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道德困境

科学家的道德困境

自然辩证法课程论文 叶本利(MG1021034)

摘要: 作为科学活动的主体, 科学家的德性品质和意志行为对科学研究的推进和科学成果的社会应用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科学同任何其他人类活动的形式一样服从于道德规则，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多重性决定了他们价值选择的复杂性, 在科学自由与社会责任，科学良心与终极目标的矛盾冲突中, 他们往往陷入伦理选择的困境之中。而超越这种伦理困境的途径在于科学家坚持自律的道德要求, 坚持正确的价值目标和价值选择, 担负起对社会的道德责任。

关键词: 科学家；道德世界观；伦理困境.

一 问题的提出

“人类通往毁灭的道路是由杰出的科学家的名字铺就的。”—爱因斯坦。

在人类文明史上，科学与战争始终是两个至关重要的主题，科学家与军事研究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界的两位巨人——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伽利略，都曾直接参与军事事务。当然，在列奥纳多和伽利略所处的时代，以军事研究为谋生手段的科学家可谓是凤毛麟角，战时科学家群体的道德困境，也并不为当时的人们所关注。直到20 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由于战争对新式武器的迫切需求，政府开始组织科学家小规模地投入某些军事领域的研究，这一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以延续和发展，推动了科学界代表国家全面投入为战争服务的行列。

1939年8月2日，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出于对人类命运的极大关注，爱因斯坦应其他几位科学家的请求，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可能左右战争走向，甚至影响人类未来的信。信中，爱因斯坦含蓄地建议罗斯福下令研制核武器，他写道：“从现在的局势来看，我们需要提高警觉性，如有必要，政府部门应采取紧急行动。因此，我认为我有责任提醒您注意以下一些事实和建议„„”爱因斯坦的这封信涵盖了道德决策(moral judgement)的几个关键方面。(1) 道德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果的忧虑；(2)对道德困境的分析: 是否向罗斯福透露一些科学证据，说明这可能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诞生；(3)利弊权衡:如果是美国而非德国研制出了这种武器，是否会有更多的人幸免于难。爱因斯坦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促使美国研制出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些威力惊人的炸弹葬送了数十万人的性命，但拜这些炸弹所赐，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结束了。

1918 年，爱因斯坦在普朗克60 寿诞的庆祝会上提出有三种科学探索的动机。“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也各不相同。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在这座庙堂里，另外还有许多人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台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 1

1945 年7 月，奥本海默在目睹第一枚原子弹爆炸后，不禁联想起古印度圣诗勃哈加瓦基达中的一段，“漫天奇光异彩，有如圣灵逞威；只有一千个太阳，才能与其争辉。”当爆炸地点的上空升起一团巨大而可怕的云雾时，他又想起了这首诗中的另一行:“我是死神，是世界的毁

2灭者。”作为曼哈顿工程的首席科学家，他有理由为缔造出与恒星争辉的武器而获得成就感，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也为这枚武器巨大的毁灭力感到恐慌。奥本海默的复杂心境，也是二战中科学家深陷价值困境的一个缩影。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 科学伦理问题日益凸显。作为科学活动的主体, 科学家的德性品质和意志行为对科学研究的推进和科学成果的社会应用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 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多重性决定了他们价值选择的复杂性, 因而在“义”与“利”的矛盾冲突中, 他们常常陷入伦理选择的困境之中。科学家只有坚持自律的道德要求, 坚持正确的价值目标和价值选择, 担负起对社会的道德责任, 才能真正实现对伦理困境的超越。

世界观时代在发展，科学与道德的关系也将会随之不断的向前发展，这不仅体现在科技行为方面,也涉及到生命医学诸方面。本文从宗教、精神信仰、方法论论等层面阐述了科学和道德的关系，并总结出走出道德困境的一些途径。

二 现代科技行为道德约束的困境

2.1科学技术改变人类精神生活 1

2 [1]: P.100-101. [2] :P.138.

