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卫星-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消极依赖与积极依赖 (1)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消极依赖与积极依赖

——基于敏感性视角的分析

作者简介及联系方式：

项卫星，男，吉林大学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美国经济、国际金融

主要研究成果：在《世界经济》、《国际经济评论》、《国际金融研究》、《当代亚太》、《金融研究》、《世界经济研究》及《财贸经济》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目前兼任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华美国学会理事、《国际金融研究》杂志和武汉大学《经济评论》匿名审稿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长春市前进大街2699号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邮编：130012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电话：[1**********]

王冠楠，女，吉林大学经济学院2013级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当代美国经济

主要研究成果：在《国际金融研究》、《当代亚太》、《世界经济研究》及《东北亚论坛》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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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长春市前进大街2699号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邮编：130012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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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消极依赖与积极依赖

——基于敏感性视角的分析*

摘要中美经济相互依赖长期处于消极依赖状态。本文基于敏感性这一视角，运用简约一般均衡模型，对在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刻画敏感性的偏导数矩阵进行了分析，指出偏导数矩阵中的两国宏观经济结构参数是测度敏感性大小的决定因素；而中国对美国在贸易与金融方面不对称的开放程度是导致敏感性显著的重要原因。这种敏感性是导致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处于消极依赖状态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揭示了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与金融关系的变化，分析了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从消极依赖向积极依赖转变的逻辑。

关键词：中国；美国；经济相互依赖；敏感性；消极依赖；积极依赖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美经济关系，是一种最典型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1]。这种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印证了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存在着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和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所描述的“共生”（symbiosis ）关系，①即中国通过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战略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增加；而美国则通过从中国的进口实现了低储蓄和高消费，并维持了低利率和稳定的投资率。弗格森和舒拉里克基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的这种“共生”程度的不断加深及其对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意义，在2007年将两国经济合在一起视为一个经济体，并将其称之为“中美国”（Chimerica ）[2]，以证明由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与美国的过度消费模式的合二为一所形成的世界经济秩序以及中美两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然而爆发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揭示了被弗格森和舒拉里克称之为“天作之合”（a marriage of heaven）的“中美经济联姻”亦即中美经济之间的“共生”关系，是一种“非对称”的相互依赖（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 ）关系；这种非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关* 本文为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非对称性特征：基于世界经济格局视角的研究》（项目编号13YJA790126）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项目“国际金融理论创新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012FRTD02）的资助。

①“共生”这一生物学名词是指两种不同生物之间形成紧密互利的关系。在这种“共生”关系中，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有利于生存的帮助，同时也获得对方的帮助------作者注。

系是中美经济失衡及其不断强化的必然结果[3]。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时，不仅明确指出“中美这两个相互依赖的超级经济体的发展失衡已经突显”，而且还提出“中美两大经济体必须实现从消极依赖到积极依赖的转变”[4]XXII。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当年创造了“Chimerica ”这一新名词的弗格森和舒拉里克在2011年发表的题为“The End of Chimerica ”（《“中美国”的终结》）一文中也提出了截然不同于其在2007年所提出的观点：过去十年里中美两国的“经济联姻”在危机后已经“濒于破裂”，“中美国”形式不能长久，其解体是不可避免的[5]。尽管我们并不完全认同和接受弗格森和舒拉里克先后提出的大相径庭的观点，但是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在过去十多年里的迅速发展及其全球性影响，充分证明了这一关系对现行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意义；更何况“中美经济交往给双方带来的共同利益已经大大超出了人们所理解的传统智慧的范畴”[6]。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以敏感性①为分析视角，并运用简约一般均衡模型，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消极依赖”和“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如何从消极依赖转变为积极依赖”这两个问题进行研究，不仅是出于学理上的一种探索，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政策研究含义。

二、相关文献综述

相互依赖古已有之[7]。而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相互依赖的论述始于20世纪70年代

[8]。对国际关系的理论探讨几乎都以相互依赖作为问题的背景和现实渊源。在国际政治范畴里，国际关系学者通常以“影响”对相互依赖进行定义。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在1977年将相互依赖定义为“有代价的相互影响”，也即所谓的“代价效应”（costly effects）；并将敏感性定义为“在现有政策框架内一国对外部冲击做出反应的程度”，它“测量的是一个行为体环境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他行为体，这表示，

