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见义勇为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论文题目:论见义勇为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摘要：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以及公民的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不断涌现出许多我国公民为保护国家和他人财产而勇斗歹徒的光荣事迹，为弘扬我中华民族团结互助的传统美德以及构建稳定、和谐社会做出不磨灭的贡献。然而“英雄流血又流泪”、“光荣一阵子，痛苦一辈子”的事件一再重演，导致了见义勇为近几年来频频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要求对其见义勇为者合法保护的呼声不断。见义勇为的行为却迟迟不能得到法律的肯定和救济，大大扼杀了公民见义勇为的积极性。由此，本文对见义勇为的概念和构成要件以及相关法律概念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比较阐述，并对救济途径和救济方法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

见义勇为，无因管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法律救济

前言

从古至今，见义勇为就是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的集中体现，一直得到人们的大力赞赏。并在历史上记载了许许多多涌现见义勇为的事迹。当今社会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也不断涌现，但同时又产生了许多现实问题。人们在赞扬英雄奋不顾身保护他人生命和财产时，更对“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尴尬局面感到深深的无奈和痛心。常常是见义勇为者保护了他人的利益，自己却遭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而他们的伤害又有谁来负责呢？也就是这样，在社会进步、法制体系逐步完善的今天，见义勇为行为反而越来越少了，许多英雄“怕了”。见义勇为是中华传统美德，但面对一次又一次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局面，它已不再单纯的是道德问题了。因此，应从法律制度的角度出发，寻求鼓励见义勇为与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方法。 现实生活中，见义勇为行为不断涌现，见义勇为者在危难时刻，以自己的行为遏制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捍卫社会正义，受到社会推崇，赢得政府褒奖。但当见义勇为行为人遭受到人身、财产等损害时，现有的法律给予见义勇为者的保护却是不全面、不完整、不公正的。

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全国性法律、法规对见义勇为行为的保护做出明确规定。司法践中，见义勇为者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主要是依据民法中关于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等规定，寻求法律保护。根据

虽然刑法、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地方性法规等公法，对见义勇为行为人的保护也作出了相关或专门的规定，依规定行为人不必承担刑事责任，同时还可能因此获得奖励或慰问金，受到人身伤害的还将得到医疗救助、伤残死亡抚恤等社会保障。但需要指出的是因法律、法规存在一定的缺陷，见义勇为行为人得不到平等的保护，权益保障常常被“打折扣”，无法弥补见义勇为者的物质损失和精神伤害。见义勇为行为作为一个具有私法和公法性质的行为，当私法无法有效调整时，公法能否给予行为人更好地救济，以彰显国家对见义勇为行为人的政府责任和对行为人的肯定。针对我国现行法律及法规在保护见义勇为行为方面存在的缺陷，认为国家有必要通过制定统一的行政法规，加大对见义勇为行为保护的力度，有效解决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激励更多的民众加入见义勇为行列，扭转世人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冷漠，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第一章：见义勇为的概况

第一节：见义勇为的概念及特点

（1）、见义勇为的概念

“见义勇为”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为政》中，其意思为“见义不为，无用也。”顾名思义是指：看到正义的事，就勇敢地去做。《宋史·欧阳修传》中完整出现见义勇为一词：“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辞海》对见义勇为的解释：“看到合乎正义的事情便勇敢地去做”。《现代汉语词典》对见义勇为的解释：“看到正义的事情奋勇地去做。”从以上引述的资料来看，人们普遍视见义勇为为勇敢与道义、正义于一体。现实生活中，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也均把见义勇为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加以褒扬，给予其极高的精神评价，却还少有对见义勇为作物质性的评价。见义勇为仅作为一个道德概念，其含义为：“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与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见义勇为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同违法犯罪分子做斗争的行为。第二类是抢险救灾的行为。则缺乏法律所具有的一套行为规则体系，无法规定一定的行为模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对人们的活动行为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因此，有必要从法律上对见义勇为加以界定。

（2）、见义勇为的特点

见义勇为的主要特点：一是高度的人身危险性。见义勇为救人与危难之时，常常要冒着生命危险。实践中，见义勇为者受伤致残的很多，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二是紧急性。见义勇为行为常常是在非常危急的时刻，未能及时获得国家力量的有效介入的情况下做出的。若当事人不能获得及时援助，就有财产、人身受到侵害的危险。三是利他性。见义勇为者实施见义勇为行为纯粹是一种利他行为，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维护公共秩序与安全。四是结果的安全性。见义勇为者通过其行为，一方面维护了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给其他人带来了公共安全感，维护了公共秩序和安全。

