淋漓修国史巨眼几挥斤

　　民国学界群星灿烂，名家辈出，其中有一位英年早逝的史学家叫张荫麟。他学养深厚，著作一鸣惊人，乃至陈寅恪认为其人其学可以当得起全部“庚子赔款之成绩”。遗憾的是，因其早亡，或是被有意无意地遮蔽，如今已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更少知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史学成就和文化高度。正如一颗学界彗星，倏忽而现，倏忽而寂。 　　没有学问的人，随处都是要被人轻视的 　　没有学问的民族，也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 　　张荫麟（1905.11.2 - 1942.10.24），广东东莞人，笔名素痴。他出生于一个书香人家，早年受到了严格的旧学训练。举凡四书、五经、三传、史汉、通鉴、诸子书、古文辞，他都能熟读成颂。十八岁那年，张荫麟毕业于省立第二中学，考入清华中等科三年级。当时的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 　　张荫麟读清华中等科时，后来成为哲学大家的贺麟与他同校，读高等科。在贺麟记忆中，张荫麟一天到晚埋头于书的世界，是“一个清瘦而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里钻研的青年”。 　　张荫麟与贺麟虽属于不同年级，但有共同的学术兴趣。他们曾一同趋听梁启超的中国文化史讲演。 　　一天晚上，梁启超演讲时，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问台下有没有张荫麟，是哪一位。他手中拿着的信是张荫麟所写。张荫麟在信中质问梁启超上次演讲中的某个问题。梁启超要在讲台上当众答复他。 　　张荫麟当即起立，向梁启超致敬。 　　也许梁启超是要借这次答复认识一下张荫麟。他此前曾读过张荫麟发表在《学衡》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文章批评了梁启超对老子的考证结论。梁启超从张荫麟文章中看到一位后起之秀，惊叹“此天才也”，要勉励张荫麟全心治学，才有了这次课堂上的师生对话。 　　张荫麟在清华读书的六年里，有幸遇到多位学术大师。梁启超之外，他在中国文学领域受教于王国维，在西方文学领域受教于吴宓。张荫麟潜心向学，卓然成识，文史淹博，文气清迈。依贺麟的说法，张荫麟的文章“没有章太炎的晦涩，没有梁任公的堆砌，没有章士钊的生硬，而另具有独特的风格”。 　　高出张荫麟三个年级的贺麟要结识这样优秀的读书种子做朋友，特地找到张荫麟同寝室的一个同学，介绍他们相识，由此结下“二麟”之间的终身友谊。梁启超当年《文史学家之修养》一文，就是“二麟”共同作笔记后联名发表的。 　　1926 年夏，贺麟赴美留学，“二麟”惜别。张荫麟的临别赠言是――“埋头学问，少写肤浅的文章发表”。他痛切地对贺麟说：“没有学问的人，到处都要受人轻视的。” 　　贺麟在后来的怀念文章中回忆道：“他这话诉诸人的自尊心，鞭策着我，使我几年在外国，不敢不在学问上多努力。”“我后来之得免于堕落，在学问上能摸着一点门径，我不能不感谢他所给我的真挚的友情和剀直的劝勉。”“我要替他广播到全国青年都知道：没有学问的人，无论你做多大的官，发多大的财，随处都是要被人轻视的。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也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 　　1929 年，张荫麟考取公费赴美留学资格，到斯坦福大学深造。他写信给好友张其昀说起自己的目标打算――“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 　　为治国史而先读哲学，以广视野、得方法，再读社会学，以明人情，这种准备工夫实不多见。寒窗四年，他先后获得哲学学士与硕士学位。大器之象，隐约可期。 　　写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 　　1933 年，张荫麟于学成返国。他给陈寅恪写了一封信，告已回国，希望继续史学研究。 　　陈寅恪接到张荫麟书信的第二天，就致函傅斯年推荐张荫麟： “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若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也。” 　　为谋得一个治史职位，张荫麟也给他的老师吴宓先生写了信。 　　后来， 张荫麟确定回母校清华任教。1934 年春，他在历史、哲学两系当专任讲师，同时在北大兼授“历史哲学”课程。 　　此后应是张荫麟心情较舒畅的一段日子。贺麟回忆文章中说，那时张荫麟最喜欢与学生接近，“常招待学生在茶馆喝茶或点心铺喝豆浆。无聊时，且常喜与助教谈笑，一点也不知道摆教授的架子。” 　　