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渊明

陶渊明

由于玄风的影响，东晋散文除陶渊明外，别无名家。但王羲之的《兰亭序》，却可以说是一篇佳作。这篇文章记叙永和九年（３５３）作者与会稽一带名士四十余人同游山阴兰亭修禊事的经历，抒发对人生的感慨。开头一节，描绘兰亭周围山水风光，文字平易清隽，既无奥深之疾，亦无枯槁之病。既而从游览之乐，转言乐情易迁，人生终归于尽，再推而广之，感叹古往今来，人同此悲，说理顺畅，情绪虽然低沉一些，但从人类的普遍现象发论，放眼高远，不失超逸潇洒。这篇文章把具体环境下的实在的情感与哲理性思维结合为一体，所以哲理对于文章非但无害，反而有益。

东晋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是陶渊明。陶渊明（３６５—４２７） 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渊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握强兵镇守长江中游，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声威煊赫一时。 死后追赠大司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父亲亦曾出仕。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只是陶渊明这一支，因他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

义熙元年（４０５）陶渊明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他在家乡有自己的田庄和僮仆，开始一段时期，生活也算安宁自得。有时他也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在这种劳作生活中，与农民有所接近。 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境况愈来愈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 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对政治原就不感兴趣。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杂诗》说：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出他的胸怀。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归园田居》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之类，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 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减。另一方面，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所以最后 “爱丘山”的素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在他任镇军参军时所作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中就说道：“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归班生庐。”任建威参军时所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又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可见早已是身在仕途，心在园田。从彭泽令解职时所作《归去来辞》，更把做官说成“深愧平生志”。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在诗歌、散文、辞赋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 “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 如《劝农》诗说：“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时运》诗说： “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饮酒》诗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同样的思想， 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而历史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个堕落的过程。由于人们的过度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 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园诗中，既有纪实的成分，反映了他在家乡生活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不完全是写实的，而是按照某种理念要求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试看《劝农》诗中的一节： 熙熙令音，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 这里呈现出一幅和平的农作图，实际是把中国农村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特点加以美化的结果。《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久享盛名，也有类似的特点：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诗大约作于从彭泽令解职归田的次年，抒发回到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中间写景的一节，“方宅”以下四句，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观念。结末“复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410)开头就是：“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 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 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结尾两句再一次说明，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以上主要分析了陶渊明的田园诗所反映的社会理想，以及他对个人在社会中的生活方式的思考。此外，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诗现存不过一百多首，竟有几十处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 中表达得最明白。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 度（这近于《古诗十九首》），又让

“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近于建安文学）。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 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自然”哲学的这一种内涵，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陶诗中最著名的《饮酒》之五就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远，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下面说采菊东篱，不经意中目遇南山（即庐山），在暮岚紫霭、归鸟返飞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奥秘，参透了人生的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他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本质吗？ 那么，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归依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

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来独特的效果。 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 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陶诗中最集中的就是写田园生活的作品。其代表作除了前面提及的以外，还有《移居》、《和郭主簿》、《咏贫士》、《杂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

但是， 陶渊明并不是只有这种以冲淡平和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 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十三年北伐破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 《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末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 一面，也有“金

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从诗歌渊源关系来说，陶渊明有远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并多用组诗的形式。另一方面， 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 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 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言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 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秾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 某个片断吸引人。 陶渊明留存下来的散文、辞赋总共只有十多篇，但几乎每一篇都很出色。其主要艺术特点，与诗歌一致，也有个别几篇，风格不尽相同。散文中《桃花源记》最为著名。这篇散文实际近于小说，所以又被收录在据传是陶渊明著的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中。文中虚构的“世外桃源”，既有儒家幻想的上古之世的淳朴，也有老子宣扬的“小国寡民”社会模式的影子，其中乡村景象的描绘，又同作者的田园诗意境相似。可以说，它既是作者依据他的社会理想所作的美好想象，也代表了那个动乱时代的广大民众对太平社会的向往。文章的语言优美而朴素。如写武陵渔人初入桃源的一节：“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写桃花源中风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种文笔，使语言、意境、主题达到高度的统一。《五柳先生传》是作者自况，也是一篇奇文。全篇只百余字，以一“不”字贯通

始终。开头便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既而又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 好读书，不求甚解”。结束“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意义还是一个“不”。大量使用这个否定词，意蕴在于表示自己对世间的一切无所措意、无所执着，只是任情率真地生活。不但世俗的荣名毫无价值，就连一个人的姓名也是外加的东西，可有可无。这就是所谓“自然”的人生哲学。用语浅而含蕴深，是这篇短文的显著特点。 辞赋以《归去来辞》最为著名。此篇作于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决心辞官归隐之际。文中关于归途景象和还乡以后生活的描写，均出于想象。在古代各种文体中，辞赋的基本特点就是华美，而陶渊明这篇赋却写得相当朴素，语言清新流利。它的抒情色彩浓厚，富有诗意，同时又充满了哲理的内涵。“舟超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想象归途中的自由无羁、轻松愉悦，令人心旷神怡。“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等写景之笔，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自然界自生自化、充足自由的灵韵。正因为这些描绘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客观对象，也包括作者自身的人生情趣，才特别地美好动人。上述几篇，情调都比较平和。而《感士不遇赋》着重抒发怀才不遇、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就显得比较激烈；《祭程氏妹文》悼念胞妹，则真情流泻，凄恻感人。比较起来，《闲情赋》在陶集中尤为特殊。其题旨标榜为“闲情”即约束感情，实际内容却同大多数类似作品一样，非常热烈地渲染男女之情。而且文辞流宕，色彩丰艳。其中 “愿在衣而为领”以下一大段，用各种各样的比喻表现欲亲近美人之情，穷形尽态，极尽铺排之能事，颇有民歌的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到陶渊明思想情趣的另一方面，和文学才能的多样性。

陶渊明对后代有多方面的影响。在南朝，他还主要被当作一个品行高洁的隐士来看待，对于他的文学创作，评价并不很高。而由于当时社会普遍推崇华丽的文风，陶渊明诗文那种朴素平淡的风格，也难以为一般作者所接受。入唐以后，情况有了改变。李白、 杜甫等人，由于审美趣味不同，他们特别表示尊敬的文学前辈中，并不包括陶渊明。但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一派诗人，虽也不是经常提到陶渊明，他们的艺术风格， 却明显受了陶诗的影响。在唐诗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应该说，唐诗的主导风格，是修辞之美与激情的结合，这和陶诗的精神显然不同。所以，陶诗影响所及，范围不是很大。到了宋代，陶渊明开始受到普遍一致的推崇。这是因为宋代的社会气氛比起唐代有很大变化，诗歌的激情和浪漫精神开始减退，而转向对于理性意蕴的重视。北宋最著名的文学家苏轼评陶渊明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 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特点抓得相当准，评价也格外的高。其他一些著 名诗人和批评家对陶渊明也同样备加称扬。至此完全确立了陶渊明作为诗史上第一流诗 人的地位。 应该指出，虽然，陶渊明个人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他对社会也绝非无所关心，但是，其文学创作的主导方面，却是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建安文学的进取精神，正始文学的悲剧意识，都是要求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意志自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单方面地说不失为一种深刻的哲学，但藉此他恰恰躲开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说，这同样是个体意识减弱的表现。所以，后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会的压迫而难以反抗时，就越容易想到陶渊明，用他的人生观来化解而不是冲破社会的压迫。这样，既满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冲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险。陶渊明在宋代比在唐代更受到文人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唐、宋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两代文人精神状态的不同，至少也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第四节 陶渊明

一 陶渊明的生平与思想

永嘉南渡后，门阀势力，更为强大，玄学清谈，也有增无减。陶渊明由仕隐不定而坚决归田。陶渊明思想兼有儒家的“独善其身”和道家的“委运乘化”，他追求与大自然融合为一，并不积极抵触名教，又不似阮籍、嵇康放诞纵酒。

二 陶渊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陶渊明诗可分前后期，以辞去彭泽令而退居山林为界。陶诗最有价值的是归隐后所写的山水田园诗，其思想意义在于：对和平安宁、恬静自然的田园生活的喜爱和污浊喧嚣、虚伪欺诈的上层社会的厌弃紧密相连（见《归园田居》、《桃花源诗并记》、《饮酒》）；从躬耕的生活实践出发，歌颂劳动，表露农民的思想感情（见《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归园田居》等）；归隐而不忘政治现实，流露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不满情绪（见《咏荆轲》、《读山海经》等）。陶诗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平淡自然、真淳质朴的风格；平凡的生活素材包含深沉的意蕴和哲理；开出山水诗物我交融、情景相生的新境界。