②个体行为体面对的结果是被集体控制的”。在对这一概念深化的过程中，对“经济相互依赖”

的度量成为进一步分析的关键。如以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等人为代表的学者，致力于对经济相互依赖的敏感性的度量[9]。他们不仅区分了以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为特征的“水平相互依赖”（horizontal interdependence）和以各国商品和货币价格趋同及其相①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于1977年将敏感性和脆弱性归结为由经济相互依赖所导致的消极影响，并深入分析了一国经济在相互依赖关系中面临外部冲击时所遭受的负面效应或福利损失。参见：《权力与相互依赖》第12页

②国际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是指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需要指出的是，基欧汉和奈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内对相互依赖关系进行界定的，他们提出敏感性与脆弱性的目的在于区分权力的来源，进而探究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将导致依赖双方是冲突加剧还是和平共处。参见：《权力与相互依赖》第4-5页。

互影响为特征的“垂直相互依赖”（vertical interdependence ），而且还强调后者更具有研究的价值。他们利用相关性分析方法（correlation methodology）考察消费品物价指数、工资价格指数以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在各国间变动的相关程度，并将其作为衡量敏感性大小的数量指标。但这种相关性分析方法也受到了质疑[10]，即两国间经济指数的相关性也可能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在同一体系内受公共外部环境的影响，或受体系内同一内生变量的冲击，所有这些因素均可能导致同类经济指标的同向性运动，因而单纯以这种同向变动表现出来的相关性来衡量相互依赖是难有说服力的，结果往往是彼此间真实存在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被高估或低估。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进一步将敏感性相互依赖界定在国际经济学的研究意义范围内。他指出，相互依赖的敏感性体现在宏观经济的“边际”影响上，诸如对外国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国内与进口商品的替代弹性等等。在这一分析框架下，体现敏感性的参数往往表现为一个偏导数矩阵以及由外生于模型的扰动冲击所产生的一系列脉冲效应。为此，在经济相互依赖框架下的边际分析中，对各种传播机制或称联动机制的探讨显得尤为关键，尤其体现在大型的多国宏观经济联动模型之中。①在20世纪80年代，宏观经济联动模型成为研究国际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核心工具。通过对扰动冲击所造成的偏离稳态值的模拟，可以很好地刻画出一国将对外部冲击“以多快的速度发生多大的变化”。具有权威性的多国联动模型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MULTIMOD 模型、经合组织的INTERLINK 模型，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多国模型等等。此类模型的构建思路基本上秉承了凯恩斯主义的总量分析的思想；而在方法上则基本采用Tinbergen 、Klein 以及Cowles 委员会等倡导的建模方法，即将模型分为实体经济模块、金融模块、价格模块以及政策模块等等[11]。由于模块划分详细，所以规模庞大且变量众多。这种结构性模型可以清楚地显示不同部门的行为特征以及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模型中对于冲击影响的模拟，是建立在对行为方程长期均衡状态以及短期调整过程的设定的基础上。多国联动模型的核心是对经济运行机制尤其是联动机制的设定，对联动机制的不同设定将演变出不同类型的联动模型。本文的第三部分将基于敏感性这一视角，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消极依赖进行分析。

三、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消极依赖：基于敏感性视角的分析

在相互依赖的框架下，敏感性最初属于国际政治范畴。1985年，理查德•库珀运用了一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曾在1985年对“经济相互依赖”（economic interdependence）做出过一个较为直观的定义：经济相互依赖一方面体现在“别国发生的事情将对一国的经济发生影响”，另一方面体现在“一国要做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别国的行动和政策”。从该定义中可以看出，经济相互依赖旨在对开放的宏观经济进行刻画，并与经济联动和外溢效应等经济现象密切相关。转引自《世界经济译丛》，1985，

(2):25；卢林. 国际相互依赖理论的发展轨迹[J].世界经济研究，1990，(7): 49-52.

