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东京审判文稿]序言(一)

承蒙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鼎力推动，《梅汝璈东京审判文稿》正式出版。善哉此举，于国于家，咸称幸事。它无疑将促进对东京审判的深入研究，同时也表达着我们对敬爱的父亲——梅汝璈先生的恒久怀念。

一

先父梅汝璈，字亚轩，1904年11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朱姑桥梅村。与湖广江浙相比，江西新风迟开。然而，我们的祖父，一位头脑清醒、识见高超的开明士绅，毅然将长子——即先父——送进了彼时彼地尚不多见且不受推崇的新式学校——江西省模范小学。1916年，先父12岁，在祖父的坚决支持下考取了设在北京的清华学校。

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法官

先父远离家乡，毫无背景，当时连官话（普通话）都讲不好。对他而言，求学清华遇到的困难着实不小。半军事化的作息制度必须严格遵守，西式体育锻炼必须积极参加，任何一门功课都不能马虎，否则便有留级甚至被开除的危险。不少外籍教师用英语授课，多数同学都具备一定的英语基础，而先父听不懂英语，几乎无法听课。怎么办？他决心从头学起，迎头赶上。

那时，每当晨曦初露，清华园内的荷花池畔，在“水木清华”匾额下，便会出现两个少年的身影。他们口中念念有词，时而一问一答，时而各自吟诵，由生涩而流利，由简单而复杂。这便是先父和我们的叔祖——只比先父大4岁、同期从江西老家考入清华学校的梅旸春——在一起补习英语。叔侄二人起早贪黑，英语水平迅速提高。扫除了语言障碍，其他课程的学习得到了促进。八年之中，梅氏叔侄以优异的学业成绩，令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梅旸春后来成为著名的工程师，主持过南京长江大桥等重要桥梁的设计和施工。

升入高年级以后，先父视野日益开阔，兴趣逐渐广泛。他担任过清华校刊的主编，还与施滉、冀朝鼎、徐永煐等同学一起组织过名叫“超桃”的进步团体。施滉、冀朝鼎、徐永煐均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施滉英年遇难，冀朝鼎、徐永煐长期从事革命工作，在上世纪50～60年代曾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1924年，先父赴美国留学。他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于1928年底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身居海外，他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为响应国民革命军“打倒北洋军阀”的北伐行动，他与先后赴美的施滉、冀朝鼎、徐永煐等同学发起成立“中山主义研究会”，在留学生乃至更大范围中积极宣传革命主张。

1929年，在欧洲游历伦敦、巴黎、柏林、莫斯科之后，他回到了阔别将近五年的父母之邦。

二

从学成归国到二战结束后出任国际法庭法官，大约十六年间，先父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讲授民法概论、刑法概论、英美法、国际法、政治学等课程，还在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以及司法部法官训练所兼职授课。从1934年起，他成为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参与若干立法工作，并曾代理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他还兼任中山文化教育馆副主任和《时事类编》（半月刊）主编，撰写、翻译、编辑了大量法学、外交和国际政治方面的文章。

先父这一时期的著述，内容涉及英美法、大陆法、中西法学思想、中国宪法和刑法等领域，多数发表在专业刊物和各大学学报上，如《盎格鲁-撒克逊法制之研究》、《拿破仑法典及其影响》、《苏俄革命法院之历史及组织》、《现代法学的历史、派别与趋势》、《中国旧制下之法治》、《宪法初稿中“宪法保障编”之批评》、《对于刑法修正案初稿之意见》，等等。视野开阔，论题宽广，道器并重，成果丰硕，是其学术研究的特点。正是长期的教学、调研、阅读和写作，奠定了他在法学理论和法律实务两方面的坚实基础，客观上为日后执法东京做了充分准备。

基于法律学者的眼光，先父明确指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党权是高于一切，政府只须本乎党义做事，对党负责，无须与人民缔约，对人民负责。换句话说，就是党对人民只有权利，没有义务。”（《训政与约法》）针对法律被当成权势者的工具、法治精神无法光大的现实，先父尖锐地发问：“现在摧残人民自由和剥削人民权利的，是真正的法律，抑或是法律以外的‘官力’‘武力’和‘暴力’？”（《宪法草案初稿修正案评议》）

另外，可能是根据教学实践中的观察，先父对当时的法律教育持激烈的批评态度。法学、法律本来是严肃的，“然在中国则法律变成一种最浅薄而最无聊的货物”，越来越多的所谓法律教学实际上是“鬼混”，主办混学费，学员混文凭，导致“社会上总把法律当作一种‘混饭吃’或‘打把戏’的工具技能，而不把它当作一种学术或科学看待。中国法治之所以不能昌明，法律事业之所以被人蔑视，原因虽多，而法律教育之腐败，实为其中主要者之一。”（《关于英美法课程的教本与参考书之商榷》）

以上所举，管窥而已，虽不能彰先父法学观点之万一，但在今天也许仍具启发意义。（引文均见《梅汝璈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彼时的中国，山河破碎，民生多艰。先父本为一介书生，想到年事渐高的父母和诸多亲友正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追击颠沛流离，想到中国军民正在前线浴血奋战，想到敌占区同胞正在侵略者的铁蹄下痛苦挣扎，又看到某些政府官员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他的心情就像山城重庆上空的浓雾一般阴郁、灰暗。与此同时，马寅初先生对战时经济的精辟分析，《新华日报》、《大公报》发表的一篇篇闪烁着真知灼见的评论文章，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现实世界的状况极其严峻，然而，作为中国法学家，先父心中公平正义的理想绝不会泯灭，所需要的，只是时机。

（未完待续......）

附图：本文作者之一梅小侃女士（梅汝璈法官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