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台湾省青年社会现状分析

作者：张胜康

青年探索 1998年01期

　　当今台湾省的青年是一个集传统和现代于一体的特殊群体。在他们身上，既保留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不乏现代社会的文化气息。对于这一代青年人来说，传统的中国文化对他们有着潜在的影响，使他们对世代沿袭的伦理道德有着极深的认同感。然而，他们毕竟是在现代文明的熏陶和作用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经济和文化的飞速发展又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极深的时代烙印。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有别于老一辈人，无论是受教育程度，还是婚恋、家庭观念等，与老一代人相比，当今台湾省的青年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台湾省青年的婚恋观念

　　当今台湾省青年的婚恋观念，除受世界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外，仍然保留中国人传统的择偶特点。传统的择偶观念要求“门当户对”，如今，这种门户相当的思想却演变成了男女双方要学历相当。不久以前，台湾有关方面以青年的一项社会调查表明，当今台湾省青年在选择配偶时对对方的家庭条件已无苛求，但对对方的学历是否与自己相当却较为重视。据统计，1993年，台湾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女性与学历相当的男性结合的比例大约为总数的45%。与80年代相比，大约提高了10%。

　　除要求学历相当外，台湾省青年在选择配偶时还比较注重对方的个体素质。男性一般要求女性身体健康，关心家庭，并具有善解人意、体贴温柔、心地善良、用情专一等品质；女性则要求男性对家庭要有责任感，要为人正直，有事业心和远大抱负。值得注意的是，相当一部分女性在选择婚姻对象时仍会考虑对方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而且对男性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依赖心理。

　　就结婚年龄而言，晚婚似乎已成为当今台湾省青年中的普遍现象。根据1994年的统计，台湾地区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已达约31岁，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则超过了28岁。在晚婚大潮之中，女性的晚婚趋势较男性更为明显。1971年，台湾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仅为22岁，1992年升至26岁，1993年升为27.1岁，1994年升为28.3岁。13年间，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竞推迟了6年多。形成台湾地区女性晚婚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原因有三点：一是由于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致使其求学时间相对延长，因而其婚配时间自然也必须相对后延；二是随着妇女文化的提高，对婚姻质量的要求也相对更高，多数女性选择配偶的时间延长，从而导致了她们的晚婚；三是由于受现代文化的影响，妇女的婚恋、家庭观念以及对自我的重视程度均有很大改变，再加之自身经济的独立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使大多数女性倾向了晚婚。

　　近年来，台湾省青年的独身率明显上升。由于婚姻观念的转变，男女两性的独身人数明显增加。据1994年台湾地区有关方面的调查，在25——29、31——34、35一39岁三个年龄段的未婚男、女中，选择独自生活方式的人数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明显上升，尤其是25—29岁年龄段的女性，与10年前相比，选择独身生活方式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不仅如此，未婚单身母亲数和非婚生子女数也呈上升趋势。根据台湾地区“主计处”1996年初公布的统计数据，在1995年前11个月中，台湾地区的非婚生子女数大约为8,500人，占新生儿总数的2.83%。与10年前相比，增加比例超过了1%。

　　二、台湾省青年的家庭现状

　　正如社会学家们所预言，工业社会的到来必然会对家庭结构产生影响。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台湾的家庭结构，而且对台湾人的家庭观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家庭模式上看，核心家庭的比例正在扩大，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的数量正在减少。近年来，随着人口老化程度的加剧，对老年人的扶助使主干家庭的数量有所增加，多数老年人在退休后会同自己的一个子女一起生活，由子女照顾其饮食起居。由于受中国人传统的“百行孝为先”思想的影响，家庭均将赡养老人视为应尽的责任。

　　由于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增多，青年夫妇多倾向于少生育，甚至不生育。至于未婚青年，他们则更乐意将时间用在家庭以外，而在家庭中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不管是已论婚配还是未曾成家，许多人均倾向于离开家庭，尽早开始其独立生活。在婚姻问题上，虽然父辈对子辈配偶的决定权已经缩小，但他们对子辈婚姻对象的选择仍然有着较大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其影响方式已由绝对的强制型转变成了较为民主的协商型。

　　从青年家庭所担负的经济角色来看，传统的劳动共同体已变成了现代的收入共同体。目前，大约有48%的青年家庭夫妻均外出工作，但女性除外出工作外，却还承担着照顾子女和料理家务等双重任务。近年来，为了解决青年家庭的困难，台湾地区开办了许多学龄前儿童托管班和家庭问题咨询中心，以便为青年家庭提供子女照顾、教育等家庭方面服务。