个偏导数矩阵将相互依赖的敏感性问题划归到国际经济学的领域，将其与边际效应分析相结合[12]，为敏感性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更为严谨的理论基础。以一个简约的开放一般均衡模型为例，公式（1）（2）（3）刻画了一个基本的宏观经济运行模式：

Y=C Y, r +I r +NE Y, Y′ +G (1)

M=H+R=L Y, r (2)

B=∆R=NE Y, Y′ −∆F (3)

该模型分别刻画了国民收入账户、货币市场以及国际收支三个方面。①假定经济处于短期均衡状态，汇率处在均衡水平使B=0，同时对外国债券的需求由两国利率之差决定，即∆F =dr′−dr，Fr> 0。对等式（1）、（2）进行全微分，且另dY ′= dr′= 0，整理得到：

s+m dY− Cr+Ir dr=dG

LydY+ Lr−Fr dr=dH

以矩阵形式表达为：

s +m − Cr+Ir dYdG = L Lr−FrdrdHy

这里m=―NEy ，表示国民收入对净出口的边际影响，m >0；s=1―Cy ，表示该国的储蓄

s +m − Cr+Ir dYdG率水平。上面的矩阵形式可以简写为Ax=y，A= ，x= ，y= 。 LyLr−FrdrdH

这里存在一个重要的概念，即矩阵A 刻画了在均衡状态下的经济“结构”形态，矩阵A 中的参数即为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参数，经济体与外界的联系由系数m （国民产出对净出口的边际影响）和F r （国内利率水平对购买外国债券的边际影响）决定。在这一矩阵下，政策变量G 、H 对目标变量的影响可以表达为：

dYdG=Lr−FrΛ

Cr，dG=drdr−LyΛdydH=dH=Λs+mΛΛ= s+m Ly−Fr + Cr+Ir Ly

由此可见，一国的政策变量对国内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机制取决于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①在模型中，Y 代表国民产出，C 代表国内私人支出，I 代表国内私人投资，NE 代表净出口，G 代表政府支出，M 代表高能货币供给，H 代表中央银行国内债券的持有量，R 代表中央银行国际储备的持有量，L 代表货币需求函数，B 代表国际收支余额，F 代表对外国债券的国内私人持有量，r 代表国内债券利率，r ′代表外国债券利率，Y ′代表外国国民产出。

参数，而系数m 和F r 衡量了开放经济环境下政策影响机制受本国对外经济交往程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模型进一步引入经济相互依赖的含义，即对对方国家也设定类似（1）（2）（3）的等式，并允许外国收入Y ′和r ′对本国的收入Y 和利率r 做出反应，模型的偏导数矩阵将得出以下更为复杂的形式：

s+m− Cr+Ir0 −m′dG dYLL−FF 0rry = rry dr′ dH′0 Fr ′ dG′−m 0 − Cr+Ir′ s′+m′ dY′

新的偏导数矩阵显然更为复杂，但依然可写为Ax=y的形式，结构矩阵A 沿着主对角线被分为位于左侧的“国内方块”和位于右侧的“国际方块”。这一包含两国结构性参数的矩阵显示：任意的国家政策变量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都不仅依赖于本国的经济结构特征，而且也依赖于对方国家的经济结构特征。在这一矩阵下，政策变量G 、M 对目标变量的影响可以表达为：

表1 相互依赖条件下本国政策变量对目标变量的影响

将表1中的公式带入中国的实际经济情况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开放度与敏感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首先，m 、m’和F r 、F r ’是一国经济开放度的集中体现。就中国的实际经济情况而言，由m’所代表的“外国收入对净出口的边际影响”较大，源于中国的出口贸易高度依赖于美国的最终商品消费市场。就F r （F r ’）而言，由于中国需要确保对资本账户一定程度的控制，因而F r （F r ’）所代表的“利率水平对外国债券持有量的边际影响”较小。这些事实导致中国财政政策的调控效果（由dGdG和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由dHdH刻

dYdrdYdr

画），都将显著受到对方国家货币市场环境变化（由L′r和Ly′刻画）的影响。在此框架下，经济相互依赖的敏感性体现在：由于贸易与金融联动增加，对方国家经济结构或经济政策的变化将在一般意义上弱化传统宏观政策工具对国内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并对本国经济形成扰动和冲击，从而使一国的政策行为在另一国变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扰动项。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两国的经济结构不相同，在贸易和资本方面的开放水平与开放结构将决定敏感性的属性和特征。图1给出了中美之间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的双循环特征，图中A 国经济和贸易结构的设定与中国相一致，B 国的经济和贸易结构的设定与美国相一致。

