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研究

《毛诗序》

《毛诗序》是我国诗歌理论的第一篇专论。概括了先秦以来儒家对于诗歌的若干重要认识，可以说是从先秦到西汉的儒家诗论的总结。其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毛诗序》揭示了诗歌抒情与言志相统一的艺术本质。其云：“诗者，志之所之也”，阐明了诗歌创作的本源在于“志”，“志”构成诗的内容，这与先秦时代就已产生的“诗言志”的观点一脉相承。我们从中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毛诗序》出于汉儒之手，与儒家的整个思想体系是融洽的，因而“诗言志”正逐渐被纳入到这一体系中而被经学化。不仅如此，《毛诗序》进一步提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观点，比较“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表述，在这里“志”与“情”的关系与内涵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说明，但《毛诗序》认为它们是可以统一的。抒情之说，早先主要用在乐论之中，序文关于抒情观点的表述可以说袭自《荀子·乐论》或《礼记·乐记》。可知，序文的诗论中还留着许多乐论的因素，是因为它仍然是基于诗与乐的紧密相关性来认识诗的本质的。正因如此，《毛诗序》才汲取了乐论中的抒情说作为先秦以来言志说的必要补充。如果联系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整个发展史，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一补充是多么有意义。

其次，《诗大序》基于儒家的视角，特别重视以政教为核心的诗的社会作用。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云云，正是指诗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序文已认识到这种教化作用与情感之间的关系，所以说“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不过，序文将情感作用(如“动天地感鬼神”云云)与社会作用都夸大了。由于诗歌被视为一种教化的工具，在《毛诗序》看来，《诗经》中的每篇作品都是对某种教化观念的隐喻，如以“后妃之德”解《关雎》，这就未免牵强附会。同时，序文认为政治与诗歌既然是不可分的，那么时代政治之盛衰自然对诗歌发展产生极大影响，因而提出了“变风变雅”之说。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这与序文的观点是相通的。

再次，序文提出的“六义”说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后人对“六义”的具体解释不同，却大体上都认为风、雅、颂是诗的分类，而赋、比、兴是诗的写作手法。文中没有对赋、比、兴作具体的解释，却为后来的诗歌创作论提供了极富启示性的一组范畴。序文对风、雅、颂作了重点阐发，其间所贯穿的浓厚的政教意味与全篇的基调是一致的。文中提出“主文而谲谏”，要求诗歌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达到讽谏的目的，这显然是儒家的“温柔敦厚”诗教观的另一种表述。不过，这一要求与艺术创作要求委婉含蓄却有相通之处。所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在

指出诗歌的抒情特征时，更进一步要求情感抒发严格接受儒家道德教义的规范。这一观点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很大，也很复杂。

总之，《诗大序》不仅仅是一种总结，对后来文学观念的发展，更是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很复杂，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毕竟构成了儒家诗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环节。

七、《毛诗序》讲解

本讲重点串讲一遍《毛诗序》这篇中国最早的反映中国诗学观念的理论作品。前讲已说四家《诗》中的毛《诗》经郑玄作笺之后，后来居上，风靡天下，三家诗说逐渐衰微，后代学习《诗经》主要依据的文本都来自毛《诗》。毛《诗》每篇作品都有一段题解，试举《魏风》为例：

《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

《汾沮洳》：刺俭也。其君俭以能勤，刺不得礼也。

诗序其他三家也应该有，它是各家对一首诗主旨的说明，因此各家的序可能是不同的，只是今天我们只能看到《毛诗序》了。

关于《毛诗序》还有大序和小序之说。小序即前面所说的每篇题解，大序则是指在首篇《关雎》题解之后，对《诗经》的本质、功能和表现手法所作的提纲挈领的总述。但也有人不同意，认为《关雎序》与后面的提纲总述应该是整体一篇文章。我个人也倾向认为，所谓大序的这部分文字都是由《关雎序》而引发的，理应作整体观。且这篇序放在这里非常适合，《关雎》本身是《诗经》的第一篇作品，不仅是“风之始”，而且是“诗之始”。毛《诗》按照风、雅、颂的次序编排，又把《关雎》排在“风”的第一首，借以表达“人伦之始、王化之基”的深意，那么在开篇之作《关雎》中插入这篇序文，其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关于《毛诗序》的作者，一直没有定谳。史藉中提到的作者包括了子夏、毛苌、卫宏（东汉人）。我们对古人所谓的“作”应该理解为“述作”性质，更多的是编撰整理，而非今天理解的创作。无论大序、还是小序，其基本思想都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前儒或有认为，小序前半部短语为子夏作，后半部分为毛

公附益。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新发现的《孔子论诗竹简》内容，如“《谷风》鄙。《蓼莪》有孝志。《隰有苌楚》得而侮之也。”就会觉得这种表达与小序形式极为相似。再以上文所举例说明，《伐檀序》中“刺贪也”，即可能为战国古序，或古诗说，而“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则是毛公等汉儒附益而成。