陶渊明的散文和赋也有佳作见世，散文有《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赋有《归去来兮辞》、《闲情赋》、《感士不遇赋》。

三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这一诗歌新领域，影响了唐代王、孟等山水田园派诗人，受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著名文学家、批评家的高度赞扬，陶渊明以其诗歌实绩确立了我国诗史上第一流诗人的地位。

第五讲：东晋文学

第一节：东晋前中期文学

西晋末之乱造成两晋之际文学的断层。门阀士族政治的建立与门阀士族文人群体的形成。玄言文学的产生，东晋玄言诗发生的原因。玄言诗的评价。玄风的转变与山水审美意识的发生。东晋前中期山水文学的滥觞。庾阐、湛方生的山水诗。王羲之《兰亭序》、孙绰《天台山赋》。东晋后期文学的复兴之象，谢混、殷

仲文的诗。

第二节：陶渊明

1、陶渊明的家世与生平 影响陶渊明的两

位祖先：陶侃、孟嘉。陶渊明的早年理想与性情 。

陶渊明的仕宦心态与归隐之思。归隐后的心态与

生活。如何评价陶渊明归隐。

2、陶渊明的思想。与儒、道、释三派之关系。

围绕“形、影、神”三大范畴而展开的陶渊明的

生命哲学，及其在中国古代生命哲学与人生观发

展史上的地位。“真”、“善”、“淳”的人生及社会

理想。

3、陶渊明的诗歌艺术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渊源：正始诗人及两晋诗歌对陶渊明的影响。陶诗的几大类型：行旅诗、田园诗、怀古诗、咏怀诗等。（分类是为了更全面地把握陶渊明的诗歌艺术，但分类是具有相对性的。）平淡风格成因之分析：从矛盾到和谐。陶诗的语言艺术，古人对陶诗艺术的评论。

4、 4、《桃花源记》与陶渊明的散文艺术。中国古代的乌托邦社会幻想。《桃花源》之谜。《桃花源》记的语言艺术。

5、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陶渊明的接受史。

四、东晋诗文

1、基本常识：

东晋最有成就的诗人陶渊明。陶渊明的诗歌依题材内容可分为田园诗和咏怀、咏史诗两大类，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是陶渊明。被钟嵘《诗品》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是陶渊明。

2、陶渊明田园诗的主要思想内容

（1）陶渊明的田园诗是他脱离污浊的官场，走上归因道路后写下的。所以他在诗中尽情抒发了对淳朴幽美的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的喜爱，流露出一种悠然自得、自由恬静的心境。并通过对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的描写来映衬官场的黑暗。

（2）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大量地描写了农事劳动，将自己参加劳动的经历和感受以及在劳动中与农民建立的友谊形诸歌咏。

（3）基于对农民思想愿望的了解和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陶渊明晚年创作了《桃花源诗并记》，是他的田园诗的一个新发展。这篇作品中的“桃花源”是一个人人劳动、没有剥削压迫的理想社会。它不仅概括了作者自己在长期田园生活中的感受和对封建社会的体认，而且也表达了广大农民希望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和平幸福生活的愿望。

3、主要作品：

※（1）《归园田居（其一）》诗人把统治阶级的上层社会斥为“尘网”，把投身其中看成是做了“羁鸟”、“池鱼”，把退处田园说成是冲出“樊笼”，重返“自然”，表现了他对丑恶的社会的鄙视。诗人着重地细致地描写了纯洁、幽美的田园风光，字里行间流露了作者由衷的喜爱。在这里，淳朴、宁静的田园生活与虚伪、欺诈、互相倾轧的上层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格外吸引人的力量。《归园田居（其

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带着月色，从草木丛生的小径上荷锄归来的劳动者的形象

※《饮酒（其五）》诗人避开了达官贵人的车马的喧扰，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中，获得了自由而恬静的心境。诗人的田园生活虽然是远离统治阶级，却更接近了下层文人和农民。

4、陶诗的艺术特色

（1）平淡自然的风格。陶渊明的诗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他的诗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平淡自然。这是和他的诗歌内容以及表现上的特点分不开的。他的诗的主要内容是平淡的田园风光，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及处于这种生活中的恬静心境；而又是通过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直率自然地抒写出来，使人感到真好象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如《读山海经》第一首，完全是白描的手法，语言十分平淡，使人读来毫不吃力，只觉得接触到一片生活情景，而这些情景、生活，以及诗人的志趣和心情，无一不是诗人真实的感受，所以写来十分亲切。

（2）陶渊明的诗歌虽然平淡，却不浅薄，相反只使人感到淳厚有味。他的诗歌

语言虽然只是极普通的“田家语”，却是经过高度艺术提炼的。而在这十分精粹的语言中又都含有丰富的形象，这些形象无论是自然风光，或是社会生活，都有着深厚的现实生活基础。

（3）陶渊明的一些诗歌还富有意境。这在他的田园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归园田居》第一首，我们不只看到榆柳桃李中的几间草房，村落中的几缕炊烟，所见深巷的犬吠，树头的鸡啼，所有这一切还构成一种境界，它宁静安谧、淳朴自然。这种特点的形成与诗人的创作方法密切相关。诗人写作田园诗，目的并不在于客观地描摹田园生活，而是要强调和表现这种生活中的情趣。因此，他在创作时并不是随意摄取田园生活的影象，而是把那些最能引起自己思想感情共鸣的东西摄取到诗中来，在平凡的生活素材中含有极不平凡的思想意境，它潜移默化，使人们感到亲切，又感到崇高。

章节、名称：第四章 两晋文学（下）

授课时数：2学时

教学目的和任务：了解东晋文学的基本特征。掌握郭璞及其《游仙诗》，陶渊明淡泊情怀和诗歌淳厚平淡的特征。

教学重点和难点：郭璞《游仙诗》、陶渊明的田园诗及其艺术特征

教学方法：情感投入、课堂提问、多媒体方式。

教具：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节 东晋文学概说

一、东晋文学概述

1、时代特征：偏安政局和门阀政治。玄谈风气。

2、东晋文学的分期。前期，郭璞及其《游仙诗》；中期，玄言诗的高潮；后期，山水诗歌的先声，湛方生。陶渊明。

二、刘琨

1、刘琨（271-318）字越石，中山黎山（今河北无极东北）人，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文咏为当时所推许。为“文章二十四友”之一。八王之乱，中原动荡，与祖逖闻鸡起舞，以豪杰相推许。永嘉六年（307）任并州刺史。后与幽州刺史、鲜卑贵族段匹喢血盟誓，共击石勒。元帝初，迁侍中、太尉。后为段氏所疑，缢杀于狱中。

2、刘琨身当离乱，慨然有天下之志，其议论时局，多有书表传世。如《为并州刺史到壶关上表》、《与丞相书》，痛陈沿途所见惨状，历数北上抗敌的艰危，不仅写得悲伤慷慨，而且指造时事，不尚骈俪，颇异于晋世文风。

刘琨为段氏所拘，作《答卢谌书》。其文不独立能坦诚帝剖析自己，而且文中说自己“才生于世，世实须才”、“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这在两晋士族崇尚浮虚、逃避社会责任的风习中，的确是出类拔萃的。

3、刘琨的诗不多，代表作《答卢谌》、《扶风歌》、《重赠卢谌》。

四言《答卢谌》抒写家国之恨，五言《扶风歌》、《重赠卢谌》写志士的艰危处境，英雄的末路悲哀，慷慨悲凉，皆有为而发者。

4、刘琨的诗感情深厚，风格雄峻，不独有建安风骨，而别有一种悲凉之气。

三、郭璞

（一）生平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东闻喜县）人。好经术，洞悉五行、天文、卜筮之术，辞赋号为“中兴之冠”，南渡后历任殷祐、王导幕参军。作《南郊赋》为元帝所赏，擢为著作郎，又升尚书郎。后任王敦记室参军，因借卜筮谏阻王敦谋反，被杀。王敦乱平，追赠弘农太守。

（二）郭璞的文学成就

1、郭璞早年颇有辞赋，其中以《江赋》、《客傲》为最著名，《江赋》写景壮丽，设想新奇，唯好用古字奇典；《客傲》仿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牢骚语中，颇多玄言。

2、郭璞的《游仙诗》

A、游仙诗的渊源。诗歌以“游仙”名篇始于曹植。

B、南渡后，深感世路坎坷，祸福难测，又目睹晋室豪族争权夺利，不思北伐，乃作《游仙》以明志。今存19首，其中9首为残篇。

C、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壈咏怀。

《游仙》忧心时事的精神与隐而不显的风格，实源自《离骚》。钟嵘《诗品》称其“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壈咏怀”。《游仙》诗形象鲜明，造语奇丽，名为游仙，实为咏怀，在东晋诗坛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其五：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郭璞以游仙写失意之悲，与左思借咏史抒牢骚不平，有异曲同工之妙。