图1中美两国经济交往流程

图1显示了中美经济交往的巨大差异。中美两国在贸易和资本方面的开放水平与开放结构的突出特点是：中国以进口美国的中间产品为主，而美国以进口中国的最终商品为主；在资本的跨国流动方面，中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与公司债券在数量上远远超过美国投资者持有的同类的中国证券。这一特点是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典型写照。而由这一特点所决定的开放程度与开放结构增加了中国经济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敏感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敏感性是导致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产生消极影响的重要因素。这一逻辑突出体现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后果上：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源头，其经济在危机爆发伊始急剧下滑，从而无法像危机前那样为中国提供最终商品消费市场；而中国面对

外部环境的急剧恶化，为避免由于出口贸易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增速下降，推出了四万亿的财政刺激政策。但是这一刺激政策忽略了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依赖特征，缺乏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 ）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的预判。在此后的几年中，这一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一直陷于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泡沫之中；中国政府在如何解决“保增长”和“调结构”这一矛盾上也没有取得显著进展，结构性调整依然艰难，“若干高频数据表明宏观经济依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而中美两国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不对称的开放度和不均衡的开放结构，使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进一步加剧并且自我强化。如中国对美国最终商品市场的高度依赖，促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以至于中国国内的商品价格体系、资本价格体系以及政策优惠方向都偏向于出口贸易部门的发展，从而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正如罗奇所指出的：“无论是经济体内部还是外部，失衡的程度都十分严重，包括储蓄、贸易赤字和债务危机，还有过度的资源开采、收入差距、环境污染与恶化”[4]24[13]。而越是如此，中国就越难以降低对美国最终商品市场的依赖。然而作为经济增长潜力较小的美国，没有通过贸易顺差的方式输出资本，使国内储蓄流向国外以获得比国内更高的投资收益率；而是作为一个资本净输入国，即借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储蓄支持消费[14]。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中国提供大量廉价商品的条件下，纵容经济陷入虚假繁荣的陷阱，导致经济泡沫急剧增长最终超出了市场可控的程度。

综上所述，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消极依赖表现为相互依赖在满足两国各取所需的同时，也使得各自的经济失衡失去了修正的激励并且不断自我强化。而导致这种消极依赖产生的根本原因则与两国产业结构的失衡密切相关。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开始向全球价值链的顶端发展，“但追逐成本套利（而非创新与提升生产效率）的过度外包也致使国内制造业的生产基础遭受到了严重侵蚀，‘产业空心化’现象日趋显著，货物贸易赤字居高不下”[15]。与此同时，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中国凭借人口红利所具备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占据了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成为美国脱离本土的制造业将生产流程外包至海外地区的目标之一。尽管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都存在严重的失衡，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却使这种结构失衡长期存在并且自我强化，从而使两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长期处于消极依赖状态。

四、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如何从消极依赖向积极依赖转变？

（一）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贸易与金融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

