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需求拉动: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反思与启示

作者：邹红喻开志

消费经济 2008年01期

　　一、引言

　　高投资率、投资驱动是中国“十五”时期前一直奉行的经济增长主旋律[1]，与之相伴的是消费率较低，消费驱动处于从属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4.4％，2004年为54.3％，2005年降为51.8％，2006年又进一步下降为50.0％，出现了最终消费率偏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力呈不断减弱的态势。学术界关于中国经济能否持续较快增长的讨论，当前也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另一驾马车——消费上[2]。大家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中国需要尽快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效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3]。党中央这几年一直重视消费需求，没少在消费需求上下工夫，可是收到的效果还不很明显，驱动消费需求的现实状况与政策设计者的理论期望形成了反差。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弄清楚制约消费需求的内在机理。我国经济增长中深层次矛盾的累积所产生的特殊的经济运行现象，里面肯定有更深层的原因。

　　二、消费拉动力：模型与检验

　　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来自供给方面的，也有来自需求方面的。纵观我国经济运行中发生的五次宏观调控，每一次都进行着需求和供给之间的调整[4 ]，在调整过程中寻求政府所希求的“稳定均衡状态”。那么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究竟哪种起到主要作用？判断经济运行中供给还是需求处于主导地位，是制定经济政策的关键，是重点实行消费拉动政策还是投资驱动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为此，笔者通过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同实际产出之间的经验分析，试图判断我国经济增长中消费拉动力的存在性与影响程度，为第三部分对消费拉力受阻的理论反思提供经验基础。

　　我们以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消费需求，以固定资产投资表示投资需求。选择从1992年第1季度开始到2006年第4季度的实际产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数据，为了减轻通货膨胀与季节因素，这些数据均经过CPI平减和季度调整，同时为了防止伪回归和增加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将对数据作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然后在此基础上分别两两各进行总量、增量(变化率)的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判断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与实际GDP之间的影响关系，最后对变量进行回归得到它们的数量关系。

　　

　　经ADF和PP检验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它们至少有一阶单位根。为此，我们对它们的差分序列做进一步的平稳性检验。

　　

　　表1的检验结果表明：时间序列DLG在1％显著性水平下ADF检验接受原假设即有单位根，而在PP检验时无单位根，在本文中我们采用PP检验的结果；DLC、DLI均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所以可以推断LY、LC、LI都是I(1)的。

　　表2的检验结果表明(二元VAR模型方程式略)：与投资相比，消费需求水平值、增长率均对实际GDP具有更显著的Granger影响，尤其是它们之间水平值的双向影响，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中消费需求起到重要的作用，它具有解释和推断实际GDP行为的能力[5]。我们从样本区间截取经济的波动期(1992-1996)和经济的收缩期(1997-2003)消费与产出各变量的数据，同样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经济波动期和经济收缩期消费需求作用差异显著，与前者相比，后者(经济收缩期)消费的水平值、增长率均对GDP具有显著的Granger影响，它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变得更为突出，说明当前坚持消费需求驱动的政策是正确可行的。

　　从表3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它们之间有2个协整关系[6]。

　　LY=2.488+0.624LC+0.264LI

　　12.233 8.257 4.784

　　

　　由上面对数回归模型可看出：消费平均每增长1％，GDP则相应平均增加0.624％；投资平均每增加1％，GDP则相应增加0.264％。这进一步验证了消费在我国实际经济增长中的影响大于投资，消费对经济景气波动具有决定性的主导作用。

　　通过上述计量模型与统计检验，我们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消费拉动力确实长期在起作用，尤其是在水平值上出现了消费-产出的双向Granger影响。二是1997年以来，我国投资增长率偏高，出现了消费拉动乏力或平缓的经济态势，与投资需求相比，当前消费需求的Granger影响更为显著，消费驱动型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当前正确可行的基本方向。

　　三、消费拉力受阻：根源与反思

　　我国经济运行中消费拉动力确实长期在起作用，经验证明坚持消费需求驱动在当前亦是正确可行的，政府对消费拉力受阻的状况也采取了各种政策与制度安排，但近十几年来为何消费需求长期处在这种偏低水平的消费率均衡上呢？这需要对我国经济增长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反思。