D、自《游仙》出，后之诗人取其谈玄而遗其取象，东晋诗坛玄歌大盛，可视作对《游仙》的消极发展。

四、玄言诗

1、玄言诗的兴盛。

东晋政局与士人心态。东晋偏安日久，文人意气更加消沉，其时，魏晋清谈之风，不仅相沿不改，又兼受佛理的影响，更朝着“精名理，善论难”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之下，产生了“诗必柱下之指归，赋乃漆园之义疏”的玄言诗赋。

2、孙绰、许洵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家。袁宏、庾阐。

玄言诗的特点：钟嵘《诗品序》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但也有形象性较强的作品，多借山水以抒情，试以孙绰《秋日诗》为例：

萧瑟仲秋月，飂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霜。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3、玄言诗的产生，显示了玄学通过文人的思想行为影响文学，进而直接向文学渗透，从而取代了文学的一些基本特质。其实以玄学入诗，本来就意落言荃，有悖于玄学对物道关系、言意关系的根本认识。所以，玄言诗既是对建安以来文学自觉的反动，也是对老庄与玄学本质的反动。因正如此，六朝的文学批评家对

玄言诗多有中肯的批评。

第二节 陶渊明

一、时代背景与作家生平

1、陶渊明生在晋宋易代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斗争剧烈，门阀制度森严。陶渊明初怀着济世壮志，从二十九岁步入官场，之后十三年仕隐无常，四十岁时彻底归隐，之后亲自参加农业劳动，表现了厌恶写场，不与统治者合作的高洁人格，六十三岁病逝于家。

2、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九江西南）人。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均作过太守。外祖父孟嘉曾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但到陶渊明出生时，家道已衰落。

青年时期，曾有“大济于苍生”的雄心壮志。《杂诗》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吐露出建功立业的宏愿。29岁时，为谋出路，开始走上仕途。先为江州祭酒，不久，因“不堪吏职”辞官而归。州府召他任主簿，他不肯就职，在家中闲居了六、七年。36岁时，为荆州刺史桓玄的僚佐，不久，又辞归。40岁时，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后又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41岁辞归。同年八月，在亲友的劝说下，出任彭泽令。任职八十余天，传来了妹妹死于武昌的噩耗。这时，又正逢督邮来县巡视，县吏告之“应束带见之”，陶渊明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小儿！”当天便解绶辞官回乡，后归隐田园。 直到逝世，一直过着隐居田园的清苦生活。

四十四岁后，家中不幸遭遇大火，生活更加贫苦。“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咏贫士》）这些诗句，反映了他物质生活的贫乏。但是，诗人在精神上却恬然自适。因为他永远摆脱了象樊笼一样的腐败庸俗的官场，回到了日夜怀念的田园。退隐之后，他曾躬耕陇亩，和父老乡亲共话桑麻，同下层百姓保持着融洽亲切的关系。尽管他还和农民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他一反当时贵族文士轻视劳动、鄙视劳动者的偏见,“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却是难能可贵的。这段时期，是他创作的丰收期，写出了大量的田园诗，艺术上也日臻成熟，终至炉火纯青。晚年，他写出了著名的《桃花源记并诗》，阐发自己的社会理想。

二、陶渊明的思想个性

陶渊明的思想较为复杂，但主要的是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使他早年具有济世之志，几次出仕，正是儒家积极用世、兼济天下的思想的体现。退隐后，儒家的安贫乐道、君子固穷的思想又成为他的精神支柱。他的道家思想，继承了正始以后道家精神批判现实、否定现实的一面，但其中老庄的消极避世、清静无为、顺适自然的思想，又给予他以消极的影响。

任真，是其性格最突出的特点。为文为人，皆表现出真率的态度。

三、陶渊明的田园诗

1、陶渊明流传至今的作品有诗一百二十余首，另有文、赋等十余篇。陶诗及其题材分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田园诗是其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

陶渊明的诗文集，历代刻印过多种，清陶澍注的《靖节先生集》，今人逯钦

立注的《陶渊明集》是较好的注本。

2、田园诗的思想内容。

多方面地描绘了农村景色和归隐后的生活，反映了诗人鄙弃官场、怡然自乐的思想感情。

田园景物的恬美与悠然自得的心境。《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代表作《归园田居》、《和郭主簿》、《于西田获早稻》、《怀古田舍》等。由于他以全部身心热爱着大自然，把自己的真切感受注入笔端，所以他笔下的农村田园风光和谐自然，别开生面，后代的评论家、诗人曾给以很高的评价。

歌咏劳动生活。如《归园田居》之三中写道：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此诗写出了诗人的真实感受和安贫苦节的决心。这些诗感情朴素而真挚，散发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四、陶渊明的咏怀诗

1、咏怀诗主要有《饮酒》、《杂诗》、《咏贫士》、《读山海经》等，围绕出仕与归隐矛盾，表现了壮志未遂的苦闷的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也曲折暴露了黑暗。

这些诗中，贯穿着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生的体会，表现了他对尘俗的厌恶，对腐朽的统治者的蔑视。在一些诗篇中，他还以松菊、孤云自比，表现了孤芳自赏、守志不阿的耿介品格。但有些诗篇，也流露出壮志未遂的苦闷无奈和乐天安命的宿命论思想。

2、他还有一些借咏史而咏怀的作品。咏史也是咏怀，不过是借史实为媒介而已。如《咏荆轲》、《拟古》等。

《咏荆轲》一首借对古代人物的热烈歌颂或深挚同情，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寄托自己坚强不屈的意志，被鲁迅先生称为“金刚怒目”式的诗篇。

五、陶诗的艺术特色

1、陶诗的艺术风格以平淡自然著称，创造了平淡与淳美和谐统一的艺术风格。

日常生活的诗化。他的诗多采用白描手法，稍加点染勾画，便呈现出深远无涯的意境和疏淡自然的情趣。如“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园田居》其一）质朴无华而又诗意盎然。

陶诗的平淡自然有其显著的特色，即“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评韩柳诗》）以朴素的衣着妆裹着丰美的姿容，貌似枯槁而内在丰腴，这就使他的诗能寓丰采情味于平淡之中。所以苏轼说：“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惠洪《冷斋夜话》引苏轼语）这种平淡自然是耐人咀嚼回味的。

2、陶诗的另一显著特色是情、景、理的和谐交融。

诗中，往往将诗人的感受、自然的景物、人生的哲理结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意境。《饮酒》之五可称这方面的代表作：“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通篇没有工巧的词句，而是寓理于情，融情入景，意到笔随，充满了情味、理趣。给读者的，不仅是艺术上的满足，而且有思想上是启迪。

3、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

陶诗的语言质朴而简炼，用字不追求新奇和藻饰，而是努力寻求精当的语句，自然贴切恰到好处，同他的诗歌的题材、风格协调一致。

钟嵘《诗品》评价说：“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钟惺的《古诗归》也说：“其语言之妙，往往累言说不出处，数字回翔略尽。”都恰当地评价了陶诗的语言特色。

六、陶渊明的文、赋

陶渊明的文、赋作品虽数量不多，但几乎都是历代传诵的名篇佳制。《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感士不遇赋》等都一扫晋宋文坛雕章琢句的华靡之风，感情真挚而强烈，风格质朴而自然，使人可以洞悉诗人坦露的胸襟，听见他那诚挚而又激愤的心声。欧阳修曾度评价他的作品，甚至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

七、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1、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最有成就的诗人。

2、陶渊明蔑视宝贵、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德给后代作家树立了榜样。

3、“田园诗”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重要诗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形式主义风盛行之时，诗坛上充斥着谈玄悟禅、模山范水之作。形式上刻意追求绮语浮词、铺锦列锈。陶渊明却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的诗作卓立于诗坛，表现出革新精神。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钟嵘《诗品》称誉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可以说，历代有成就的诗人，几乎无不爱到他的艺术熏陶，以至后世的“拟陶”、“和陶”诗不下上千首。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大诗人，都表示过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赞美与仰慕。沈德潜《说诗啐语》云：“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王维）有其清腴，孟山人（孟浩然）有其闲远，储太祝（储光羲）有其朴实，韦左司（韦应物）有其冲和，柳仪曹（柳宗元）有其峻洁。”这说明，陶诗给了后代诗人多么丰富多采的艺术营养，并且直接影响着唐代诗歌创作黄金时代的到来。

思考题：

1、简述陶渊明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2、简述陶渊明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3、分析《田园田居》（其一）、《饮洒》（其五）并背诵之。

