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契阔的真情守望

死生契阔的真情守望 ——著名学者王元化、张可老人的婚恋生活侧记

□陈礼荣

早春时节，乍暖还寒。这天，当第一束晨光跃上窗棂的时候，在上海瑞金医院的那间病房里，便漾起了一股融融春意。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拄着拐杖，斜倚在床边，深情地注视着病床上的妻子；正在打点滴的老太太满头银丝，也在凝望着她的丈夫。他俩对视的目光，有如一股汨汨汇注的清泉，在这悄无声息间交流着相互间那须臾不可分离的种种牵挂和眷恋。这对早已超越出语言层面的沟通而在心灵上相契终始的耄耋长者，就是我国当代的杰出学者王元化及其夫人、上海戏剧学院著名的莎剧学家张可。 一位中年护工回到病室，王老自昨日上午离去后，就是她在这里负责陪护张可。老人关切地问起病人前一天下午及晚上的饮食起居。他问得很仔细，从流质食物的品种，到饮水的份量；从午后的精神状态，再到夜间睡眠的安稳程度„„总之对有关病人点点滴滴的琐屑事项他都涉及到了，那份细致入微的关切，叫人很难想象乃是出自一位83岁高龄老人的殷殷情怀。

病床上的张可神宁气静，情态安详。她自从24因骤然中风病倒之后，已经不知有多少次像现在这样，是因了丈夫的精心呵护而重返人间的。这时，在她白皙、清秀的脸上，仿佛还泛起了一丝浅浅的笑靥。

王元化满意地望了望在正康复中的妻子，回头叮嘱守候过一宿的护工说，你快抓紧时间休息休息，从现在起这儿就交给我了。

护工点头一笑，脚步轻盈地走出病房。房间里又恢复了宁静，为了不惊扰这两位相携相伴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人，似乎连楼外树丛间凋啾欢歌的鸟儿也停了止喧闹„„

战乱岁月的十年苦恋

王元化和张可相识的那年，才都18岁。

1937年初夏，日本军队大举在华北增兵，平津危急。王元化不得不中断了在北平育英中学的高中学业，赶在日军进犯前随家人逃离北方，沿津浦线南下，到上海投奔外婆和三姨。

面对着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艰危时局，早在北平时期就是“民先”队员的王元化风华正茂，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全民族的抗日斗争热潮中。在上海参加了平津同学流亡会的活动。

淞沪抗战后，上海变成了“孤岛”。王元化虽然已经考入了大夏大学读经济专业，但已再无心思读书，除了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之外，同时还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和评论，继而在文艺领域中探求救国之路。

1938年初，王元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江苏省文委的领导下，与杨帆、郑山尊等战友一道，做一些文艺界的联络工作。当时，他激情奔放，血气方刚，有许多老作家，如包天笑等都还记得这个“很能说话”的青年作家。

在上海的“孤岛”岁月里，王元化因组织工作的关系，通过戏剧交谊社的活动，认识了在此后人生岁月中和他相伴始终的张可，以及她的哥哥满涛。

张可，原名张万芳，出生于苏州的一个世家望族。她16岁考进上海暨南大学、师从郑振铎、李健吾学习英国文学。30年代，正是奥尼尔戏剧作品在中国剧坛风行的时候，张可还在读大学的求学时期，就翻译、出版了奥尼尔戏剧作品《早点前》，并在演出这部独幕剧时，出色地扮演了剧中的主人公罗兰夫人。另外，她还参加过《家》的演出，在剧中曾成功地扮演梅表姐。

在王元化的印象中，张可是一位气质高雅，清纯如水的名门闺秀。她总是穿一件淡蓝竹布袍旗，脚上一双普通皮鞋，为人简朴、素净端庄。不过，她和他的的最初交往，通常是与满涛在一起谈文学、谈创作、谈读书的欢聚中度过的。

满涛，本名张逸侯，早年曾先后赴日本、美国留学，1939年欧战爆发后，赶回祖国参加抗日斗争。他精通日、美、俄数国文字，由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的《樱桃园》，在上海“孤岛”时期即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那时，王元化与满涛都痴迷于鲁迅的著作，鲁迅成为他们相知相契的精神纽带。