　　就青年家庭的生活水平而言，无论是从其人均收入、卡路里摄入量，还是从其大型家电、通讯、交通设备的拥有量上来看，目前已经跨入世界先进地区的行列。有关统计资料表明，1995年，台湾青年的人均年收入已高达10,556美元，人均卡路里摄入量上升至3047.8卡。不仅如此，每100户青年家庭拥有113.4台彩色电视机、104.2台洗衣机、100.5台冰箱、108.7部电话和78.5部汽车。与老一辈人相比，其家庭的现代化程度的确很高。

　　台湾地区的离婚率在亚洲居首位，其中又以青年家庭的离婚率最高。根据1993年的统计，每1,000对夫妻的离婚率高达9.8对，而且还有继续上升的倾向。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大部分离婚案中，夫妻双方均同意离婚，而离婚的最主要原因多为其中一方移情别恋。尽管台湾地区的民事法早已确定，妇女在离婚时拥有对家庭财产的分割权，但其中一些人仍不能得到她们应得的财产。至于子女，作父亲的则拥有绝对的监护权。如果母亲希望同其子女一起生活，她们就必须有勇气旷日持久地坚持法律诉讼。

　　虽然随着扩大家庭数的显著减少，台湾青年的家庭意识也在逐渐淡化，但实际上在许多地方，维系大家庭的亲属网络却依然存在。青年人对亲属所尽的义务也大多出自其自发情感，而并非仅为履行其道义责任。随着现代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随着青年家庭富裕程度的加大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传统的家庭观念近年来在青年心目中再度复苏，许多人与亲属间的联系也有所加强。特别是在婚丧娶嫁、传统佳节和宗祠祭祀等特殊时刻，大多数青年仍会参与家族间的聚会。

　　三、台湾省青年的教育状况

　　台湾地区在教育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有关资料显示，1993年，在年龄15——35年的青少年中，文盲人口仅占总数的0.3%，而在1994一1995年间，86%的青少年均接受过不同程度的正规教育。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台湾的小学教育已基本普及，小学毕业后可以直接升入初中。在初中毕业生中，大约88%的人可以进入高中、职高和初级专科院校，其中57.4%的人又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同大陆地区和日本、韩国一样，台湾地区对青少年实行以考分为基础的择优录取制，从而形成了：“金字塔”结构的教育体系。这种体制导致了激烈的考试竞争，同时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事实上，60年代台湾地区的教育只接近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而到80年代，该地区的教育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从其教育的发展轨迹来看，50年代台湾地区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一般劳动力，其教育重点主要放在小学教育的普及上；60年代台湾开始致力于9年制义务教育，青少年的教育水平有所提高；70年代随着台湾地区工业化程度的加深，社会对中等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教育重点开始转向中等技术和职业教育；70年代之后，进入高等技术院校的学生比例从1971年的约50%迅速升至1989年的68%，而这一百分比还不包括5年制初级职业院校的学生在内。换言之，从80年代起，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的规模开始扩大。由于经济结构的改变，台湾地区的信息工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而随着经济发展方向的转变，近年来台湾高等院校中经济管理、机械工业和信息工业等专业不断扩大，以便能培养出更多适应经济发展的青年人才。遗憾的是，历来在台湾高等教育中占优势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专业，招收的学生却日渐减少，从而呈现出衰退之势。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之后，台湾省青年人才开始大批外流，许多人到美国、加拿大等地去攻读学位，学成之后即在国外寻求发展。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台湾地区平均每年外流的大学毕业生超过2,000人。而到80年代末期，每年外流的大学毕业生数竟超过5,000人。青年人才的大批外流似乎极不利于台湾经济的发展。幸而从90年代起，大批外流人才又开始返回台湾。据统计，1982年留学返台的青年不足1,000人，而到1994年，返台青年已达6,510人。促使台湾青年人才回归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该地区就业机会的增多，经济的发展为高科技人才提供了更多在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以及私营企业就业的机会。而台湾地区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政治氛围的改变也对青年人才的回归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加之美国、加拿大经济的停滞和种族歧视等原因，使得大批外流的青年人再度返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台湾地区青年劳动力的素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有关资料表明，到1995年底为止，台湾地区具有高等学历的青年劳动力已经出现过剩现象，其非雇佣率已达其总数的2.23%。与之相比，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的非雇佣率仅为1%。

　　四、台湾省青年的社会分层

　　台湾地区的社会流动非常频繁，希望向上流动的愿望在青年人中非常普遍。许多人无时无刻不在做着“老板梦”，盼望能进入上流社会。在工薪阶层中，部分青年在受雇于企业的同时，又从公司中转包活计，雇佣家庭妇女在自己家中为他们干活。不仅如此，一些人通过股票、房地产投机和炒作新台币获得了为数不少的金钱。

