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国维的悲剧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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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师范学院学报第22卷第5期
乡试后去上海[5](“如。这次考试取消与否,笔者从现在所占有的资料中还不得而知。但王国维准备参加考试却是事实。笔者认为以王国维的天资要想科举高中应该不成问题,因此屡试不中显然是他在科举考试与求学理想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王国维从1893年参加第一次科举考试直到1900年,整整七年都处于科举考试与求学理想的纠缠与斗争之中,不能彻底选择其一(参加科举考试更多地代表了父亲的意愿而屡试不中则折射出了王国维独立自主的求学意愿),这种两难境地相互冲突而且历时七年,对王国维而言无疑是痛苦的。所以我认为科举考试与求学理想之间的长期冲突,从而内心充满无法调和的矛盾与困惑,是王国维悲剧情结萌发的第二个因素。
(三)时世艰难
王国维出生于1877年,在其出生之前,清王朝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签订了以《南京条约》为代表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为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内忧外患中,清王朝已元气大伤甚或苟延残喘,中国随时都面临着亡国灭种之灾。在王国维的青少年时代,中国又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日甲午海战、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以及辛丑条约的签订等。王国维对于当时的时局是极为关心的,这从他当时的一系列书信中可以得到证明。当然对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以及《辛丑条约》的签订等事件,王国维的态度如何,限于笔者眼界,还未能找到相关的直接材料,但从他关心国家前途的热情看,他对这些大事件不可能无动于衷。身处这个战乱不息、民族衰微的乱世,王国维日日所见只是中国民众的多灾多难,晚清王朝的风雨飘摇。无可否认这种凄风苦雨的时代环境是王国维“悲剧情结”萌发的第三个因素。
二、王国维悲剧情结的加剧
参照多部王国维年谱我发现至少在1900年之前王国维始终没能定位自己的人生坐标,因此人生问题成了他悲剧情结萌动中的核心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他选择了哲学研究,他想在这块属于智慧者的园地中寻求到解决人生问题的真正出路。1900年,王国维在罗振玉先生的支持下到日本留学口且“页),由于脚病迅速回国,此后便决定从事哲学研究。
王国维的哲学研究涉及到了两大类型即他所谓的“无生主义”哲学与“生生主义”哲学[7J(”页)。无生主义哲学以叔本华哲学为代表。无生主义哲学的最高理想和唯一宗旨是追求人类的解脱。在精研了叔本华哲学后王国维对以叔本华哲学为代表的无生主义哲学的解脱论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和挑战。
“然事不厌其求详,姑以生平可疑者商榷焉:夫由叔氏之哲学说,则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根本,一也。故充叔氏拒绝意志之说,非一切人类及万物,各拒绝其生活之意志,则一人之意志,亦不得而拒绝。何则?生活之意志之存于我者,不过其一最小部份,而其大部份之存于一切人类及万物者,皆与我之意志同。而此物我之差别,仅由于吾人知力之形式,故离此知力之形式,而反其根本而观之,则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意志,皆我之意志也。……故如叔本华之言一人之解脱,而未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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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之解脱,实与其意志同一之说,不能两立者也”[7H”-17剐。王国维看出了叔本华个体“解脱”论与其世界“意志同一”说的矛盾。既然世界意志是同一的,那么世界万物与人类个体的“我”的意志就是一样的,然而“我”只是世界万物与人类的一分子,因此“我”的生存意志只是世界一切事物的生存意志的极小的一部分。同样,既然世界意志是同一的,那么其他人类个体和万物所具有的意志也就是我的意志,因此“我”根本无法拒绝“我的”意志。也就是说叔本华只讲个体的解脱而不讲全世界的解脱与其“意志同一”论不能同时成立。所以王国维认为:“然叔氏之说,徒引据经典,非有理论的根据
