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后方社会的影响

作者：忻平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9年07期

　　1937年日本侵华引起的灾难，使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积累的现代化财富化为乌有，大批东部沿海沿江地区的工厂、人口及各种机关被迫向西部后方进行迁移，众多外来社会要素在后方经过长达8 年之久的整合，使西部地区原有的社会格局发生了奇特的变异。然一般研究者多重视工厂内迁及其作用，却忽视了内迁实际上在后方造成了社会整体的变化。换言之，内迁绝非仅仅是用“工厂内迁”可以盖括其内涵的。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视角来看，因外族入侵而迫不得已的内迁，却造成了中国现代化重心、布局与发展方向的调整变动，意义十分重大。本文就此问题抛砖引玉，以引起同行的批评。

　　（一）人口内迁与后方社会结构的变迁

　　人口内迁是内迁的一个重要内容。

　　30年代5个大型城市和63个10 万人以上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沿海一带，拥有400 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上海拥有全国半数以上的大型工商企业，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金融、文化中心和中国现代化的中心所在。费正清由此将中国分为“沿海”与“内陆”两个不同的传统。（注：（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导言”，中译本。）现代化程度依地理而成正比，形成一种极为明显的势差结构。人口学家胡焕庸1935年发现了作为人口分布线的爱辉（今黑河市）——腾冲（云南）线，占全国总面积36%的东南部拥有全国总人口的96%；而占全国总面积64%的西北部，仅拥有全国人口的4%，“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 ”（注：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载《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 ）现代社会中，人口集聚地也正是现代化的重心所在。这条人口线表现出的人口布局失衡状，也正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布局的失重态。

　　民国时期中国人口迁移的总趋向是由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而形成的人口向东南沿海现代化中心区域迁移。而1937年开始的人口内迁，迁移方向却由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向现代化程度较低的经济落后地区运行，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短期内迁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突发性人口反向运动。

　　据陈达统计，“七七事变”后短短数年中，全国城乡共有1425万人迁往后方。（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第4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陈彩章认为大后方除有组织的迁移人口外，仅难民就收容了1 千余万人。而陆仰渊认为迁移人口多达5千万。 （注：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第636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的统计数据为4901万人。（注：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6期，第9—10页，台北1973年版。 ）孙艳魁更认为总数当在6000万人，占中国当时4亿人口的15%以上。 （注：孙艳魁：《苦难的人流》第4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也是罕见的，两晋之际的“五胡乱中华”，曾造成了黄河流域大批汉人迁至长江流域；两宋时期金兵南侵，北方汉人复又南迁。然规模均逊于抗战时期人口迁移。

　　后方人口由此大增，尤以西部城市人口增幅为巨。从1937 年至1942年底，桂林市人口增2.16倍，柳州、贵阳增67%，西安增46%， 兰州、昆明增35%。重庆1945年人口从战前的47万人猛增至124万人， 增长了3倍。（注：重庆档案馆档案。档号：市府（补全宗）112号。《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贵阳、泸州、宜宾、广元等城市人口也成倍增加。由移民造成的西南城市人口陡然高度集中，不仅改变了中国人口东西部长期失衡的格局，也成为抗战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

　　内迁人口的职业构成并非人们想象的以农民为主。陈达的研究表明，战时内迁者不乏富有者，除党政军界外，商人、企业家、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技术工人等较多，换言之，受教育程度越高者迁移比例越高，农民比例最小。（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第8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1938年统计比例是：文教界55%，党政及国营事业21%，商人16%，工人6%，农民2%。（注：许世英：《蒋委员长讲救济难民问题》，载《新华日报》1938年3月23日。）1944年湘桂战役后流入重庆的难民构成统计数据为： 手工业者34.3%，工人8.3%， 交通员工4.15%，自由职业者4.15%，公务员5.7%，农人0.4%。 （注：转引自孙艳魁前揭书，第75页。） 农民迁移者绝对数少，其原因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大河流域民族“重土安迁”的特性。