冯友兰听过张荫麟讲的笑话，说柏拉图派人上街买面包，那人空手回来，说只有方面包、圆面包、长面包，没有光是“面包”的面包。柏拉图就让他买长面包。那人又空手回来，说只有白的长面包、黄的长面包，没有光是“长面包”的长面包。柏拉图就让他买白的长面包。那人还是空手回来，说只有热的长白面包、冷的长白面包，没有光是“白的长面包”的白的长面包……如此，面包总是买不来，柏拉图饥饿而死。 　　受聘清华当年，张荫麟加入了吴晗、梁方仲、汤象龙等发起的史学研究会，又与容庚、容肇祖、商承祚、徐中舒等发起成立金石学会，与容庚、顾颉刚、洪业、容肇祖等创办《大公报・史地周刊》，称“我们的野心是以兴味的甘饵引起一般人对于史地，尤其是本国史地的注意”。是年，张荫麟与钱钟书相识，与张岱年订交，与钱穆引为同道。 　　1935 年初，经傅斯年推荐，张荫麟受聘于教育部，负责编撰高中、初中、高小的历史教科书，由是开启了其学术生涯中最耀眼的一个时期。其精心治史的集大成之作《中国史纲》即因此而动笔。 　　张荫麟写国史，初衷可作层层观。 　　最表层是要改造当时的教材。小学里的国史，从三皇五帝到宋元明清讲过一遍。初中又有一套教材，把这段历史再讲一遍。高中阶段，还是这一套，再三。及至大学，再四。张荫麟说：这就像是四枚镜子，虽有大小之分，显出的内容一模一样。学生被迫重温再温三复斯卷，且是一套可厌倦的、杂凑的、机械的史实。人名地名数量之多，使人懒于翻阅，疲于记忆，实在是浪费精力，荒废青春。这弊端须作根本改变。 　　进一层，“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二十世纪最初几年，章太炎首倡设计新通史，并发表《中国通史例略》。梁启超随即响应，提出通史新体例的设想，且作尝试。自章梁开风气，到三四十年代，中国通史教材的编著蔚然成风。张荫麟动笔《中国史纲》时，已有不下三四十种，却如顾颉刚所云。“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然不少，……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张氏欲自辟蹊径，别开生面。 　　再进一层，张氏治史多年，纵其天分，用其苦功，“博观”与“方法”已高度自觉。他要融会前人成果，结合自己玩索所得，以讲故事的方式写史，且不参入考证，不引用前人成文，尽量少用原始文件。同时，“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在叙事过程中，张氏拟兼顾并详实于三个方面，一为社会的变迁，二为思想的贡献，三为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张氏的史观与方法，当由其所撰国史集中体现。 　　更深一层，是其作为史家的使命感。《中国史纲・自序》有言：“我们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剜割。旧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若把读史比于登山，我们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回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这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 　　张荫麟这段话，放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来说，放在全国上下聚谈“中国梦”的时代，何其振奋人心！问题是，如今的史家可有这般深切的感受、热切的追求、急切的投身及与之相应的史观、史笔、史才、史德以续薪火？ 　　他在青灯黄卷中钩陈抉微，却并非书斋型学者，不纯粹为学术而学术 　　为学生写出好读的国史，是张荫麟释放其史学、史才、史识、史德能量的火山口。他向清华告假，放弃教职，专心其事。 　　他先把数千年的史事分出数十专题，列出目录，广求意见，反复斟酌，确定格局。后邀请吴晗、千家驹、王芸生等分别撰述相应专题。待文稿齐备，即编为长编，融会贯通，“以通俗明白之文笔，画出四千年来动的历史，……使人人能读此书，不但熟习国史，而且能有一个客观的看法”。 　　张荫麟所说的“通俗明白”、“人人能读”，可从下面一段文字领略一二： 　　“楚人的生活充满了优游闲适的空气，和北人的严肃紧张的态度成为对照。这种差异从他们的神话可以看出。楚国王族的始祖不是胼手胝足的农神，而是飞扬飘缈的火神；楚人想象中的河神不是治水平土的工程师，而是含涕宜笑的美女。楚人神话里，没有人面虎、遍身白毛、手执斧钺的蓐收（上帝的刑神），而有披着荷衣、系着蕙带、张着孔雀盖和翡翠�的司命（主持命运的神）。适宜楚国的神祗不是牛羊犬豕的腥膻，而是蕙肴兰藉和桂酒椒浆的芳烈；不是苍髯皓首的祝史，而是采衣姣服的巫女。