第二节：见义勇为的法律性质

1、 见义勇为的法律性质

(一) 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属性

我国学界，众多学者在民法上将见义勇为行为界定为无因管理，见义勇为者与被救助对象之间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适用无因管理相关规定。见义勇为属无因管理范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见义勇为具备无因管理的全部构成要件：在客观要件上，见义勇为人不负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管理事务。在主观要件上，见义勇为人具有维护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意图，使他人利益免遭损失或减轻损害的意思。在主体要件上，见义勇为人为自然人。无论是在见义勇为行为还是其他类型的无因管理中，一切不特定的自然人均可成为无因管理的主体，且行为只需具有相关的意思能力即可。第二，见义勇为的法律性质、立法宗旨与无因管理相近。见义勇为行为与其它类型的无因管理行为一样，其法律性质属合法的事实行为。立法上对于这种行为的规范和调整，其宗旨都在于倡导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利益。而且，两者的立法精神也都侧重于鼓励和保护见义勇为者及其他无因管理行为人。见义勇为行为虽然可以纳入无因管理范畴，但与一般意义上的无因管理相比，还是有其相当的特殊性。

（二）见义勇为行为的刑法属性

从刑法的角度分析见义勇为行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出现了竞合。当犯罪嫌疑人对见义勇为者进行人身侵害时，见义勇为者的防卫行为，则被视为正当防卫。当防卫过当时，也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由于见义勇为是突发性的，见义勇为者没有过多时间去考虑后果和实施方式是否可将伤害降低到最小，所以无法避免会出现为了保护一种利益而损害了他人利益的情况发生，这也正是刑法中的紧急避险。

(三) 见义勇为行为的行政法属性

近年来，面对见义勇为行为人所遭受到的法律尴尬，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行政法视角分析见义勇为的性质。认为见义勇为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行政协助行为。对于行政协助行为，行政法学界并未引起较大关注，学者们一般在论及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或权利时顺便提及相对人行政协助权。行政协助权，是指行政相对人有主动协助国家行政管理的权利。据之，可以将行政协助行为定义为公民主动协助国家行政管理的行为。行政协助行为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公民没有协助行政机关的义务。也就是说，根据法律规定，公民没有协助义务：同时，公民也没有受行政机关的委托要求其协助。第二，公民所协助的事务属于国家行政管理的范围。见义勇为行为是行政协助行为。一方面是因为见义勇为行为人在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正遭受到违法犯罪活动的侵害或自然的损害时，没有对其进行维护的义务；另一方面，国家有义务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见义勇为是公民在法定职责和义务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利益，同不法侵害作斗争或抢险救灾的合法行为，是见义勇为者在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正遭受不法侵害或自然灾害的损害时，国家未能尽到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的义务，见义勇为者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行动帮助国

家履行应尽的义务，从事了行政机关的一部分公务。国家也因为见义勇为者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其维护公共秩序与安全、保护他人合法权益的职责。在日常生活中，当险情发生时，当事人往往无法及时向国家义务机关报告或国家义务机关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对当事人进行立即施救，见义勇为者以他们的义举，弥补了国家义务机关的缺失，及时制止侵害，挽救或减少损失，其社会价值和秩序价值不容小视。国家应对见义勇为的行为给予肯定和鼓励。

2、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

具体而言，见义勇为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构成要件：

1．实施见义勇为行为的主体是不负法定或者约定救助义务的自然人。凡不具有特定义务的自然人，无论是中国公民还是外国公民或无国籍人，也不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以及是否被剥夺政治权利等，只要实施了危难救助行为的都可以成为见义勇为的主体。就各地对见义勇为的地方性保护条例来看，均未对见义勇为的主体进行限定。但近年来，我国不提倡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而改为见义巧为。未成年人能否继续成为见义勇为的主体引发争议。现实中，已有将未成年人排除在外的实例。不表彰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已成为各地的普遍作法。当未成年人因见义勇为受到人身伤害时，各地见义勇为的义务机关做法不一，有的不补偿，有的象征性作出补偿。

实施见义勇为往往是在危急情况时，凭自然人个人的判断而作出的救助行为，比如：救助落水儿童；救助突然病倒在马路旁的行人；路遇被劫的妇女；挺身而出施行教助的行为。它属于单方法律行为，仅以见义勇为者一方的意志行为的表示就可以成立的法律行为。见义勇为者不具有特定的身分或不负有法定约定的特定义务，而是自觉自愿地管了。其救助行为与其身份及其法律上的义务没有必然的联系．通俗的说它是一种“无因”行为。如果救助者放弃该行为，所承担的仅是道义上的责任，并非法律上的责任。反之．如果是具有特殊身份或特定义务的人，比如：警察、军人、消防人员、司法人员、行政执法人员就属于这一主体，他们的救助行为，实际上是执行任务的必需，不履行法定的救助义务便可能构成渎职行为。他们的行为不是“无因”行为而是“有因”行为。据上可见，救助主体不具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是构成见义勇为的核心和关键条件。

