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吊大渡河古战场_石达开覆灭与红军成功之比较研究

2001年第2期(总第145期)

ACADEMIC　FORUM

学术论坛

NO.2,2001

(CumulativelyNO.145)

凭吊大渡河古战场

——石达开覆灭与红军成功之比较研究

姚凤北

(美国安然石油天然气中国有限公司,北京100027)

　　[摘　要]本文通过对大渡河安顺场的实地考察,从指导思想、时局、战略、战术、与兄弟军友军的配合及策应、领导们的素质、结合群众等方面,对石达开覆灭与红军长征成功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和分析。

[关键词]太平天国;石达开远征;红军长征;中共革命

[中图分类号]K254.9;K2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1)02-0092-06　　1999年与2000年初夏,笔者两度前往川西大渡河,经汉源、石棉、安顺场、磨西沿江而上,徜徉数日抵达泸定。领略大渡河滚滚汹涌,两岸高山峻岭,景色雄伟,美不胜收。其间与当地居民多所谈及130多年前太平天国石达开部,与60多年前中央红军奋战于此的往事,前者不幸路绝粮尽,全军覆没,石达开慷慨就义。英雄末路,千古悲剧,令来者为之惋惜!后者却经此绝路脱险,冲过山川险阻北上会师,其后重整根据地,终成革命大业。而今失败的英雄与成功的英雄均已久远,但青山犹在,大渡河滚滚依旧,触引了多少后人无限的悲叹与惊赞!有感于此,笔者将此两次访游的观察及浅见整理,作出对石达开覆灭与红军成功各方面因素的比较,以供读者指正,并期大家评鉴。

略,具有深厚的共产主义理论基础,并掌握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形成为一个以崇高理想、高层次精神武装的革命团体,并能积极进取、上下一心、不畏艰难、屡经重创而努力不懈。其精神极致则表现在红军的长征。

反观太平天国石达开处于19世纪中叶,当时中国正值因内部封建官僚压迫及外来列强侵略,导致农村经济破产,农民起义汹涌的初始时际。太平天国结合农民起义、汉民族复兴与宗教力量,建立了一个纪律严明、勇猛进取的革命团体与军事组织,较以往一般的农民起义队伍要高出一个层次,这也是它能席卷南方十数省,震惊华北、京津,争战十数年的缘故。但受时代及人为主观所限,其政治主张、主导思想尚属于感性阶段。与中共相较,太平天国整体的政治主张较稚嫩,内部团结与发展经不起考验。1856年太平天国发生内讧,自相残杀,次年5月石达开负气而走[1],孤军独去,其政治纲领沦落为“偏安为王”,对内缺乏向心力,对外难以号召,结果流窜六载,终归覆亡。正是“国之将亡也,先丧其志也!”

(一)指导思想——主观因素

《孙子・计篇第一》开宗明义提示“道”为战争

准备的第一要领。“道”即指导思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主义或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在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农村土地问题严重、阶级矛盾激化,加之列强侵略等时代因素影响下的一系列起义后,进入理性革命阶段的产物。红军当时是以马克思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以农民起义为主,结合工人及其他爱国阵线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

[收稿日期]2001-01-28[作者简介]见封二(二)时局——客观因素

1.农民与土地问题严重,农村经济困危。中国自清代乾嘉时期起,因人口膨胀,官僚体系积弊腐

败,土地分配不均,引发了中国历史循环性的农民起义,加之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列强侵凌,中国经济破产,加剧了农村问题。太平天国革命及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推进了历史,但农民问题未能得到适当的改进,接着军阀割据、日本侵略,百姓涂炭,深化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中共的革命给予广大的农民希望与憧憬,是以中共早期的武装暴动在井冈山,在赣、闽、鄂、豫、皖、湘西、川北、陕北、陕甘宁等各根据地均得到农民的大力支持[2]。这些早期的根据地虽在蒋介石大力的进剿下大部受到摧毁,但红军与农民一致战斗的共存关系已经奠定。中国共产党已掌握了中国当时历史问题的主要矛盾与关键。石达开时代,农民及土地问题也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这是红军与石达开时代背景上的一个相同点。

