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台湾文学中的新人文主义倾向

作者：朱双一

台湾研究集刊 1996年05期

　　一、台湾人文主义文学脉流的形成和延续

　　由于社会环境等差异，本源于同一文化母体的海峡两岸当代文学，产生了若干各自的特点。其中之一，便是因对“人性论”的不同态度而引起的。在大陆，人性论（特别是抽象人性论）历来受到抵制或批判，因此文坛长期以来侧重于重大题材的创作。在台湾，虽也曾有过围绕“人性论”的争论（如现代诗论战和乡土文学论战期间），但毕竟范围、力度有限，“人性论”始终有着较多的服膺者。影响所及，描写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及其人性表现的作品占有相当的比例，甚至在文坛形成了一条时隐时显的人文主义脉流。

　　这一脉流在50年代即由夏济安、夏志清等为代表的《文学杂志》作家群所推动，而其理论来源则可上溯至直接师承于本世纪初美国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梁实秋。他们以健康、理性、均衡、道德为标帜，强调文学应描写人生、呈示人性，特别是展现灵肉调和的生命情态，在当时发挥了抗衡早已沦为政治工具的“反共文艺”、冲淡文坛极端政治化倾向的作用。在60年代，人文主义对以唯美、颓废、虚无和非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派文学总体上持否定态度，但却与后者中富含人文色彩的一翼——所谓“温和的现代派”相亲和，甚至融入其中。60年代中期起，国民党当局出于歌舞升平的政治目的标榜“新人文主义”，从而也开始了对人文主义文学思潮的“收编”，在乡土文学论战中二者相结合，以“抽象人性论”为主要理论武器，共同反对较多揭露阶级矛盾和社会黑暗面的乡土文学。由此可知，80年代以前的人文主义脉流实际上代表着五四以降中国新文学中与国民党若即若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一脉络在台湾文坛的播迁和延续，某种意义上也重复了本世纪前叶这一派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以及现代文坛上的历史命运〔1〕。然而， 尽管人文主义脉流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历程，有时甚至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存在，但它却使文学应以“人”为中心，着重人生、人性描写的观念深入人心，从而形成了台湾文学较强烈的人性挖掘的主题。影响所及，不仅人文主义文学如此，现代主义乃至现实主义文学，也或多或少有此倾向。

　　在六七十年代其势不彰的人文主义脉流，80年代后获得了重新崛起的契机。虽然它已转由一批新生代作家所操觚，因此与梁实秋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渊源关系日渐疏远，但在文学理念和艺术取向上，仍与其前身有着某种传承关系。最明显的，莫过于“非政治”倾向的延续。而这是与一些作家对台湾文坛屡屡出现的“文学政治化”现象的反思分不开的。70年代文坛上，“三民主义”文学本身就是官方文艺政策，而乡土文学也日益出现“使命文学”的倾向。70年代末的乡土文学论战实际上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成为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广泛的社会运动。论争并未涉及多少文学创作本身的问题，却加深了不同派别作家之间的芥蒂和恩怨，斫伤了文学的创作力。这种情况引起了部分作家的思索。如小说家东年认为：“这是一场以文学为藉口所展开的政治论争，并且是一场两败俱伤的论争……我们不难发现没有谁是胜利者：在政治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裂痕，在文学方面，同为现代文学命脉的‘乡土文学’和‘现代文学’均淌干了赤忱的热血……”〔2〕。 这种视“文学政治化”倾向为弊病的认知，乃是人文主义脉流在80年代重新崛起的原因之一。

