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会议:两张纸片决定东西方命运

1945年，苏联经过反法西斯战争，正在上升为主导世界的大国，这也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不远千里来到雅尔塔与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会晤的原因。1945年2月3日，罗斯福、丘吉尔的专机降落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上——雅尔塔是这个半岛上的小城。次日早晨，作为主人的斯大林方才率团抵达。在曾经是沙皇别墅的列瓦基宫，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雅尔塔会议开始了。

“百分比协议”。丘吉尔写下若干百分比，斯大林打了个钩。

1945年6月30日，宋子文（右）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左二）迎接。

苏军进入中国对日作战。图为苏军解放大连，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决定欧洲与远东命运的两张纸片

1944年10月9日，晚22点，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丘吉尔与斯大林。当时，他们的谈话不为人知。10年后，当事人之一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还原了当时的情景。

“我拿过半张纸，写出：罗马尼亚：俄国——90%，其他国家（也就是英国和美国）——10%；希腊：英国（与美国一起）——90%，俄国——10%；南斯拉夫：50-50%；匈牙利：50-50%；保加利亚：俄国——75%，其他国家——25%。我把纸条交给斯大林，斯大林当时正在听翻译。稍停片刻，他拿过一支蓝色的铅笔在纸上打了一个√，然后把纸条交给我。解决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时间比把这件事写出来还要快……斯大林铅笔画过的纸条就放在桌子中央，双方都一言不发。最后，我说：‘我们就这样解决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事情，是不是给人感觉有些玩世不恭？让我们把这张纸烧掉算了。’斯大林说：‘不，你留着吧。’”

这就是二战后期丘吉尔与斯大林之间在巴尔干划分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议”。此前英苏双方对此已有一系列触及，其后两国外长讨价还价。就这样，两人用半张纸和短短几分钟，“解决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事情”。他们也知道这样做“玩世不恭”，而且在向罗斯福通报时避免使用“划分范围”这样的字眼，以免“吓着美国人”。

将近四个月之后，这三巨头举行了雅尔塔会议。可以说，这个“百分比协议”是几大国在雅尔塔决定更多人“生死攸关的事情”的预演。

几个月后，1945年7月2日，还是在克里姆林宫，又是一张纸，决定着另一个地方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事情。这一次这个地方是远东，拿着这张纸的是斯大林，而他谈话的对象不是他的大国同谋，而是大国刀俎下的鱼肉。那是以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到苏联与斯大林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过程中的事。代表团成员蒋经国后来记下了这个过程：第一次见面时，态度非常客气，但到正式谈判时，斯大林拿了一张纸，向宋子文面前一掷，态度傲慢地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这张纸，就是三巨头四个多月前达成的“雅尔塔密约”。也就是说，苏联开出的条件，中国国民政府基本上只能照单接受。这就是雅尔塔会议的结果。

斯大林给罗斯福出了一道难题

今天，我们再来回顾雅尔塔会议及会后涉及中国和远东问题的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依然让人感到惊心动魄。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丘吉尔敏锐地感觉到二战的结果将是苏联在欧洲坐大，故决定双管齐下，一是借美国参战，将美国力量全面引入到欧洲事务中制衡苏联，二是争取在战争结束之前，尽量与苏联划清双方在中东欧的影响范围，明确战后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从对英国有利的方面来维护欧洲均势。丘吉尔与斯大林的“百分比协议”就是这样达成的。

从战争进程来看，美国认为，只有对日本本土发动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才能彻底打垮日本，为此美军需要准备承担上百万人伤亡的代价，并且即使欧洲战事进展顺利，美军可能也要到1946年才能登陆日本本土。所以直到雅尔塔会议，美国对于远东关注的重点还是如何结束对日作战问题。为了减少美军的伤亡，美国把争取苏联加入对日作战作为雅尔塔会议的重要议程。