2.日本侵略,民族危亡。自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凌,到了20世纪30年代激化成日本图谋灭亡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纵容了日本侵略的野心。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攻占沈阳,蒋介石下令张学良及东北军“不得抵抗”,三个月后,东北全部沦陷。此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占领华北。日本的侵略令全国人民体验到了中华民族已到危亡的时际,纷纷要求抗日,但蒋介石及国民党核心分子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全力进行五次“围剿”,追剿红军。面对日寇的侵略和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1935年8月1日,中共在长征途中发表了“八一宣言”,开始提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12月9日,北平、天津学生发动声势浩大的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全民族对日抗战是中华民族面临的首要任务,中共呼吁民众及全国各阶层统一抗战,赢得了广大人心[3]。反观石达开的时代,英、法等列强虽先后发动了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之役,逼迫中国割地赔款,对中国社会及农村经济造成很大损害,但当时的战争尚未能演变成为一个全民抗战的民族解放战争。

3.军阀割据,各自为政。国民党的北伐名义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但蒋介石统治实际可达的地区仅为长江中下游数省,其他各地仍是军阀交争地盘,各自为政,对蒋介石中央政府阳奉阴违。蒋介石追剿红军是“一石二鸟”的策略:一方面打击共产党,另一方面削弱和收拾军阀们。但各地军阀有见于此,也都自有对策。中央红军由江西开始长征时,广东陈济棠首先与红军取得妥协,放开道路让红军

通过。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云南龙云都采取“迎来送往”政策。只有贵州王家烈吃了亏,先与红军激战折兵,后被蒋介石撤换由其嫡系取代[4]。四川诸军阀鉴于王家烈的下场,对红军长征过川的对策主要是保存实力,避免与红军火拼损耗,故对大渡河畔道路、桥梁不予彻底破坏,让红军迅速过路,以保住地盘[5]。蒋介石与军阀之间的矛盾造就了红军奋斗生存的有利条件。

反观石达开进入四川时,清政府的统治基本上是统一局面,对四川的政令可达基层,对土司王应元、王松林、岭承恩等均有直接的节制力量[6]。石达开入川举事的前一年,骆秉章调任四川巡抚,他吸取了在湖南用左宗棠等贤才抵御太平军的经验,对石达开欲入川西的动向防备有方,是以石达开前有大渡河对岸唐友耕,后面马鞍山上山道又被彝族土司岭承恩横木拦阻,松林河北岸番族土司王应元则拆了索桥坚守,而南边南桠河又有王松林及杨应刚死拦。清军是在一个统一指挥、统一协调之下造成了石达开的覆亡末路[7]。

(三)战略

中央红军长征的战备方针乃在转移根据地及与兄弟军会师。先是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于1934年10月离开江西苏区突围西行,转而渡湘江,西走贵州。遵义会议后决定北上与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以发展新的根据地。中央红军入川后,四川军阀与蒋介石均十分震惊,调集了重兵十多万,出动了飞机大炮,深怕红军进入成都及川西平原。中央红军避开重兵沿大渡河而上,经天全、荥经翻夹金山雪山而与四方面军会师(见封三图2),达成了战略目的,并保存了武装及干部实力[8]。以后抗日到来,历史证明了长征战略的正确性。

石达开由天京出走后,转战江南所有11省,却一直未能攻下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也未能巩固有效的根据地。因受“割据为王”指导思想所限,早有入川的打算,清政府也早有察觉。咸丰帝曾欲调曾国藩往四川,以据上游,但老谋深算的曾国藩认为石达开已成没有根据地,没有后方,到处流窜的孤军:“既钝于浙,钝于闽,入湘后又钝于永、祁,钝于宝庆,裹胁之人,愿从者渐少,无老巢以为粮台,粮米须掳,子药须搬,行且自疲于山谷之间”。曾国藩洞悉石达开抛弃江、皖、赣太平天国根据地,战略上犯了大忌,而西走流窜势衰,已没能力争取控制川

西盆地并攻下成都这样大的城市。1862年2月,石达开由湖北沿长江南岸进入四川,先后攻击涪州、綦江、横江,欲强渡长江,占据成都及川西平原,但遭骆秉章派重兵抵御,未能成功,损失惨重,在川黔滇边境转战迂回。1863年2月,石率三万余重兵渡金沙江入川北上,经冕宁,抄小道抵大渡河畔紫打地(今安顺场),欲渡河北上(见封三图1),奇袭成都与川西平原,据川以为王。笔者认为,当时石达开即使渡过大渡河也没有力量攻占成都及川西平原。石达开在战略上脱离了兄弟军,且低估了敌人的实力与保卫川西的决心。石达开自从天京负气出走,未能在江、皖、赣根据地立足,西窜多年中也未能建立和巩固新的根据地,却主观地想占川为王,这是战略上的根本错误,其最终导致了覆亡的悲剧。

