的主要方式是废止淫祠的活动，地方上要为先贤忠烈、民间神明立祠建庙，一般而言很不容易。在唐代就曾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清除淫祠的事例。①因此，笔者认为，尽管韩愈在潮州的治绩深入民心，潮人对这样一位在国内享有崇高声誉的大儒莅临潮州这样一个偏僻州郡担任父母官，也觉得“与有容焉”，以至歌颂之，崇敬之。但在这种严格的政策之下，若说当时要为他立祠建庙，应该不会得到朝廷的同意。其主要原因是韩愈当时是以一个贬官谪吏的身份下放潮州。对朝廷而言，立祠建庙除了是让民间老百姓用来表达对造福当地的官员的感恩和怀念，或进而祈求其赐福庇佑之外，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以忠臣良吏树立榜样，使其他官员能见贤思齐。韩愈当时是获罪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到了潮州仅有8个月，显然不符合上述条件。了解了这一点后，对于至今还未能找到任何史料揭示当时潮州官民曾向朝廷申请为韩愈立祠建庙，也就不足以为奇了。 　　唐代中后期，佛、道二教的世俗化使其与民间神祠在性质和功能上日益接近，它们在国家祀典体制中的位置也开始逐步趋同。这种变化从中晚唐开始，到北宋时期初步完成。随着赐额、赐号的普遍化和制度化，北宋时期的“祀典”概念也在进一步扩大到民间神祠。《宋史》卷105《礼志》云：“自开宝、皇�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人祀典。”从此可以看出朝廷已将地方祠祀赋予正式的礼典地位，中央政府在通过赐额、加封、修庙等手段对州县祠祀进行认定后，再将它们编人国家祀典，把地方上的民间信仰也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在建立起这样一个由皇权支配的新的神明体系后，朝廷对祀典采取更“开放”的政策，北宋初期，许多民间神祠与佛、道仪式都被列入国家礼治的范围。 　　到了宋代，由于朝廷对地方祠庙祭祀政策的变化，地方政府在地方上立祠建庙有了较明确的准则和更大的空间。于是，在潮人崇韩心理的支配下，为了争取民心，莅潮官员皆以韩愈为表率，尊韩、崇韩，开始为他修祠建庙，立碑赞颂。饶宗颐先生便指出：“惟韩愈深入人心，建有专祠，历久而弥显。迹其渊源，大抵出于仕潮命宦之提倡。”在这种有利的大环境下，加上其他各种客观因素，潮人将他们世代感念的韩愈由人升格为神，请人祠庙，享祭万代，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五、神化韩愈非官方意识形态所能决定 　　有学者指出，在由朝廷支配的新神明体系下，韩愈在宋代被神化主要是出于朝廷的意愿，也即是由于有利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推广，朝廷示意地方政府将韩愈塑造成正统文化的象征，他就因此被官方有意识地神化了。笔者同意朝廷的主观意愿确

实是韩愈在宋代被神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是一个前提条件，但绝不能被视为是唯一的因素。韩愈自中唐刺潮赢得潮人的景仰到宋代始被陈尧佐祀于祠庙，其间相隔了180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潮州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若非韩愈的精神风范令他在潮人心中占据根深蒂固的地位，岂能在朝廷一厢情愿之下俨然成为世代潮人所供奉的神祗?若非韩愈在潮州复学兴儒对潮州的文化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又岂会成为朝廷在历代许多治潮的中央大员里挑选来塑造成儒家正统象征的最佳人选?若非潮人有崇拜人神的传统信仰，仅是朝廷的追封加爵，修庙立碑，又岂能对潮人神化韩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若单凭朝廷的主观意愿便可强将韩愈神化，朝廷为什么不选择韩愈的故乡河阳(今河南孟州)或他继潮州后出任刺史的袁州作为神化韩愈之地?凡此种种，都说明到了宋代韩愈在潮州被神化是涉及多方面因素的一种特殊现象，也因此成为研究粤东地方社会文化的学者所深感兴趣的课题。 　　依笔者浅见，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虽然能通过地方官员或士大夫加以提倡和推广，但仍须经过地方化和世俗化后，从“大传统”演化为和当地的地域文化和传统习俗紧密结合的“小传统”，才能被地方上的百姓所接受，为民众普遍奉行。因此，尽管到了北宋初期，随着赐额、赐号制度的完善和祀典的开放，许多民间神祠与佛道教仪式都被列入了国家礼制的范围，但地方族群“神化”自身所景仰的人物的过程，却不能只被视为中央对地方祠庙进行控制的一种反映，或是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地方上进行整合的一种手段。诚如雷闻先生在总结其《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兼论“淫祠”与“祀典”概念的落实》一文时所指出：“在中古史研究的领域里，……民间信仰与国家意识形态究竟存在着何种互动关系等等，还是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若单以“政府为了灌输官方意识形态而主导的政治手段”这种思维和逻辑来分析古代历史的社会发展和文化现象，或许就将问题看得太过简单。 　　六、结语 　　韩愈远谪八千里来到潮州仅仅不到8个月，却赢得不朽的声名，永远活在世世代代潮人的心中。赵朴初先生便说韩愈“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①。事实上，由古至今，很少有其他地方的百姓像潮州人那样地尊崇韩愈、神化韩愈。韩愈政绩虽为潮人所传颂，然见于正史的主要有驱鳄除害一桩，而对于其政绩的具体内容和它们对当时潮州社会的贡献，见仁见智，历代学人多有争论。不少人认同像“(潮州)自唐而后，有昌黎之遗风。置乡校以教千里之民，驱鳄鱼以除百世之害。坐使蛮夷之地，一如畿甸之间”这样的赞誉。但也有人批评韩愈“在潮八个月间，对于州属乡村的风雨干旱，却未见其曾积极从事防治或救济，只是坐在衙门动其如椽之笔，写些祭拜湖神海神或城隍的文章……”。也有学者以为“纵观韩愈在潮事迹及其贡献，韩愈潮州之行，应该是给予的少而得到的多，潮人崇拜韩愈，显然有点过分了”。笔者所要强调的是，韩愈刺潮仅8个月，所作所为非常有限，他的施政固然不能对当时民生的改善产生立竿见影的成效，表面上看来与他备受潮人歌颂不存有合理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在驱鳄求雨、关心生产、推行礼治、以儒学兴化上所表现的勤政爱民、关心民瘼的吏道和人世精神，备受潮人感动，并对潮州文教事业产生了深远而不可磨灭的影响。他治理潮州虽然短暂，但他作为潮人文化象征的精神和思想却得以长期地、潜移默化地促进了潮州社会文化的发展，对潮州的人文社会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诚如刘尊明所言：“韩愈的思想和精神也融入了潮州人民的血液之中，成了潮州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正是这种韩愈精神和文化的光环，孕育成一股潮人神化韩愈的自发力量。当宋代朝廷改变政策，放松对地方上立祠建庙的控制，官方所主导的意识形态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韩愈的神化就应运而生了。而从宗教习俗的层面来看，宋代韩愈的神化显然不可简单地视之为迷信，它不仅可归结为潮人先贤崇拜神文化的一种突出表现，也是韩愈精神的最高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