而苏联此时却不急于参加对日作战。这固然是因为此时苏联正全力对德作战，也因为苏联待价而沽的心态：它要借对日作战在远东获取最大的利益。苏联明确表示打垮德国后三个月可以参加对日作战，但交换条件是苏联要取得在远东的一些特殊利益，比如确认外蒙独立，苏联在中国东北享有势力范围、取得千岛群岛等。这些交换条件某种程度上是沙俄40年前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东西，在美国看来，40年间国际环境变化那么大，比如这些问题涉及中国，难道中国会像清末那样只能任由列强宰割？何况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因为日本对于东北的侵占才爆发的，战后接收东北主权也是中国政府的重中之重。在美国强调中国大国地位的时候，苏联提出这样的要求，是给罗斯福出了难题。

然而，为了争取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罗斯福此时决定满足苏联的要求。

雅尔塔会议上的三巨头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

蒋介石被迫签订中苏条约

1945年2月8日下午，当斯大林在雅尔塔提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问题时，罗斯福表示，需要找到机会和蒋委员长商谈此事。斯大林称，现在尚无必要和中国商讨，当苏联从欧洲战场上抽调25个师到远东战场上时，将是同蒋委员长谈此问题的好时机。

2月11日，在列瓦基宫，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协定》（即雅尔塔协定）上签了字。这个协定关于苏联参加对日本作战的条件中，涉及中国的内容主要是：

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将予保持；大连应列为国际港，苏联在该海港内之特别权益将予保障，苏联并得恢复租借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中长铁路将由中苏合组之机构共同经营。

协定中还写道：三国确认，上述外蒙古、旅大港、中长铁路之各项协议，需征求蒋介石委员长之同意。罗斯福总统在斯大林元帅之建议下，将设法获取蒋委员长之同意。三国领袖并一致协议，在击溃日本之后，苏联之上列要求将毫无疑义地得致达成；苏联表示乐于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协定，俾得以武力协助中国自日本之压迫下求得解放。

但是，雅尔塔会议后所公开发表的公告，对于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条件等有关内容无一字提及。所以，当时中国方面对此一无所知。但蒋介石及国府最高层官员已敏感地嗅出这个协议一定包含涉及远东及中国方面的内容。蒋介石拜请当时正在华盛顿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代为了解内情，同时还命令驻英大使顾维钧、驻美大使魏道明想方设法打探内情。得悉情况后，蒋介石非常气愤，觉得中国被出卖了，对于涉及到中国的条款，决定“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蒋介石开始想得非常明确、坚定，但后来不得不一步步地被迫退让。

美苏英三国在雅尔塔商定远东秘密条款之后，便迫使蒋介石政府同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确定苏军参加对日作战的同时，把作为参战条件的外蒙独立和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权益等内容落实下来。

1945年6月30日，以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这个谈判过程曲折激烈，前述斯大林把那张纸掷在宋子文面前的事，就发生在其中一次谈判中。面对中方的据理力争，苏方态度坚决。

为不承担在中苏条约上签字的责任，宋子文辞去外长职务，由王世杰接替。而此时，国际政治和战场形势都在发生变化，美英苏三国首脑于7月17日-8月2日举行波茨坦会议，并拟定向日本发表劝降的最后通告。7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在24小时之内签字，否则英美两国将单独发表对日警告。8月6日美国向日本投放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次日百万苏联红军沿5000公里战线向侵华日军发起全面进攻。苏军进入中国对日作战，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终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8月14日夜，中国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正式签字。次日，日本宣布投降。

雅尔塔塑造战后大国格局

当然，即便对日作战以及安排战后远东事务不是雅尔塔会议和雅尔塔体系的全部内容，雅尔塔会议和雅尔塔体系的意义也是巨大的。雅尔塔会议是美苏英三国首脑在二战快要结束而尚未结束时，就战后世界秩序达成一系列协议和谅解的一次重要会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战后世界格局和秩序，一般称之为雅尔塔体系或雅尔塔体制，其性质是大国安排世界。

