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为何不再"闹"?生态补偿破解邻避效应

垃圾焚烧发电厂在许多地方都被视为“洪水猛兽”，往往一涉及就会遭到激烈反对。然而在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正在顺利有序推进，项目的发展更是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一致赞成，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前期准备工作要充分到位

政府强化组织宣传，动员乡贤参与沟通及科普，有效化解公众心中疑虑

“垃圾围城，无路可退。”对有137万人口的潮南区来说，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生活垃圾已刻不容缓。

可是，群众对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抗拒心理不容忽视，如何让项目顺利落地？

“我们的一个经验就是工作一定要做在前面，化被动为主动。”潮南区区委书记陈武南提到，2013年以来，潮南区委、区政府坚持把上马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作为头号民生工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专门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及早研判各种问题，尽快提出解决办法，而不是等到问题出现再来想办法。”

从2013年初筹备垃圾焚烧发电厂开始，领导小组提前介入、提前准备，研究制定项目建设工作方案，明确各部门工作职责。并且制定项目建设倒计时工作计划，督查部门加强工作跟踪和督促检查，强力推动项目建设进程。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与群众休戚相关，在推进建设中，潮南区注重把群众广泛参与纳入决策程序，在重点项目的选址、规划设计、征地拆迁政策制定等方面，广泛征求、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从项目的决策开始，就把群众工作、化解矛盾做在前，有效避免了“决策一出台，矛盾跟着来”。

宣传必须抓住重点，潮南区许多杰出乡贤在当地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当地政府充分发动乡贤的引导作用。

“为了做好宣传工作，我们多次拜访乡贤，向他们做好项目的解释沟通工作，并通过他们做好村民工作，这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潮南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黄丽凤介绍说。

此外，当地还同时开动电视、网络、广播等各种宣传工具，利用党员干部座谈、学校企业宣传、老人会协同做工作等形式，多渠道、多形式宣传政策，为项目建设争取安定的舆论环境。

宣传只是手段，要让群众信服，还必须有科学的依据。

为最大限度地减轻对环境和群众的影响，潮南区不断优化项目设计，烟气排放按目前的最严标准执行。项目烟气处理技术标准的提高，也有效化解了群众的思想顾虑。

眼见为实 打消疑虑先后组织3批70多名村民到垃圾焚烧发电厂参观考察

据了解，在潮南区各级各部门的努力下，2014年9月，通过BOT公开招投标，中国节能集团环保公司承担发电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总投资约6.4亿元，预计日处理垃圾1000吨。项目于2014年10月29日顺利开工建设，目前正在抓紧推进中，预计2016年12月完成主体建设，2017年有望正式点火运行。

然而，项目运行之前，关于选址问题就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2013年8月17日，潮南区政府办公大楼会议室里，来自全区11个镇（街道）232个村的村委书记齐聚一堂。

当区政府宣布全区11个镇（街道）各筛选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地点的时候，村书记们纷纷坐不住了，大家几乎都发出同样的声音：“千万别选在我们村。”

“每个镇都必须选择一个地点，至于最终定在哪里，由科学来论证。”陈武南说，群众有意见可以理解，但是有问题就要想办法解决，不能一反对就放弃。

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定态度下，潮南区城管局迅速组织专家进行科学论证，对各选址方案进行全面比选，最终确定选址。

“选址始终坚持把对村民的影响、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的原则。”潮南区城管局局长周友雄表示，几经比对协商之后，选址最终确定在两英镇风华村古楼山大坷尾洋地块。

选址点地处大南山腹地，远离乡村和居民点，这也为项目的顺利启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什么选在风华村？到底有没有污染？咱们村能受益吗？”风华村村委会主任邱定辉说，虽然区里选定了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地址，但是村民充满疑虑，抵触情绪还是非常大。

“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为了打消群众的疑虑，潮南区先后组织3批70多名村民，到项目承建、运营方在四川成都建成的祥福垃圾焚烧发电厂参观、考察。

“对这个已经投入运营的项目，我们去看了之后感到很惊讶，厂区看不到垃圾，闻不到刺鼻味道，企业老总办公室就在主厂房里面，这样的厂子竟然比我们村里很多人的家门口还整洁。”回忆当初参观时的情形，邱定辉说：“村民看完之后，心都安了，也不再反对。”

参观后的村民回到村里，成了义务宣传员，向村里和在外的乡亲做解释、答疑惑，口口相传，进一步清除了群众心中的疑虑，为项目的推进奠定了基础。

生态补偿机制实现利益共享征地予以补偿，项目运营期间帮助村民缴纳医保、养老保险

“项目发展涉及征地、拆迁等一系列实际问题，如何让村民由拒绝到欢迎、支持，需要新思路、新办法。”在陈武南看来，除了消除村民的疑虑，还必须让村民感受到项目发展带来的效益，这才是治本之策。