　　内迁人口的社会构成直接促进了后方社会的变化。何一民认为后方人口不仅有迁人，也有迁出。据他统计，抗战8 年仅四川一省即向国民党军队输送壮丁300万人左右。1936年已达5270万人，而1945 年人口高峰仅为5031万人，整个抗战时期四川年均人口基本保持在4850万人左右。而迁入人口的质量则高于迁出人口的质量。（注：何一民：《抗战时期人口“西进运动”与西南城市的发展》，载《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3期。）

　　迁出迁入的人口素质确实不一样。迁出人口以未受过现代化熏陶的内地乡民为主，而内迁人口则是以政治家、党政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军人、技术工人等为主的现代化人口。

　　政治家与党政官员、公务员。中国政治中心移往西南，成都、昆明、贵阳等大城市都设置了许多机关，仅陪都重庆先后接纳和安置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各类机关就共约130个， 各级官员和公务员约万余人。（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政单位迁往重庆新旧地址一览表》，载《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南方局与《新华日报》等也设在重庆，各民主党派、各社会政治力量也都相继汇集到西南，重庆一下子集中了大批政治家和党军政人士。（注：前揭何一民文。）

　　企业家、白领管理人员、科技人员与技术工人。各类内迁的民营、国营和军工企业约上千家迁到后方，大量的企业家、白领管理科技人员与技术工人纷纷随之内迁。仅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的技术人员与技术工人就达1.2万人。据1940年国民政府统计，后方339个单位工作的知识界人士就有7746人。各类技术工人更多达数万人以上。科技人才的集中及其创造精神对于大后方的工业发展、经济开拓起了重要作用。

　　教师、学生、科研人员与各类文化艺术界人士。据统计，先后迁入西南的高校约有56所，教师学生达2万多人， 国民政府的主要科研机关也大量迁往内地，据隗瀛涛等统计，至1938年迁渝的科研机构与学术团体已达近百家，（注：魏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第735页，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大批科研人才随之内迁。东部城市与主要文化集聚地的文化艺术界人士也集中在后方。

　　据社会学家孙本文调查，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中“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他认为这与受教育愈高，愈具爱国热情与民族自尊心有关，也与其经济地位与生存能力愈强有关。（注：《教育统计》，载《教育通讯》第2卷第5卷，1939年1月。）

　　大批现代高质量人口的内迁与集中后方，对大后方的社会经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乃至现代化布局直接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文教科技界的“敦克尔克”

　　抗战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专科学校30 所。大部分集中在中心城市及沿江沿海一带，其中上海与北平占三分之一（如上海就有25所，北平14所，广东7所），而贵州、陕西一所没有。

　　抗战爆发后，这些学校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抗战第一年，全国高校财产损失达4172万元。（注：《教育统计》，载《教育通讯》第2卷第5卷，1939年1月。）及止1938年，108所高校中，91所遭到破坏，10所完全遭破坏，25所因战争而陷于停顿；教职员减少了17%，学生减少了50%。“而员生流离转徙，不遑居处，而设备欠缺，图书损失，教学与研究之进行，困难孔多，精神上之损失，尤不可以数计。此种学术文化上之浩劫，实为中外空前所未有。”（注：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2册，第26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此项损失，实为中华文化之浩劫。”（注：徐国利：《抗战时期高校内迁概述》，载《天津师大学报》1996年第一期。）

