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福泽谕吉"

　　熊育钖（yáng），字纯如，号仪炳，清同治七年戊辰十一月十七日(公元1868年12月30日)生于江西省南昌县冈上镇月池村。

　　父亲熊光祖年轻时外出经商。太平天国期间，在修水经营熊氏产业，时逢太平军攻占修水，他于危城中逃出，“惊悸得心疾，不能治生”，从此熊家的生计陷于困窘，母亲黄太夫人，“持家节俭，量入以为出”，她既侍奉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又要教育三子二女。靠她的操持，日常的油、米等基本生活用品尚可得保，整个家庭的生计赖以维持。

　　熊育钖青少年时期的成长，深受其兄育钧的影响。育钧比育钖大5岁，少时也读过一段时间的书，稍大后，因父亲患病不能料理生计，作为家庭的长子，他便辍学经商，承担起支撑家庭大厦的重任。他天性醇厚，修德好善，虽身在市井，却颇具远见卓识，“勤勤以成弟之学为至要至大之事”。因自己被迫失学，“则益督弟以学”。他为育钖购买了大量的书籍，但不以让育钖埋头诵读八股试律、博取科举场上的发迹为荣耀，而是鼓励弟弟读那些与科考并不相干，却真正有补时艰的著作。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20岁的熊育钖应乡试，举秀才，补增生。不久，他结识萍乡名儒贺国昌先生，并拜其为师，“得窥先儒学问门径”。受其影响，他阅读了大量张载、王阳明、陆九渊、朱熹及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深受他们乾刚中正、洁志修身、躬行实践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熏染。从此他更加厌恶科举，不再参加科举考试。

　　在中国近代兴起的办洋务、讲西学、倡维新的过程中，江西由于受经济、文化、社会风气以及地理等方面因素的制约，风气的开化远远落后于其他许多省份。在鸦片战争后的60年间，江西学界几乎仍是旧制未改，落后于时代竟超过半个世纪之久。

　　熊育钖是清朝末年较早跳出江西沉闷气习的人士。在清光绪中叶，南昌还不易购得各种新书报，他求人于汉口大购书籍，“得读曾文正、郭筠仙咸同诸贤文集”。戊戌前后，又读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先生所著书。他嗜读新旧书籍，恨购书之不易，遂与好友合股在南昌开设广智书局，并从上海广运书报。通过大量阅读维新派人士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他“益明当时之务(思想)，与戊戌诸党人相应和矣”。

　　在戊戌前后中国涌现的大批倡导变法、鼓吹西学的人士之中，熊育钖最服膺严复先生，其思想受严复的影响也最为深刻。严复认为，中国要变法自强，其出路就在于提高国民的素质，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又在于用西学去充实人们的头脑。为此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一系列西方学术名著。熊育钖系统地钻研过严复的一系列论著，且完全接受了他的“教育救国”主张，并选择了以兴办新式教育、培养科技人才作为自己终生的“唯一之志”。于是，熊育钖与其堂弟熊元锷(谱名育锷，严复弟子)在取得家族的同意后，利用家族教育基金和在南昌的房产，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创办了江西第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乐群学堂”，习海国书籍及西方语言文字。后来，“乐群学堂”被改为“心远英文学塾”“心远中学”。他还曾任省立二中和江西女子公学校长，创办并主持了江西最早一所私立综合大学——心远大学。此外，熊育钖还担任过一些教育行政职务。

　　民国元年(1912年)任省文事局(相当于教育局)局长时，他首先倡议江西派学生出国留学。此建议得到都督李烈钧的大力赞同和支持。同年8月，江西省政务会对此提案议决通过，决定拨公款10万元，选送学生102名，分赴欧、美、日留学。9月2日，由省文事局主持，在南昌开考棚，各府、区、县英俊青年汇集南昌，进行考试。据说，这次选考，李烈钧亲自把关，杜绝各种请托，考试结束，李烈钧还一一接见各位中选学生。据胡先骕先生回忆，由于中选考生里毕业于心远中学的学生最多，李烈钧在接见时常常问道：“是否毕业于心远中学？”此批出国留学的许多人，如陈寅恪、饶毓泰、胡先骕、程孝刚等以后都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学者、专家。作为此事的最早倡仪者，熊育钖功不可没。

　　1914年熊育钖任都督府教育科长，又建议在全省设省立中学8所。他不愿居官，自请出任当时条件并不好的省立二中校长。消息传出后，当时的江西省图书馆馆长邱璧(宁都人)即请求将宁都中学堂改为省立第九中学，得到允许。邱即辞去月薪优厚的省图书馆长之职，亲任月薪仅为80元的省立九中校长。因此，当时实际设立的省立中学为9所。

　　熊育钖对江西现代教育的贡献，还在于他为江西教育界延揽了大批的优秀人才。

　　江西自1913年李烈钧讨袁失败，直到1926年北伐军收复南昌，其中的13年一直沦于北洋军阀之手。北洋政府统治江西期间，大权均掌握在极少数军阀之手。这些军阀均非赣籍人士，对江西地方建设事宜既无兴趣，也无精力顾及，且走马灯似地更换。当时江西的许多人才由于不愿卖身逢迎军阀，大多怅然无依，才能无法施展。因熊育钖在江西教育界素有声望，且为人热心，重视人才，因此许多人找到熊育钖，要其帮助谋职；熊育钖也尽其所能，帮助解决。当时江西日后成名的许多人物，如吴有训、胡先骕、王易、欧阳祖经、汪辟疆、熊公哲、傅抱石等，都曽被熊育钖聘为心远大学、心远中学、二中教师。