爱因斯坦说：“科学的目的一方面是尽可能完备的理解全部感觉的经验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最小个数的原始概念和原始关系的使用来达到目的”。由此可以看出，科学对改变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第一，科学技术推动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

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自然科学的进步不仅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起步，而且也为社会科学对社会的认识，思维科学对思维的认识提供了知识的基础和科学的方法。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正在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自然科学以外的各门科学中，并在这些科学领域获得了日益重要和卓有成效的应用。技术的进步不仅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工具，而且也为一切科学认识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强大的研究手段。正是这些技术手段以其日益增强的信息获取，传递和处理功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使人类的感官和大脑得以延长，使人类的认识能力终于突破自身生理条件的局限得以不断提高和扩大，从而推进了整个人类认识的发展。

第二，科学技术推动着哲学观念的变革和思维方式的进步。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必然把当代的自然科学成就荟萃于其中，每个时代的哲学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恩格斯说过：“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现代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和新突破，更加深刻地揭示出自然界的物质本性和辩证性质，为辩证唯物主义确证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哲学问题和新的科学材料。宗教迷信和唯心主义哲学也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有关，它们是人们对自然界认识不足的一种反面表现，是基于这种认识不足而发生的惶恐和迷乱。自然科学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造就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并给整个时代的人类认识打上深刻的烙印。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形成的系统思维方式就已成为当代人类思维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为人们对各种问题的认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模式。

第三，科学技术使人们的思想和智力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

自然科学不仅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而且也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和智力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一方面，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可以使人们学会以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去研究各种自然问题，去发现新的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也可以运用于各种社会问题的理解和研究之中，从而提高人们对社会问题认识的科学性，找到更好的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第四，科学技术推动着教育的普及，道德水准的提高以及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现代化。 科学和民主是近代文明的一对双生子，也是支撑近代文明的两大基石。二者就其本性来说都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一种觉醒。科学的进步使人类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和价值。科学知识，尤其是科学精神，向政治思想领域的渗透，终将唤起民主意识的增强和活跃。科学的昌盛，学术的繁荣，在客观上也需要社会为之提供一个政治民主的环境。所以在近代以来的世界文明史中，科学的发展和民主的扩大总是相伴共生的。

2.2武器研发的伦理困境与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武器伦理问题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一个新兴的问题，其重要性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同步增长。在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条件下，各种杀伤破坏力强大的新式武器的出现，拷问着人类武器伦理观念的更新，呼唤着科学家道德责任感的增强。

2.2.1 武器研发中的伦理危机

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研制出了威力巨大的各种武器系统的同时，也使自己面临深层的伦理危机。高技术武器的研发使人类面临毁灭的危险：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为人类社会的美好生活带来了无限可能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类“作恶的无限可能性”。现代新概念武器论者认为，当代所有能运用于战争行动的手段都可以看作武器。在他们眼里，凡能造福于人类的，便皆可危害于人类。随着武器装备研发和使用的极端化，人类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毁灭危险。毁灭性核战争依然是高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人类依然生活在恐怖的核阴影之下。即使高技术时代以来研制的各种新式武器也足以使人恐怖到夜不能寐。美国在对伊战争前试爆“高威力空气爆裂炸弹”(简称MOAB炸弹)时，48公里外仍可清楚地看到爆炸涌起的白色蘑菇云。据美军方介绍，一枚这样的炸弹即可夷平巴格达整座城市基因技术用于武器研制，其蕴涵的种种人道危机比起核武器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超级基因武器“热毒”20克就足以使60亿地球人死于非命。研制这种以消灭待定人种为日的的生物武器无异于自掘坟墓，因为生物学家发现，不同种族之间的基因差异微乎其微，武器研制方难保不会惹火烧身，而使人类文明毁于一旦。高技术武器的研发耗费大量资源：目前，武器研究和发展汇聚了世界上50万最优秀的科学家和

工程技术人员，吸引了世界上1/3到1/2的人力和物力，由于科技密集与经济密集存在必然联系，当前高技术武器的开发和制造费用呈现越来越高的增长态势。如F-15 战斗机的单机造价为470万美元，F-2的单机采办金额则为1亿3千万美元，而B-2隐身战略轰炸机的造价也在制造过程中一涨再涨，1997财年的单机造价竟然高达近20亿美元。而1998 年投人现役的“杜鲁门”号核动力航空母舰的造价更耗资45 亿美元！据不十分精确的统计，在不可再生资源石油的消耗方面，全世界用于维持军备的石油占了石油总量的6%，这一用量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石油消费总量的约50%。美国是全世界消耗石汕最多的国家，其军队的耗油量占了全国耗油总量的3%-4% 钢铁是军民两用材料，更是军工的支柱，每年用于军工的钢铁，约占全球总用量的9%。空间资源对于人类生活是非常宝贵的，但全世界儿乎所有领土和领空都被用于军事目的，用作军事基地的土地约占全球上地的0.5%-1%。