　　为保存中华民族的文脉——国脉，中国的高等院校开始了有史以来的大迁徙——高校内迁。

　　据徐国利研究，中国高校内迁主要走三条路线：一是北方平津高校南下；二是沪宁杭华东地区高校沿长江或浙江西进；三是广东、福建高校主要向西、向北入粤西北和闽西北地区。从1937年开始到1944年，共进行过三次高校内迁。第一次是及至1938年内迁高校共56所，占我国当时现存高校总数97所的57.5%。第二次是1941年底至1942年上半年，内迁高校21所，占21.78%。第三次是1944年2月至12月豫湘桂大溃败时期，原迁在此的21所高校仓促再迁，损失极大。浙大两年5次大搬迁， 途经浙、赣、湘、桂、黔5省，行程5000余里。据统计，迁校4次以上的有19所，其中4次的有东吴大学、国立戏剧学校等8所；5 次以上的有浙江大学、私立贤铭学院；6次的有河南大学等3所；7 次以上的有中山大学、山西大学等5所；8次以上的有广东省文理学院。而迁校2—3次的占绝大多数。（注：同上。）总计抗战期间迁移高校106所， 搬迁次数多达300余次。

　　一时，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一下子集中了许多高校，大致分布在11个省，分别为：四川37所；湖南12所；江西12所；广东11所；福建11所；云南10所；贵州10所；广西9所；浙江8所；陕西7所；湖北6所； 安徽5所；甘肃、河南、山西各2所。 （注：罗家伦：《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载《罗家伦先生文存》，第一册，第576页，台北，1970年版。）

　　主持中央大学的罗家伦早在1936年中日关系紧张之时，即不顾外界讽刺他是“逃得慢”（德驻华大使陶德曼）的弟弟“逃得快”，制订大批木箱准备迁校。1937年“八一三”后，中央大学即行迁校。他作了生动的描述：

　　“几千个人，几千大箱东西，浩浩荡荡的西上。……，有极笨重的，有很精微的；还有拆卸的飞机三架（航空工程教学之用），炮制好的死尸24具（医学院解剖之用），两翼四足之流，亦复不少。……中大牧场中有许多国内外很好的牲畜品种，应当保留，我们最初和民生公司商量，改造了轮船的一层；将好的品种，每样一对，成了基督教旧约中的罗哀宝筏（Noah's Arc），随这别的东西西上，这正是实现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诗句了。……我临离开的时候，告诉一位留下管理牧场的同人，……你可迁则迁，不可迁则放弃了。可是他决不放弃。敌人是11月13日攻陷首都，他于9日见军事情形不佳， 就把这些牲畜用木船过江。……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猪和用笼子骑在它们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居然于第二年的11月中到了重庆。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它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领导这个牲畜长征的，是一位管牧场的王酉亭先生，他平时的月薪还不到80元！”（注：季啸风前揭文。）

　　内迁高校多采取合并办学与联合办学的形式。据季啸风统计，合并办学的约占内迁高校的25%。（注：王言俊：《杨石先》，载《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2卷，第218页、229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如安徽大学因学生失散而合并入武汉大学。而联合办学效果更为明显，主要有以大夏大学、复旦大学为主的东南联大、以迁往西安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大学为主的西北联大、以及在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合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及止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已从原先的四个学院17个系982名学生，发展成为具有5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350多名教师（其中教授、副教授占一半）、3277 多名学生的全国最大的一所大学。

　　西南联大之所以成功，与拥有一大批著名教授是分不开的。如文学院有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雷海宗、傅斯年、钱穆、汤用彤、金岳霖、贺麟、吴晗、邵循正、郑天挺、吴宓、朱光潜等；理学院有吴有训、叶企孙、陈省身、姜立夫、华罗庚、吴大猷、朱物华、王竹溪、张文裕等；法商学院有陈序经、陈岱孙、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罗文干，潘光旦等；工学院有李模炙、庄前鼎、刘仙洲、马大猷等，可谓集一时之选。日后师生人才辈出。如物理系的教授群均为著名学者，培养出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新中国“两弹（原子弹、氢弹）元勋”邓稼先、工程热物理学家吴仲华等，显赫一时。