2．见义勇为者救助的对象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并且这些利益正在或者将要遭受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件的损害。见义勇为行为是不负特定职责或义务的自然人不顾个人安危而实施的危难救助行为，从社会本质来看，凡属于见义勇为的行为，都具有“义”和“勇”的双重特征。“义”是指社会正义，“勇”则指不怕流血牺牲，敢于在重大的危险甚至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作出某种正义之举。因此，见义勇为行为必须是在危难情势下作出，行为人并因此而承受了一定的人身危险。反之，如果不具备这种危险性，只为他人提供一般的管理或者服务，充其量只能称之为无因管理行为而不属于见义勇为范围之列。至于行为人实施某种正义行为所面临的危险，可以多种多样，不应限于为维护社会治安与各种不法侵害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所承受的危险，还应包括因抢险救灾、动物侵袭、意外事件等各种人为的或自然的危险。无论是何种危险，只要行为人知难而进，在危险面前无所惧，主动实施了为他人谋利的行为，均可构成见义勇为行为。见义勇为者必须面对的是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危险。而且这种危险是现实的、客观存在的，而不是臆想或推测的。危险的来源有四种：一是人的危害行为，包括已经着手实行尚未终止的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二是自然灾害，比如山崩、海啸、洪承飕风、火灾等，即自然灾害已经酿成。

不可避免，并且尚未被人力所控制或自然消失，存在迫在眉睫的威胁；三是动物的侵害。比如牛马奔跑、恶够撕咬、猛虎追捕，存在动物未被打死、逃遁的危险；四是人的生理疾患。比如极度饥饿而偷食他人食物；为救治病人而直闯红灯或撞坏财物；疾患已经发生，对身体和生病所造成的危险尚未消除。如果在危险尚未发生或者危险已经消失的情况下，实施不适时的救助避险行为，就不是见义勇为的行为。如造成重大损害的，应负刑事责任。据上可见，见义勇为者救助的对象必须是已经受到或将要受到危险的社会正当权益的受害者。

3．主观上，见义勇为者必须有使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他人利益免受或者少受损伤无私奉献为目的。见义勇为者是在这些利益面临危险时，出于崇高的精神而实施的救助行为，其受到社会的褒扬之处也在于此。这一主观要件决定了并非一切客观上实施的危难救助行为均能称之为见义勇为行为。如误将他人事务当作自己事务而作的防卫行为；为获得报酬而实施的危难救助行为；纯为自身利益实施的具有一定人身危险性的行为等，均缺乏为他人谋利益的主观要件，不应列入见义勇为之列。比如：公安机关通缉悬赏追捕犯罪嫌疑人。行为人为了获得赏金，冒着危险帮助公安机关捉拿逃犯。在此，行为人的目的可能是领取赏金。因此，其行为就不是见义勇为。

4．客观上，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的人身危险而积极实施救助行为。见义勇为之所以是深受全社会普遍崇敬和赞扬的高尚行为，就是因为见义勇为都是发生在紧急、为难的情况下。见义勇为者实施救助时都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要实施救助很可能遭受巨大的伤害。比如伤残，甚至献出生命。然而他们却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体现了勇敢、正直、善良、无所畏惧，不怕牺牲的优秀品质。如果行为人不是冒着一定的风险．而是在平常状态下伸出援助之手做好人好事，比如：代邻居交纳房租、水电费；收留他入走失的牲畜；帮其照管饲养等等。就不是见义勇为．而属于民法上的无因管理行为。而见义勇为是行为人实施了无法定或约定的义务的行为。

法定的义务有三种：其一，法律明文规定的特定义务。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规定的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险情形下应当立即救助的义务。其二，职务上或业务上要求履行的义务，如消防队员有灭火的义务，出纳员按规定保管好现金的义务。其三，由行为人某种先行行为所引发的义务。如某成年人带他人小孩到河里游泳，当小孩有溺水的危险时，该成年人负有救助的义务。约定的义务主要是指救助者与被救助者，根据合同约定而产生的某种具体义务。只有行为人无上述法定或约定义务，而实施的救助行为，才可以构成见义勇为行为。否则，负有某种特定义务的人，即使实施了某种危难救助行为，也称不上是见义勇为行为。这其中蕴含的含义不言自明，因为负有某种特定义务的人履行其职责的行为是法律要求其必须为的行为，如果不履行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行为人虽负有某种特定义务，如果该行为人超越了自身应负的某种义务范围而实施了危难救助行为，是否为见义勇为，应具体分析，如果行为人实施该救助义务，并因此而使自身安全受到某种威胁时，该行为应构成见义勇为行为；反之，如果行为人并不因实施该特定行为而使自身承受一定的人身危险，则不构成见义勇为行为。

第三节：见义勇为与相关法律概念的联系及法律性质分析

（1）、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的联系及法律性质分析

首先无因管理是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自愿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包括：1. 为他人管理事务。管理他人事务，就是为他人进行管理或者服务。这是成立无因管理的首要条件。2. 有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3. 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由此可见无因管理包括了见义勇为，但无因管理不等于见义勇为。举个例子，一个人在邻居不在家时帮邻居修缮了将要倒塌的房子，这是无因管理。若邻居面临歹徒的抢劫，挺身而出帮忙制服歹徒，这种行为算见义勇为。一般来说，见义勇为有明确的侵害对象，比无因管理对社会的影响更大一些，对国家对社会更有利一些。