　　朱天文的创作可说是人文主义脉流在80年代延续的典型例子之一。朱天文早期所谓“三三体”的作品就带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它们大都以年轻学生的校内外生活为题材，十分生动、真切地写出了正值豆蔻年华的青春少女的微妙心思，特别是源于年轻的喜悦、生命力的飞扬的一种对生活生命充满热爱、对自然万物心怀感激、对世间百态给予宽容、不喜缺乏情调和诗意之道学气的“真性情”。在艺术经营上，朱天文心仪于夏志清所概括的张爱玲小说的“苍凉”风格，吸取其观看世界的直观方式，着眼生活里的细琐题材及其背后包含的“荡荡莫能名的情操”，力求“在最平凡处写出惊涛骇浪和神采”〔3〕。进入80年代后， 朱天文的风格有所变化。她跳出了描写少女情怀和私密性个人经验的限囿，对现实社会有了更广泛的涉及和观照，与吴念真合作的电影剧本《恋恋风尘》、《悲情城市》等，就是显著的例子。然而，即使是这些电影剧本创作，也仍一脉相承地保持着朱天文早期创作的某些特征和倾向。其中最明显的，即是对“人”的兴趣远甚于对政治和历史的兴趣。正如张诵圣对她（他）们这群年轻作家的概括：“这群作家始终以人道精神的角度来看待个人的生活；同时他/ 她们一向以个人而非社会政治的观点去了解历史。”〔4〕如《悲情城市》表面看写的是重大的历史事件， 但它的核心主题却是“历史如何侵犯了不涉政治的平凡人生活的故事”，它并未特意凸显献身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者所受的迫害，相反地，它描写的若不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物，便是因生理缺陷而无法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者，这和陈映真同一时期的类似题材作品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别〔5〕。 而且这种倾向并非无意为之，而是一种自觉的追求。在《悲情城市·序》中，朱天文写道：目前正在松动变化的大环境，促使民间的活力从各个缝隙间释放出来，意味着更多不同形态的电影皆可并存，“当我们逐渐跨越出生存的迫切性走出一个较能活动自由的空间时，关心的焦点自然也不一样。除了向来非杨即墨的派别之争，路线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似乎还别有一块洞天可以拿来想象，思考。”在《悲情城市十三问》中，朱天文又写道：“在黑暗与光明之间的一大片灰色地带，那里，各种价值判断暖昧进行着。很多时候，辩证是非显得那么不是重点，最终却变成是每个人存活着的态度，态度而已。做为编导，苟能对其态度同声连气一一体贴到并将之造形出来，天可怜见，就是这么多了。”甚至这些电影剧本的散文式表现方法，也与上述内容上的特点紧密呼应：“不顾情节的逻辑推衍正可以使朱天文全心着眼于生命中随意的偶发事件和情绪的细微起伏，这些是理性分析所无法掌握的，也因此在她的故事中随处可见精彩的段落和对人类处境的独特洞见。可以想象在侯孝贤刻意压抑戏剧性，将日常生活作自然主义式呈现的电影中，这种触及生命经验质素的细致和敏锐得到了最好的发挥。”〔7〕

　　“解严”前后，台湾一度出现政治“抓狂”现象，政坛和社会陷入多元、无序、非理性状态。面对嘈嘈杂杂的政治喧嚷，更有许多作家力图通过文学创作的人文性加以抵制或消解。如萧飒的描写战乱流离中普通小民争取温饱和生存的《返乡札记》，被叶石涛认为超越了诸如“中国结”与“台湾结”的意识形态对立，以更高层次的人性的立场来思考问题，“用人道主义的、穷苦人民互助的观念来拥抱台湾海峡两边苦难的庶民”，“代表了台湾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共识和理想”。〔8 〕90年代后，“解严”所释放的政治热能渐趋消沉和平定，随之而来的是繁盛一时的政治文学走向式微和人文主义倾向文学的进一步上升。一些原本感时忧国、富有使命感的作家，近来却转向更注重于人性和内心的描写，更多地表现宽容、理性、和谐、平静、友爱、合群等人生观和处世态度。如东年早期以长篇小说《失踪的太平洋三号》等塑造因现实和理想的矛盾而产生严重精神分裂的知识分子形象，以此检视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分裂的病症”，而在近著《地藏菩萨本愿寺》中，主人公已从孤傲、暴戾趋于平和、宽容，寻求着爱情和友谊，认可了现实人生的世俗性，显示了作者从政治、社会主题向人生、人性主题的转化。朱天文以《荒人手记》获奖时曾自述到：“一介布衣，日日目睹以李氏为中心的政商经济结构于焉完成，几年之内台湾贫富差距急遽恶化，当权为一人修宪令举国法政学者瞠目结舌，而最大反对党基于各种情结、迷思，遂自废武功的毫无办法尽监督之责上演着千百荒唐闹剧。身为小民，除了闭门写长篇还能做什么呢？”〔9 〕可说典型地表现了一批作家试图以人文倾向的文学创作躲避政治喧嚷的心态。

　　二、从“非政治”向“非物化”的重心滑移

　　当代人文主义文学的主要针对对象，一是社会的泛政治化现象，特别是将文学政治工具化的倾向，另一则是工业文明高度发展导致的重物质而轻精神的“物化”倾向。如果说80年代以前的台湾人文主义文学侧重于前者，那80年代以来的人文主义文学则转而侧重于后者，从而更契合于人文主义的当代使命。

