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技术作用的悲观论与乐观论之争

作者：刘延刚

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0年06期

　　【中图分类号】C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00）02—0022—05

　　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及其广泛运用，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巨大进步，然而，无可否认，科学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了负效应。现在，科学技术的种种负面效应，已极大地破坏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形成了全球性生态危机。

　　面对着科技的负效应，一些思想家对科技的作用持消极的观点，提出了科技悲观论。

　　早在18世纪中叶，即工业生产初兴之时，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就独树一帜，发表了《论科学与艺术》一文。与当时大多数人对科学技术大唱赞歌不同，他认为，科学与艺术不仅不能敦风化俗，反而伤风败俗。他独具慧眼，敏锐地察觉到科学技术的负效应。他引用大量材料，力图说明，科学技术的发展未必是福音，而常常是灾难。

　　卢梭认为，科学和艺术都是从人类的罪恶中产生的，“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论辩术产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谎言；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注：《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6页。）而科学艺术在诞生之后，又滋长了更大的罪恶。如贪图安逸，追求享受等等。

　　卢梭赞美“幸福的无知”，怀念“贫穷与蒙昧的时代”（注：《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0页。），他还说：“人们啊！你们也应该知道自然想要保护你们避免科学，正象一个母亲要从自己孩子的手里夺下来一种危险的武器一样；……人类是作恶多端；如是他们竟然不幸生来就有智慧的话，他们就会更坏了。”（注：《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页。）

　　卢梭在他那个时代率先提出科学技术的负效应问题的确是不容易的。可是，他的观点太偏激了，因而他的观点当时几乎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卢梭的观点“超越”了他的时代。至于他对科学和艺术所持的虚无主义态度是不对的。

　　现代科技悲观论的典型代表是罗马俱乐部的理论和见解。罗马俱乐部是西方一个非官方的国际性学术团体，由意大利奥雷里欧·佩切伊和英国亚历山大·金建议，于1968年4月成立的。 其宗旨是研究人类面临的主要困难，世界共同的问题。罗马俱乐部的观点表现在一系列研究报告中。较具影响的报告主要有：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和1974年发表的《人类处在转折点》。此后还有一系列报告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这项研究由米都斯教授领导，参加研究的有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17位教授。《增长的极限》指出，人类困境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在人的全球王国时代所特有的一种危机。所谓“人的全球王国时代”，是指人由地球上的许多的生物中的一种变成地球上的“主人”的时代。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人创造和发展了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超出了人们的控制能力，技术成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成了一种破坏力量。正是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滥用，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造成技术异化，给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危机。

　　米都斯等人认为，对人类命运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有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消耗。这些因素每年都按“指数增长”的模式增长。对人类命运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因素是人口，而人口是按指数增长模式增长的。按照70年代的数据，世界人口只要33年就翻一翻。所以，“可以预期，在30年以后， 世界人口大约是70 亿……在60年以后，世界人口是今天活着的人的 4倍。”（注：米都斯等著《增长的极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39页。）第二个因素经济也是按指数增长模式增长的，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较快，人口增长较慢；而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较慢，人口增长较快。所以，富国与穷国的差距不断扩大。第三个因素是粮食。人口的增长决定了对粮食的需求也是按指数增长的。因此，为养活增长着的世界人口，所需土地的总量也得越来越多，曲线在向上陡升。可是，另方面，增长的人口又需要占地建房，加上水土流失，可耕地的实际数量却越来越少，曲线在向下倾斜。不仅土地短缺极为严重，水的污染和减少也影响粮食生产。第四个因素是非再生自然资源的消耗，它也是按指数增长的。人口的增长使每一年都有更多的人在消耗资源，而且社会的进步使每个人的平均消费量也在增长着。这种消耗的指数增长，迅速地减少了资源的固有贮存量，如此将被推向极限——耗尽地球上的所有不可再生资源。第五个因素污染也是按指数增长的。二氧化碳、热能和放射性废料是人类按指数增长输送到环境中的三种主要的破坏性因素。由于不知道污染的上限在何处，而且，从排放污染物到生态系统显示其消极后果，这两者中间存在长期的滞后现象。再则，从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到生态系统减少有害影响，这两者中间也有一个滞后过程。这些都使污染问题变得更加严峻。米都斯等人在阐述了以上五个因素之后认为，如果社会不改变现有的目标和行为方式，人类社会就将走到增长的极限。

　　《增长的极限》设计出一个全球趋势模型，以反映上述五种因素未来的发展状况。这个模型的空间尺度是全球范围，时间尺度长达30年以上，以至几个世纪。米都斯等人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世界在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五方面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全球增长的极限将在未来100年中发生， 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的突然衰退。要改变这种可怕的后果，就必须实行“零的增长”，保持全球的均衡状态。所以，他们认为，人类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地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发展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而不是盲目增长。全球均衡状态的最基本的定义是：人口和资本基本稳定。“我们现在对全球均衡状态得到的一套最低的要求是：（1 ）工厂资本和人口在规模上不变，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资本的投资率等于折旧率。（2 ）所有投入和产出的速率，包括出生、死亡、投资和折旧保持最小。（3 ）资本和人口的水平以及两者的比例安排得与社会价值一致。随着技术进步创新的选择自由，它们可以深思熟虑地加以修正，慢慢地加以调整。”（注：《增长的极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