雅尔塔体系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合作的美英苏等大国战后划分势力范围，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美苏这两个大国的关系是雅尔塔体系的“主心骨”。从近代国际关系史来看，每一次大的国际战争之后，都是基于战争的结果，由大国主宰来安排战后秩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雅尔塔体系跟之前的国际体系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所不一样的是，这次形成的雅尔塔体系的结构是一个两极格局。这与维也纳会议之后的维也纳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多极格局不同。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体系的主角是美国和苏联两个非西欧国家，而且美苏两国政治制度也迥然不同，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战后的东西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以及它们之间的冷战。

决定对日宣战、彻底清算法西斯和建立联合国等，也都是雅尔塔体制非常重要的成果。这些当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同时，它也引发了强烈的分裂化特征：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是两大阵营的分裂；在欧洲是东欧和西欧的分裂，包括分别以华约、北约成立为代表的全面对立；在一些具体国家，则有东西德国和朝鲜半岛南北的分裂。

雅尔塔体制带来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1946年8月，毛泽东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世界上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很明显，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雅尔塔体制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对美苏两国战略动向的判断。新中国成立后选择和苏联结盟，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极大改变了亚洲的战略态势。1954年前后，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日内瓦会议上积极斡旋协调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原因之一是中国承受的来自于雅尔塔体制的压力太大，必须寻找平衡和新的舞台。1955年中国积极参加万隆会议，并促成了万隆精神的诞生，就是意识到了这个体制中日益成长起来的新的因素。

1963-1964年，毛泽东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经济落后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间地带，而经济发达的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和日本是第二中间地带。这种判断反映了雅尔塔体制发展过程中，美苏对立大背景下多种力量崛起、两大阵营内部出现矛盾和分裂的事实。到后来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与此一脉相承，将全球争霸的美苏两国划为第一世界，把反对第一世界的主要力量赋予了第三世界。这些都体现出中国对雅尔塔体制的观察与调适，同时也体现出中国在这个体制中自我身份定位的重大变化。

中共领导人对雅尔塔的看法

1945年2月3日，即雅尔塔会议正式举行的前一天，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告诉他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已经准备开会了，结果过几天就会知道。他告诉周恩来，苏军逼近柏林，各国进步力量声势大振，苏联参与东方战场的可能性很大，因此美蒋一定急于与中共取得政治妥协。所以他要求周恩来在国共谈判中绝不让步。看来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对雅尔塔会议反应都非常迅速，双方都意识到了这次会议有可能对整个中国的命运有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谈雅尔塔会议是1945年2月15日在延安党校的一次报告。这时雅尔塔会议已经结束，延安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关注这次会议。毛泽东说，有些人经常散布谣言，说美英苏三个大国是不能够团结的，他们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毛泽东的结论是，摩擦是有的，但团结占统治的地位，因为现在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更有意思的是，美国驻延安使团的著名“中国通”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汇报的电报中，保留了很多他与周恩来在重庆和与毛泽东在延安谈雅尔塔、世界形势、中国内政的内容。他的感受是，中共认为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不太可能会侵占中国利益，因为当时中共的一个基本想法是帝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当时谢伟思发回美国的报告以及美国方面的评论来看，美国认定中共并不了解雅尔塔会议真正的情况，也就是说，苏联事先并没有告诉中共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但是后来中共领导人对雅尔塔多次提出了批评。1956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南共联盟代表团时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把中国全给了美国，给了蒋介石，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苏联都没有支持共产党而支持蒋介石。1964年7月他又在和日本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以保证所谓蒙古独立为借口，把外蒙置于自己控制之下。1967年4月，周恩来和越南领导人范文同谈话的时候，认为美苏通过雅尔塔协定来划分势力范围，雅尔塔协定是有错误的，作为策略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政策就不对了。

雅尔塔对中国外交是一个很大的刺激，隐含了后来中共和苏联之间很多矛盾的潜在线索。中国为什么那么强烈希望独立自主？为什么和苏联“老大哥”短暂蜜月之后迅速反目？可以说，雅尔塔会议和雅尔塔体制是有重大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