　　白璧德曾认为：现代社会混乱和危机的根源在于培根和卢梭所代表的两种倾向，一是不断地扩张人征服自然的力量的功利主义，一是不断地扩张人的自然情感的浪漫主义，它们本质上都泯灭了人与物之间的区别，因此他一再引述爱默生等的观点，要求以“人的法则”取代“物的法则”。这种对现代物质文明弊端的深刻反省，正是新人文主义的最根本的题旨。80年代以来台湾文学新人文倾向的两个典型表现——自然写作和禅理文学——正分别抗衡、反拨着白璧德所抨击的功利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倾向。

　　所谓扩张人征服自然之力量的功利主义，固然带来了工业文明和人类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但也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给人类带来了大自然报复的隐忧和危险。“环保文学”旨在消除自然（科学）与人对立的一面（如环境污染），而发扬科学与人相容、互促的一面。80年代趋于极盛的台湾环保文学，固然有与政治结合的一脉（宋泽莱的《废墟台湾》是典型一例），但更为强劲的则是自然观察和人文知识性写作的一脉。后者乃通过赏鸟等活动的记录，不仅提供科学知识，而且唤起人们尊重自然生命的自觉。正如《联合文学》（1994.7）编者在策划《新动物列传》专题时所表白的：在“弱肉强食”的“进化”、“竞争”准则下，人类往往忘记了自己也是动物界的一员，而“以强凌弱者人恒欺之”的恶性循环也就更触目可见，这个专题的用心，“正在于企图重新拾回某种能力——这种能力便是对其他生命尊重与爱的义务。……因为只有当别种的生命与别人的生命都自在无碍，我们的生命也才能悠游于丰饶的海，在租借而来的生命里，让诺亚的方舟不要再来。”〔10〕

　　环保文学中最著名的是刘克襄的“赏鸟”散文。刘克襄十数年如一日地历遍台湾的山山水水从事鸟类的观察、摄影和报导，而这并非出自闲情逸志。他表示，通过这种耐心的等待和观察，人们不只是增长鸟类知识，而且培养出崭新思路，认识自己在自然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自己原本具有的原始性，从而“重新获得对其它事物的亲切与关爱”，并从鸟类数量锐减、栖息环境缩小等现象，认识人类长远的环境危机。〔11〕此外，刘克襄的赏鸟活动本身还具有提倡“知性旅行”的表率作用。在《沙岸》一文中，刘克襄曾针对海水浴场万人麇集而半里外的赏鸟现场形影相吊、茕茕孑立的鲜明对比而发出忧虑的叹喟：“几十年来，同胞们对自然的态度一直未改，无法将感官的游乐方式转变得有益于教化，形成知性旅行的风尚。这种恶习继续不变，每过一代将会付出巨大痛苦的代价。”由此可知，这类作品除了增强人们对生命的认识和关爱外，更有针对现代物化文明的一层反思的意味。刘克襄这种讲究科学的观察而反归于对“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人性”与“自然”关系的思索的取向，和白璧德、梁实秋人文主义的既反对极端忽略人性的“科学主义”，也反对纯粹师心自用的浪漫主义的“中庸”品格，显然也有某种精神上的契合之处。

　　8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文坛出现了一股历久不衰的谈禅说佛之风。林清玄的十数本空前畅销的“菩提”、“宝偈”系列散文集堪称其代表。这些作品主要是佛经的诠解，但它们并非概念地宣讲教条，而是以浅显的生活事例加以说明，因此具有鲜明的人间色彩。作者认定，只有真正进入人间的菩萨，才有资格讲出世，其心目中理想的佛教徒应该包括过正常人的生活，即拥有朋友、家庭、社交等及对社会保持热情关心的态度等特质。因此，林清玄宣称其散文说穿了就是“生活”和“性情”。他的创作取材于周遭的生活，但与一般现实主义作家着重挖掘和显示题材所包含的社会意义不同，这些作品重点在于体悟和表达题材所蕴蓄的人生启示和生命哲理。他并非完全没有使命感，但他注重的并非具体的社会问题的解决，而是个人的自我修练。他写道：“如果我们眼中所见到的世界不够美好，不要先悲怪这个世界吧！应该先看看自己够不够好。”他常讲随顺、慈悲，其主要目的也在自我的完善。在《四随》一文中他写道：“我们顺着人的苦难来满足他们的愿……那不是说我们微薄的钱真能带给卖花的人什么利益，而是说我们因有这慈爱的随顺，使我们的心更澄澈，更柔软，洗涤我们的污秽。”当社会普遍由贫穷转向富裕，从而产生新的“富贵病”——心灵的孤寂、人际关系的疏离以及物欲的沉迷时，林清玄无疑提供了以道德的自我修练来抵御纸醉金迷的物质世界、医治现代人心灵饥渴和病变的一方药剂。