马鞍山,当晚攻破安顺场守军一连,缴获一只渡船,

次日晨即由17壮士组成敢死队,在轻重机枪及迫击炮掩护下强渡大渡河。强渡成功后又获得另两艘船,遂沿绳索行船往来两岸。当地居民告诉笔者,过河部队约一两千人。毛泽东及中央领导于26日抵达安顺场,当夜他们凭吊了石达开覆亡的旧地,检讨当时渡河状态,断然决定分兵两路。27日清晨,红军主力由大渡河江右过松林河向北挺进;另一支即已过大渡河的刘伯承、聂荣臻部队则沿江左北上,双方抢夺泸定桥,在泸定会合。即使泸定桥不能得手,红军主力可由江右向北与四方面军会师,或向康定发展,而江左军则于大渡河之东自行发展,北上会师。红军认识到安顺场“圯地”之地形不可停留,必须迅速通过,或渡江、或北上、或南下,故得以迅速通过并求得活路。中共红军当时在安顺场分兵两路北上的决策是明智的,这也是红军未步石达开覆亡后尘,得以成功北上的关键之一。

2.游击战、运动战。红军自上井冈山起,长年在崇山峻岭之间进行游击战、运动战,磨练出了高度的灵活与机动。中央红军北上入川攻抵安顺场后,立即向大渡河及松林河对岸攻击。在过大渡河战斗中,17名战士从上游七八百米处下船向对岸突出点进发,同时在突出点正对岸使用机枪及迫击炮摧毁敌方堡垒,压倒敌方火力,使红军得以渡河成功。强渡大渡河成功后,过江部队沿江左而上,而主力部队为争取时间,则沿江右过松林河吊桥向北进军泸定桥,48小时行军约200华里,神速出乎敌方意料,因而得以成功飞渡抢占泸定桥[10]。

红军这种高度灵活机动性是石达开部所难以做到的。石达开虽多年转战,但飘忽无定,其行军高山险阻的经验不及红军,加上拖家带眷,行李重、多,抵紫打地后既未能争先控制松竹河吊桥,也未能守住马鞍山可后退的道路,更未能过南桠河,经石棉向大树堡(今属汉源)迂回,缺乏灵活机动,以致坐以待毙!

3.攻敌所虚。“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孙子・虚实篇第六》说明,攻击敌人松懈空虚之处,可进军而使敌人难以抵御。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造成局部优势是红军战术的一个特征,这也是拿破仑常用以致胜的一种战术。红军渡过湘江后,先向贵州军力比较薄弱的军阀攻击,取得了长征中的首次胜利,稳定了军心。过金沙江北上入川后,蒋介石判定中央红军将渡大渡河北上,所以亲自飞到昆明部署,令刘文辉、杨森坚守大渡河左岸(东及北),中央军薛岳部由金沙江追击北上,总兵力十多万,企

(四)战术

1.地形。《孙子》兵法道:“圯地无舍”、“圯地则行”。“圯地”乃是指山林险阻,沮泽难行之地,这种地方不可宿营,必须迅速离开。百多年来,史学家都认为石达开在大渡河紫打地的失败主要归咎于他在那里停留过久,耽误了时机。的确,安顺场处于大渡河与其支流松林河交会口,大渡河向下游数公里处又有两条支流——小水河及南桠河。紫打地及其附近除河道两旁峡谷外均为高山峻岭,迂回的空间非常有限,这正是孙子所谓的“圯地”。薛福成在其《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中提到,石达开于1863年5月14日抵达紫打地的大渡河畔,原对岸无清兵,石军先已过渡约半(一两万人),寻又退回。后来史家罗尔纲[1]及王庆成[9]在其论文中均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笔者在安顺场曾访问过当地居民,问到此事,当地居民很直率地否认了石达开曾半数渡河又折回一说。据骆秉章的奏稿及史书上记载,石达开到安顺场因王妃生子庆贺三天,又逢河水暴涨耽误过河。这较为可信。笔者在5月下旬(石达开与红军均在此时抵达当地)观察安顺场大渡河,正常水面宽约100米,水温在摄氏10°C左右,水色浑灰,水流颇急,每秒约4米,无法架浮桥。当年红军抢渡河面宽百米,却向下游冲了七、八百米,一次来回超过一小时,渡河非常困难。石达开时,史书记载河上突然水涨(可能由山洪大雨而起),这更增加了渡河的艰难。在此四面环山之地久留,待敌人四面聚拢,三万余人困到6月13日粮尽,拖了一个月,焉有不败之理。