　　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杨石先回忆到：“当时的条件很差，但恶劣的环境磨砺了大家的意志。同学们怀着中兴之志刻苦读书，许多人的论文是在茶馆里完成的。”（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第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校舍教室是泥墙草顶， 往往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雨已停，里面还在滴。物质条件如此之差，然而精神条件并不缺乏，“师生们都关心足够的前途命运，……看不到对祖国明天丧失信心的情况。”正如联大校歌所唱的那样：“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注：前揭王言俊文。）艰难困苦，磨炼了一代学人，杨石先感慨地说：“联大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历史时期啊！科学人才与革命志士同时涌现，给联大历史带来了殊荣。”（注：（美）费正清著，陆惠勤、陈祖怀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18—281页，1991年版；（加）保罗·埃文斯著，陈同、罗苏文等译：《费正清看中国》第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然而，这种殊荣又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国民党政府对于教育投入极少，使得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急遽下降，生活极为艰苦。

　　费正清1942年在西南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生活状况，极为感慨：

　　我四处寻找联大图书馆馆长严文郁。当我上次在北京见到他时，他刚刚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干劲十足地提出了一个第一流的图书馆方案，弄来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所有书目卡片，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规划。这一次，我在一家皮匠店的阁楼上的房间里，看到他正半披着衣服躺在床上，贫病交加，为三个孩子没饭吃而发愁。……他们由于得不到本国政府的资助而正逐渐陷于垂死的困境。……这些曾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学术界领袖人物却仍为他们的事业而继续日夜辛劳。

　　蒋梦麟（北大校长）近来没做什么。他已困难到山穷水尽，仅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他的夫人现在正在设法寻找工作。而他自己则回到昆明去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跟梅怡琦（西南联大校长）相比，蒋梦麟的经济境况还稍胜一筹。梅夫人化名找到一个工作，结果被发现，只得中辍。……他看上去要比我记忆中的形象憔悴和疲乏得多。……身体疲弱而消瘦，明显的精疲力竭，但是满腔热诚。”（注：前揭郑登云书。）

　　及止1945年，全国高校发展到了141所，学生数达到了83498人，分别比抗战前增加了30.5%与50%左右。（注：徐国利：《浅谈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作用和意义》，载《安徽史学》1996年第4期。 ）从而使由原来东部以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教育中心向西南、西北地区转移，原先不平衡的教育布局渐趋于平衡。（注：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第585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大后方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事业也出现了一个繁荣的景象。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东部主要中心城市相继沦陷，起步不久的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受到了极大的摧残。1933年由茅以升设计的具有现代桥梁学经典意义的钱塘江大桥，在1937年日军进逼杭州时，不得不由他本人亲自指导炸毁，于是，中国的科技中心通过内迁而转移到后方。给西部地区科技发展带来了一个千年难逢的极好机遇。

　　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地质研究所、中国植物学会等国家、地方与民间等各类科研机关及各类科技人员也源源不断地流向后方，据资源委员会1941年调查编制的《中国工程人名录》统计，从1937年起奔赴后方的工程技术人员达2万多人。 （注：吴涧东：《三十年来中国之发明专利》，载《中国工程师协会纪念册》，1945年；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后方的科学技术事业日新月异，科技发明以几何级数增加。从民初北京政府核准的中国第一件发明专利后至1929年，中国的科技专利发明仅73件，从1929年至1936年共160件，而从1937 年到1944年则达423件，发明专利的数量是前两个时期总和的182%。（注：中央工业实验所：《经济部中央工业实验所一览》，1941年2月。 ）此时科技发明带有浓厚的“战时”特征。如中央工业实验所179 项科研项目中，175项是为直接解决战时军需民用而服务的。 战时科研主要集中在军工、矿冶、化工、机器、纺织、能源、医药、交通等应用性科技方面。如酒精代汽油、松香炼柴油、桐油汽车、木炭汽车、棉楷造纸、旋蓖式锅炉及竖立回火管锅炉等。化工巨子范旭东率200多名技工入川， 在自流井推广德国的晒盐卤技术，增加盐卤的浓度，降低了成本。化学家侯德榜用同一套工艺流程生产出了纯碱和化肥，使西方炫耀了半个多世纪的“苏尔维法”和“察安法”相形见拙。光学专家龚祖同于1937年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学位从德国回国，1939年制成了中国第一台军用望远镜和机枪瞄准镜。女工程师丰云鹤于抗战爆发后毅然回国，在重庆办厂，从肥皂废液中提炼甘油以制造炸药。又以麻纤制成丝绵一样的物料，以补棉布之不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参观后赞不绝口，命名为“雪里春”。不少内迁的爱国实业家如胡厥文、刘鸿生、吴蕴初、穆藕初等不仅是第一流的管理人员，而且也是第一流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在搞发明。如穆藉初发明了“七七纺机”，一人可以同时纺32根线，10小时出纱2 斤，相当于1.4 个纺锤。（注：黄立人：《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工业科技》，载《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