　　按白璧德的说法，卢梭式的浪漫主义扩张人的自然情感，亦即放纵人的自然欲望，而林清玄的禅理散文，则显然是节欲的。他所强调既非纯宗教的，也非纯生活的，既非纵欲的，也非灭欲的，此精神正符合于人文主义的要旨。如白璧德认为人类的生活有精神、物质两面；全主精神的是宗教，宗教必讲弃舍，这一层面，陈义过高，压抑人性，非常人所能；物质面即自然主义或科学主义，以满足物质欲望为鹄的，但人生有涯，物欲无穷，使人不能不面对大自然的报复。这两种生存方式，过犹不及，但另有第三种办法在，那便是人文的层面。人文主义是二元论的，顾及精神和物质两者，讲求节欲，或称中庸之道，不废物欲，却能求得精神和物质的平衡，从而得到幸福。林清玄的作品既有宗教的理想，又有人生的情趣，这也许是他的禅理散文畅销不衰的原因之一。此种散文近年在台湾文坛形成一股风气，如年轻女作家黄靖雅、王静蓉等，都有专书出版。而她们的特点，也均是“以禅心为骨，以人生体验和生活感触为肉”〔12〕，贴近人群，体贴人们的需要和悲喜。

　　如上述，人文主义提倡“中庸”之道——非纵欲也非灭欲的“节欲”，表现于创作中，乃是注重描写欲望升华的“情感”。夏志清尝谓：欲望碰到阻力，受到抑制，情感才会产生。80年代后，一些追求卖座的作家放纵、露骨地描写“性”，而这种“性”往往已无情感因素在内，其作品也沦为低俗的毫无艺术价值的商品。与此同时，台湾文坛却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即同性恋题材成为创作中的一个热门。如1994年朱天文以“同性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荒人手记》获首届《中国时报》百万小说奖。究其原因，乃近年来台湾社会观念日趋开放和颓靡，两性关系变得极为混乱和无节制，一般的男女之“性”已再无压抑，有的早已为纯粹的本能欲望所支配，对此的描写也就失去其人文意义。相比之下，“同性恋”目前仍受到社会的不同程度的压抑，当男女之“性”已减少其感情的浓度时，反倒是“同性恋”中更多地产生值得作家纵笔书写的惊心动魄、如醉如痴、至死不靡的感情。《荒人手记》等作品即通过对“同性恋”的描写，达到对“人性”以及本能欲望受到阻力和抑制所产生的人的“情感”的极致的表现。与此同时，这些作品又表现出对抗恶质化的工业文明的性质。如朱天文称：“一个文明若已发展到都不要生殖后代了，情欲升华到情欲本身即目的，于是生殖的驱力悉数抛掷在情欲消费上……这不是‘同性恋化了的文明’呢？毕竟我是不能自外于我在的时代，所以写出这样一个东西，若算不上寓言，也是个病例吧。”〔13〕这里正透露作品蕴涵的揭示和批判日益严重的物欲化倾向的人文内涵。

　　三、以“文化”挽世道之衰颓

　　现代的人文主义者面对传统的颓崩和社会的失序，将“文化”视为社会重新整合的寄望所在。如作为白璧德新人文主义重要思想来源的安诺德在其《文化和混乱》的序言中称：“这部论文的目的是打算把文化推荐作为我们脱离目前困难的巨大助力……”〔14〕近来不少台湾作家可说遵循同一思路扩展其文学的视野和文化的关怀，从而使整个文坛出现“文学文化化”的趋向。严肃的文学作家面对日益严重的“物质巨人，精神侏儒”的文化沦落现象，忧心忡忡，试图通过自己的创作为社会注入高品味的文化营养，为挽救世道的衰颓尽一己之力。近年来主编《联合文学》的初安民在一篇“编辑室报告”《世纪末的华丽》中引用某教宗所言：“拜文化之赐，人类才能过着真正人道生活。文化也就是生存及延续生命的一种特别方式……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于他的文化，文化越发达，他就越有资格被称为‘人’。”〔15〕而该刊近年来出现的“文学文化化”倾向，某种程度上显示了编者和作者们共同的以“文化”建构现代人的生命主体的努力。又如台大外文系主办的《中外文学》，近年来也益发显露注重视野广阔而又专门精深的学术研究、建立权威的批评标准和学术规范的人文倾向。