王元化祖籍湖北荆州，其父王芳荃教授曾先后在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北平

铁道学院（现北方交大）执教，闻一多、余上沅、梁实秋等我国一批现代著名学人，都曾是他的学生。由此，他在清华园南院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并在清华附属的成志小学接受启蒙教育。自幼生长在这样一个文化气氛很浓的新式家庭中，王元化同时接受了东西方文化的双重熏染和陶冶。西方文明的理性思辨和东方文明的德行操守，都对他的人格形成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和张可、满涛的交往中，他获益匪浅，尤其是在英国文学的造诣上，满涛的丰厚学养，张可的含蓄蕴藉，都给了他极大的帮助。比如，王元化一向比较推重俄国作家契诃夫的散文性戏剧，可在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时，她总是以一种平和、委婉的情态，向他介绍莎士比亚戏剧的艺术魅力。在她的影响下，他发现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于是便设法去商务印书馆找来梁实秋新译的莎剧名作精研细读，由此为其后和张可联袂研究西方莎剧评论等重要课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很浓的思想与情感交流中，王元化和张可之间萌生的爱情，就藉此得到了培育、发展，并逐渐成熟起来。这中间，没有风花雪月的卿卿我我，也没有花前月下的浅酌低吟，从他们相识的第一天开始，摆在二人面前的最大的人生课题，就是民族的危亡，国家的命运。此后，整整十年过去了，直到1948年3月，当他们二人都是二十八九岁大龄青年了的时候，才在双方亲人的祝福声中举行了婚礼。从此，他俩的人生命运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十年苦恋，成就这一双有情人终成眷属。正是由于夫妻双方建筑在透彻理解基础上的深沉眷恋，促成了他们俩历经磨难，不改初衷而相互扶持共度人生之旅的爱情佳话；同时也造就了这个家庭。

苦乐年华的以沫相濡

新中国成立后，在百废待兴紧张而繁忙的日子里，王元化在中共华东局文化部的直接领导下，负责筹建新文艺出版社。为了全力支持王元化的工作，同样是在青年时代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张可，在党员重新登记的时候主动放弃了组织关系，一心一意肩负起了照料家庭，相夫教子的重任。

1955年，胡风案发，上面接连几批材料发下来，各地各单位都在深挖细查“胡风分子”。王元化与胡风虽然相识十年，可一向并无深交，不过是解放后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胡风的两本小册子，由此和他在工作中有所接触。当时，张春

桥取代了夏衍，出任华东局文委书记重要职务。在反胡风运动中，由于王元化认为胡的问题只是反映在意识形态方面，还不足以构成反革命集团案，于是当即被张春桥勒令进行隔离审查。

审查一年后，远离亲人的王元化在极度孤独中，唯有靠阅读马克思、黑格尔和莎士比亚的著作，来经受焦燥和煎熬的无情考验。后来，晚年的王元化回忆说，当时他为了实现与人类伟大精神的相互对话，“我以极其刻板的方式，规定每天的读书进程。从早刭晚，除了进餐、在准许的时间内到户外散步以及暂短的休息占去极为有限的时间外，我没有浪费分秒的光阴。”

1957年2月下旬，王元化被解除审查，由于长期孤独生活，他一度患了心因性精神病症，经组织上批准，到华东医院治病。张可悉心照料着王元化的饮食起居，她从不透露在他隔离审查期间自己所蒙受的种种勒逼和羞辱，包括曾有人为了逼她承认丈夫是反革命，而被人以书打脸的事。后来，晚年的王元化曾这样深情地说：“张可心里似乎从来不懂得恨。虽然她在关键时刻显示了女性少有的坚强。我没有一次看见她用疾言厉色的态度对人，也没有一次听见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她总是那样温良、谦和、宽厚。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个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的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我那时因遭到屈辱是敏感的，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埋怨眼神，一种稍稍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始终没有使我会受到刺激的情绪的流露。这不是许多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审查结论长期拖延不下，王元化没有分配工作，只拿生活费，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张可的工资。在这夫妻间相互扶持，相濡以沫的日子里，他只好藉给出版社翻译书稿为谋生手段，每天伏案笔耕近十个小时，以挣一点稿费来贴补家用。

此间，张可正在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从事莎士比亚研究。她知道，这时对王元化的最大关怀，莫过于让其重新找到人生的精神寄托，于是，她便常常和他谈起莎士比亚。在交谈中，他们共同认识到，莎士比亚的戏剧不仅包括着浩瀚的人生，而且还蕴涵了渊博的知识和发掘不尽的深邃思想，而要研究莎士比亚，最好先从西方莎剧评论的翻译入手。当时，国内尚无人注意到这项研究课题，夫妻俩打算趁此机会，来做一做此事的前期准备工作。