　　黄立人认为战时后方科技尤其是工业科技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工业科技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第一，促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科技史上少有的繁荣局面；第二，锤炼和造就了整整一代中国自己的工业科技人才；第三，发展和完善了中国近代科技体系与促进工业科技进步的制度。离开了战时工业科技的进步，就难以维系大后方经济和坚持抗战。（注：《解放日报》1941年8月2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科学文化教育也得到了发展。1940年，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的自然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吴玉章当选为有320名会员的研究会会长，他认为：“新民主主义就是， 民主政治加上科学的新经济建设。”徐特立认为科学是：“国力的灵魂。”在次年的年会上，张闻天、朱德先后作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与《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的报告。朱德尤其指出，科学是促进工农各业发达、提高生产能力、开发和正确利用资源及进行有效的管理的伟大力量；“只有抗战胜利，民主成功，中国的科学才能得到繁荣滋长的园地。”（注：王鸿生：《中国历史中的技术与科学》，第284—28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有一批科技人才，如化学家恽子强、医学家傅连璋、沈其震、无线电专家李强、机械工程师沈鸿、农业技师林华、陈风桐、石油工程师陈振夏、电器工程师李光、冶炼专家陈达等。还有外国专家如白求恩、柯棣华等。为此，1939年成立的延安自然科学院实际上也就是由中国共产党办的第一个理工大学，先后由李富春、徐特立、陈康白、李强、恽子强等出任院长，李鹏、叶选平等当年都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注：《解放战争时期各种报社登记表》，载《重庆报史资料》第2册。）

　　抗战爆发后，文艺界人士和抗日文化青年在“到大后方去”、“到延安去”的口号影响下，纷纷奔赴内地。以重庆为首的大后方汇聚了当时中国文化教育界的大部分精英人物和中国当时的主要文化机构和团体。据不完全统计，仅迁至重庆的就有上百个。由郭沫若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也迁到重庆，全面负责指导与管理全国的文化艺术事业。以重庆为首的后方各城市如成都、昆明、桂林、西安、延安等人才云集，群英汇萃。郭沫若曾经说过：“抗战的大后方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

　　30年代由上海兴起的大众文化此时与抗战文化相结合，在大后方出现了蓬蓬勃勃发展的局面。戈宝权、葛一虹、夏衍、胡风、楼适夷等的国外反法西斯文学的翻译；郭沫若、老舍、胡风、何其方、田间等的抗战诗歌；茅盾、巴金、夏衍的抗战小说；周而复、周立波、何其方等的报告文学等都成为抗战文学的主流。及止1939年先后有8 个影剧社团到达重庆，使重庆等后方城市聚集了中国话剧电影界的大部分精英与明星。1938年与1940年在重庆先后举办了两届戏剧节，演出话剧达200 多种，剧社达50多个。1944年美国戏剧评论家爱金生曾经慨叹桂林西南戏剧展为：“有史以来除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过以外，还是仅见的。”