再从文学上看，后来战国时楚人所作的《楚辞》也以委婉的音节，缠绵的情绪，缤纷的辞藻而别于朴素、质直、单调的《诗》三百篇。” 　　这段文字见《中国史纲》第三章第一节，题目是“楚的兴起”。 　　至情至性的张荫麟，史学研究造诣精深，却并不是个书斋型的学者，他也热切关注着社会现实。他在青灯黄卷中钩陈抉微，并不纯粹为学术而学术，对于动荡社会中民生的改善，国力的增强，他希望能出一份力气，甚至有过投身爱国运动的念头和行动。 　　吴宓1925 年8 月6 日日记说：“ 此间一二优秀学生，如张荫麟、陈铨等，亦皆不愿习文史之学，而欲习所谓实际有用之学科，以从事于爱国运动，服务社会。” 　　1933 年夏，王芸生接手《国闻周报》，在存稿中读到张荫麟所写《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一文，即特别选出，“编列为第一篇文章”，并写信告诉张荫麟。张荫麟感到遇上了知音，回信时引“文字因缘骨肉深”的古诗句与王芸生订交。 　　王芸生没有辜负张荫麟的情谊。他曾表示：“许多师友向我问询国内学者时，我的推荐均不遗漏张荫麟其人。”他把张荫麟看作中国学者中的一个卓越代表人物。张荫麟亦看重王芸生，他编撰《中国史纲》时，曾将其所拟目录寄给王芸生，请他加盟起草“甲午战后至二十一条交涉”一章，得到王芸生的慨允。 　　1936 年初，时局紧张。张荫麟参加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的签名活动。当年10 月，“情势更急，冀东叛变，津门倡乱，察北失陷，绥东告警，丰台撤兵，祸患连骈而至，未闻我政府抗议一辞，增援一兵，大惧全国领土，无在不可断送于日人一声恐吓之中”。为此，燕京大学教职员会倡议发表《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开会三次，张荫麟被推为起草人，由徐炳昶、顾颉刚、冯友兰、钱穆等修改，钱玄同、洪业、沈从文、梁思成、金岳霖、朱光潜等一百零四位知名教授签名后，于10 月13 日发出。 　　1941 年间，张荫麟写信给王芸生，言及时弊，张荫麟笔端越发痛切：“御倭军兴，国家锐意修内治，而积习未蠲，新弊踵起，学士大夫相顾而莫敢言，或陈古以饰今，或举细以遗大，泛焉无当于治道。君独论曰，修明政治，不外任贤使能、赏功罚罪八字。…… 又曰：今日之患，莫大于瘫痪。上之意无以贯于下，法令愈下行而愈离其本，损之又损，以至于无。凡所兴作，有形而无神，多耗而少功。居蠹积弊，上之人知之甚明而不能禁，禁之甚严而不能绝。此之谓瘫痪。又曰：为政者必其身极修治之功，至诚而明，始能导民轨物，而免于非理之约束。” 　　张荫麟直言“政治瘫痪”的《论修明政治的途径》一文投书《大公报》，在其病故三日后始见报。 　　弥留之际，他口颂《庄子・秋水篇》，与病床前诸位学生逐一握手作别，徐徐气绝 　　1940 年7 月，张荫麟到贵州遵义浙江大学任教，住在遵义老城石家堡三号第三层阁楼。据说其“窗前竹树森蔚，湘川在望，据全城登眺之胜”。 　　胜境在目，国史在心，教鞭在手，张荫麟开设了“中国上古史”、“唐宋史”、“历史研究法”等三门课程，又与张其昀一起建立“思想与时代社”，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以学社为基地，负荷国史编纂工作，刊行“国史长编丛书”。 　　其时，张荫麟已患慢性肾炎。本需休养，他却要艰苦劳作。本须治疗，偏偏缺医少药。加之时局混乱，离异心殇，“国恨家愁和生活艰难到不能一饱的重重忧患中”，张荫麟实在难以振拔。 　　1942 年10 月24 日凌晨三时，张荫麟在贵州遵义逝世，享年三十七岁。 　　据说，张荫麟弥留之际，口颂《庄子・秋水篇》，与病床前诸位学生逐一握手作别，徐徐气绝。 　　治丧者将其墓选在遵义老城南门外碧云山上天主堂坟地。“出殡那一天，风很大，荒山孤坟，倍增凄凉气氛。” 　　当时的学术界、文化界为这颗学术巨星陨落出现一片悲悼之情。 　　钱钟书《伤张荫麟》诗中说：“清晨起读报，失声惊子死。天翻大地覆，波云正谲诡。绝知无佳讯，未忍置不视。赫然阿堵中，子占一角纸。” 　　陈寅恪写有《挽张荫麟二首》，曰“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何止牍三千。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 　　朱自清《挽张素痴》一诗慨叹：“妙岁露头角，真堪张一军。书城成寝馈，笔阵挟夙云。勤拾考工绪，精研复性文。淋漓修国史，巨眼几挥斤。” 　　更多学者在张荫麟去世之后重读其著述，对其人品、性情、学养、成就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体验―― 　　熊十力说：“荫麟方在盛年，神解卓特，胸怀冲旷，与人无城府，而一相见以心。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属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