第三章 陶渊明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歌诗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新的先锋。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仆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使陶渊明成为一个永不令人生厌的话题。

第一节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与思想性格

以辞彭泽令为界的前期与后期 仕与隐的选择 贫与富的交战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 魏晋风流的代表

陶渊明（３６５？～４２７），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２９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

晋安帝隆安二年（３９８），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４０１）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４０２），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４０３）桓玄篡

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４０４）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４０５），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宋书》、《晋书》、《南史》都有他的传记。

陶渊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传不广。（梁）萧统加以搜集整理，编了《陶渊明集》，并为之写序、作传。萧统所编陶集虽然已经佚失，但此后的陶集，如已佚的北齐阳休之本、北宋宋庠本、北宋僧思悦本，以及今存的一些宋代刻本：如汲古阁藏十卷本、曾集刻本，都是在此基础上重编而成的。陶渊明的作品今存诗１２１首，赋、文、赞、述等１２篇，另有一些作品的真伪还不能肯定。 陶渊明熟谙儒家学说，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仅《论语》就有３７处。他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不拘守儒家经典的章句，显得通脱而不拘泥。他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五柳先生传》）这与汉儒的态度很不相同。他赞扬孔子，但又有点将孔子道家化的倾向。他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有７０篇用了《老》、《庄》的典故，共７７处之多；魏晋玄学对他也有影响。但人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他住在庐山脚下，距离慧远的东林寺很近，

他的朋友刘遗民与慧远关系密切；陶渊明的诗中偶尔也可见到类似佛教的词语，但他决非佛教徒，并且与慧远保持着距离。佛教是对人生的一种参悟，陶渊明参悟人生而与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从现实的人生中寻找乐趣，不相信来世，这与佛教迥异。在不惧怕死亡这一点上，他和一些高僧虽然近似，但思想底蕴仍有很大的差异。他是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的态度对等死亡，与佛教之间向往极乐世界大相径庭。他所思考的都是有关宇宙、历史、人生的重大问题，如什么才是真实的？历史上的贤良为什么往往没有好的结果？人生的价值何在？怎样的生活才完美？如何对待死亡？等等。他的思想既融会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又来自个人的生活实践，具有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而思考的结论又付诸实践身体力行。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第二节 陶渊明的田园诗及其他

陶诗题材的分类 中国文学的新题材：田园诗 咏怀诗与咏史诗对前 人的继承发展 行役诗中表现的苦闷 赠答诗中表现的深情

陶诗的题材主要可以分为五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 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但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田园诗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系在一起。陶渊明的诗严格地讲只有《游斜川》一首是山水诗，他写得多的是田园诗。田园诗是他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

他的田园诗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盥濯于檐下，或采菊于东篱，以及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日见茁壮的桑麻，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如“山涤馀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时运》）。写山村的早晨，晨雾渐渐消失，南风使新苗长上了翅膀。“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写邻居和自己一起谈史论文的情形，那种真率的交往令人羡慕。再如《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守拙与适俗，园田与尘网，两相对比之下，诗人归田后感到无比愉悦。南野、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鸡鸣、狗吠，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不惬意，这一切经过陶渊明点化也都诗意盎然了。“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远一近，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以动写静，简直达到了化境。

他的田园诗有的着重写躬耕的生活体验，这是其田园诗最有特点的部分，也是最为可贵的部分。《诗经》中有农事诗，那是农夫们一边劳动一边唱的歌。至于士大夫亲身参加农耕，并用诗写出农耕体验的，陶渊明是第一位。陶渊明之后的田园诗真正写自己劳动生活的也不多见。《归园田居》其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一个从仕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实景实情生动逼真。而在农耕生活的描写背后，隐然含有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出人生的理念：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陶渊明认为，衣食是人生之道的开端，不劳动什么都谈不到。诗里写到劳动的艰辛，写到一天劳动之后回家休息时得到的快慰，都很真切。“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写出农民普遍的感受。“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写出一个从仕途归隐躬耕的士人的特殊感受。

他有些田园诗是写自己的穷困和农村的凋敝。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归园田居》其四：“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途。”通过这些诗可以隐约地看到，在战乱和灾害之中农村的面貌。

咏怀诗和咏史诗内容有相近之处，咏史也是咏怀，不过是借史实为媒介而已。他的咏怀诗有些是以组诗的形式写成的，如《饮酒》、《拟古》、《杂诗》。他的咏史诗所咏的对象偏重于古代的人物，如“三良”、“二疏”、荆轲，以及《咏贫士》所写的古代贫士；《读山海经》也可归入这一类。这些咏怀、咏史之作，明显地继承了阮籍、左思诗歌的传统，又有陶渊明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围绕着出仕与归隐这个中心，表现自己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其中有对自己生平的回顾，如《饮酒》其十九；有对社会的抨击，如《饮酒》其二十。不乏惋惜也不乏激愤，如《咏荆轲》。从《杂诗》其二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忧愤是深而且广的：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这首诗写一个不眠的秋夜，用环境的清冷衬托出自己心情的孤独，又以时光的流逝引出有志未骋的悲凄，是陶渊明咏怀诗中的代表作。

陶渊明的行役诗都是他宦游期间的作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悲叹行役的辛苦，表达对仕宦的厌倦，反复诉说对田园的思念和归隐的决心。悲叹行役的辛苦原是此前行役诗共同的内容，后两者则是陶渊明所特有的，而且越到后来这两种情绪就越强烈。那种失去自由的无奈之感，成为这类诗的基调。试看以下例句：“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乙已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陶渊明的赠答诗颇能见其对友人的敦厚之情。赠答是古已有之的传统题材，传为苏李赠答的诗歌以叙离情见长，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以抒幽愤著名，刘桢的《赠从弟》表现了高洁的品格，嵇康的《赠秀才入军》展示了洒脱的情趣。陶渊明的赠答诗又有他自己的特点：以其真挚的感情、家常的内容、隽永的意味、既不火热也不冷淡的语调，为自己塑造了一位仁厚长者的形象。如：“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 （《停云》）“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与殷晋安别》）《答庞参军》是其赠答诗中最深沉的一首：

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物新人帷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

诗里有欢聚的回顾，有离别的伤感，也有殷勤的叮咛，语重而情深。

在以上五类题材之外，陶渊明还有一些以发挥哲理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如《形影神》、《连雨独饮》，《拟挽歌辞》也可以归入这一类。这类诗可以视为玄言诗，但与东晋流行的玄言诗有所不同，并非“柱下之旨归，漆园之义疏”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而是将生活中的体验提炼到哲学的高度。魏晋人注重门阀，陶诗中有的写到宗族关系或对儿子加以训诫，如《命子》、《责子》、《赠长沙公》等，可见陶渊明也还是重视家族的荣誉和门第的。

第三节 陶诗艺术及其渊源

自然：陶诗的总体艺术特征 日常生活的诗化 情景事理的浑融 平淡中见 警策，朴素中见绮丽 陶诗的艺术渊源

自然，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他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又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饮酒序》）由此可见他的创作态度。陶诗

的声吻和节奏，舒缓而沉稳，给人以蔼如之感。陶诗多用内省式的话语，坦诚地记录了他内心细微的波澜，没有夺人的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象，却如春雨一样慢慢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他的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感染力。正如宋人黄彻所说： “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溪诗话》卷五） 陶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种开创，就是将日常生活诗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重要的意义和久而弥淳的诗味。在他以前，屈原、曹操、曹植、阮籍、陆机等等都着重于关乎国家政治的题材，陶渊明着重写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家常话写家常事，写得诗意盎然。

具体地说，陶诗的艺术物色可以概括为：

一、情、景、事、理的浑融。陶渊明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陶诗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而为一的、对人生了悟明彻的心境。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只是写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伴随他锄草归来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烟，不嫌他门庭荒芜重返旧巢的春燕，在中夏贮满了清阴的堂前林，床上的清琴，壶中的浊酒，以及在他笔下常常出现的青松、秋菊、孤云、飞鸟，都已不是寻常的事物，它们既是客观的又是体现了诗人主观感情与个性的，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且看《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前四句讲了“心”与“地”也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只要 “心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尘俗喧嚣的干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偶一举首，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仿佛与南山融为一体了。那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自己心里构成一片美妙的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这种心与境的瞬间感应，以及通向无限的愉悦，是不可落于言筌的。正如《古学千金谱》所说：“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拟挽歌辞》其三也是情景事理四者浑融的佳作： 荒草何莽莽，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 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首诗先写亲友为自己送葬的情事，“荒草”、“白杨”烘托出悲凉的气氛。然后说人皆有死，谁也不能避免，而一个人的死去对活着的人来说并无太大的影