虽然全球金融危机加快了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进程，但是国际金融治理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以及全球经济失衡等诸多问题基本上依然维持现状。导致改革进程缓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依然处在全球结构性权力的核心。①如前所述，中国在危机爆发后基本上依然高度依赖美国的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图2给出了2003—2013年中美贸易与金融往来的变化趋势。首先，中国对美出口贸易除2009年有所下降外继续保持增长的趋势；而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年度增长幅度在危机前后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其次，不同于中美双边贸易往来，中国持有的美国金融资产的流量数据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2009年之前，中国持有的美国金融资产呈增长之势。尤其在2008年危机爆发之时，中国在“安全港效应”的驱使下大规模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但在此后对美国金融资产的购买则表现出了明显的灵活性：2009-2011年连续减少购买量，并在2011年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而在之后的两年即2012年和2013年中才有所回升。这一重大变化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货币当局开始更加审慎地配置外汇储备；二是中国外汇储备增长速度的放缓使货币当局在持有美国金融资产时有了较大的空间。基于这一显著变化，本文进一步考察中国对美国债券资产的交易行为（图3给出了2006-2014年中国在美国债券市场上的月度净交易量，图中的阴影区域为美国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危机爆发之前，中国投资者每月在美国债券市场上基本维持着正的净购买量。同时在债券结构方面，虽然以国债和政府机构债为主，但企业债券和股票依然占有一定的比重。在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投资者在美国债券市场上开始比较频繁地出现净卖出量，同时净交易量的变化幅度增大，甚至时而发生净买入与净卖出交替出现的情况。另一方面，危机爆发后，中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企业债券和股票的比重显著下降，几乎全部集中于美国国债和政府机构债的交易。从以上对比中可以看到，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在危机前后存在差异，但差异集中于中国投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行为；而就实体经济来看，并未出现明显变化。 ①张明指出:“尽管危机爆发在美国，但美国在美元国际地位、美国金融市场的相对吸引力、美国市场作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市场、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以及美国对 IMF 等现行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力等方面依然具有核心优势。在这种情形下，只要美国人不愿意改变现状，那么国际金融治理要取得重大进展就相当困难”。参见张明，金融危机后一切未变[R]，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No. 2014.036.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经济分析局，http://www.bea.gov/iTable/iTable.cfm?ReqID=62&step=1#reqid=62&step。

图2 2003—2013年中美双边贸易与金融往来（单位：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TIC 数据库，http://www.treasury.gov/ticdata/Publish/s1_41408.txt。

图3 2006-2014年中国投资者在美国债券市场上的月度净交易量（单位：十亿美元）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水平是影响中国投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行为的关键因素。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以及危机后的几年，中国投资者在国际外汇市场上扮演着“美元价格稳定者”的角色，使得相比于美国国债收益率，美元汇率更是中国投资者购买美国国债行为的影响因素[16]。中国央行自2010年6月19日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6.8279的水平上重新启动汇率改革后，一直谨慎地交易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以确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平稳升值。直至2014年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至6.0930。此后人民币汇率连续十个月呈现震荡贬值的趋势，进入了一个震荡与适度疲软相结合的新常态。这一变化对于中国

宏观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有利的市场化的信号，人民币扩大波动幅度符合政策与市场双向作用的结果[17]。尽管这一趋势可能对国内的外贸部门带来挑战，但可以迫使低端出口商向价值链上方攀爬，同时更是市场价格机制真正发挥作用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人民币汇率历经将近一年的震荡贬值，虽然幅度不大，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长期以来对人民币单边押注的预期，并阻止了希望获得无风险利润的投资者的投机性资本流入”[18]，这对于中国的宏观结构调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外部环境。由此可见，近一年来中国在结构性调整方面发生了细微的转变。与此同时，美元自2014年以来逐渐走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开始向常规性政策转变，这对于美国国内的投资与储蓄失衡的扭转是一个有利的促进。在这一背景下，中美两国以货币政策调整作为切入点进行经济结构转型，是两国经济相互依赖从消极依赖向积极依赖转变的良好契机。对中国而言，汇率政策调整意味着政府利用价格机制将生产要素投入在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对美国而言，在国内就业情况改善以及能源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既能够确保经济的稳定复苏，又可以为国内制造业的复苏提供有利环境。

（二）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从消极依赖向积极依赖转变的逻辑

在后危机时代这一背景下，中美关系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交错驱动下处于不稳定的发展进程之中。从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中美关系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