　　台湾青年的阶层结构变化很快，青年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很多。从其职业结构上看，50年代初期，在台湾15——35岁的劳动人口中，失业人口占总数的2.9%，一般工人占总数的56.1%，为企业雇佣的中级技术、管理人员占总数的16.9%，高级技术管理人员占总数的27%；70年代中期，在该年龄段的劳动人口中，失业人口占总数的1.4%，一般工人占总数的30.4%，中、高级技术、管理人员分别占总数的34.9%和34.7%。与前两代人相比，当今台湾省青年向上流动的人数更多，据1995年的统计，在台湾15——35岁的劳动人口中，失业人口为总数的0.2%，一般工人占总数的8%，中、高级技术、管理人员分别占总人口的39.9%和52.8%。与前两代人相比，当代台湾青年在失业贫困阶层和普通工人阶层中占的比例已经减少，而在中高级技术、管理阶层中所占的比例却相应扩大。青年向上流动机会增加的原因一是由于台湾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二是由于父母在其教育上的高额投资，加上土地国有化机制的转变，工农业生产的增长，城乡建设运动的兴起，均为青年人，特别是大批农民子弟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遇。

　　从男、女两性青年的社会地位上看，女性虽然大多参加了工作，但却不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报酬。对于女性来说，她们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大低于男性。与男性青年相比，她们中多数人只能充当雇员，而很少有机会充当雇主。在企业之中，女青年大多与高级行政管理职位无缘，更不能受到男性同等的提拔。

　　老一辈台湾人习惯了按照“本土人”和“大陆人”两个群体进行社会分层。大陆人多为汉人，拥有传统的中国文化，是1945年从大陆地区到台湾的大陆人及其后代。本土人则指日本占领台湾期间或之前就居住在台湾的岛民。大陆人到达台湾后，掌握了台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权，并开办了大批现代企业，本土人虽未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们凭借其拥有的土地和家族财产，控制了大部分私有企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本土人与大陆人已日渐趋同，但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差别。青年人在选择婚姻配偶时，大多乐意在其内部通婚，而大陆人同本土人联姻的比例却相对较小。事实上，受过高等教育的本土青年已与大陆人的后代一般无异，但文化层次较高的大陆青年仍倾向于在大陆人的后代中寻找自己的婚姻对象。

　　从工作机遇来看，虽然本土青年和大陆青年在劳动市场中享有平等的权利，但企业在雇佣员工时仍会考虑他们的家族背景。对于大陆青年人来说，由于其父母大多就职于政府部门，他们获得好工作的机会也比本地青年更多。

　　五、台湾省青年中的新中产阶层

　　台湾地区在财富上的两极分化现象是严重的，除极富阶层和赤贫阶层外，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新中产阶层，其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大约占50%，而35岁以下的青年人又占其中的约28%。新中产阶层大至包括教授、企业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他们完全不同于老中产阶层。台湾地区的老中产阶层数量较少，在人员构成上也比较简单，多为资财居中的中等企业家。与之相比，新中产阶层人数更多，多为迅速向上流动的工农子弟，他们非常重视自己现在的社会地全，并倾向于在本阶层内联姻。

　　在生活方式上，新中产阶层中的青年人十分讲究消费，喜欢购买现代商品。他们是高价商店和国际名牌连锁店的常客，购买商品是他们闲暇时间的重要活动。他们中多数人习惯用信用卡购物，而不使用现金支付其消费款项。

　　台湾人一向以其敬业精神和高额储蓄闻名于世，但新中产阶层中的青年人敬业精神既低于老一代人，节俭精神也大为逊色。除购物和享受美食之外，许多人还将大量时间消磨在高尔夫球场和台球桌上。由于台湾地区交通比较发达，近年来出境旅游的青年人人数大增。台湾省青年最喜欢出游的地方是大陆和东南亚地区，而欧美等地却很少发现青年游人的足迹。

　　事实上，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大多是由青年人所倡导的。青年新中产阶级提倡将享受放在生活首位，他们将大量时间放在家庭之外，用于同男、女两性朋友的交往中。同香港社会一样，流行音乐经青年人的推动在台湾迅速兴起。而随着光纤电视的普及，大陆的文艺产品也逐渐进入台湾市场，其影、视、歌星也逐渐为台湾青年所熟知。虽然通俗文化在青年人中似乎占距着主导地位，但实际上主流文化在青年人中也颇有市场，特别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在新中产阶层青年人中仍然享有很高的声誉。

　　台湾省青年中的负性面也不少。80年代以来，青少年犯罪问题甚嚣尘上。特别是暴力犯罪和毒品犯罪问题，几乎涉及到台湾青年中的每一个阶层。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目前台湾地区青少年暴力犯罪案件的比例已由80年代中期的13.7%上升到了1995年的31.5%。而在所有的毒品案件中，青少年涉嫌犯罪的比例已由80年代中期的31.3%上升至了1995年的67.5%。

作者介绍：张胜康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