见义勇为“是无因管理的类型之一”，但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无因管理，而是无因管理中的一种特殊情形，见义勇为更体现一个“勇”字，具有对国家、对社会更大的有益性。它与无因管理有以下不同：第一，见义勇为维护的是公共利益，行为人是做了国家公职人员职责内的事情，他们的所为属于准职务行为，无因管理维护的是私人利益：第二，见义勇为通常要承担危险，无因管理人通常不承担危险；第三，见义勇为法律关系中存在行为人、受益人和加害人三方当事人，无因管理中只存在管理人和受益人；第四，无因管理人一旦开始管理，就不得终止，见义勇为人在自身能力不济或出于同样危险的情形时可以终止。见义勇为法律关系中的受益人除直接受益人外，还应包括国家这个间接受益对象在内，即见义勇为者与国家的法律关系。此外，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还存在以下区别：见义勇为行为人主要是出自内心的正义感和道义上的责任感，表现更多在于选择“义”而放弃自己的“利”，超出了一般的无因管理行为；见义勇为行为人遭受到人身、财产等损害时，救济的渠道要宽于无因管理，可以从国家、社会、侵害人、受益人等处得到救济，而无因管理人只能从受益人处得到救济。

（2）、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的联系及法律性质分析

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并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未超过必要限度的损害的行为。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为：1、有实际的不法侵害存在，这是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不法侵害行为是指违反法律并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既包括构成犯罪的严重不法行为，也包括尚未构成犯罪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之类的不法行为，而且这种不法侵害是客观的、现实的。如果实际上不存在不法侵害，但行为人自以为存在不法侵害而实施防卫行为的，不是正当防卫，而是属于假想防卫。 2、不法侵害必须正在进行。指不法侵害人已经着手实施侵害行为且侵害行为尚未结束。不法侵害行为开始和存续的时间，就是行为人实施正当防卫的时间。

3、目的是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不法侵害。不具有防卫合法权益的目的而实施的貌似正当防卫的行为，如防卫挑拨即故意挑逗、引诱对方实施不法侵害，然后以正当防卫为借口加害于对方的行为，不是正当防卫情况而是犯罪行为。

4、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进行，是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正当防卫必须对准目标，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5、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是正当防卫的行为和结果限度要件。

正当防卫除保护本人利益之外的行为，一般都属于见义勇为行为；但见义勇为行为并非都是正当防卫，行为人只有在非因自身利益而制止违法犯罪的行为，才属于正当防卫。见义勇为行为除针对违法犯罪之外还针对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即可对人，也可对事。正当防卫的规定在我国刑法中主要作用在于用于区分罪与非罪、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民法中的主要作用在于免除或减轻民事责任。对正当防卫者得奖励、保护和救济等措施，刑法和民法均没

有规定。行为人如果是抢险救灾，不论保护谁的利益，也都不属于正当防卫。可见，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二者并非一致，仅互为交叉。

（3）、见义勇为与紧急避险的联系及法律性质分析

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损害另一种较小的合法权益的行为。紧急避险有三个构成要件：（1）危险的紧迫性。所谓紧迫性，是指某合法权益正遭受来自人为原因或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险。

（2）避险措施的必要性。这一构成要件是指避险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避险措施，而不采取该措施就不足以使合法权益避免正在遭受的现实危险，不足以保全较大的合法权益。（3）紧急行为的合理性。即避险行为须适当并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必要限度”要求避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应当小于所临危险可能造成的损害。一般来讲，人身权利（如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大于财产权利；财产权益的大小可依财产价值的大小加以衡量。

被保护利益与损害利益的大小比较，是紧急避险与见义勇为两者最主要的分界点。紧急避险要求被保护利益大于损害利益，见义勇为不以被保护利益实现为成立的前提条件，因此，不存在被保护与被损害利益相比较的问题。见义勇为所保护的利益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行为人有时损失极大，直至生命，有时可能毫发未损，从民法角度上讲，只有当所保护的利益大于损失的利益，见义勇为才能与紧急避险相称。紧急避险除保护本人利益外，行为人不论是防止、制止不法侵害，还是身处抢险救灾，只要行为人自身处于危险境地，都属于见义勇为。

第二章、见义勇为的案例——“英雄流血又流泪”

1、七旬老人见义勇为，被歹徒残害

一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手中拎着一个布包，独自一人走在护城河河边。一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尾随企图偷窃老人的布包。走在老太太前方的一位老先生听到老太太反抗的声音后，转过身来并大声呵斥那名男子。不想，男子在随后与见义勇为的七旬老人开始打斗。几名犯罪分子，将老人按在地上拳打脚踢，并掐住老人的脖子，试图制止其求救。受害人在一边大声呼喊求救。犯罪分子见有人从远处跑来，怕事情败露，便将见义勇为的老人与受害人一同投入河中，之后逃离现场。当人们闻声赶来，救起河中的老人时，受害人侥幸挽回了生命，而见义勇为的七旬老人却不幸的离开了人世。