　　无疑的是，《增长的极限》这个报告在国际大范围内，激起人们关注科技的负效应，研讨全球生态的严重破坏问题，这是具有非常积极意义的。在本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整个西方世界流行着“增长热”，甚至是“增长狂”。《增长的极限》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这种盲目追求增长而不顾社会后果的恶劣做法，使人们认识到经济盲目增长所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然而，《增长的极限》所描绘的未来景象是令人恐怖的世界末日，以及它所提出的“零的增长”方案，这些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应该说，以“零的增长”去代替从前的“增长狂”，那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并不能使人类摆脱困境。事实上，即使把经济增长率降低到零，也不能减少资源的消耗。可见，零的增长只能推迟“世界末日”的来临，而不能达到维持地球的生态平衡。《增长的极限》没有估计到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使某些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将给人类带来较为乐观的前景；《增长的极限》虽然提出了“全球性”这一重要概念，但却忽视了不同区域的特殊性。零的增长将使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差距无法缩小，而且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将加剧，低收入者更难以改善自身的处境；零的经济增长要求零的技术增长，这就抑制了科学技术的创新以及人们学习和钻研科学技术的热情，也使社会的效率，大为降低。总之，零的增长要求社会的一切都保持现状，以致成为一个僵化的社会。这是脱离现实的，行不通的，自然也是不可取的。

　　罗马俱乐部回应社会各界对《增长的极限》所作的批评，于1974年又推出了第二报告，即梅萨罗维克和佩斯特尔编写的《人类处于转折点》。这个报告被第31届联合国大会列为大会文件，向各国代表散发。该报告将《增长的极限》的许多观点作了修正和补充，最重要的是提出“有组织的增长”，也称之为“有机增长”的概念。有机增长的前提是承认世界各地区和各国情况的复杂性和多样化，必须以此为出发点，建立全球的和谐和持久平衡。他们认为，“如果人类能够走上有机增长的道路，世界就将形成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部分互相依赖、和谐共处、各自作出自己的独特的贡献——不管是在经济方面、资源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注：《人类处于转折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页。）

　　自然界存在各种增长方式中，有两种方式是特别要注意的：指数增长方式和有组织（有机）的增长方式。指数增长方式是一种无差异的增长，一个细胞分裂成为两个细胞，两个分裂成四个，四个分裂成八个……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会达到巨大的数量，而且所有的新细胞与初始的那个细胞完全一样，增长只是数量的增长；与上述这种指数增长方式不同，有组织（有机）增长则是包括一个产生差别的过程。在有机体的发育过程中，细胞具有了特殊的机能，肝细胞不同于脑细胞，脑细胞不同于胃细胞，等等。在产生差异之后，细胞仍会增多，器官也会增长。在某些器官增长的同时，别的器官却可能衰退。梅萨罗维克认为，人们在讨论全球危机时，只注意了指数增长方式。然而，“有组织（有机）增长”的概念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过去，世界社会仅仅是由基本上是独立的各个部分组成的集合体。在那种情况下，各个部分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增长——无论变好还是变坏。可是在具有全球危机综合症特点的新条件下，世界社会变成了一个世界系统，即它是由功能上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组成的集合体。每部分——不论是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国家集团——都必须对人类的有机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无论是在资源、技术、经济潜力、文化还是其它方面。在这样一个系统中，任何部分的增长都有赖于其他部分的增长或不增长。因此，任何部分的不良增长都不仅会危及自己，而且会危及整体。不过，如果世界系统能够走上有机增长的道路，那么有机的相互关系将起遏止的作用，制止系统内任何部分的无差异增长。”（注：《人类处于转折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页。）依他们看来， 人类历史面临这样的选择：是继续沿着癌症似的无差异增长的道路走下去，还是开始踏上有机增长的希望之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就是舍前者取后者。“从目前无差异和不平衡的世界增长转向有机增长，将会导致产生一个新的人类。这一转变意味着初晓，而不是完蛋，象征着新生，而不是末日。”（注：《人类处于转折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页。）

　　在《人类处于转折点》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世界系统的模型，有五个基本观点：（1）在观察世界时必须考察各地区在文化、 传统和经济方面存在的差异，即把世界看作一个由相互影响的地区组成的系统；（2）世界系统不会崩溃，但灾难可能在地区一级发生， 时间也许在下世纪中叶之前，这些地区灾难将使全球深受其影响；（3 ）全世界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联合采取适当行为，才有可能解决世界系统的这些灾难，否则，灾难将在一定的时刻，降临到每个地区；（4 ）只有通过均衡的、有差异的增长，才有可能实施一种全球的解决方案；（5 ）拖延制订全球战略将是有害的、代价高昂的，而且将会是致命的。（注：《人类处于转折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5—56页。）