　　此外，音乐、美术、电影、雕塑、摄影、广播等也十分繁荣。桂林因为进步报刊集中而被称为文化城，重庆更以汇聚了数百家中外报刊、通讯社而成为中国抗战的新闻中心。据《重庆报史资料》统计，即使胜利后大部分报社纷纷离渝后，留在重庆仅注册的仍有百余家。（注：赵玉明：《中国现代广播简史》第41—4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版。）赵玉明的研究表明，1937年中国官方广播电台仅6—7 座， 及止1941年，已发展到23座，发射功率已从11千瓦增至154千瓦， 为战前的14倍。许多偏僻地区也因一些省府电台的迁入而促进了观念的转化。（注：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1册，第261页，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文化教育的发展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大后方文化艺术的发展打下了深深的时代与民族的烙印。

　　（三）西部后方地区的社会变化

　　大量的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层次的外地人口进入西部地区，对后方地区的社会发展起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人口流动带来的各种整合效应逐渐显现。社会学家孙本文认为：整个抗战时期由于东部人口的大量迁入西部地区，使得后方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民俗方面“使东西两部风俗得接触的机会。不仅使一般人民知道全国风俗的不同，而且因相互观摩，而得接触和改良的利益。加诸抗战期间，生活上一切因陋就简，可以省却平时的许多繁文缛节。我国社会上不少礼仪获得合理化和简单化的机会。”（注：〔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第17页。）

　　大批操着不同口音的外地移民来到了后方地区，使当地的语言文化发生了变异。一方面，移民的子女受当地方言的熏陶长大。语言学家认为，幼儿的心灵犹如一张白纸，第一语言终生难忘。移民家庭中的“孩子长大，说着圆滑如鸟啼的四川方言，使父母的耳朵发胀。”（注：李准：《黄河东流去》，第702页。）随在后方居住时间日长， 连父母们也在不知不觉之中学会了这种他们认为是“鸟语”的四川话。直至已臻老年仍不时冒出几句四川话。另一方面，大批操着北方官话与江南吴语的内地移民们尽管来后方多年，却难忘母语，于是出现了语言与地域、民族分离的特殊的语言地理现象。据李准的观察，西安某一区域因汇聚了大批河南移民，这里“几乎全是河南口音，拉洋车的，卖洗脸水的，卖蒸馍的，卖丸子汤的，卖羊肉杂碎的，卖水煎包子的，连摆茶摊的老太太和卖老鼠药的老头子，也都说着一口河南话。”（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档号：118／16。 《赈济委员会所属难民运送救济机构档案汇集》，“湖南赈济会所属湘西乾城、永绥、凤凰、卢溪、沅陵五县收容转送入川难民调查资料。”转引自前揭孙艳魁书，第66页。）形成一种在原先的当地统一语言中突兀而出的区域方言割据现象。

　　抗战时期的内迁人口以青壮年为主，性比例较高。孙殿魁引用的一份湖南五县转送入川难民的调查资料显示：9783人中，男性5074人，占51.9%；女性4709人，占48.1%；其中青壮年（16—60）为63.2%；育龄妇女（16—50）。男女性比例为107.7强。 （注：《国民政府年鉴》（人口），第3页，行政院1943年编。）应该说性比例是正常的。 然就中国当时的现状来说却不正常。据国民政府统计，1937年前，中国平均性比例为119.4，青岛和北平分别为145.9和160.18。（注：《国民政府年鉴》（人口），第3页，行政院1943年编。）上海为143.3%。（注：前揭《国民政府年鉴》，第4页。 ）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使得在正常年龄段的男性总是多于女性。重庆战前有208294人，1937年后骤增至475968人……，性比例为140。1942年性比例更高达160以上。（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第97页。）大量青壮年男性移民进入后方，原籍婚龄女性却相对缺少，于是娶当地女性者甚多。当然，与当地未婚者认识的最多的是那些从事流动性强的职业人口了。云南滇缅公路上的司机们“大约65%是和云南女子结婚的，而大多数属于初婚。在这些家庭中，从妻子方面很容易见出本地的社会风俗。”（注：前揭白修德等书，第18页。）