中共红军先头部队于1935年5月24日夜抵

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雅砻江以东地区(见封三图2),使红军成为“石达开

[5]。第二”当时杨森率部约24000人防守大树堡沿

红军抵达桥西端,开始向东岸刘军射击,以致拆桥

未能完成[5]。泸定桥长101米,据当地居民告诉笔者,当时仅桥西端约30米的桥板被拆除。为何有两天时间刘军不先彻底毁掉泸定桥?以上诸点可见,当时刘文辉军队部署较弱,其战斗意志低落,无心恋战。毛泽东选择沿大渡河两岸北上,攻敌所虚,收到了奇袭的效果。

反观石达开当年过金沙江北进大渡河的策略,其原本也是攻敌不备的奇袭战术,但是在战术上却未能作周详计划,迎战后亦未能临机应变,攻敌所虚,突围脱险,以致英雄绝路,困死其地。

4.补给。石达开及中央红军在进军大渡河时,均处于长途行军的流窜状态,没有根据地,征粮、补给非常困难。拿破仑在论及战争致胜的三个要素时曾说: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孙子・作战篇第二》指出长征行军作战成败的三个要素:(1)注意负担;(2)就地取粮;(3)争取时间。这里拟就“三大要素”,比较一下石达开与红军:首先,负担方面。石达开进军大渡河时有三万多人,其中有许多家眷,十分累赘,补给负担很大,而中央红军进抵大渡河时约为一万多人,家眷非常少,而且已丢掉了坛坛罐罐,在补给上的负担较石达开少两、三倍;其次,就地取粮方面。大渡河畔仅有荒山加上几个非常小的村落,补充征粮非常有限,但红军善于与少数民族搞好关系,这较之石达开四面为敌的情况在征粮、屯粮方面是有利的;其三,争取时间方面。本文前面曾论及石达开在抵达紫打地(安顺场)时,没能把握时间通过“圮地”,三万大军困于大渡河畔整整一个月,期间征粮困难,而原置于马鞍山的屯粮大营又被土司岭承恩烧毁,陷入粮尽援绝的惨局,结果食战马、桑叶充饥,痢疾流行,死亡忱籍[6]。中央红军鉴于石达开的教训,抵达安顺场后,抓住时机,全力、迅速由大渡河两岸北上进军,逃过“圮地”前无粮草后无救援的危机。

5.先进的工具与经验。红军长征晚于石达开败亡70多年。在这70年间,科技有了长足的进步,举其荦荦大者,当时已出现无线电、机枪、迫击炮、近代地图等。红军这些可用的先进的工具是石达开当时所没有的。作战方面,红军也因时代的演进而吸取了更多的宝贵历史经验。红军在长征中大部分时间(即使在最艰难行军中)均与友军或白区保持无线电联系,无线电尤如耳目,能增加对敌情、局势、天气、地形的掌握,提供红军战略、战术应变的指南,这是石达开所做不到的。

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及过泸定桥的两次

河下游,而刘文辉负责大树堡、石棉、安顺场对岸,直到泸定一线沿江防御。这一带地瘠民贫,物产不丰,补给困难,加之刘军与少数民族矛盾重重[11]。红军鉴于刘文辉为当时川军薄弱所在,故对准刘驻的安顺场、大渡河两侧进攻,收到了“攻敌所虚”的效果。

刘文辉也意识到中央红军北上过川康地区,其军必首当其冲,如抵抗,实力不够,会被红军消灭;如不抵抗,会被蒋介石借机消灭。刘曾说:“共产党找上我这穷光蛋来了,拼也完,不拼也完!”是以其对策乃力求保存实力,保住地盘。当时刘军在安顺场对岸到大冲之间驻防一个团,而以一个营守安顺场对岸监视江右,下游大冲至富林一带留一个团防守,上游派一个旅守泸定一线,大渡河上游江右则派一个旅在瓦斯沟防守去康定之路,安顺场及在磨西附近也驻少量部队[5]。红军在占据安顺场,抢渡大渡河,及沿两岸北上途中,虽曾数度遭遇刘军,但抵抗均不很剧烈,这一方面是由于红军斗志高昂、作战勇猛,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刘军军力薄弱,士气低落而无心恋战。