　　应该看到，与主张“零的增长”相比，主张“有组织（有机）增长”确有认识上的进步。不仅内容更丰富、更灵活，而且在面对未来的态度和方法上，也不那么悲观。然而，梅萨罗维克等人提出的全球系统模型，仍然是脱离实际的，仍然是忽视了科技在进一步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他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有组织的增长”，也很难付诸实践。富国谋求更富，贫国力争脱贫。近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足以表明，资本追逐利润的“癌症”，必定会使“有组织增长”的设想破灭。

　　面对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科技悲观派的观点，西方的一些思想家针锋相对地展开批评。他们对未来持着乐观态度，以卡恩的“大过度理论”为代表形成了科技乐观派。乐观派还有其他较有影响的理论，如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理论，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理论等等。

　　卡恩在《今后2000年》一书中，把人们对未来的看法分成四派：（1）深信马尔萨斯理论的新马尔萨斯派，这是悲观派的代表。 他们认为科技的进步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使社会发展的前景十分暗淡，令人绝望。（2）谨慎的悲观派。他们认为存在着各种灾难的可能性， 人类必须采取行动，否则会被种种灾害所淹没。（3）谨慎的乐观派。 他们认为到21世纪，人类将进入后工业社会，贫因问题基本上可解决，人类生活将更加美好。（4）对技术与经济增长的热心支持派。 他们认为现代科技和经济进步的潜力才刚刚开始显露，科技的力量是无穷的，社会进步的步伐将大大加快。卡恩把自己归入第三类，即谨慎的乐观派。

　　卡恩认为，人类的文明史迄今有两大分水岭：第一个分水岭是在约一万年以前开始的农业革命；第二个分水岭是大约200 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农业革命在世界各地扩散的过程只需400年。 他把这个过程称为大过渡或者工业化的时期。大过渡过程可分成三个阶段：工业经济社会——超工业经济社会——后工业经济社会。后工业社会是大过渡时期的终点，但不是人类未来的终结，“而是一个开始——一个基点，从这里开始新的长征， 跨进人类历史上另一个伟大的时代。 ”（注：《今后200年》，伦敦1977.1页。）

　　在卡恩看来，世界正处于大过渡中，这是工业革命或现代化在全世界扩展的历史时期。那些全球性的严重问题不过是过渡时期中出现的一些暂时性问题。只要依靠科技的进步和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寻求到解决诸如资料和生态环境等问题的办法。大过渡的最终目标是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富裕社会，只需极少量的劳动就能满足人类生存的物质需要。后工业社会首先将在21世纪初，出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在全世界扩展，这个过程大约需要150 年。在卡恩看来，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福利增长的主要综合指标。卡恩对22世纪末的世界未来前景的预测，被称为“无意外”蓝图，或称为“谨慎的乐观主义世界”，其总目标是在22世纪末，在世界人口达到100亿或150 亿的情况下， 世界年生产总值达到200万亿美元或400万亿美元，人口平均的年生产总值将达到2万美元。

　　卡恩认为，工业文明在全世界扩散的“现代化”过程，是全球的一个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他认为经济增长对富国或穷国都是有利的。而且认为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而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上升。过去促成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当今在发达国家中已丧失了重要意义，而在新兴工业国家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虽然人们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台高筑而担扰，但仍有大量的私人资金稳定地、日益增加地流向值得给予贷款的国家。此外，中等收入国家的存款率也越来越高。因此，它们不会发生资金严格短缺。而且，发展中国家的购置潜力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幅度地开发出来，这种富有活力的市场又刺激了生产的扩大。再则，发展中国家不必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技术发展道路，它们往往直接享有生产率很高的现代化技术。卡恩总的观点是“看来每一个成功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很可能会找到它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然后终于抵达后工业社会。”（注：《今后200年》，伦敦1977.1页。）

　　作为乐观派的代表，卡恩激烈抨击那种以资源和生态危机为理由，要求停止增长和反对增长的悲观论点。他认为，只要有良好的管理，充分发挥人们的智慧，经济增长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下去。随着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发展步伐的加速，社会及时应付可能突然出现的危险和灾害的应变能力也在加强。迅速增长可能会导致不平衡，但也创造了比较容易应付这种不平衡的条件。从悲观论与乐观论的激烈论争中，我们可以看出，悲观论片面强调科技的负效应，被全球生态问题吓得止步不前；与止相反，乐观派片面强调科技的正效应，并没有提出切实有效解决生态问题的具体措施，只是抽象以未来科技的正效应来偿还当代现实面临的科技负效应。乐观派的一味强调“增长”和技术能决定一切未必是谨慎的、最有希望的。然而，从两派看法的争议中，的确给予人们不少的启迪。我们对此应当有分析有批评地加以全面总结，在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

　　收稿日期：1999—08—06

作者介绍：刘延刚（1949—），山东济南人，现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南宁市，53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