　　1.原因之一：“以促进经济增长抑或满足居民消费需求为最终目的”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前，“先生产、后消费”“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1949-1978年)，使得居民消费总量的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化非常缓慢、微弱，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低水平消费状况。为缓解短缺经济与巨大需求之间的矛盾，居民收入和消费被压制在很低的水平上。许多维持最基本生理需要的消费需求不能满足，人们发展和享受的消费需求，更是被排斥在一般消费范围之外。消费者缺少自主权，消费者的选择、需要和愿望既不能在消费中得到体现，也不能反馈于生产或分配。抑制消费的政策最终造成抑制经济增长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1978-1984年)和以“放权让利”、结构工资和奖金制度等为特征的“城市改革”(1985-1988年)，其实质还是为了促进生产和积累，居民生活质量并没有被明确提出来。一直到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的报告中才明确提出：“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五中全会提出加速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才把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质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耐用消费品盲目投资热潮、1988年居民消费需求急剧膨胀产生的通货膨胀，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长达18个月的市场疲软、经济增幅迅速下滑，再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通货紧缩、消费需求不足等等，从其间“通货膨胀→紧缩政策→市场疲软→通货紧缩→扩张政策→双稳健政策”的国家宏观调控历程中，看到的一直还是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消费需求增长更多扮演的是为GDP服务的“陪衬”角色。因此，多年来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的拉动非常明显，一直未能充分发挥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和拉动作用。这也造成了人们的直观印象：似乎认为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中占第一位的、起主导作用的力量。理由是每次经济的繁荣和高涨基本都是投资规模膨胀引致的，每次也是由投资拉动走出各个经济紧缩周期的。

　　纵观建国以来至“十五”计划前消费需求发展变化的各阶段，消费需求增长的各项政策，长期以来实质上还是以“为了生产、为经济增长服务”作为其出发点和指导思想的。在投资“人为”优先、消费“被迫”让步的前提下，居民的社会福利、就业情况及收入增长往往服从于投资增长、经济增长的需要。然而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时期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因为投资一旦完结是形成现实的供给。如果消费率长期偏低，没有和投资率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会使投资增长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致使大量生产能力过剩，投资效益下降，最终会加剧投资与消费的失衡。从近十几年的经济运行看，我国生产供应的增长明显大于国内消费的增长。这种矛盾根源于长期忽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导致当前消费拉力受阻的问题越发凸显。

　　2.原因之二：对消费需求增长的内在机制和规律缺乏应有的认识

　　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内在机制与规律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有些执行政策的部门对居民消费发展变化和消费者地位估计不足，对消费者选择重视不够，导致消费需求增长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居民消费需求从总体上(1949-2006年)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需求上升规律，但其中不断演变的内在刚性、周期性、渐进性等消费需求规律更应引起重视。

　　(1)内在刚性。居民长期形成的内在消费惯性、消费观念，就算收入增加后拉动需求仍然会受到束缚，消费需求呈现出很强的刚性特征。尤其是1997年以来，我国投资增长率一直高于消费增长率，出现了消费需求不足，这种稳定偏低水平的消费率一直存在于现阶段的经济运行中，消费的刚性特征表现得更为突出。

　　消费与投资驱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投资需求受国家政策左右大，可控性较强，所以波动也大，只要政府作出扩大投资规模的决策，很快就会见到效果。而消费需求受居民消费心理、消费行为、收入等因素影响更多，不能奢求消费也能像投资一样达到人为希望的增长目标和幅度。特别是在现阶段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的幅度，居民消费需求的刚性特征表现得尤为如此，再加上理性化、个性化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都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拉动消费需求决非易事。