笔者曾到安顺场、泸定、磨西及大渡河两岸观察,有几点颇令人费解:(1)安顺场渡口对岸的地形十分有利防守,红军只有三只船运送部队过河,十分缓慢,一天过不了几百人,且后援困难。而对面江左刘军有一营人,团部也不远,并可从上下游增援更多兵力:下游刘军的一团,加上杨森部队在大树堡,赶来营救所需的时间不多;上游驻有一个旅,总兵力也不少。对川军来说,此乃长蛇阵,首尾相救,属最有利形势,而川军为何没用?(2)红军主力由安顺场过松林河索桥,沿大渡河江右向北进军时,刘军在安顺场及江右磨西附近均有部队驻防,但为何不拆毁松林河的索桥,并在松林河北岸布防坚守,以断红军江右北上之路?(3)由安顺场对岸沿大渡河江左岸向上游去泸定约200华里,沿途悬崖绝壁,易守难攻,刘军为何不破坏绝壁山道?江左红军为何能在过河后二三天就攻到泸定与江右大军会师?(4)红军主力由江右北上,仅两日就进攻到泸定铁索桥畔,其间只在磨西附近有轻微接战,其他路上基本上没有遇到抵抗,刘军为何不在通道口、险路及桥梁布防?(5)红军5月25日夜攻占安顺场后,27日即分兵沿大渡河两岸向泸定桥进军,但刘军于5月28日夜10时才开始拆除桥板,次日清晨

战斗中,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均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时安顺场大渡河宽约100米,对岸河道有一个突出点,刘军在其高点筑了简易堡垒,红军船只由上游下水渡河,向突出点登陆。当时红军在突出点正对面设了机枪及迫击炮阵地,红军先用迫击炮击毁敌堡垒,然后用机枪火网压制对岸敌军,掩护17勇士渡河成功登抵彼岸。在抢夺泸定桥战斗中,当时由22名勇士组成前锋先爬铁索向桥东端进攻,而红军主力则用轻重机枪、迫击炮居高临下向对岸敌人作火网压制。对面刘部仅有一营,抵挡不住红军凌厉的火力,最后点火烧桥,大部分敌人则急忙撤离[10]。70多年前石达开没有这些武器,无论是渡河或过桥都十分困难。另外,红军配合地形与天气,使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无法在大渡河发挥作用,从而收到以己所长,攻敌之短的致胜效果。

地图是红军长征中的一大宝物,现代的地图对红军行军有极大的指南作用,这在石达开时代是不可能获得的。石达开部进入山林险阻,借凭略图、向导及刺探,对行军路线情况的掌握非常困难。紫打地(安顺场)附近的大渡河处于青藏高原的高山深谷地区,易守难攻。在紫打地无论是渡河,或沿大渡河两岸北上泸定,或东经汉原北上荥经、雅安均非易事。在石达开时代的技术与工具状态下,要突破敌方的防守,冲过紫打地进入川西平原是很难成功的。据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楚霸王兵败突围时,曾在阴陵迷路向农夫问路,并因错误而走入大泽中,后汉军追及,项羽遂自刎乌江。缺乏好的地图,是石达开和项羽的共同遗憾。

本文前面曾叙及中央红军在其建军早期就培养了游击战、运动战等战术。在长征中,在四渡赤水、过金沙江战役中,中央红军更磨炼了在山川险阻行军及攻击的能力。另外,石达开在大渡河安顺场(紫打地)覆灭的前车之鉴,也给中央红军极好的经验与高度的警惕,使红军在石达开失败教训中找到了自己成功的道路!