由于资料匮乏，家庭经济拮据，夫妇俩只好多方联系，四出搜求，想方设法地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去借海外著名莎剧评论的英译本，如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等。书刚一借到手，张可就立即动手翻译；译稿出来后，王元化则在文字上进行润饰，主要是借助于我国古代传统文论的惯用语汇，去修订那些过于累赘而又含混不清的语句，然后再工工整整地誊抄在笔记本上。像这样一天天、一月月地忙下来，王元化先后一共抄满了两厚册笔记本，并一页页注上页码序号，总计达450多页。

早在50年代初，王元化就将其写的有关评论哈姆雷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等的研究文章，作为《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编在一起，累计起来，己达近十万字。张可亲自用娟秀的毛笔小楷，把这部书稿誊抄在朵云轩稿笺上，然后再用磁青纸作封面，将其线装成一册。

“文革”的十年浩劫，给王元化、张可的莎剧研究带来了莫大的灾难。那部由张可誊抄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书稿，由此罹难，而由王元化抄录的莎剧评论，竟奇迹般地地保存了下来，且绝大多数都完好无损。1998年，上海教育出版社以《莎剧解读》为书名，将王元化、张可的莎剧研究成果正式出版发行；而那两本来历不凡的笔记，也由上海图书馆名人手稿室收藏。萧乾老人曾经评价王元化的莎剧研究成果时说：“他对莎剧有些评语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称许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作为王元化、张可夫妇俩相濡以沫，共同工作的生动见证，《莎剧解读》是这两位正直而执著的知识分子在艰难岁月中奉献给社会的心血结晶。他们这种不以个人荣辱为计，真心诚意为民族文化昌盛繁荣而奋斗不已、自强不息的忘我精神，将与世长存。

震烁古今的千古盟誓

“文革”结束后，全国高校恢复正常招生，作为我国戏剧教育界著名的莎剧研究专家，张可的教学负担不仅日渐加重，同时自1978年开始，她还主持着上海戏剧学院校刊《戏剧艺术》杂志的编辑工作。多年来精神上所承受的沉重负荷、高强度的日常工作，使得她那羸弱的身躯再也支撑不下来了。1979年6月的一天，正在系里开会的张可实然中风，被同学抬到附近医院进行抢救。

在医院里，她一连七日昏迷不醒，王元化衣不解带，整整守护了她一个多月。后来，她的病情基本稳定下来了，人也渐渐恢复了神智，可由于大脑受损，竟完全丧失了阅读能力。王元化看着病中的妻子，心力交瘁，一时不自禁地像个小孩子那样嚎啕大哭。

1979年11月9日，正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王元化，终于得到了为他彻底平反的消息，而多年间对他尽心扶持、前不久还帮他誊抄过《龚自珍思想笔谈》、《韩非论稿》以及译稿《文学风格论》等长篇论文的张可，却因病魔的荼毒，从此便不能用脑、读写俱废了。这一惨痛的现实，不能不令他黯然神伤！

身为“贱民”的漫长岁月过去了，王元化先后担任过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国务院第一届（1984年）、第二届（1985—1994年）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职务，还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为我国恢复建立新时期学位制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自他于65岁那年从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后，便致力于对近现代思想家类型的人物，如杜亚泉、汤用彤、熊十力以及顾准等人作进一步的研究，从而迎来了他在学术研究上红红火火的春天。

事实上，先生早年间的学术活动，比较偏重于文艺理论方面的探索。当1955年为胡风事件倾遭灭顶之灾后，他居然尚能以待罪之身，完成了《文心雕龙创作论》等著述，以指斥当时的文艺界照搬苏联体系、充满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的陈辞滥调。“文革”后期，先生乃以《龚自珍思想笔谈》、《韩非论稿》为起点，跨出文艺理论领域，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中西方文化研究，尤其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上来。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垂暮之年满怀激情投地身于中国文化重建的执著追求之中的王元化，通过十数年的深刻反思与对现实的省察，在一个非常理性而冷静的深层次上，从现实、历史、理论三个维度，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关于五四运动、公意、意图伦理、激进主义等重大课题，纳入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而在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过程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鉴于他在上述各方面所获取的学术和思想成果，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和中肯评价，1998年4月27日，中央上海市委、市政府在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场举行颁奖典礼，以“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的称号，授予王元化该市文学艺术界最高荣誉奖——杰出贡