　　(2)周期性。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制度变迁的不断推进，经济运行逐渐呈现出阶段性和周期性变化的特征，广大城乡居民的消费方式和结构也因经济周期的变化而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但在过去的9个经济周期中，当消费需求膨胀时执行“双紧”政策；而当消费疲软时，政府又想方设法扩大居民消费，通过多次降息和征收利息税等方式试图刺激消费，但广大城乡居民还是“理性地选择”继续储蓄。需求没有发挥其对经济周期中的导向作用，特别是消费需求的主导作用不是很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本轮经济周期，汲取了历史上多次“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对消费投资关系等多次微调进行得较为及时，使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阶段大大延长，经济在上升通道内持续平稳地高位运行。2007年上半年，消费需求增长速度有所加快，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2007年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9％，增幅比2006年四季度高出1.6个百分点，超过了2004年和2003年的最高水平，创出本轮经济波动以来的新高。但这轮总体稳定周期中的物价、房价和股市波动等问题应密切关注，以免又引起大起大落的经济现象。

　　(3)渐进性。消费需求的上升是渐进动态变化的。消费品短时期的稳定期和消化期、对上期产品充分的享受期，这种跃迁的渐进性符合居民消费增长的现实，有利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发展，同时也是可持续经济增长方式的需要。渐进式的消费需求为新的突变期做准备时，不适宜急于过度宣传新的消费热点。由于部分供给方利润驱动和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需要，经济运行中盲目加大投资力度多次引起消费对象更新的过快行为，打乱了消费需求市场的不稳定，阻碍消费需求结构在各收入群体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良性波状传递与升级。这种不遵循消费需求客观规律的行为势必造成了产品的不合理累积，加速了供需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当消费需求需要渐进和跳跃时，没有及时推进这一需求与生产(供给)，那么消费结构的递进就会受到影响。供给与需求结构的不衔接会制约需求潜力的有效释放，影响消费需求的增长。纵观我国消费发展变化的总过程(1949-2006年)，消费对象的每一次递进几乎都受制于当期收入的递进。消费需求积蓄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及时增加收入或增长幅度不合理，可能减慢部分城乡居民消费对象升级的速度，从而引起消费需求乏力与不足。

　　3.原因之三：制度变迁中的复合因素难以治理

　　由于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及改革的“非帕累托”性质，使得改革的制度安排总是过渡性的，具有非均衡和不稳定的性质，这就不可避免地给居民带来不确定性预期从而制约消费需求扩大。因此，消费拉力受阻同样离不开制度变迁中复杂的合力因素。

　　1986年全国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就提出了社会保障问题，但社会保障制度一直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现有的经济实力对社保改革的力度和完善程度有限；部分地方政府还在尽量甩轻包袱，减轻负担；部门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此项改革的顺利推进。致使时至今日，我国居民的社会保障覆盖面仍然较小，80％左右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左右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再加上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稳定机制没有完全形成，从而导致居民不确定性预期的越发突出，减少了居民的购买欲望。

　　回顾我国20多年来实行住房市场化改革的历程，政府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多层次和多渠道的公共住房供应体系。投资者重点开发的主要是中高档商品房，且进程太快，而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相对短缺。从城市当地中等收入居民对新建商品房的支付能力来衡量，大部分的房价偏高，甚至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致使大部分消费倾向高的中低收入居民家庭购买力甚低，只能节衣缩食，压缩即期消费支出，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还有经济增长中的体制性因素不容忽视：行政管理体制助长了地方政府追求高经济增长的目标，区域经济竞争机制强化了地区政府产业发展职能，而弱化了扩大消费需求的功能。致使部分地方政府热衷于以集中调动资源进行投资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发展，盲目追求政绩而不计成本地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缺乏用居民消费水平的改善作为各级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指标，缺乏对消费需求热点的预测和不以利益为目的的社会机构的消费需求引导。

　　四、结语

　　基于我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和理论分析，我国消费需求拉动乏力的根源，既有长期忽视居民消费需求的历史原因，对消费需求增长缺乏科学指导，也有经济转型期制度变迁的复合因素难以治理等等。我国治理消费拉力受阻的根本途径应以“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实现其全面、自由发展”为本，尊重消费需求增长的内在规律，尽量弱化和弥补制度变迁对居民消费需求的负面影响。突出强调消费政策对人的关怀，切实体现一切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增进公众福祉，提高生活质量，这是保证经济持续和谐发展重要的基石之一。

作者介绍：邹红，西南财经大学消费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喻开志，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讲师、博士生。（成都 61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