过湘江后与湘西第二、六军团会师的目的已难以达成,遂于12月进入贵州,而四方面军则在川北开始配合策应中央红军行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向西北川黔边境的赤水行动,四方面军遂由川北苍溪渡过嘉陵江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四方面军的军事行动牵制了田颂尧、邓锡侯、孙震等众多的川军,蒋介石为此下令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入川协战。4月,四方面军抵达茂县、理县、懋功(今小金),威胁成都及川西平原,为中央红军北上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央红军于1935年春四渡赤水后,5月初即在皎平渡经九天九夜渡过金沙江北进冕宁,然后穿越山道抵安顺场,又急速沿大渡河两岸北上,飞渡泸定桥后经荥经、天全,翻夹金山雪山于6月初与第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当时如果没有四方面军的配合及策应,中央红军入川北上进军是难以成功且不切实际的。

反观石达开1857年由天京出走后,不久即失去了在苏皖赣浙与其他太平天国军成犄角之势,及相互配合策应之利。在其流窜六年中,足迹遍及长江以南所有11省。虽各地均有大小不同的起义友军,但石达开却未能与之充分有效地配合和利用。先是李永和、蓝朝鼎在云南起义,于1859年10月转战进入四川,拥众30余万,声势颇盛。可惜石达开虽久有入川之志,却迟疑不决,当时眷念留驻故乡广西未北上策应。石达开于1862年2月首度入川,李、蓝部已战败势衰,石军于攻涪州时与李、蓝余部相距仅100华里,却未能会师以壮大军力。1862年5月,李、蓝军转入陕西,石军入川遂成孤军奋战。后石达开欲西走再北上,沿大渡河奇袭成都川西平原,他派赖裕新为前锋先行,于1863年4月经大树堡过大渡河北上四川平原,又派遣李福酋率三万众兵向川东进军以迷惑清军。但这两股队伍与石达开主力部队均未能有效配合,更无法达到互助策应的效果。由于分散了兵力,终致各自走向灭亡[1]。

(五)与兄弟军、友军的配合及策应

本文上已叙及中央红军当时的战略是北上与

第四方面军会师。四方面军由张国焘、徐向前领导,1932～1934年在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北、陕南发展了占地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的川陕根据地,总兵力达到86000人,它给四川军阀及蒋介石以很大的威胁[12]。

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离开江西开始长征,(六)领导们的素质

长征时,中央红军的领导中有优秀的将领、教育家、学者、留学生,人才济济。他们有崇高的革命思想、丰富的学识与通达的眼界,是以能谋而进取,公而忘私。这种素质是太平天国石达开等领导们所欠缺的。石达开本人英勇善战、勤政爱民,为不可多得的英雄将领及政治领袖,但其幕僚缺乏人才,多为农民、武夫,眼界偏狭,学识有限,故难成大器。这

一方面是时代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是际遇遭逢,人才未得其用所致。石达开就义时年仅33岁,尚为年少,其先于天京意气用事,负气而走;后流窜六年,心志消磨,曾有“归隐山林”之想,在安顺场因庆得子而耽误三日,最后杀妻就义,悲壮成仁。章太炎赞其为与项羽一般悲壮的“霸王别姬”式的英雄[9]。其欲以个人之身保全属下生命,固为英雄好汉本色,但不能洞悉革命起义与统治者斗争本质所在,未能在最后化整为零,再图兴起,而演出一幕千古壮烈的英雄末路的悲剧。这种失败的英雄自无法与毛泽东等红军领导由于长期革命斗争磨练,饱学多识、老谋深算、不屈不挠、长征途中抛家弃子[10]、奋斗不懈的素质相较。这领导素质的差别也是造成两者成功与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八)结语

张廷玉在《明史》中评赞“郭子兴、韩林儿”时曾

说:“帝王之兴也,必有其先驱者!”太平天国石达开处于中国近代大革命的启蒙阶段,受时局、客观环境所限,相应地在主观和人为上有许多不成熟的因素,是以在战略、战术、与兄弟军友军的配合及策应、领导们的素质以及结合群众诸方面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误,从而导致革命终归失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的革命已进入了近代革命成熟及理性阶段,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前赴后继,终于完成了中国近代的革命大业。

中国的历史正如大渡河的洪流一般,川流不息。太平天国石达开和中共红军均在不同的时代及主观内涵下完成历史交付的使命。大渡河畔曾发生过的事迹——石达开的覆灭及红军长征的成功极致地标志着他们各自为其崇高的革命理念奋斗的精神。这些事迹都是中国历史的光荣,可歌可泣,永垂不朽!