上面所说的是小序情况，大序的文字也当如此。其成文固然可能在两汉，但其中部分文字则由来已久。各篇作品的小序，我们在今后讲解作品中会具体介绍，现主要讲大序的内容作一个讲解，序全文如下：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以下分节疏讲：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此为第一节，即传统上所说的小序。汉儒认为，《关雎》作者意在褒奖天子后妃的德行。“风之始”的风指十五国风，十五国风反映的是十五个地区政教状况，那么，序作者即认为，《关雎》这篇作品反映的是政教最根本的家庭伦理，即夫妇关系。下面说“风天下”的风，则是指后妃的德行能够像风一样影响世界，这里风与孔子所说“君子德风”的风意义相同。“正夫妇”意味着后妃的德行为天下夫妇树立了一个典范。

下文中“乡”与“邦国”对言，乡指天子所统治的王城之外的区域，邦国则指诸侯国及公卿采邑。“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即指后妃的德行可施行于乡和邦国。现在有些人指斥汉儒附会，其实不清楚汉儒极少自创新说，大体都沿袭传统经说。且周人乡饮酒等礼中都使用《关雎》、国学以“诗”教育子弟，如果我们仅根据字面将其理解为贵族男女之间的爱情诗篇则是一种文化上的倒退。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此下即大序。下面两节围绕“诗言志”讲述诗的本质和诗的社会功能。 “风，风也”，前风字指国风，后风指自然之风，其义指风吹动物，故引申为教化的意思。“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即像风吹一样感动人，像教育一样改变人。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指人的思想、思维活动，这种活动为表达出来时即是“志”，而用语言表达出来则成为“诗”。“志之所之”的之，是去、往的意思，因此，典籍中也用“持”、“承”来解释“诗”，那么可以说“诗”即是承载、容纳思想的工具或载体。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不学而能。”情，是一种本能。董仲舒说：“情者，人之欲也。人欲之谓情。”虽然，先秦典籍《尚书》就已经提出“诗言志”这一中国传统诗学的基本观点。

但显然此序又进一步把“情”（本能的欲望）作为“志”背后的驱动。“形于言”，即诵诗，“嗟叹”则指唱和，“咏歌”则指配乐而长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则指配以舞蹈。也就是说情志的表达经由了“诗”至“乐”再至“舞”的递进关系，而此三者均为“礼”的组成部分。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此章讲述诗的社会功能。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发，即现的意思。这里“声”指声调，即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则是指声调能够相应谐和，形成一定的乐感而成为音乐，而制乐者的情感也反映在其中。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治世之天下太平，那么这时音乐安详而欢乐，表明政事和谐。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乱世指兵荒马乱的战乱状态，那么这时音乐充满怨恨与愤怒，表明政事处在一种悖逆的状态。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亡國指国家将亡，此时音乐则充满悲哀和愁思，说明人民已经走投无路。困，是尽的意思。《乐记》所云“郑、卫之音，乱世之音；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这些思想主旨都是说通过对人情感表达的观察可以了解一国政教状况。儒家重视诗教，也正是因为诗的这一重要功能。因此，接下来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正得失”乃就人的政事得失而言，指政事能归于正确的轨道。大小《雅》之雅，意即正。“动天地”，即使天地显灵，“感鬼神”，即感动鬼神降福，这里鬼神指人的鬼神。“动天地，感鬼神”更多体现在《诗经》之《颂》中。莫近，意思是莫过于。序作者认为，能够纠正政事得失，感动天地显灵、鬼神降福的，莫过于《诗经》。

因此，接下来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即前代之王用以治理国家。“经夫妇”，经，常也，指夫妇之道有常，双方各按其分，各守其职。“成孝敬”，孝以事亲，敬以事长，家内家外，各顺其道。“厚人伦”，伦，理也。人伦，即做人之理。《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

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义。”即所谓五伦，各方都要相互厚待。“美教化”，意即使人乐于接受教化，如果你想教化而别人不乐于接受，则说明教化未臻于至美。“移风俗”，移即转移改变。《汉书地理志》云：“民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则风即民性，为本，俗即民行，为末，总体指民情好恶。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唐孔颖达说：“诗是乐之心，乐为诗之声，故诗、乐同其功也。”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此节重点讲述《诗经》的另一重要概念“六义”。

《诗序》“六义”说源于《周礼·春官·大师》所载“六诗”：“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大师是乐官，前面已经说过。

“六义”的义，我理解为“仪”，仪，度也，指诗的尺度标准。诗必有此六义，才能称为诗。举个反例，《老子》是用韵文写的，但它不是诗，因为不合此标准。

六义分两类，风、雅、颂指区分诗体的标准，赋、比、兴指区分文辞的标准。六义排序上之所以将赋、比、兴插在风与雅、颂之间，乃是为了说明赋、比、兴存在于风这一诗体中，同样，雅、颂与风一样，也有赋、比、兴这三种文辞表现形式。

