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延迟退休政策一览

　　目前国内延迟退休政策正在制定，那外国政策又是怎样的呢?下面YJBYS小编带你了解。

[国外延迟退休政策一览]

　　意大利：

　　在1995年和2004年采取弹性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来提高退休年龄：1995年的政策规定，参保人员只要缴费满35年，则可选择在57岁至65岁间的任一年龄提前退休，选择有效期截至2035年;2004年提出，男职工提前退休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即养老保险缴费满35年并且达到最低年龄标准(2008年的最低年龄标准为60岁，2010年为61岁，2014年为62岁)。

　　西班牙：

　　在出台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同时，也制定了相应的配套政策。2009年1月通过的养老保险改革议案规定：年满65岁并且已缴纳养老保险38.5年者，或年满67岁已缴纳养老保险37年者才能获得全额养老金。

　　美国：

　　1983年修订《社会保障法案》时提出的到2025年将职工的正常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直到20年后的2003年才正式开始实施，并明确提出计划用22年的时间完成从65岁提高到67岁的目标。

　　德国：

　　从2012年起，到2029年用18年的时间将法定退休年龄逐步从65岁提高至67岁。退休年龄从2012年开始每年提高一个月，在随后的6年中每年提高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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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十三五”期间我国应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笔者认为，在中国人口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延迟退休是合情合理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考虑到，受到延迟退休影响的一大批蓝领劳动者对失业与低收入就业的担忧。

　　因为即使还没有实行延迟退休，这部分劳动者已经遇到了找不到工作或即使有工作收入也大幅下降的问题。他们担心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后会使失业或低收入就业的时期进一步延长，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出现下降。

　　先看失业问题。今年7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在回答关于农民工高龄化问题时就曾指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首先转移的肯定是年轻的劳动力，再就是中年劳动力，最后转移的肯定是年纪大一些的农民劳动力”。可以灵活用工的企业使用蓝领劳动者会尽可能年轻化，受影响的不仅是农民工，还包括那些有城镇户口、有资格退休，但只能从事与农民工同类工作的城镇蓝领劳动者。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城镇国有企业“减员增效”而下岗分流的职工中，重新找到工作难度很大的是所谓“4050”人员，即女性4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的下岗人员。按照现有规定，蓝领劳动者的退休年龄是女性50岁、男性60岁，这意味着不好找工作的主要是距现有退休年龄不足10年的蓝领劳动者。对于这些按现有退休年龄、退休前10年日子都不好过的蓝领劳动者来说，延迟退休不是在工作与退休之间，而是在失业与退休之间做选择。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失业在各国普遍存在，但各国失业者的年龄结构是不尽相同的。中国10年前面临的是企业用工年轻化，劳动者失业中年化;而在许多发达国家(如OECD成员国)，即使面临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其青年失业率高达40%~50%时，这些国家55~64岁的年长雇员的就业率也只是小幅下降，甚至有所上升。因此，在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时，不仅要看到中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远比他们早，还应该看到：在上述国家中，延迟退休意味着60多岁的人继续工作，而在中国，延迟退休却可能意味着60多岁的人既不能退休，也没有工作。

　　与20年前“下岗分流”的时代相比，中国城镇劳动力次等市场(即农民工与城镇蓝领劳动者足以胜任的岗位)的就业形势有了明显变化。青年农民工的供不应求，迫使企业不得不招聘年龄更大的农民工，以致高龄农民工(即50岁以上的农民工)状况成为今年上半年媒体的热门话题。对与高龄农民工年龄相当、10年内达到退休年龄的城镇蓝领劳动者来说，他们的就业与收入状况是否因此得到大幅改善呢?笔者认为，现状并不乐观。理由是：

　　首先，2014年，全国50岁以上农民工的数量达4685万人，而同期乡村50岁以上仍在工作的劳动力至少有大约1.4亿，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1/3，比乡村21~30岁的年龄组的相应比例(3/4)要低4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还有相当多的乡村高龄劳动力在等待城镇就业岗位。

　　其次，城镇蓝领劳动者全家生活在城镇，农民工的家属则大部分留在乡村(即所谓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妻子)，乡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开支要比城镇低得多。以住房为例，农民工的家庭住房建在乡村，其宅基地由所在集体免费提供，住房成本中没有土地出让金、政府征收的各种税费及房地产商的利润，只包含建筑材料与人工成本，因而乡村住房单位成本只相当于城镇商品住宅的1/6，更不用说与“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房价比较了。

　　即使不考虑房价，只考虑日常消费，乡村人口的人均消费支出水平也只相当于城镇人口的1/3。以2012年为例，该年乡村居民名义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5908.02元;同年，占城镇居民5%的收入最低的困难户的名义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为6366.78元，比5908.02元还高7.8%。换句话说，在乡村还说得过去的生活水平，到城镇就几乎过不下去了。

　　因为生活支出低，所以农民工的工资底线(即劳动经济学中所说的保留工资)也比城镇职工低得多。北京大学卢锋教授的研究表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一直徘徊在大约相当于城镇正式职工工资50%~60%的水平。

　　因此，对于那些与农民工干一样活的城镇蓝领劳动者(特别是那些10年内会达到退休年龄、因而已不可能再花大量时间和金钱去学习新技术的劳动者)来说，就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是与农民工干一样的活、拿一样的钱;或者不工作，靠失业救济金或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度日。无论选择哪一种，他们的收入都偏低，在城镇生活都会有困难。

　　有学者在论证延迟退休之利时说：“劳动者在岗的工资显然要比退休时要高，多在岗几年，收入自然要比早退休几年要多。”如果延迟退休期间，城镇蓝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能够相当于现有城镇正式职工的平均工资，上述说法可以成立。遗憾的是，他们的工资水平恐怕只能与高龄农民工相当，而高龄农民工因年老体衰，其月工资要比农民工平均月工资(只相当于城镇正式职工的六折)还要低不少。有些高龄农民工集中就业的行业(如环卫工人)，其工资仅相当于城镇最低工资，大约相当于城镇正式职工工资的1/3。如此低的“在岗工资”，就说不上“显然要比退休时要高”了。

　　以上分析表明，城镇蓝领劳动者如果在该次等市场工作，虽然避免了失业，但收入不足以维持全家在所工作城镇体面生活，因而他们迫切盼望通过退休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在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时，我们要考虑到这一群体的处境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