响，不必过于执着。最后两句以理语作结，统摄了全诗。死亡是人的一大困惑，这个困惑被陶渊明勘破了。

陶诗中的“理”不是抽象的哲学说教，而是在生活中亲自体验到的，其中包涵着生活的情趣。陶诗表现了他对宇宙、历史和人生的认识，是探求其奥秘和意义的结晶，而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样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语言表现的，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其一）“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杂诗》其二）“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

一）“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其八）这些诗句言浅意深，富有启示性。清人潘德舆说陶渊明“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 （《养一斋诗话》），是中肯之论。

二、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前人往往用“平淡朴素”概括陶诗的风格，然而陶诗不仅仅是平淡，陶诗的好处是在平淡中见警策；陶诗不仅仅是朴素，陶诗的好处是在朴素中见绮丽。陶诗所描写的对象，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穷巷、荆扉，而且一切如实说来，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然而一经诗人笔触，往往出现警策。陶诗很少用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只是白描，朴朴素素。如：“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青松在东园”， “秋菊有佳色”，“悲风爱静夜”，“春秋多佳日”，都是明白如话。然而，平淡之中可见绮丽。又如《拟古》其三：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春天来了，燕子双双回到自己的草庐。一年来自己的门庭日见荒芜，但仍然坚持着贫穷的隐居生活。有些朋友并不理解自己的态度，一再劝说出仕。可是燕子却翩翩而来，丝毫也不嫌弃它们的旧巢以及自己这个贫士。似乎燕子在问诗人：我的心是坚定的，你的心也像我一样坚定吗？这首诗好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浅显平淡却有奇趣。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读山海经》其一）“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两个“亦”字，物我情融，耐人寻味。又如：“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归园田居》其五）一条山涧、一只鸡、一根荆薪，这些平平常常的事物一经诗人点化便有了生活情趣，显示出他对邻人的亲切，以及农村淳朴的风俗。“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平淡的十个字便写出了雪的轻柔之美。关于陶诗的这个特点，苏轼概括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十分精辟。

陶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的，只是不露痕迹，显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例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

诗》其二）“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其一）“待”字、 “掷”字、“贮”字，这三个动词都是常见的，看似平淡却很精彩，不可更易。

关于陶诗的艺术渊源，锺嵘《诗品》曰：“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 其后多有反对此说的，今人则多表示赞同。从今存应璩诗以及关于应璩的传记资料看来，他与陶渊明很不一样，与其说陶诗源于应璩，不如说源于汉、魏、晋诸贤，应璩一人不足以笼罩他。如果一定要说得具体些，可以说陶诗源于《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魏晋诗歌在他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第四节 陶渊明的散文与辞赋

《五柳先生传》中的自我形象 《归去来兮辞》与文学中的回归主题 《桃 花源记》的理想模式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赖于他的散文和辞赋的，实不下于他的诗歌。特别是《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这三篇最见其性情和思想，也最著名。

《五柳先生传》只有一百二十多字的本文和四十多字的赞语，却为自己留下一篇神情毕现的传记。《晋书·陶潜传》曰：“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在陶渊明之前，司马迁写过《自序》，王充写过《自纪》，但那分别是《史记》和《论衡》的自序，带有自传性质而已。阮籍写过《大人先生传》，虽然借着大人先生表现了自己的志趣，但并不是自传。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取正史纪传体的形式，但不重在叙述生平事迹，而重在表现生活情趣，带有自叙情怀的特点，这种写法是陶渊明的首创。此后，王绩的《五斗先生传》、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都是深受其影响的。《五柳先生传》在一百多字的篇幅中，以极其简洁的笔墨表达了不同流俗的性格，清楚地划出一条与世俗的界限，从而塑造了一个清高洒脱、怡然自得、安贫乐道的隐士形象。五柳先生遂成为寄托中国古代士大夫理想的人物形象。

《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所写归途的情景，抵家后与家人团聚的情景，来年春天耕种的情景，都是想象之辞，于逼真的想象中更可看出诗人对自由的向往。文中不乏华彩的段落，跌荡的节奏，舒畅的声吻，将诗人欣喜欲狂的情状呈现于读者面前。对于后人来说，一切的回归，一切的解放，都可以借着这篇文章来抒发，因此它也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力。欧阳修说： “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虽未必是严谨的评论，但此文之高妙实在是难以伦比的。

《桃花源记》的故事和其他仙境故事有相似之处，描写了一个美好的世外仙界。不过应当强调的是，陶渊明所提供的理想模式有其特殊之处：在那里生活着的其实是普普通通的人，一群避难的人，而不是神仙，只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淳而已；他们的和平、宁静、幸福，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的。古代的许

多仙话，描绘的是长生和财宝，桃花源里既没有长生也没有财宝，只有一片农耕的景象。陶渊明归隐之初想到的还只是个人的进退清浊，写《桃花源记》时已经不限于个人，而想到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人民的幸福。陶渊明迈出这一步与多年的躬耕和贫困的生活体验有关。虽然桃花源只是空想，但能提出这个空想是十分可贵的。

第五节 陶渊明的典型意义

诗人陶渊明的被发现 士大夫的精神家园 不为五斗米折腰 酒与菊

陶渊明在当时只以隐士著称，他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高度的评价，这是因为他平淡自然的风格与当时崇尚的华丽文风不合。萧统是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到了宋朝，特别是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获得了世界的声誉。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

由于陶渊明的吟咏，酒和菊已成为他的象征。古代文人爱酒的不少，但能识酒中之深味的，从饮酒中体悟人生真谛的，陶渊明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酒和陶渊明的生活及其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阮籍饮酒有以醉逃祸和借酒浇愁的意味，陶渊明则是追求酒所助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陶渊明写菊其实并不多，一共六处，但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诗太著名了，菊便成了他的化身，成了中国文学里象征着高情远致的意象。在酒和菊之外，象征陶渊明的还有 “孤云”：“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暖空中灭，何时见馀晖。”（《咏贫士》其一）陶渊明生前是孤独的，他的诗歌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白。他生命的光辉在他死后才逐渐放射出来，“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其二），杜甫的这两句诗用在陶渊明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论东晋永和文学

方笑一

提要：本文首次标举“永和文学”这个文学史概念，并用以指称被一般文学史著作忽略的东晋中前期文学。本文认为，永和年间聚居会稽的名士，具有迥异于前代名士的独特心态与士风，其所作诗文，均意在排遣生命悲感。本文从玄言文学、山水文学、山水理论、风谣体诗四个方面论述了永和文学的特征，确定了它在魏

晋南北朝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作者对玄言诗的文学性、山水理论的哲学底蕴、风谣体诗的初创意义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东晋 名士 永和文学 文学史

近世以来的文学史家，好以帝王年号标帜某一时期之文学，于魏晋南北朝尤甚，如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太康文学、元嘉文学、永明文学等，东晋则有永和文学。质言之，东晋穆帝司马聃永和（345－356）前后的文学有足称者，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可或缺，否则晋宋之际的文学便难见由来之渐。而一般文学史著作于此付之阙如，故试为补足，以求正于方家。

一

永和文学是名士文学。

此时的名士，其荦荦大者，诚如《晋书·王羲之传》所述：“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筑室聚居于会稽的名士，主要活动在永和年间。王羲之永和七年（351）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荐孙绰为右军长史。(1) 是时，谢安隐居于会稽东山，许询隐居会稽西山，名僧支遁则住在会稽郡内的剡山。此外，王胡之、谢万、王献之等人，虽年辈不同，但与上述诸人关系密切，亦当归于永和名士之列。

魏晋名士自有世系，《世说新语·文学》注言及袁宏《名士传》谓：“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以此类推，王导、王敦等人当属这个“名士链”中的第四代，可称“渡江名士”，而王羲之、谢安、孙绰、支遁诸人则要算第五代，堪称“江左名士”。晋室南渡时，他们或尚处幼年，或还未出生，此后一直长于江左，永和年间皆已三四十岁。岁月的流逝，早已冲淡了他们对于北方故乡本就隐约的记忆。身处江南青山绿水之中，这些名士呈现出迥异于前代名士的心态与士风。

从表面看，永和名士调和名教与自然，二者之间冰炭不容的紧张关系已不复存在，所谓“圣教救其末，老庄明其本，本末之途殊，而为教一也”(2)。其实，名士骨子里仍轻名教，重自然，唯求自适其性。谢安隐居东山二十年便是一个明证。名士追求自适显然又同当时政局有关。王羲之、谢安等多为士族名士。东晋的“中兴”，本就有赖士族的支撑，至永和，皇室与士族便达成了一种平衡，时俗所谓“王与马，共天下”。权力的平衡，换来的是政治气氛的相对平和、宽松，使得永和名士的“适性”生活成为可能。