献奖。和他同时获此殊荣的，有２０世纪文化巨人巴金、德高望重的音乐家贺绿汀和著名导演谢晋。

王元化先生以他不屈的人格，经历过了整整一代学人痛苦的心路历程，而这背后由他所遭逢到的种种磨难和艰辛的，又岂是常人所能道尽？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的王元化也正处于自己年事已高、精力日衰，与妻子沉疴难愈、家累甚重的艰难关头！

毕竟是年龄不绕人，张可自从过了古稀之年后，由于长年与病榻相伴，活动量小，她的身体每况愈下。起初，当她从昏迷中被抢救过来时，医院曾估计大约在一个月后，即可逐渐转入恢复状态。可就是在无尽的期待中，一个月、一年过去了，十年、二十年„„也都这样过去了，直到现在，她都始终未能在病症上稍有缓解。

王元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于妻子的期待。他以执著的韧性精神，顽强地托举着张可的生命之光。那些年，有人说让病人搓一搓麻将，有可能促进其脑组织功能的逐渐恢复。为了帮助她早日康复，这位一辈子都没摸过麻将的老人，还专门弄来麻将每天陪她玩一段时间。每当张可身染微恙，他都会谢绝一切活动，亲自陪她上医院，看医生，任劳任怨从无懈怠。

本来，随着海内外学术界对王元化学术和思想成果的愈来愈关注，组织上考虑到家里有个病人，于他读书、写作，或是接待外宾等活动，都会带来一定的干扰和影响，于是在市委招待所专门安排一间客房，给他做工作间兼居室。可他每天早晨必定会从工作室步行回家，花半天时间陪伴张可；而唯有这来来去去的走路时间，才既是他锻炼健身的机会，又是他思考学术问题和理清思绪的时候。

自从那年猝然中风被抢救过来后，张可尽管丧失了思考能力，但在丈夫和亲人的精心呵护下，得以安享晚年的她，依然始终保持着难得的仪态和尊严。女作家陈丹燕曾在其散文集《上海的风花雪月》中，专门写下一章《张可女士》以述其事：“如今，那个美丽的智慧的女子头发雪白，不能读，也不能写，我甚至无法和她深入地交谈，只是她端坐在那里，仍然散发着清凉的洁净的气息。”

这也许是人类生命史上的一个奇迹：即使是在病魔的荼毒和戕害下，生活中的张可也体现出了东方知识女性那种特有的仪态风范：高洁而优雅。平时，只要有客人来家，她都会以女主人的身份，开心地张罗出几碟糖果、点心出来招待，

然后神态安详地陪坐在客厅的一角，静静地倾听着旁人的交谈。然而勿庸讳言，在凡俗尘世之中，她却与丈夫宛若天人阻隔，既不能为他分担艰辛、也不能和他分享欢乐了；正如她的学生、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在散文《长者》中怀念这位老师时所描叙的那样：“漫长灾难中的不懈护卫，灾难消解后的倦然退下。”仿佛她那温婉、平和、从容与玉洁冰清的灵性，早已内化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无论是护卫，还是退下，她都始终在真情守望中和丈夫默默相伴。

今年三月，是王元化和张可结婚的55周年、也是他俩相识的65周年。正是在“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前一天，张可因偶染风寒，病情加重，被送进瑞金医院住院救治，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一幕。

看到病房中的这幕动人情景，一对青年人无限感慨地说，多亏有王元化老人的精心照料，要不，按张可老师的病情，她的生命也许很难延续到今天。一位熟识这一对夫妇的长者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照我看，正是因为有张可的存在，王老也才有了人生最大的精神依托。

记得在王元化、张可老人共度八十大寿的前夕，他们的私淑弟子、一位风头正健的中国古典文学博士生导师在描述老师和师母的婚事时，曾引用《诗经·邶风》的名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来为他俩的婚姻生活作真实写照。眼下，当“牵手”一词几乎成为当代恋人爱情承诺的代用语之际，我们重新来认识和理解原诗“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情意，便可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对耄耋老人之间的感情境界之所以令人深深仰慕，正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全部人生，真正履行了那撼人心灵，震烁古今的千古盟誓。

原载《名人传记》杂志200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