　　熊育钖的爱才，出自其教育家的天性。他平日常随身携带一本手册，随时记载相识之人的性情、才能，作为引荐、培育的参考。见到某人具有某方面的才能，即赞叹不已，到处宣扬。他对人才的这种爱惜和重用，并不受到亲疏关系和政见不同而有所影响。他并不赞同共产主义学说，但他主持的心远和二中，却容纳了当时许多思想进步、难为其他学校所容的人士，如曾伯雄、漆裕元、张朝燮、曾天宇等等。因为这些人教书很好，具有一个优秀老师的基本素质。这一点颇像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敢于聘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一样，具有容纳各种人才的教育家的雅量和气度。1929年他暂代省建设厅厅长时，在省建设厅设置了一个“昆虫局”，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局长人选。不久，听说杨惟义来南昌(杨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农业专业，曾任江苏省昆虫局技师，在南京时，为解决南京蚊子猖獗不辞辛苦，深入基层，跑遍南京城区，逐沟洒药，使南京城内的蚊子大为减少，受到人们的称赞)，他并不认识杨惟义，但听到此消息后，当即亲自上门，聘请杨任昆虫局局长之职，将杨挽留在江西。直至建国后，杨惟义仍在江西省任教，曾任江西农学院院长，并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熊育钖的用人之道也颇可称道。在看准了某人所具备的才能后，他即放手使用，委以重任，“必尽其才，不掣其肘，不忌其权重逼我。”他在担任四校(心远中学、大学、二中、女子公学)校长时，均兼任了一些社会职务，仅靠其个人的才能和精力，要把四校的事情处理好是不可能的。但他善于选用人才，由柳藩国综理二中，李中襄治理心远，女子公学托付张来仪负责。这些人都按照熊育钖的办学宗旨，将各自管理的学校办得相当出色。

　　熊育钖待学生如子弟，十分关心爱护。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心远、二中许多学生和教师遭到逮捕和迫害，他往往不计利害积极营救。1923年原二中学生、共产党人袁玉冰被江西督军蔡成勋以“煽动群众，反对官府”的罪名逮捕，他出面保释袁玉冰出狱。1930年，原二中毕业生、时任南昌市社会局局长的熊国华因发表“赣人治赣”言论，被省政府主席鲁涤平逮捕入狱，严刑审讯，熊育钖在一次省务会议上以全家性命担保熊国华。为了营救熊国华，他又专程赴南京。就在他离开南昌后，鲁涤平给熊安上了一个“勾通共党祸赣”的罪名枪毙示众。

　　熊育钖对学生的爱护，还体现在对学生学业、前途的关怀上。辛亥革命时，由于时局动荡，心远的许多学生纷纷回家避难，有一个班的学生只剩下3人，每人每学期交学费25元。而当时仅英文教师陈持正一人，每月薪金即需银200两。他为了学生前途，极力支撑，不忍中辍，最终使3个学生得以完成学业。解放前，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谋职十分不易，许多学生求职时一般都会找他帮助，他总是或亲自引荐，或写推荐信，使许多人的就业问题得以解决。

　　抗战期间，熊育钖仍把主要的精力用在教育上。沦陷区的许多儿童随父母逃难失学，特别是难民聚集之地，失学儿童更多。见此情形，他多方奔走呼吁。在他的努力下，南城和吉安陂头墟都设立了难童学校，一些失学儿童得以继续升学。

　　熊育钖矢志教育之情常常溢于言表。1940年，他72岁寿辰时写的一首诗中有“专心求教育，毕生为此谋”之语。在1941年1月写给学生的一封信中，他说道：“钖今年七十有三，已开始逾月矣。日者相者谓钖寿当跻七十有八，果尔，暂竭此五年精力于所办之学校，不复旁骛。”

　　熊育钖一生兴教办学四十余年，为南昌和江西乃至全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在他主持心远中学、省立二中、女子公学三校期间，在籍学生几逾万人。“讲学之盛，近媲南开。”心远、二中著名毕业生有三类：一为科技工程医学方面的，如胡先骕、单人骅、吴有训、程孝刚、蔡方荫、杨尚灼、黄家驷、胡康宁等；二为教育方面的，如熊正理、车驹、陈颖春、李中襄、陈颖昆、缪正、萧赣等；三为政治、军事方面的。第三类人物中，国共两党都不少，共产党方面的如袁玉冰、张国焘、饶漱石、黄道、曾天宇、江宗海、李大贞等，国民党方面的如程天放、彭学沛、欧阳恪、桂永清、章益修等。

　　熊育钖可谓将新式教育引入赣地的筚路蓝缕者。在他的主持下，心远一度与天津的南开、湖南的明德并称为中国三大私立名校。他对南昌和江西教育的影响，不仅是同时代其他人所难以企及的，即使在江西历史上也罕有其匹。有人认为他的这种影响和贡献，在江西历史上，唯北宋欧阳永叔(欧阳修)堪与媲美，而近代则无出其右者。著名诗人陈三立甚至将他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并列，称他为“中国的福泽谕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