　　台湾文坛人文知识性写作的异军突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反对蒙昧主义，崇尚理性和智慧，主张探索自然，研究科学，追求知识，全面、和谐地发展个人的才智，这本就是人文主义的题中固有之义。而在当前，对知识、艺术的兴趣和追求更有针对后现代思潮的文化虚无主义的反拨意义。除了刘克襄的“赏鸟”文学外，庄裕安、詹美娟等的创作，也都是明显的例子。

　　詹美娟的小说《移站》中的女主角李芸随着两位在山区从事测量工作的朋友将原来的工作站迁移至另一指定位置。但小说的重心并不在具体的事件和情节，而是迁移过程中三位科学工作者通过罗盘和地图对方位、路径等的勘测，他们对以往登山经验的回忆，以及一路上泥石林相、雨云天色的景观描绘。小说由此夹入了许多科学知识性描写，如通过人物对话很自然地讲出大火过后“新生林”数百年的成长过程等。至如人物对地图与实际地形不符的抱怨，对罗盘是否准确的担心，以及作者议论摄影机只能拍得山的部分，而局部的真实往往构成整体的欺骗等，这些后现代式的媒体质疑，也因以科学的方式加以表达而令人信服。与此同时，作者并非单纯作知识性描述，而是将之与“人”联系在一起，写出人的活动、思绪、历练和心智的成长，以及他们围绕“人”本身所作的种种思索。如他们从太阳神阿波罗受乌鸦欺骗而杀死爱人的故事中，洞察人性的弱点，接着谈到神话（似乎代表着人文知识）、星星（似乎代表着自然科学）和“人”三者的关系。李芸说；人依赖星斗作为时空的指标，也依赖神话寄托想象与感情，星星依赖神话在人心中产生意义，神话也因着星斗传诵千古；如果各就各位，即使命一颗星叫李芸又有什么意思呢？又称：她所关心的是“我在哪里？”、“我的软弱是什么？”、“真实的生命是什么？”等问题。这段话乃形象说明了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与“人”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并点明了将“人”的问题作为终极关怀的主题。

　　庄裕安可说是更典型的人文知识性写作的作家。他的独特角度是旅游和聆乐——写出旅游中饱览的世界各地的人文景观及其内在涵蕴，写出聆听世界音乐大师作品时的感受、思绪并加以学术性的分析或知识性的介绍。从其部分著作的书名如《一只叫浮士德的鱼》、《寄居在莫扎特的壁炉》、《巴尔扎克在家吗》等，也许就可略窥其题材特征，而1-994年吴鲁芹散文奖授予他时评委们的综合意见更中肯地指出其创作的特殊人文价值：“他作品中用力最多的旅行和音乐题材，虽在过去散文领域中常见，但在庄裕安集中火力经营，以他特有的幽默、恢谐的笔调，加上随时跳动着知识与智慧火花的文字，使人耳目一新……除了文字风格和题材不落俗套，庄裕安对音乐、旅行……等题材的持续关注和处理，对现代社会也具健康、明朗的启发，值得鼓励。”〔16〕例如，他和刘克襄相似，提倡知性旅行，对一般台湾人的缺乏人文内涵的庸俗的感官之旅，不时加以反省。《巴尔扎克在家吗》一文描写作者在法国旅行时，并不遵循《米其林》之类旅行指南，而是悉心寻找已被追求感官享受的现代人冷落的大文豪巴尔扎克居所旧址，从中接受文学的和人格的熏陶，并写出了融合丰富历史文化资料和个人情采的游记佳作。

　　庄裕安的这种特殊的创作视角，是根据作者的特长和兴趣（特别是后者）而择定的。或者说，作者追求的是“真性情”的表现。他在吴鲁芹散文奖的得奖感言中称：“人到中年，肌肤会皱褶和松垮，阅读和创作一些好的散文，起码可以追求到心灵上的‘轻裘缓带’。散文要‘散’得恰到好处，很少不从自娱下手。据说评审先生小姐便看重我在旅游和聆乐上的快意。追求自己喜欢的事物，同时又获得行家的揄扬，那种飘飘然，真像一件衣服挂到秋日和风的晒竿上。”〔17〕所谓“从自娱下手”，也许会被一些认定文学应首先描写社会苦难的现实主义作家所诟病，但却符合于人文主义的发扬个性，追求世俗的欢乐和幸福的基本精神。由此可印证其创作的人文主义性质。