2、小伙见义勇为抓小偷，被判刑

2009年4月，洛阳小伙曹天追赶盗窃同事助力车的小偷，责令小偷停车未果，抽出皮带朝小偷身上抡去，小偷身体失衡，当场摔死。日前，法院一审判处曹天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该判决引起了巨大争议。

小偷身体失衡摔死，见义勇为者反被判刑，这个似曾相识的结果，再一次令人扼腕叹息。针对民众的强烈质疑，有法学专家提出“应该树立生命是第一位的理念”。可是，法律并不是一场关于“理念”的话语游戏，它真真切切地调整着每个人的行为，而最美妙的“理念”也无法提供具体的行为指引。

3、小偷与见义勇为者撞车，要求索赔

2008年4月，邵某和两个同伙在无锡某网吧门口偷电动车的电瓶。路人发现后大声呼叫抓小偷，邵某迅速跳上同伙吴某驾驶的无号牌摩托车夺路而逃。网吧的保安和周边群众闻迅一路追赶。此时，正在网吧门口停车的詹某听见有人喊“抓小偷”，立刻开车去追。吴某慌不择路闯红灯由北往南行驶，詹某也紧追不舍，结果，吴某驾驶的摩托车撞上了东西方向行驶的虞某驾驶的小车。而避之不及的詹某也撞上了另一辆等在左转等候区的车辆，詹某汽车严重损坏，幸好人不碍事。三名小偷摔下摩托车受了伤，其中邵某的伤势最严重，脾切除评定为八级伤残，肠破裂修补评定为十级伤残。

不料几个月后，邵某将詹某告上了法院。邵某说：“我们撞车受伤，完全是因为詹某在追赶时开车猛烈撞击我们的摩托车。我们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小偷的生命健康权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因此请求法院判令詹某以及他投保的保险公司赔偿15万余元。面对邵某的索赔，詹某大呼冤枉，“我只是见义勇为追小偷，绝对没有开车撞过摩托车！”詹某认为，车祸是由于吴某慌乱逃跑、驾驶不当所致，邵某应向吴某追偿损失。况且，和摩托车发生直接碰撞的是虞某驾驶的汽车，要告也应当告虞某。然而，邵某的态度也非常明确，“我放弃对虞某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进行索赔，坚决要求詹某承担责任。”詹某的车究竟有没有撞上吴某的摩托车？这成为此案的关键。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只记载了事故的现场，但并未认定詹某驾车撞击摩托车。崇安法院法官调取了车辆检验鉴定书和交警部门的事故处理资料，反复回放现场录像，都没有发现詹某驾驶的小车与摩托车有撞击的痕迹。邵某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两车曾发生撞击。

法官认为，詹某发现邵某等人有盗窃嫌疑后，驾车追赶系积极履行公民义务且追赶中并无不当行为，故对邵某要求詹某及詹某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据悉，邵某对一审判决不服，已向无锡市中院提起上诉。

第三章：见义勇为的法律救济的原则和重要性

第一节：见义勇为的免责事由

“见义勇为”是弘扬正义的体现，是于情、于理、于法、于德的，这一行为在社会上应当得到大力倡导。但是，见义勇为者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就其行为的损害后果承担法律责任，这涉及到法律规定的限度问题。近年来，见义勇为者因“见义勇为”而受到刑事处罚和民事赔偿的困扰例子也并见不鲜，这就给社会敲响了警钟，见义勇为与故意伤害仅一线之差。“见义勇为“同样不能以暴制暴，在维护了一些人利益的同时，又侵害另一些人的合法权益，这使人们开始衡量见义勇为行为免责问题的尺度界定问题。

（1）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情形。在实施“见义勇为“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手持凶器行凶，极大可能伤害见义勇为者及其他人员，见义勇为者可从正当防卫的角度出发，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防卫行为致犯罪嫌疑人伤亡的，不承担任何责任。我国刑法第二十条明文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2）承担责任的情形。在实施“见义勇为“的过程中，如果犯罪嫌疑人已经失去抵抗力，见义勇为者应当停止侵害行为，若继续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人身侵害，同样会触犯法律，涉嫌故意伤害等犯罪，检查机关同样应当根据见义勇为的手段、情形、目的、后果等进行有罪指控，由人民法院认定是否构成犯罪。

（3）应注意的情形。在实施“见义勇为“的过程中，要把握正当防卫的限度。正当防卫是指为了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于正当防卫，是不负刑事责任的。但对于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防卫过当行为，是应当负刑事责任的。

（4）衡利益原则的适用。在见义勇为实施过程中，由于见义勇为行为人的行为都是在紧急情况下做出的，来不及全面考虑和仔细斟酌，难免出现诸如假想防卫，假想避险，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情况，损害了他人不应损害的合法权益；或者由于力所不及或采取措施不当是自己收到了较大损害。即行为人虽从见义勇为的良好愿望出发，实际上并没有实现见义勇为的效果，因而在不能被认定为见义勇为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见义勇为者对由此造成的损害自担责任，显然不利于鼓励人们实施见义勇为的行为；但同时，对于无过错的受害者，如果不对其进行补偿也是不合情理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见义勇为行为人对其所造成的损害主观上无故意或重大过失，其民事赔偿责任则以由国家对受害人赔偿为原则。见义勇为者有能力赔偿的，也可以象征性地补充赔偿一些；在见义勇为行为人从实施见义勇为行为的愿望出发，但最终没有被认定为见义勇为却使自己受到较大损害时，国家给予适当补偿。