“适性”是西晋末郭象《庄子注》的核心思想。郭注《逍遥游》云：“夫庄子之大意，在乎逍遥游牧，无为而自得，故极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他这种以“适性”为“逍遥”的阐释，予永和名士以极大影响。同时，其“圣人虽在庙堂之上，

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之说，使永和名士能做到身在庙堂，心在山林，仍可臻于逍遥的精神境界。《世说新语·文学》注谓谢万作《八贤论》，“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孙绰难之，以谓体玄识远者，出处同归”，可以说，“出处同归”代表了孙绰等一批永和名士的立场。然而，在“适性”的表象背后，永和名士心头始终郁结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生命悲感，归根结底是对自身生命流逝的无奈和忧惧。当政局相对平稳，个人的生死存亡不再系于尔虞我诈的政治角逐，光阴对生命的威胁便开始凸现出来。这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愁结，它给名士的所有活动打上了“伤情”的底色。有时，他们内心深处的“情”会不由自主地渗溢出来：

谢太傅（安）语王右军（羲之）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

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世说新语·言语》）

王羲之一针见血地指出，谢安的“哀乐”源于年光流逝，岁聿云暮，宜用音乐来排遣。由此可见，“欣乐”只是永和名士生活的表面，深一层看，主宰名士心灵的并不是“乐”，而是庄子式的生命短促的悲哀。

永和名士要活得“适性”、潇洒，那就必须寻一合适途径来排遣生命悲感。除了“丝竹陶写”之外，他们更喜欢以山水怡情悦性，所谓“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3) ,会稽的“佳山水”成了他们安顿心灵的最佳所在。无论是王羲之、孙绰的为官，还是谢安、许询的隐居，抑或支遁的潜修佛理，名士们总是无法忘情于此地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以下几则记载可见会稽名士雅好山水之一斑：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

（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晋书·谢安传》）

许询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世说新语·栖逸》）

（孙绰）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晋书·孙绰传》）

其中，《谢安传》的记载尤其引人注意，说明永和名士在纵情山水之余，还常常赋诗作文。《王羲之传》所谓永和名士“皆以文义冠世”即由此而来。“文义”一词，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谓“文学”。魏晋文化最引人注目处，是玄学的盛行与文学的自觉，但玄学名士如王弼、何晏、裴頠、王衍，多不以“文义”著称；而以文学著名的“建安七子”、“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等又皆不入《名士传》，因此，真正堪称玄学名士而又“以文义冠世”的，唯“竹林名士”与永和名士两代而已。故曰：永和文学是名士文学。

二

永和名士文学是玄言文学。

所谓“玄言文学”，主要指玄言诗，它盛行于东晋，而永和时期尤烈。玄言诗素被恶名，为文学史家所不齿，但其实应作具体分析。什么是玄言诗？如果说，涉及玄理的诗便是玄言诗，则早始于阮籍、嵇康。如以整首诗皆说理谈玄的为纯粹的玄言诗，却盛于永和时期。此外，有些诗作言及山水，而最终仍归于玄理，如《兰亭诗》，这也应算作玄言诗。

对玄言诗的批评始于南朝，主要见于刘宋檀道鸾、梁锺嵘、刘勰、沈约等人的论述，兹不赘引。从中可以看出，各家都认为玄言诗是玄学流行的产物，并以永和名士孙绰、许询为玄言诗的“一时文宗”。其中，刘勰“因谈余气，流成文体”的说法最具代表性，即视玄言诗为玄谈的副产品；然而，他们却忽略了两者的本质区别，这一区别，正是本文提出重新探讨玄言诗的逻辑起点。

永和名士的精神活动主要是清谈和“体玄”。清谈思辨性极强，对名士的玄学造诣和口才的要求极高。别看谈者手挥麈尾，口若悬河，心中却未必轻松。因为，谈者首先要秉执一种观点，在对方的重重驳难中坚持不移，最后才能以“谈”服人。清谈水平的高低，往往关乎谈者在名士群中的地位。支遁以“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的数千言玄谈，令王羲之刮目相看。(4) 许询经“苦相折挫”，才将王修辩倒。(5) 显然，名士在清谈时内心存在着紧张感，无法完全使心灵超脱，达到“畅情”“散怀”的目的。与清谈的重理性相比，“体玄”则带有更多的感性成分，需要名士用心灵去感受、去参悟。当他们试图将“体玄”的感觉和心境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玄言诗便成了首选的途径。玄言诗记录了永和名士的情感世界，只不过这情感并非常人的喜怒哀乐，而是悟道时“亹亹玄思得，濯濯情累除”

(6) 的精神愉悦。因而，玄言诗与玄谈的本质区别即在于：后者重在说理，前者重在抒发感受，表现心境。笔者以为，这正是古今论者所忽视的、玄言诗的文学性所在。

与玄谈相比，写诗是轻松的活动，永和名士用诗来交流所思所悟，或表达对对方风采的钦慕。现存不多的玄言诗中，尚有孙绰《答许询诗》九章、《赠温峤诗》五章、《与庾冰诗》十三章，谢安《与王胡之诗》六章，而王羲之亦有《答许询诗》残句，从诗题可见，以诗赠答之风在当时与清谈同样流行。如谢安《与王胡之诗》之六：

朝乐朗日，啸歌丘林，夕玩望舒，入室鸣琴。五弦清激，南风披襟，醇醪淬虑，微言洗心。幽畅者谁？在我赏音。

这首诗极真实地展现了永和名士的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其中“醇醪淬虑，微言洗心”两句可称片言居要，这“虑”即前面说过的对人生的伤感──这是名士们难以摆脱的“情”。名士通过“啸歌”、“鸣琴”、饮酒（“醇醪”）、体玄（“微言”），极力“洗”去胸中之“虑”，从而求得心灵的舒畅。这是一首玄言诗，但诗人并没有让玄理直接呈露于字面，而是用描摹之笔将自己悟理之后的“幽畅”之情传

达出来。

那么，当名士试图将玄理直接写进诗中，又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仍以谢安《与王胡之诗》为例，请看其一：

鲜冰玉凝，遇阳则消。素雪珠丽，洁不崇朝。膏以朗煎，兰由芳凋。哲人悟之，和任不摽摽。外不寄傲，内润琼瑶。如彼潜鸿，拂羽雪霄。

此诗先用多个比喻，说明美好事物容易毁灭，“哲人”对此有所悟，故能不矜才倨傲，而注重内心修养，这样才能达到如大雁般的自由境界。所谓“和任不摽”──随缘淡泊，藏而不露，其实是一种生存策略，这种在乱世中善于自我保护的思想，令人想起庄子笔下那棵以不材终其天年的大树，不过对它最好的注解莫过于王羲之的两句诗：“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7) 。

上述谢安诗归根到底还是显示了以适性为逍遥的倾向，只不过并未在“理”的层面上展开，而是借比喻传达自己的感受。这就使玄言诗具有了一定的形象性。其实，使诗中的玄理形象化的手段不止比喻一种，有时，诗人还借助典故来表达所思所悟，如王胡之《答谢安诗》之七：

巢由坦步，稷契王佐，太公奇拔，首阳空饿，各乘其道，两无贰过。愿弘玄契，废疾高卧。

在诗人看来，隐士逸民如巢父、许由、伯夷、叔齐，与朝廷重臣如稷、契、姜尚，虽然出处不同，却都无乖于道。至于诗人自己，则更愿意心怀玄理，高枕山林。这种对进退出处的通达之见，不正是永和名士精神的最佳写照吗？在这里，玄学体认和人生感悟融为一体，被诗人用典故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

由此观之，玄言诗也自有其文学性，它的生成，岂刘勰所云“余气”二字可以了得！它与东晋永和名士的生命感受密切相关，而其创作动因仍然是消解生命悲感。当政治环境不再让人窒息，一种“文学的自觉”便在名士中悄悄生出，无怪当支遁问孙绰，他与许询相比如何时，孙颇以自己的文学才华自负，答道：“高情远致，弟子早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8)

三

永和玄言文学孕育了山水文学的萌芽。

上文提到含有山水成分的玄言诗，历来比纯玄言诗较得好评。纯粹的玄言诗固然表现了永和名士体玄的独特感受，但它毕竟不是令人满意的文学作品。一旦永和名士所处的特殊精神氛围不复存在，玄言诗也就再无知音了，无怪南朝论者纷纷非议。然而，那些蕴含了山水成分的玄言诗却独具生命力，因为正是其中偶露峥嵘的摹山绘水之笔，开启了后世山水文学的蔚然大国。同时，永和名士为后世留下了《游天台山赋》、《兰亭集序》这样广为传诵的山水文章，更使我们感到探讨永和山水文学萌芽的必要。