　　值得指出的，庄裕安等的这种注重知识性写作以及不求重大政治、社会性主题的表现，只求在随意轻松中见出“真性情”的创作特征，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代表着一批台湾年轻作家的共同倾向。如被痖弦称为“行囊轻盈，不求达到目的地，只看沿途风景的艺术朝山者”〔18〕的诗人鸿鸿等也是典型例子。又如，在上面提到过的《荒人手记》中，朱天文游走于东西文明、古今历史间，从老庄到傅柯，从罗丹、莫内到小津安二郎，从希腊神殿到圣彼德教堂，从宗教教义到艺术家语录，从古代占星术到现代广告文案……均随手拈来，铺衍成文。这些编织成人物精神上丰富多姿的表象，与其内心真正的空虚寂寞形成巨大的张力，对现代文明构成一种反讽的意味。而这些知识的“展出”，本身也有其文学的趣味和吸引人的魅力，是这部并无曲折情节的长篇小说的文学性的主要所在。作者通过这些描写开发着自我的内在，感受到创作的愉悦，读者也从中获得人文的熏染和享受。该作能够得奖，可说与这特色有很大关系。值此知识贬值、历史消解的浅碟子文化环境中，知识性写作的繁盛并得到推崇，其本身也许就是人文精神上升的一个明显指标。而新世代作者由于教育背景的原因而普遍具有较完整的知识结构和良好的文化素养，因此知识性写作既是他们可以得心应手的特长，也是他们为实现其以“文化”挽世道之颓靡的人文理想而值得尝试的方式之一。

　　1994年，继朱天文等获《中国时报》百万小说奖之后，在一年一度的两大报文学奖中获奖的作品，或“转换视野写生命”，或“从散文回归人本”，或“淡笔写浓情”，或显示了“人文关怀的新向度”〔19〕，透露出一种以“人”的生命观照、人性关怀、人生描写为本位的人文主义文学创作正方兴未艾。如上述，当代台湾文学本就存在着一条人文主义的脉流。而当前，面对政治喧嚷、物质肆虐的双重夹击以及文化虚无主义的后现代场境，不少的人们期待和呼唤着以文化价值、人文精神作为今日社会建构之基础。这就为人文主义文学提供了发展的必要和契机。因此，如果它在数十年来时起时伏、曲曲折折的发展后，最终以某种形式上升为文坛的主流，并非不可能的事。因此，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注释：

　　〔1〕参见拙作《当代台湾文学的人文主义脉流》，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3。

　　〔2〕东年：《将政治的政治还给政治， 将文学的政治还给文学》，《台湾文艺》86期。

　　〔3 〕王之樵：《如何与张爱玲划清界限——朱天文谈〈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中国时报》1994年7月17日39版。

　　〔4〕〔5〕〔7〕张诵圣：《朱天文与台湾文化及文学新动向》， 《中外文学》22:10,1994.3。

　　〔6〕吴念真、朱天文：《悲情城市》，三三书坊1989 年初版五刷，第29页。

　　〔8〕叶石涛《〈返乡札记〉代序》，萧飒《返乡札记》， 第三页。

　　〔9〕〔13〕朱天文、 苏伟贞《身体像一件优秀的漆器——情欲写作》，《中国时报》1994.11.10,39版。

　　〔10〕编辑部：《诺亚的方舟不要再来》。《联合文学》1994.7，第71页。

　　〔11〕刘克襄：《赏鸟是生态环境运动立桩点》，《中国论坛》第197期。

　　〔12〕苏摩《有花有月有楼台——序黄靖雅〈禅花〉》，黄靖雅《一味禅·花之卷》，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版。

　　〔14〕转引自旷新年《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北京大学学报》1994.6，第94页。

　　〔15〕初安民：《世纪末的华丽》，《联合文学》1992.6， 第8页。

　　〔16〕詹美娟：《转换视野写生命》，《联合报》1994年9月22 日37版。

　　〔17〕庄裕安：《晒竿上的喜悦》，《联合报》1994年9月22 日37版。

　　〔18〕痖弦：《诗是一种生活方式》，鸿鸿《黑暗中的音乐》，现代诗季刊社1993年版，第Xi页。

　　〔19〕均为1994年《联合报》、《中国时报》文学奖决审记录见报时采用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