六义的内涵历史上也有很多争议，这里就个人理解作简要概述：

关于风、雅、颂，宋郑樵云：“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三者区别一是在音乐方面，二是在使用方面，三是在内容方面。风来自诸侯国，多使用在诸侯国和乡礼中，内容上体现反映诸侯国各地的政教，也反映天子教化产生的影响。雅，意为正，那么有作为法则的意思，即可以作为后世和诸侯各国的法则。是中央朝廷的音乐，主要用于朝廷的礼仪，内容反映的是中央朝廷的政教状况。颂，意即诵，是用于祭祀天地、先祖礼仪中所使用的音乐，其内容也反映的是对天地、先祖的赞美。宗庙祭祀都有舞蹈，故有人解释说“颂，容也”，指礼容，即行礼时的舞蹈动作。

关于赋、比、兴，朱熹《诗集注》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而引起所咏之词也”。赋，即敷的通假，

是直叙的表达方式。比，即与今天的比喻取象相似，即打比方。兴，起也。即先述他事引发自己所想述的事，或说将自己所想表达的事寄托在他事中来表达。比兴都是相对于赋这种直述方式的婉曲手法。从情感表达上讲，赋是直抒其情，比是索物寄情，兴是睹物生情。比较而言，兴最婉曲，所见所睹之物甚至可能与所表达思想情感并无关系。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此节进一步申述“风”的含义。“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中，两个风都是指诗，风能动物，所以借以譬喻。处上位的人用诗可以教化百姓，处下位的人也可以用诗来劝谏天子国君。主心本意在于用乐歌的方式来委婉地进谏。

“谲谏”的谲有权诈的意思，这里是采用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作诗的人也不会因此而得罪，听到的人也能够自我警醒，像风一样上下互动，这就是风的涵义。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此节提出“变风变雅”的概念。王道衰微，礼义废弃，政教缺失，诸侯国与公卿大夫各行其政教风俗，那么这时“变风变雅”就出现了。之所以将风、雅中的一部分作品称为“变风变雅”，是因为这些作品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一种人心思变的愿望。

“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指中央朝廷的乱象，“国异政，家殊俗”则是指诸侯国与公卿大夫位于乡的采邑出现价值体系崩溃的局面，总体来说，就是指中央朝廷的教化功能与对各诸侯国、采邑的影响已经丧失。前面已讲，风为本，俗为末，那么这时“风”的作用已经没有了，而“俗”自然日趋败坏。相对于以讥刺为主旨的“变风变雅”，以褒美为主旨的作品则称为“正风正雅”。一般认为十五国风中除《周南》《召南》外，都是“变风”。变的含义应理解为变而归正。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

先王之泽也。

此节继续申明变诗归正之义。“国史”，指史官，这里包括天子与诸侯国的史官。

“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史官明察政教得失，人伦和顺，刑政友劣，所以能够通于情势的变迁，怀念过去的美好风俗，因此选择诗人所做的诗为君主吟咏，将其中的情性表现出来，以感化君主。

“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因此“变风”虽然是从情感、欲望而生发的，但它最终纳入到礼义的规范之中。即从人民的性情或愿望出发，最终回归到先王的教化之中。泽，指以前君王留下的恩惠德泽，可以为后世楷模的种种做法。这里讲变风，也包括了变雅，所谓变，还是变回到过去美好的教化之风中。总体上说，“变风变雅”表现的是诗人希望通过规谏匡救世事的一种想法。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此下继续申明六义中风雅颂的关系。“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指诗人观察诸侯国之事，然后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这就是风。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要是诗人表达个人对天下之事和王政得失对诸侯国影响的想法，这就是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正，通政。雅是表达对王政何由兴衰的看法的。雅，有大雅、小雅之分。这种区分可能是音乐方面，而不一定如序作者所说的理由“政有大小”。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颂，显然具有更多的宗教意义，它的主要功能是将人间君王的美德和业绩通过祭祀、乐舞等形式告于神明。

“是谓四始”，关于“四始”，郑玄说：“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又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司马

迁《史记·孔子世家》则说：“《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各取风、小雅、大雅、颂的首篇来说“四始”。郑玄的说法与毛诗序接近，与司马迁说法似乎不太一样，但可以统一起来。“四始”的意义是否与具体篇目联系起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四始”的内涵是由风、小雅、大雅、颂的内涵所决定，他们都是王道兴衰的关键。

“诗之至也”，《诗经》的大义也尽在于此。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此节重新回到论《关雎》一篇的诗义。首先总述《周南》《召南》得名之由。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二《南》是反映文王奠定基业及化及南方地区的诗。那么，何以冠以周、召，而又用南命名？周指周公旦，召指召公奭，是周文王的两个儿子。汉儒认为，周成王、康王时期“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旧说二《南》作为文王之诗不编入“雅”而在“风”，是因为周文王一直是诸侯，而非天子。但他又是王者，不能与其他周诸侯并列，因此，分别将反映他的功德的诗寄在两个儿子名下。南的意义，即文王之教化扩展及南方江汉国家。这种说法不一定可靠。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意即二《南》是文王奠定良好开端之道，是建立王者教化的基础。

“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这段话基本皆有所本，与《论语》中“贤贤易色”之义及孔子所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说法基本一脉相承。所以，我不同意随便就用附会来指斥汉儒对《诗经》的理解。这篇序文，文字上或有人进行过更改或政变，但大义上，我认为汉儒经说基本可以肇源自孔子甚至属于周人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