种双边关系的重要性“是以两国冲突性利益为基础的, 而不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19]，这[20]。但在经济领域中，如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在2007年所指出的，中美两国是彼此重要的利益攸关方(Stake Holders) ，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有着巨大的拓展潜力[21]。如果将中美两国界定在一个体系内，这一体系的运行原理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威胁机制。当前中美之间的“金融恐怖平衡”[22]，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核恐怖平衡”极为相似。可以说，正是这种威胁机制使得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分别成为当今和冷战时期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事实上，无论对哪一类行为体而言，深度的相互依赖必然导致深度的相互威胁，而威胁同样也是一种制衡。这种制衡决定了一方的调整需要另一方的合作才能完成。在相互依赖的框架下，中美两国经济占据的冲突性表现在威胁机制作用下的相互制衡，而相互制衡的结果是这种依赖关系中的任何一方都难以独立超越固有模式而实现单独的增长和发展，这又体现为某种程度的共生性。中美两国经济的共生性是近十几年来中美经济共同增长的现实见证。然而，中美两国之间既有的经济相互依赖并非是一个平衡且可持续的模式。随着全球经济进入结构性调整的进程，在后危机时代，中美经济能否继续保持正相关的增长逻辑？更

进一步说，中美经济的共生性能否继续存在？

本文对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所做的2014年下半年“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监测”的结果进行了筛选和整理（见表2），从中发现:美国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无论在总量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将对中国经济构成负面影响；而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则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正面影响。

表2 2014年下半年美国经济事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监测“一周全球财经要闻”第122期至第140期筛选和整理。

从以上监测结果中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气候依然为正向相关，分别表现在美国的消费市场、就业市场、各类产业表现和宏观调控政策等方面。这一相关性的基础是中美两国在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方面的相互依赖。换言之，中美经济之间存在巨大的互补性，且这一互补性在两国的结构性调整与增长模式转型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如前所述，中美两国是彼此重要的利益攸关者，存在于两国之间的巨大利益具有显著的互补性。这种互补利益之所以不完全等同于共同利益，是因为“互补利益关系是指两国能够满足对方不同的利益需要, 而这些需要是有可能由第三方满足的”[20]。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站在生产端充当终极生产者，美国站在消费端充当终极消费者。“中国有美国所图：廉价货物的开放式提供和大量储蓄盈余；美国有中国所需：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4]23。可以说，中美经济增长模式的紧密相连，尤其是中国的低成本生产和廉价资本，使得美国几乎凭借着一种杠杆

作用实现了经济的增长与繁荣，而与此同时中国也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保证了国内的充分就业与社会稳定。从图2和图3中可以看到，中美贸易关系在后危机时代依然紧密，并且依然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双边贸易关系；同时，中国在存量上依然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者，并且继续为美国提供廉价资本。然而，危机后并非一切都没有改变:中国正在将经济重心由出口和外部需求主导转向消费和国内需求主导；而美国正在着力于将“去工业化”转为“再工业化”，即寄希望于先进制造业的崛起。需要指出的是，中美两国的结构性调整具有相互促进的潜在空间:中国提高消费水平，包含着对进口高科技产品需求的扩大；而美国大型企业致力于将研发与制造紧密结合开发高科技产品，将是先进制造业崛起的核心内容。美国企业加大对本土生产制造活动的投资，将部分生产活动回迁国内以减少进口需求；而外部需求环境的变化对中国而言，将通过倒逼机制加快国内制造业向价值链上游转移，并有利于服务业的长足发展。这种潜在的相互促进关系赋予中美经济互补性新的含义，也是中美经济向积极相互依赖方向发展的显著推动力。值得一提的是，在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规则与国际金融规则在各国博弈的过程中正在逐渐演变。对于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美国与中国都力图构建一个新的平台：如美国早在2009年就提出了“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 ）；而中国在2014年11月的APEC 峰会上倡导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 ）。除此之外，历时多年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BIT ）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实质性进展，“对于改善中美双方服务贸易、投资准入和市场开放、高技术出口限制，改善双边贸易不平衡都存在着显著的积极影响”[23]。作为彼此的利益攸关方，中美经济既有的巨大互补性是两国继续进行经济合作的内在动力，而双方在贸易与金融规则上的相互配合是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规则决定结果。新的贸易与金融规则与中美各自的结构性调整相结合，将有利于中美经济实现更稳定平衡的共生关系。在这一逻辑下，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从消极依赖向积极依赖的转变，同样需要两国在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等方面修正既有的开放模式，实现规则与制度性的互利合作，从而保证这种积极依赖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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