第二节：见义勇为行为的补偿原则

（1） 国家先行补偿原则

见义勇为是一种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行为，这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因此，国家对见义勇为行为人所受到的损害进行补偿也并非不妥。目前，大多数地方实行的是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政策，奖励政策固然有必要，但仅有奖励而无补偿显然是很不够的。其主要缺陷在于奖励大多数都弥补不了见义勇为者因见义勇为所受到的损失。且不说奖励的实施手续繁杂，奖金到见义勇为者手中时已不是当初那么急需。还需指出的是，有不少对见义勇为者的损害是可以找到侵害人赔偿或受益人补偿，依法也应当由侵害人承担或者受益人补偿，但这也不应当让见义勇为者自己去费力追偿，而应当是国家对见义勇为者先进行补偿，再由国家代位行使见义勇为者的追偿权，去追究侵害人或受益人的赔偿或补偿的责任。国家对见义勇为者先行补偿是保证见义勇为者能得到及时补偿的最为有效的办法。

（2）鼓励见义勇为者的平衡利益原则

在见义勇为实施过程中，由于见义勇为行为人的行为都是在紧急情况下做出的，来不及全面考虑和仔细斟酌，难免出现诸如假想防卫，假想避险，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情形，损害了他人不应损害的合法权益；或者由于力所不及；或采取措施不当使自己受到了较大损害。即行为人虽然以见义勇为的良好愿望出发，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实现见义勇为的效果，因而在不能被认定为见义勇为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见义勇为者对由此造成的损害自担责任，显然也是不利于鼓励人们去实施见义勇为的积极性。但同时又要认识到，对于无过错的受害者如果不对其进行补偿也是不符合情理、不符合法理的。因此，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

见义勇为行为人对其所造成损害主观上无故意或重大过失，其民事赔偿责任则由国家对受害人赔偿为原则，当然，见义勇为者愿意赔偿且又有赔偿能力的，也可以象征性地补充赔偿一些。在见义勇为行为人从实施见义勇为行为的愿望出发，但最终没有被认定见义勇为却使自己受到较大损害时，国家给予适当补偿。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在认定见义勇为的实施者对损害的发生是否存在重大过失时，一定不能过于苛刻，不能做事后的诸葛亮。一定要从当时的紧急情况出发，从见义勇为当事人的具体认识能力出发，多考虑其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宁宽勿严。

（3）恢复损失原则

见义勇为人实施行为后，如果因所实施的行为而遭受到的损失应当给予赔偿或者补偿使之恢复到损失之前的状态，那么见义勇为行为人即可行使相应的请求权要求相关责任人或者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赔偿，已将自己恢复到损害之前的状态。同时应当指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损害还包括行为人以后的由于此次见义勇为行为所受到的损害的延续。例如：行为人由于见义勇为而导致残疾，丧失劳动力，生活不能自理，原来由其赡养和抚养的人无能力去照料等等，这些损失都是长期的，不是一时的一次的赔偿或补偿能够解决的，因此必须对这一类的见义勇为人进行一种长效的救济。对于致残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保障其最低生活费用的给付，对于其赡养的人应当支付必要赡养费直至被赡养人死亡，对于其抚养的人应当支付抚养费至18周岁。

（4）侵害人赔偿原则。

侵权必担责，是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我国《民法通则》及相关的法律对此有明确规定。国家在对见义勇为行为人补偿时，一定要对侵害人进行追偿，其意义不仅在于赔偿因侵权行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还在于制裁和教育侵害人和发挥法律的教育作用，以避免、减少侵害人的发生。当然，也应当鼓励侵害人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及时而有效的赔偿，如果侵害人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及时而有效的赔偿，在涉及对其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处罚时要考虑予以从轻。

（5）受益人补偿原则。

受益人因其见义勇为行为人的见义勇为行为而获益，理应对因此遭受损失的见义勇为行为人加以补偿，法律对此也有明确规定。国家在对见义勇为行为人补偿后，应追究受益人的补偿责任，这也有助于受益人负起责任来，认真而又高度注意地保护其合法权益。在受益人补偿规范时也应当鼓励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及时而有效的补偿。补偿后确实使自己的生活陷入困难时，国家可再对其困难予以帮助。其目的就是要使见义勇为行为人及时而有效的得到补偿，使见义勇为行为人及早感受到社会反馈给他的温暖和回报。

第三节：见义勇为救济的现实意义

在见义勇为之后，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往往会遇到医疗、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困难，这是我们所无法忽视的事实。给予见义勇为者以金钱形式的法律救济，其现实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可以通过解决实际困难免除英雄的后顾之忧，促使他毫不犹豫地实施救助行为；另一方面避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鼓励人们帮助别人，同邪恶作斗争，从实现人性善的回归，净化社会空气，这无疑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章：见义勇为的法律救济