中国文学描写山水并非始于东晋永和时期。但以往作品中的山水之句，或出于“比兴”的需要，或负有“寄托”的使命，或不过是炫耀博学的虚拟（如汉赋），山水在那里并没有成为审美的观照对象。到了永和时期，由于名士们视山水为“道” 的外化和呈现，山水虽未成为独立的审美客体，但它毕竟进入了名士有意识的感受领域。这时，在山水中体玄和在苦思冥想中悟道的种种感觉相互融合，渗透在玄言诗里，使山水与玄言密不可分。永和九年，名士们于会稽山阴兰亭之会上创作的《兰亭诗》，就属于这种情况。兹先举王羲之的一首为例，看山水成分是怎样在玄言诗中脱颖而出的：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首四句即给了我们不同于纯粹玄言诗的新鲜印象。“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表达诗人对大自然的敏锐感觉，其中“寄畅”二字更将全诗旨意表露无遗：以兰亭山水来“畅情”，摆脱世务俗趣、化解生命悲感，获得身心的轻松愉悦。而当诗人对碧天绿水投去深情一瞥，玄思就随之联翩而生。“寓目理自陈”是全诗的关键之句，“寓目”的皆是景物，陈示的却是玄理。这种“目击道存”式的观察和感受大自然的方式，注定了玄理必将与山水相结合，玄言诗中便一定会出现山水的成分。“万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已不再是对“理”的空泛感悟，简直就是对大自然生命律动的切实感受了。

《兰亭诗》中更具代表性的是玄言、山水对半的作品。其中既有对山水的具体描摹，又有诗人体道后愉快心情的表露，真正达到了“散怀山水，萧然忘羁”(9) 的境界。王玄之的一首便是典型：

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清流。消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

前两句分写山、水，似乎要将王羲之“仰望碧天际”所见的具体情景展现出来，后两句则点明自己的轻松感觉。这里的“滞忧”也即谢安诗所说的“虑”，可以想见，当诗人徜徉于青松翠竹之间，徘徊于曲涧清流之畔时，胸中隐藏着的种种烦闷、忧愁、焦虑该是涤荡一清了。自然，《兰亭诗》中还有山水描写更具体细腻的作品，如谢万、孙统的几首，其中诗句如“翔禽抚翰游，腾鳞跃清泠”、“冷风飘落松，时禽吟长涧”，不失清新疏朗之美。然而，总体来说，《兰亭诗》中的山水描写是粗糙的，不成熟的。由于永和名士是以“理”的眼光打量山水，山水留给他们的便只有一个笼统的印象。因为，玄理始终横亘在心中，悟道散怀是其最终目的。“寄畅山水阴”的强烈愿望，“目击道存”式的观察方式，都使《兰亭诗》的作者们无法真正体味大自然的美与生命力，与山水之美的精灵擦身而过，可谓“如入宝山空手归”。所以，永和玄言文学中的山水成分只能是一种萌芽，而并非成熟的、地道的山水文学。描写山水的文章也初现于此时，仍不离“玄言”加“山水”的创作模式。如当时极享盛名的孙绰《游天台山赋》，写景多出于作者的想象：“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风伫芳于阳林，醴泉涌溜于阴渠”，显得奇瑰异常。然而，景物在作者眼中仍然是玄理的彰显，所谓“理无隐而不彰，启二奇以示兆”。“奋藻以散怀”是此文主旨，仍与《兰亭诗》不二。

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发现孙绰的《秋日诗》就显示了一些独特之处：

萧瑟仲秋月，飂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诗写一个山中隐士在秋风萧瑟之际，因节候变化而生出的感慨。最后归结到“濠上”，似乎他亲炙了庄子的“濠梁之乐”。诗人的落脚点虽仍不离“玄”，但在景物的描绘和由景到理的过渡上，却出现了不同于其他《兰亭诗》的特点。在写景方面，“疏林积凉风”以下四句用“积”、“结”、“洒”、“辞”四个动词将八种景物两两组合起来，赋予景物以动感和层次感。毫无疑问，这些动词是作者精心遴选的，它们与景物搭配后，表达效果立显。如“积”与“结”有利于表现“疏林”和“虚岫”的空灵感，使人凉意顿生。这也说明，诗人不再满足于对山水的笼统印象，而是试图深入其内，以诗笔将细部的景色刻画出来。此诗最堪玩味的，是景与理、山水与玄言的过渡方式。诗人是借助发自内心的情感来实现这种过渡的，山水与玄理的关系不再是《兰亭诗》中的“寓目理自陈”，而是以诗人自然触发的“情”勾连起来。诗人因景生情，再由情入理，写来极为流畅。“山居感时变”一句中的“感”字，为全诗之眼。望着山间林树稀疏的景致，心中油然而生的是情，而不是理。“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两句，正是永和名士生命悲感的直接流露！要使生命不致于过早凋零，只有远离市朝，超然隐居。由此，又想到不屑出仕的庄子，想到充满生命机趣的濠梁之辩，想到“玄”。因此，诗中景、情、理之间的自然过渡，渗透着诗人真挚的生命情怀和生命感悟。故此诗堪称永和玄言文学的奇葩。

在人们的心目中，正宗的山水文学似乎总与老庄之思结下不解之缘，只不过表达方式的或巧或拙、或隐或显不同，这显然是自永和名士开始的。此其一。其二，山水诗真正的鼻祖谢灵运，无论从“人”还是从“地”，无论从精神气质还是从诗思取向，都是永和名士地地道道的“苗裔”。那么，永和名士在山水文学史上的地位，便不难思而得之了。

四

永和文学提供了最初的山水理论。

所谓山水理论，其实就是名士对山水的看法和态度。后世的山水文学虽蔚为壮观，可山水理论的直接表述却是凤毛麟角。因此，永和名士的山水理论堪称前无古人，后罕来者。那么，永和名士究竟是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山水的？孙绰之言也许是其最简明的答案：

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世说新语·容止》注引《庾亮碑文》）

说的虽是庾亮，在当时却有普遍意义。“以玄对山水”，即内心充满玄理来面对山

水，这是永和名士山水观的最佳概括。在名士心目中，“玄”（“道”）与山水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

道家一开始即把本体“道”看成“自然”，它是一种本然的存在状态。《老子》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知北游》也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并认为圣人应该“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可见“天地之美”被视作洞悉“万物之理”的一种途径。“天地”，一方面是作为实体的“自然界”，一方面又具象地体现着作为本体的自然而然的状态。正是在这里，实体自然与本体“自然”彼此沟通。如阮籍《达庄论》云：“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显然，到了竹林名士那里，具体的山水与抽象的“道”便开始连在一起了。东晋永和名士则将“玄”与山水进一步结合起来，视山水为“道”的呈现和外化，以感受山水的静穆灵秀来体会玄理所包含的无限机趣。这当然首先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这一代名士生长于江左，从小便感受着江南风光所独有的精致细腻的韵味。会稽一带，林壑尤美，顾恺之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献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世说新语·言语》），爱赏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玄”是抽象的本体，“山水”是具体的形象，两者之间原是难以结合的。即使道家思想中已经包含了“道”与“山水”的联系，永和名士又是怎样使“山水”进入他们体玄悟道的精神活动，使其秉持着玄心与之相对的呢？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其哲学底蕴。永和名士主要受郭象玄学和支遁“即色义”思想的影响。与王弼的“贵无之学”不同，郭象玄学是“崇有之学”。在其思想体系中，最高的范畴是“有”，在“有”的背后不存在“无”的本体，“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庄子·齐物论》郭注）。然而，“有”如果作为千差万别的现象，则“又不能为生”（生万物），因为每个“有”都是独立的，各不相同的。因此，万物只能“块然而自生”（同上），也就是所谓的“独化于玄冥之境”（《庄子序》）。这样一来，最高的范畴“有”与具体万物之间的联系就被割裂了。因此，郭象体系中的“有”其实具有两重涵义，一指具体的“存在物”，一指抽象的“存在”，而两者之间又是同一的，“‘存在’即是‘具体存在物’本身，并非另有一个实体作为它存在的根据” 。 (10) 这样一来，具体的现象与抽象的本体便不再绝然分离，本体就体现在现象之中。永和名士体“玄”时，就不必再去追求那个现象背后的本体“无”，而只要通过蕴含在现象中的“有”即可悟得“玄”的真谛。这就是孙绰所说的“忽即有而得玄”（《游天台山赋》）。正因为“有”可以具体化为一个个存在物，名士就将自然界具体的山水看作“玄”的外化和呈现，通过现象（“山水”）而体悟本体（“玄”），最终形成了“以玄对山水”的理论。