2.2.2 武器研发凸现科学家的伦理责任

对于科学家与武器研发之间的关系，贝尔纳曾经指出，“并不是由于科学家具有好战的特性，而是因为战争的需要比其它更为急迫。”[5, P.82]。受政治强制力的驱使，科学家可能是在被动状态下研制武器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意外性，科学家也可能不知情地导致了武器负效应的产生但这不能说明，科学家对武器发展的道义责任要比政治家或者其他人员少多少，无论如何，从技术到现实武器，科学家是最初的、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多数情况下，科学家不仅是技术的第一推动者，电是武器研发的思想提供者。依据资历和对科学技术贡献的能力，科学家可以分为不同层次。美国社会学家哈里德·朱克曼曾对美国科学家做过如下分层: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士、获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收人《美国男女科学家》一书的科学家、登记进《全国科技人员登记册》的科学家、美国科学家的全集，各个层次的科学家人数比例是一种典型的金字塔的结构[6, P.20]。

Figure 1 美国科学家分层状况

由于技术和技术应用具有高度复杂性，武器革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均需科学家提供建议和论证，而最终能够打动政府和军方的建议往往来白J立顶层科学家。可以说，对于武器研究引发的道义危机，顶层科学家承担了更多的道义责任。譬如，没有爱因斯坦、西拉德等著名科学家的推动，原子弹的历史会是另外一种可能，罗斯福总统曾说过，“正是爱因斯坦一封义正辞严的信改变了我对核武器的态度，也改变了人类在20 世纪的命运”。没有人会怀疑爱因斯坦写信动机的正义性，但是超出预料的结果却让爱因斯坦良心备受谴责。

2.3现代生命医学高科技伦理困境

20世纪50年代掀起的生命医学革命浪潮，使得科学技术再次显示出强大的力量，DNA生命密码的破译、无性繁殖、器官移植等现代生命医学高科技的进步使得人类普遍对科学顶礼膜拜，科学几乎在各个领域内极尽其所能地恣意发展。随着现代生命医学高科技中新旧观念的更新，便发生了新的伦理道德观念同受旧的生物学概念制约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碰撞、冲突。这不仅使得原本隐藏在生命医学高科技中的伦理本性凸现出来，给传统伦理观制造的一个个不解的难题，更是空前拓展了人类新的伦理视野，由此诞生了一门新的交叉学科——生命伦理学。

嵌合体(Chimera) 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神话之中,传说中的嵌合体是一个能喷火的怪兽, 具有狮子的头、羊的身体和蟒蛇的尾巴。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正在让这一神话传说变成现实。特别地, 生物科学家已经借助于基因移植和干细胞技术手段来融合人类与动物的生物材料, 创造了各种各样人兽嵌合体, 如人耳鼠,人脑鼠等,其目的在于构建医学模型以研究人类疾病的发病机理或开拓供人体使用的异种器官移植资源。人兽嵌合体的创造和应用研究预示着难以估量的医学价值和商业利润, 但其从一开始就引起了高度的伦理关注。

2005 年,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布朗巴克(Sen. Sam Brownback)曾向美国国会提交名为“2005 禁止怪兽法案”的议案, 建议对创造、运输和接纳人兽嵌合体的人施以10 年监禁和至少100 万美元的民事罚款。尽管这个议案未被最终通过,

但其对此类研究的负面影响很大。人兽嵌合体

的创造和应用研究是否跨越了伦理底线, 会导致人类自我的认同危机, 有损人类的尊严?人类应该允许还是禁止人兽嵌合体的创造和应用研究? 人类应该在何种程度上, 通过何种机制来规避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风险? 对于这些问题讨论和思考, 不仅有助于化解各种社会观念的冲突, 增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和谐相处,推进嵌合体研究又好又快地进行, 而且有助于全面地评价新科学技术应用的社会价值, 理解类似人兽嵌合体应用研究等新技术的社会建构和范式进化的基本机制。自从人兽嵌合体诞生之日起, 有关它的创造和应用研究的社会争辩就从没有消停过, 而且愈演愈烈。概括起来讲, 这些争论既涉及到动物伦理学的基本关注, 如动物的福利、权利、内在价值和道德地位等, 也关联到研究伦理学的主要议题, 如科学研究的自由度、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的社会评价, 以及知情同意和对人类受试者的特别保护等, 同时还衍生了许多新的伦理观点, 如厌恶的智慧(Wisdom of Repugnance) 、物种界限( species boundaries) 和人类尊严( human dignity ) 等全新的伦理主张。