第一节：法律救济不足给见义勇为人员带来的困境

正是由于我国法律对见义勇为者的保障存在许多缺陷，见义勇为者虽赢得政府和社会赞誉，但却为此承担了巨大的物质损失，遭受着精神上的磨难。

(一) 物质层面的损失

见义勇为者物质层面的损失，主要是因遭到人身伤害而引起的医疗费用、丧失劳动能力等引发出来的系列问题，其主要有：一是伤者无力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见义勇为者一旦为此遭受到人身伤害，就可能因高额医疗费用，将自身及家人拖入困境。在自身无力支付、社会保障又未能及时跟进的情况下，将面临中断治疗的可能。现实中，就不乏因支付不起医疗费用的见义勇为人员逃避医疗费用的实例。二是一旦致残将面临生存困难。见义勇为者普遍是青壮年，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见义勇为者如出现致残，将可能部分或完全丧失劳动力，经济来源就可能因此中断，原本和谐美满幸福的家庭也将因此而发生根本改变。尤其是原本就承担了抚养、赡养负担的，生活将更加窘迫。

(二) 精神层面的伤害

为者为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遭受到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时，我们的法律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却不能给予他们优待，不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无疑让伤者心寒。二是受益人“不领情”。受益人出于经济、自身安全等诸多原因考虑，对见义勇为者的行为不予认可，或担心犯罪分子实施报复，不愿指认犯罪分子。近年来，见义勇为者将受益人告上法庭的事实常见于各类新闻媒体，足以证明这一点。

上述伤害的存在，与我国见义勇为法律和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有着必然的联系，这必将阻却人们见义勇为的步伐，有学者为此进行了专门的调查，“有六成的人在考虑了自身的安全和实力之后选择‘躲闪’或者‘袖手旁观’”。

第二节：见义勇为的法律救济途径

前面已提及，见义勇为的行为是引导社会正义潮流的行为，国家予以提倡和鼓励是值得肯定的。各个地方政府部门根据一方的社会经济和地理民情都相应制定了自己的条例或规定，这无疑对见义勇为的良好道德风尚的弘扬光大具有鼓励和促进作用。但现实生活千差万别，见义勇为的行为实际保护的可得利益也因人而异。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侵害人（有时没有侵害人）就事后补偿事宜对簿公堂（注：此处还应包括政府负责见义勇为认定、表彰奖励事宜的职能部门的不作为行为在内，但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生此类的案例），各有主张。那如何用法律赔偿的原则正确去处理呢？

（一）提起行政诉讼，提请人民法院判令政府相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见义勇为的确认机关受理申请人提出要求确认见义勇为的申请后，作出了行为人的行为不是见义勇为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的，申请人既可以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时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对于见义勇为基金会作为确认见义勇为行为的主体时，其是否能

够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对其提起诉讼？见义勇为基金会虽不是行政机关，但其根据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的直接授权而行使确认见义勇为这一行为时，取得了行政主体资格，申请人对其不予确认或者不予答复的行为不服时，依法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二）与侵害人协商赔偿或者与受益人协商要求其给予补偿

对于见义勇为者的损害，有明确的侵害人或者受益人的，见义勇为者或其近亲属应通过见义勇为的确认机关、人民政府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与侵害人或者受益人协商，要求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或者补偿责任，协商不成的，再选择其他方式进行补偿。

（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侵害人要求赔偿

行为人因见义勇为而遭受轻伤以上人身损害，并且有侵害人的，可向侵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向侵害人主张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 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等合理费用。行为人因伤致残的，除上述费用外，还可主张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和后续治疗费。行为人死亡的，其近亲属除可以向侵害人主张行为人死亡前因住院而产生的各项费用外，还可主张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为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四）提起民事诉讼，向侵害人或者受益人要求赔偿或者给予补偿

在下列几种情况下，行为人或者其近亲属可以对侵害人或者受益人提起民事诉讼，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１、申请人因见义勇为而致损害有侵害人，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行为人或者其近亲属可在１年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侵害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２、行为人因见义勇为而致损害，不能确定侵害人或者侵害人没有赔偿能力的，行为人及其近亲属可依上述法律依据向受益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在受益范围内给予适当的补偿。提起民事诉讼，除可以向侵害人或者受益人主张上文提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所列各项费用外，还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赔偿形式是支付精神抚慰金。

诉讼是保障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繁琐的一种方法 。见义勇为者只有在通过一般的补偿途径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才能考虑启动诉讼程序。