而在当时，启示他们对现象和本体之间关系认识的，还有支遁的“即色义”。支遁与王、谢等名士交往甚密，也参加了兰亭之会。《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其《妙观章》云：

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般若经文）。

“色”指物质现象。“不自有色”是说事物之后没有本体（自性），那么千差万别

的种种现象都是“假有”，是不真实的，所以说“虽色而空”。在魏晋时代，佛家的“空”往往可译为“无”，而“无”在王弼玄学中是事物的本体。由于“色”后面没有本体，所以说“色复异空”。(11) 很显然，在对现象与本体关系的认识上，支遁“色即为空”的观点与郭象的“崇有”论是极为相似的。支遁曾撰《即色游玄论》一文，虽已亡佚，但仅从“即色游玄”这一理论命题来看，与孙绰“即有而得玄”的表述是何其相似！它们都说明永和名士在追求玄理时，非常关注具体现象本身，从而为“以玄对山水”理论提供了哲学上的支持。

由于永和名士心底始终徘徊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生命悲感，平时又难免被尘世俗务所纠缠困扰，山水一旦进入他们的视野，就立刻成为驱遣内心种种烦恼的一剂良药。孙绰在《兰亭集后序》中道出了名士们共同的心声：

为复于暧昧之中，思萦拂之道，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永一日之足，当百年之溢。

心中“郁结”一经化开，则“情”得以“畅”，“怀”因之“散”，“玄”的真谛才会浮现出来。所以“畅”、“散”二字成了永和文学的关键词（keywords），在名士诗中出现频率甚高，又常与山水相关。

可是，“以玄对山水”是否最终化解了永和名士心中的生命愁结呢？没有。在“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的兰亭欢会背后，名士的真心情原来如此：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生死为虚诞，齐彭觞为妄作。后之视今， 亦犹今之视昔，悲夫！（王羲之《兰亭集序》）

“以玄对山水”，最后悟出的竟是“一生死”、“齐彭觞”之类的虚妄，可见生死之忧，一直萦绕在永和名士的心头。永和名士所贡献的中国文学中最初的山水理论，虽没有真正解开他们心中的“郁结”，却为解释山水文学的成因提供了最好的依据。

“以玄对山水”产生不了真正的山水诗，因为其志皆在“玄”。至南朝谢灵运“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述祖德诗》其二）之论一出，文学便呈现了另一番光景。“贞观”即“静观”(12) ，诗人在遗落了尘世的俗情之后，方可观照山水实实在在的“美”，而不再是“玄”。由山水观照“玄”，到由山水观照“美”，这是一次了不起的、从理念到审美的飞跃。这当中，“以玄对山水”的过渡之功不可泯没。

五

永和文学开启了文人创作“风谣体”诗的先声。

这里所谓“风谣体”指文人创作的拟江南乐府民歌体诗。梁锺嵘云：

（谢惠连）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诗品上》）

（鲍）行卿少年，甚擅风谣之美。（《诗品下》）

“风人”原指《诗经·国风》的作者，后来就泛指诗人或特指创作民歌体诗的诗人，而“风谣”顾名思义即“风人”所作歌谣。这类歌谣一般为五言四句，内容多涉男女情爱，语言清新明丽，独具艺术魅力。

近人刘师培论及梁代宫体诗的起源时云：

宫体之名，虽始于梁；然侧艳之词，起源自昔。晋、宋乐府，如《桃叶歌》、《碧玉歌》、《白纻歌》、《白铜鞮歌》，均以淫艳哀音，被于江左。迄于萧齐，流风益盛。其以此体施于五言诗者，亦始晋、宋之间，后有鲍照，前有惠休。（《中国中古文学史》）

刘氏所谓“侧艳之词”，即指《桃叶歌》之类南朝乐府民歌；所谓“以此体施于五言诗者”，即指文人所拟作的“风谣体”，──他认为始作俑者是南朝宋的汤惠休、鲍照。其实这种“风谣体”诗的滥觞，还可上溯到东晋永和文学。我们至少可以举出谢尚的《大道曲》、孙绰的《碧玉歌》、王献之的《桃叶歌》。这为数不多的几首作品足以证明，名士拟作乐府民歌之风在当时已初见端倪。

永和名士创作的风谣体诗中，艺术上较胜者要算孙绰的两首《碧玉歌》。关于诗的作者曾有不同说法。《玉台新咏》题晋孙绰作，《乐府诗集》谓宋汝南王作，碧玉是其妾名。据王运熙先生考证，宋无汝南王，《碧玉歌》应是孙绰为晋汝南王司马义爱妾碧玉所作。(13) 其诗云：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城色。

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赧，回身就郎抱。

诗写出身于小户人家，貌不惊人的碧玉，为真情所动，毅然决然地投入爱人怀抱。其中“就郎抱”的“就”字，一字生辉，刻画出少女所特有的火一样的热情。两诗语言质朴传神，民歌风味颇浓。这样的诗出自玄言诗人孙绰之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可见永和名士并非满脑子玄理，他们的生活还是饶有情趣的。王献之的三首《桃叶歌》，当作于永和之后，因为永和十二年（356）王年方十二，还不可能作这种关情涉爱的诗。在诗中献之因深爱而抱怨：“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其二）而桃叶以团扇为爱人驱暑：“与郎却暄暑，相忆莫相忘。”(14)

出身高门，精于玄谈而又流连山水的永和名士，为何热衷于创作这类俚俗的“委巷歌谣”呢？这也可归于他们对“适性”的追求。谢尚的例子也许最能说明这种心态。永和十一年（355），他在寿阳唱起了《大道曲》：

青阳二三月，柳青桃复红。车马不相识，音落黄埃中。

《乐府诗集》卷七十五引《乐府广题》曰：“谢尚为镇西将军，尝著紫罗襦，据

胡床，在市中佛国门楼上弹琵琶，作《大道曲》。市人不知是三公也。”督统三州军事的将军，竟堂而皇之地于市井唱通俗歌谣，难怪“车马不相识”了。可见，随俗也是潇洒，也是适性的表现。为了抒发真情，暂时放下名士架子，率性而为，又有何不可呢？

风谣体诗因其民歌风味，容易引起正统人士的不满。《晋书·王恭传》载，谢石在东府司马道子的宴会上“因醉为委巷之歌”，王恭就正颜厉色地指责说：“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声，欲令群下何所取则？”可见即使在永和之后的许多年，风谣仍被目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淫声”。然而，文人创作风谣之习却由此渐盛。刘师培所谓“后有鲍照，前有惠休”，两人诗作虽有高下之别，但皆承永和名士而来。《南史·颜延之传》云：“延之每薄汤惠休诗，谓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事。’”这为颜所鄙薄的“委巷中歌谣”，如《怨歌行》、《杨花曲》、《白纻歌》等，皆沿永和风谣体一脉。而从鲍照《采菱歌》、《幽兰》、《代白纻歌》等乐府诗中，我们亦可看出这种“侧艳”的特色。虽然随着“淫艳”成分渐重，风谣就褪尽了民歌的纯朴风味，流为后世的“宫体诗”；但文人创作风谣体的传统，仍绵绵不绝，保留了民歌的优美、清新、健康。从盛唐诗人李白《长干行》、《白纻辞》、《大堤曲》、《杨叛儿》等诗篇，我们依稀可闻永和文学遥远的回响。

东晋永和文学，是身处特定历史时期的永和名士，在玄、佛、儒三股思潮交融汇合的思想背景下的产物，体现了名士独特的心态与士风。玄言文学盛行于斯，山水文学萌芽于斯，山水理论滥觞于斯，风谣体创作肇兴于斯，此四者，皆足以使永和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甚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它应有的一席。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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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 李充《学箴序》，见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五十三，中华书局影印本。

(3) 王羲之《兰亭诗》（其二），见逯钦立校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

(4) 见《世说新语·文学》，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

(5) 同上。

(6) 许询《农里诗》，见《晋诗》卷十二。

(7) 王羲之《答许询诗》，见《晋诗》卷十三。

(8) 见《世说新语·品藻》。

(9) 王徽之《兰亭诗》（其一），见《晋诗》卷十三。

(10) 参见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P69，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1) 参见汤用彤《魏晋玄学流别略论》一文，载《汤用彤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郭象与魏晋玄学》P99。

(12) 参见萧华荣《华丽家族──两晋南朝陈郡谢氏传奇》P23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

(13) 详见王运熙《六朝乐府与民歌》P71－75，中华书局1961年版。

(14) 见《答王团扇歌》（其一），《晋诗》卷十三。关于此诗的作者有不同说法，今从逯钦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