(后记:感谢郭毅生教授与张注洪教授在本课题研究中给予指导及提供资料。本文初稿完成后,曾于2001年1月11日在广西桂平市举行的“纪念太平天国金田起义150周年大会”上作过演讲报告。)

参考文献:[1]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年。[2]张注洪:《中国现代史史料学》,中共党史料出版社,1987年。[3]《中国革命史常识》,战士出版社,1983年。[4]古屋含二:《蒋总统秘录》(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央日报社译印,1997年。[5]《围堵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回忆)》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6]苏双碧:《石达开评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7]郭毅生主编:《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年。[8]《红军长征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9]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华书局,1985年。[10]杨成武:《忆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11]温靖邦:《西南一霸刘湘》,花城出版社,1999年。[1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3年。

[责任编辑:凌　杰]

(七)结合群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少数民族

中共革命的特点是具有马克思阶级斗争思想,以农民起义为主,结合工人及其他爱国阵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革命。红军与工人、农民有深厚的依存关系,同时中共也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支持、呼应。在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上,由于其理论基础及革命实践而产生了与少数民族的亲和性。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一路展开群众工作,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问题。刘伯承在去大渡河途中经过彝族居住区时曾与彝族领袖小叶丹歃血盟誓,结拜兄弟,是以中央红军得到彝族的协助而由冕宁穿过彝区抵达安顺场[10]。其后沿大渡河两岸彝区北上,彝人亦给予协助带路,这是红军能脱险的重要原因之一。

太平天国革命为划时代的伟大的农民起义,它建立了一个纪律严明、积极进取的革命团体与军事组织,并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但其宗教信仰未能深植人心,受到曾国藩等以“为名教而战”的强烈抗衡,终致败亡。过金沙江北上入川途中,石达开初过彝族区时曾向彝人送礼,表示友好,彝人受贿带路。但后因石达开部对少数民族认识及工作不够深入,加之彝人为清政府利诱,石部与彝人决裂,以致石达开在安顺场被彝人配合清兵团团围住,终归覆灭。失其民心失其助,失民心者必至灭亡。石达开在最后忽略及丧失少数民族民心,此乃导致他覆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期作者介绍●

　　肖少北　男,1968年9月出生,海南万宁人。1986年9月至1996年6月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相继获得理学学士、教育学硕士和教育学博士学位。1996年进海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部工作,1998年获心理学副教授职称。现为全国青联委员、海南省社科联委员。主要从事教育心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近年来在国内许多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20篇,出版专著1部,合著3部,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级和省级科研项目。

　　农华西　男,壮族,1973年2月出生,广西马山人。1991年考取广西师大历史系本科;1995年考取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专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1998年考取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专业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方向为世界社会主义与欧洲政党政治。主要进行有关欧洲社会民主党钢领、政策和理论的研究。曾发表《论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世纪之交的中国海洋问题》、《试析社会党国际人权观的演变》等论文。

　　李欣广　男,1949年9月

出生,广西桂林人。198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为广西大学商学院教授,国际经济合作方向硕士生导师。已在书刊上发表学术论文80篇,合作出版专著教材13部。作为第一重要作者合作出版的学术专著有:《民族发展经济学》《双向开放的区域经济》《中国式比较经济学简论》《理性思维——国际贸易理论的探索与发展》等。参与、主持多项省级、国家级科研课题。主持的国家级课题为《产业扩大开放的发展风险及调控管理》。

　　翁乾麟　男,回族,1951

年出生,广西临桂人。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现任广西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区域经济与宏观经济。著有《经济学与人文科学的融通》、《经济研究:经济学本土化的核心》、《庇古失业理论的基本要义》、《红水可流域壮族人口的变迁》、《广西布努瑶经济生活管窥:兼论经济学与人类学的关系》等。有多项成果获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姚凤北　男,1944年出生,广西桂林人。1966年获得台湾大学机械工程学士,1975年获得美国普渡(PURDUE)大学机械工程博士。1975年至今先后在埃克森(EXXON)及安然(ENRON)等公司从事美国、中国及全球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工作,现任安然石油天然气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业余兴趣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有《凭吊大渡河古战场——石达开覆灭与红军成功之比较研究》等

　　陈文新　男,1957年出

生,湖北公安人。文学硕士,哲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中文系教育、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兼任中国水浒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水浒学会副会长、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华大典·文学典·明清文学分典》副主编、《人文论丛》副主编。出版《中国笔记小说史》、《纪晓岚的人生哲学》等十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约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