第三节：见义勇为的救济辅助措施

关于对见义勇为的救济方法方面，目前大多数地方的做法是建立见义勇为基金或者是干脆由政府直接承担。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建立基金虽然可行但是缺乏一定的保障而且资金也十分有限。对于政府承担，不宜过多地增加政府的负担，不能一味的将所有的赔偿责任和风险全部转嫁到政府的头上，虽然在这方面有政府的责任，因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市政府的义务和责任，而现在却由一般的公民来替政府履行了职责，在这其中就存在政府监管不力，保护不周的责任，因此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补偿是应该的，但是根据赔偿的基本原理，应该是由侵害一方来承担，而政府在这其中只存在一定的过错而没有直接实施侵害。再则，我国的基本国情，经济水平还不够发达，面对如此多的见义勇为者的救济，对

于政府而言无疑是一笔巨额的开销，虽然本文前面所设定的，由国家先予赔偿但是只是解决燃眉之急，不能长久为之。所以建议可以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对见义勇为者进行救济，建议最为合适的方法就是通过保险来进行救济。

对于利用社会保险来救济的办法，主要是由政府每年从财政支出一定的资金，以政府为投保人，以不特定的见义勇为人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以见义勇为行为的发生为保险赔偿发生的事由，投保社会保险。而在保险合同中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见义勇为构成要件对行为进行认定，以及按照规定根据见义勇为人所受到的损害程度的不同而设定不同的赔偿方式和赔偿金额。损害程度的认定可以借鉴我国10级的伤残鉴定标准来认定，这里主要是针对由于实施见义勇为行为而致残，丧失劳动能力的或者是由于实施见义勇为行为而死亡的，对与之有赡养和抚养关系的人的救济。见义勇为行为人在受到损害后可以依据法律所赋予的请求权，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有相关业务联系的有关机构行使请求权，请求他们予以赔偿，政府相关部门或者保险公司在接到申请请求之后互相通知对方，由政府和保险公司分别派员进行调查认定，并开出证明，见义勇为人依据由政府和保险公司双方开出的证明材料领取相应的保险金额，如果政府相关部门和保险公司不予以认定或者见义勇为行为人对于认定结果不服可以以政府相关部门和保险公司一方或者双方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且举证责任由政府和保险公司承担。见义勇为人在接到基本救济的基础上，政府对于见义勇为人也可以给予一定的辅助性补偿或者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这样既可以为见义勇为人提供可靠的保障，同时也给政府减轻了负担提高了政府的威信，并且也为进一步鼓励和发扬我国见义勇为的优秀传统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五章：法与道德的反思

从小到大，我们所接受到的各种教育之中，始终在给我们灌输“应该见义勇为”的观念，但是，从没有人教会我们“如何见义勇为”的技术。然而，我们真正遭遇的恰恰是技术问题。一个最为明显的技术难题是：对于见义勇为者来说，性质完全相同的行为，由于不可预测的外部因素，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后果，那么，到底该如何把握呢？必须认清，对于“见义勇为”这件事，唯有法律确立一个行为标准，我们可以明确地选择“合法行为”，而不必担心不可预测的后果，才能真正解决情与法的冲突。否则，面对恶行到底要不要见义勇为——这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一种折磨。

“冰火两重天”之下，顿时让一切关于“应该见义勇为”的倡导变为苍白的说教。毕竟，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绝不是能掐会算的先知，我们根本无法预料现在见义勇为的英雄事迹后会是怎样的后果；因而，我们无法去实践“应该见义勇为”的观念，我们只能干瞪眼看着小偷或强盗大笑而去；进而，由于法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高悬，谁也不能指责我们内心冷漠„„这一连锁反应，恰恰是法律造成的。事实上，由于各种不可预测的外部因素永远都会存在，不能指望个体在作出决定之前能明智地预见到见义勇为的后果，因而，法律在指引见义勇为行为时要有确定性。有很多见义勇为者在见义勇为时身负重伤，也许他们的行为换取的是价值很少的手机、钱包但是他们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从表面上看这样做很不值得，但是从更深意义上讲他们的见义勇为维护了社会道德、是为了社会的利益，那么作为社会“高层建筑”的政府就应该拿出钱来奖励这种行为，至少也不应该让见义勇为者“亏本”。这样才能使更多的“准见义勇为者”不因心寒而放弃义举，才能使整个社会更加安定、和谐、发展。

结语：

见义勇为是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具体体现，也从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我国公民的法制意识的提高。但是无论怎么说，见义勇为在我国依然应该属于道德层面而不宜上升为法律强制规定。见义勇为中的“义”指的应该是“道义”也就是说见义勇为是从一般社会的道义出发，对正在受到侵害的人实施道义上的救助，行为的实施是由于行为人内心的高尚品格来促使行为人去实施的见义勇为行为。也正因此，国家、社会都应该重视这一行为，在道德与法律中对见义勇为进行保护和救济。鼓励和赞扬这一高尚道德行为，减少“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件不多发生。作为国家政府还是应当加强国家警察队伍的训练和社会治安的管理工作，负起政府所应当负起的责任来。

当然，见义勇为本身是崇高的，应当向全社会提倡和发扬，因为从中也能培养我国公民团结互助的精神更有效的构建社会和谐，见义勇为是一种意识的培养，是培养我国公民高尚道德素质的重要方面，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从道德层面加大宣传力度和教育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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