　　同时，由于人口迁徙，风气大变，价值观、人生观都发生了变化，中国人的通婚范围也大为拓展，孙殿魁的研究表明，大批不同地域、不同信仰的人民集聚在一起，原先被看不起的“下江人”与东部地区人纷纷“飞入”“内江人”的家中，“外地郎”大批与本地姑娘成亲，从而使得来自不同地区的原先毫无可能认识的人们因为内迁而偶然或必然的走到了一起。抗战时期在中国的美国作家白修德、贾安娜通过实地考察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广泛存在：“北平籍的男孩子与四川籍的女孩子结婚了，上海家庭里的女儿嫁给了广东人，这是很奇怪的姻缘。战争结束时，有一个可爱的广东女郎，丈夫是上海人，丈夫暂时留渝，她则由政府机关送到上海，她说‘我丈夫给我一封给他母亲的介绍信。我听说她是旧式的人，我们彼此说话都不懂——我不会说她的方言’。”（注：前揭孙艳魁书，第318页。）可以设想， 这位不懂上海方言的广东女郎与她那位尚未见过面的婆婆进行沟通，大概也是以统一的国语进行的，甚至她与她的情郎可能也是以国语传递爱的信息的。要不是因为发生了抗战，他（她）们即使是认识的概率大概也只是百万分之一。

　　现代生物学的研究表明：生物具有远缘杂交优势，中国人过去体矮个小，后代身体素质普遍较差，除了营养水平与卫生条件底下等客观原因之外，同姓、同宗、堂表结婚等现象表明婚姻范围狭小，而缺乏远缘优生条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今，内迁使得人们扩大了择偶的范围，无疑具有现代人种学上的积极意义，对于中华民族人口素质的保全与提高的作用毋庸置疑。

　　战争期间出现的重婚与离婚问题十分严重，在动荡与迁徙中，联络中断，生死不明，团圆无望，于是，各人另找配偶，不少已婚者因为两地隔绝而再娶再嫁。“沦陷夫人”、“抗战夫人”、“胜利夫人”在抗战时期较为普遍。

　　鉴于实际情况，国民政府的《民法》规定夫妻双方只要一方生死不明三年以上者，另一方就可以另外建立家庭。于是，离婚率大为提高。1939年昆明市受理的离婚案仅8件，至1944年竟上升到541件。（注：同上。）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那位张经理的原配夫人在沦陷的上海苦熬，而他却在重庆另娶“抗战太太”，复员后抛弃了为人佣妇的原配夫人。

　　大批内迁工厂与人口进入西部地区，新的技术、知识、观念与风气、新的风俗与习惯等等不断的涌入，冲击了内地封建、愚昧、保守的风气。大家庭的瓦解，睦邻精神、宽容精神、同情精神等的延伸，原先的较为封闭的简单的社会关系逐渐趋于复杂、开放，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阶层也趋于丰富成熟，如过去几乎没有的资产阶级也因民营工厂的大量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阶层，以后相继建立的各个民主党派不少成员是当地人。而大批沿江沿海一带的工人有着丰富的与资方斗争的经验，抗战8年中，后方的劳资冲突也陡然猛增。 如四川工人不断发起反抗工厂主与特务暴行、争取民主和生存权利的斗争。及止抗战后期愈演愈烈，1945年重庆因胡世合事件引发的抗暴斗争，就是抗战时期国统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人运动。（注：侯德础：《论抗战时期的川省工业》，载《抗日战争史论丛》第24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总之，抗战时期的工业、人口、文化及其他各种社会要素的内迁，形成了一个现代化中心的转向运动，对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不平衡格局也作了相对的调整。尽管不符合常规，却在某种意义上造就了历史的进步。其动力，无疑是爱国主义起了关键作用。

作者介绍：忻平 本校历史系博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