按照“谁受益、谁付费，谁受损、谁受偿”的原则，潮南区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首先是做好征地补偿项目征地补偿费用参照揭惠高速公路潮南段征地补偿标准，由区财政在项目动工前一次性向村民支付征地补偿费约1197万元。

项目运营期间，每年帮助全村5413人缴纳医保、城乡居民一体化养老保险，在项目建成投产后逐年支付，每年约400多万元。

其次是坚持利益共享。按人口每年给予固定的补偿，让当地群众真正感受到项目落地带来的红利和实惠。“每年每个户口可以得到500元。这些地本来都是山地，基本没有收入，项目实施后反而为村民带来了增收，村民都很高兴。”邱定辉提到，区里同时投入1490万元帮助村里实施修建道路、修筑桥梁、建设校舍等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项目，增加村工业用地和宅基地用地指标共60亩。

根据这个方案，风华村实际上每年综合获利约500万元，项目运行30年时间可以获利约1.5亿元。

这项以人为本、重在解决民生问题的政策，最终获得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去年8月，风华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与会的61名村民代表对项目落地和生态补偿方案一致表决同意。

“生态补偿机制的本质是对利益重新协调分配。”陈武南认为，通过利益共享，企业出让一定的预期经营收益，政府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从而弥补村民对于土地被征收、生活环境可能被改变的心理预期以及项目实施后对道路交通等方面的实质性影响，达成了一种新的利益平衡。

破解邻避效应何事为先？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信息公开是核心！

环境决策机制滞后

“邻避效应折射出我国环境决策机制的严重滞后，没有跟上社会的变革。”马军说，目前，公众权利、环境意识大大提升，在新媒体、互联网时代，公众表达的渠道拓宽了。我国借鉴西方的环评制度已有30多年历史，最大的问题是过去只是拿过来人家环评制度的一个部分，就是技术论证，却一直没能把另一重要部分——利益方参与也借鉴过来。　　“邻避效应”最早出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欧美国家，垃圾处理厂等市政工业设施在建设中，时常遭到附近居民的强烈反对，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法制、政府管理和公民参与水平的提高。　　不过，近年来发生在我国的“邻避效应”却往往陷入“项目上马——民众抗议——政府叫停”的尴尬怪圈，政府和民众之间缺乏博弈，造成政府和民众双输的局面。　　“这主要是因为过去一些环评并不严谨，项目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与当初承诺的先进技术、排放标准、管理水平等都有差距，这么多变量，所以很有可能达不到排放标准。”马军说，在应对“邻避效应”相对成熟的国家，往往非常重视环评程序，一个项目上马之前要详细征求当地民众的意见，并经过多方的博弈，在充分论证无害的基础上才建设，建成之后市民也可以随时监督。

信息公开是核心

马军认为，破解“邻避效应”的关键就是公开信息，并尽可能早地让利益相关市民参与到相关的建设包括前期的规划和后期的监督中，做到信息透明公开。　　现在有些企业没有能力，甚至有能力也不愿意面对公众，而是要政府出面，躲在政府的后面。企业应主动公开环境信息，让公众充分了解项目的企业环境状况、排污情况、环境影响等。　　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在信息公开方面有明确规定，设区城市都应公开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包括垃圾焚烧企业，要进行相应的信息公开。在今年1月1日实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提出，在相关名录上的企业，废气排放在线监测信息应实时公布，每小时公布一次。遗憾的是，进入名录的企业大多没有进行信息公开。　　马军说，信息公开不仅仅是口头承诺，更应按照要求及时、准确地公开数据，以便于公众监督，同时也可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

环保回馈缓解矛盾

马军说，尽管一些项目具有公共利益，但项目所在地的公众仍会受到项目的影响。比如建设垃圾焚烧场，总会有来来往往的运输车辆；建设发电厂，也会有烟囱，有排放。　　因此，除了信息公开透明外，通过给当地民众一些“环保回馈”，也可以缓解“邻避效应”的矛盾。　　“在最大限度保证安全运营、降低污染的同时，由政府或运营单位多管齐下，给予周围民众适当的经济补偿，额外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务。比如在项目所在地建设一些公园，向周围社区提供免费的文化、娱乐、医疗设施等。”马军说，通过积极丰厚的环保回馈，令这些必需品同周围民众融为一体，建设利益共同体，就能减少阻力，造福社会。汕头市潮南区的做法就很值得借鉴。

作者：郑秀亮 黄慧诚 王奎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