三 走出困境之路

奥古斯丁曾指出:同样的东西可以由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加以使用,一些人恶劣地使用它们, 而另一些人良好地使用它们。那些东西不会使其使用者们变善或变恶,其实,他们变善或变恶是通过良好地或恶劣地使用它们。”[8]

诺贝尔发明了炸药，约里奥·居里发现了铀裂变的链式反应，成功荣耀的背后，道义的忧思却令他们自责难安。在“曼哈顿”工程执行期间，由于良心的驱使，参与其中的科学家就曾召开过几次讨论会。从最初希望发现理论缺陷而名正言顺地中止核武器的研制，到希望对核武器的使用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再到向美国政府进言:建议将原子弹在无人区演习以达到震慑日本人的目的即可，一些科学家的内心承受了巨大的道义压力。然而，广岛、长崎上空升腾的蘑菇云”最终粉碎了科学家们幼稚的规划，在伦理道德上进退两难的他们，由此发起了史无前例的以自律为基础的政治运动。

1945年，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成立了原子科学家联合会，即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前身这是致力于结束军备竟赛和避免使用核武器的最早的研究机构，其创办的《原子科学家通报》杂志(1946 年)，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探讨科学的社会责任和伦理意蕴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原子弹爆炸之后，科学家们的伦理意识得到了惊人的觉醒，1946年7月，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14 个国家科学家协会的代表和观察员在伦敦集会，宣告成立世界科学家协会，协会着重强调:充分利用科学，促进和平和人类幸福。这是科学界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强调科学家的道义责任。加世纪50年代，科学界反对核武器的浪潮更是此起彼伏，仅1957 年就产生了汽个著名的科学家宣言:《麦淄宣言》(由5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署名发表),《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哥廷根宣言》(西德18名原子科学家声明不参加研制和实骏原子武器)。为响应《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1957 年7月，包括我国科学家周培源在内的22位著名科学家还在加拿大小城普格瓦什，举行了国际科学家和平反战会议。目前，总部设在伦敦的普格瓦什组织己有2000名科学家参加，并在30多个国家设有分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展，20世纪60~70年代以后，科技研究和应用引发的负效果的范围和程度不断加剧，科学界的伦理探讨随之有了更深的拓展。由“乌普萨斯协会”，著名科学家联名制定了“乌普萨斯”规范(1984年)集中反映了这种趋势及其伦理成果。该规范呼吁科学家用正确的伦理准则来控制自己的科研成果及其应用，不断对其后果做出判断，并经常性地公开自己的判断，进而抵制其认为是与伦理道德规范相悖的科研活动。“科学家应该保证他们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后果不会危害我们这一代及我们的后代的生存安全，因此科学成就不应用于或有利于战争和暴力。”“当科学家断定他们正在进行或参加的科学研究活动与伦理规范相冲突时，他们应该中断他们所进行的研究活动，并公开声明他们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科学家在做出这种判断时，应该充分考虑不利后果出现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当然，由于缺乏现实机制和国际国内伦理环境，科学界的自律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现阶段能对武器研发带来多少实质性的限制并不乐观。今天，科学家们继承了过去轰轰烈烈的限制核武器运动的优良传统，他们中很多人己经意识到现代高技术的军事化会有严重伦理危机，他们对太空武器、基因武器、环境武器、信息武器等等高技术武器提出了伦理批评但是，仅靠科学家口头的伦理批评似乎不能减慢上述武器研制步伐，军事科学家们在强化伦理责任的同时，必须将伦理意识变为自觉行动。

当今世界武器装备研发的伦理危机一方面说明目前科学界的自律机制并不完善，不足以有效阻止武器演进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仅靠科学界的道义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整个社会都负有重要的道义责任，人类用道德制约。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对它的放任与无知, 因为任何不受制约的力量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科学技术也是如此。科学家除了必

须遵守科学规范外, 还有其特殊的道德责任, 即以对整个社会负责的态度,关注科学成果应用的社会后果,正确利用科学成果。易言之, 科学家不仅要对科学知识的发现和传播承担责任,也要对科学知识的应用承担一定的责任。科学家的道德责任使得科学家在完成科学使命的同时, 能够坚持正确的价值目标和价值选择,不会脱离其自身的社会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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