也。”[7j(18则可见王国维对以叔本华哲学为代表的“无生主
义”哲学的解脱论作出了根本性的否定。王国维转而追问“生生主义”哲学可行与否。“生生主义”哲学能否解决人类的生存困境呢?且看王氏分析,“今夫与此无生主义相反者,生生主义也。夫世界有限,而生人无穷;以无穷之人,生有限之世界,必有不得遂其生者矣。世界之内,有一人不得遂其生者,固生生主义之理想之所不许也。故由生生主义之理想,则欲使世界生活之量,达于极大限,则人人生活之度,不得不达于极小限。盖度与量二者,实为一精密之反比例,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福祉者,亦仅归于伦理学者之梦想而已。夫以极大之生活量,而居于极小之生活度,则生活之意志之拒绝也奚若?”[7](”鳓王国维认为“生生主义”追求“最大多数人之最大福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世界是有限的,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是无穷的,在这无数的人中必然有一些人“不得遂其生”,而这是“生生主义”所不允许的,此其一。其二,“生生主义”要使世界生活之量达于极大限(即生养最大数量的人),那么作为个体的人的生活限度就只能达于最小限。如此一来,个体的生活意志就在无形中受到了强力约束,而终不可能达到福祉之境界。由此观之,“生生主义”也只不过是伦理学者的一个梦想而已,这种目标根本无法实现。
“无生主义”哲学把王国维引入了死胡同,其他“生生主义”的哲学精神在根本上又不可能实现。这种二难困境对于要解决“人生问题”的王国维而言,其精神折磨可想而知。此前人们谈论王国维的人生观时往往只注意到叔本华“无生主义”哲学的影响而忽视了其它“生生主义”哲学对王国维的精神打击。以叔本华为代表的“无生主义”哲学和其它“生生主义”哲学均不能真正地令王国维信服并解决其人生问题,这是王国维反观自己哲学追求后的最大痛苦。这种痛苦是求索精神归依而又无法得到归依的失落感与虚无感。由此王国维不得已而转向文学,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8](4”则。这种学术转向的果断性与寻求精神慰藉的急迫性足以展示出王国维在从事大量哲学研究后悲剧情结不断加剧的实际状况。
三、悲剧情结的外化——王国维诗词之悲剧意识如上所论,哲学研究的失落感加剧了王国维的悲剧情结从而使其转向文学活动。本文中笔者主要探讨其悲剧情结在诗词作品中的呈现状态。根据中山大学陈永正先生考证王国维现存诗词305首,其中诗190首,词115首[9]。笔者以陈注本为基础并参照其它注本对王国维诗词作品进行了认真研
总第98期齐小刚1,张莉2:论王国维的悲剧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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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发现王国维诗词整体上弥漫着强烈的悲剧意识,其诗词大多数属于悲诗悲词,因此我认为悲剧色彩是王国维诗词的基本美学风貌。在王国维有限的诗词作品中何以大部分弥漫着强烈的悲剧意识,我认为诗词中的悲剧意识正是王国维悲剧情结的外化。经过认真分析我把王国维诗词的悲剧意识分为如下几类(限于篇幅,不作详细分析)。
一是离别相思。王国维为了家庭生活、为了自己的学业及学术研究常常与家人离别,因此相关情感的作品比较多见。其中《蝶恋花・满地霜华》(1907)、《祝英台近・月初残》
(1907)、《清平乐・樱桃花底》(1905)、《阮郎归・美人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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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二是羁旅孤独。长期与家人
离别的结果自然就是羁旅孤独之感。《嘲杜鹃二首》(1903)、《菩萨蛮・高楼直挽》(1907)、《谒金门・孤檠侧》(1907)等就是这种情感的代表作。三是悼亡追思。1906年王国维父亲病逝。1907年王国维妻子莫氏病逝。在这间隔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王氏失去了两位最亲的人,其悲凄之情可以想象。《点绛唇・屏却相思》(1907)、《蝶恋花・冉冉蘅皋》(1907)两词是这类情感的代表作。四是人生虚幻。人生的虚幻首先体现在他对人生的短暂性的认识上。他曾深沉地感叹说:“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犬马之齿,已过三十。”[2]因此人生苦短、岁月如梭的感慨也就常见于他的诗词中。《玉楼春・今年花事》(1905)、《蝶恋花・袅袅鞭丝》(1907)、《蝶恋花・百尺朱楼》(1907)等作品展示了人生苦短的悲剧意识,这种意识是大多数人都有的。王国维在其短暂的一生中都在匆匆忙忙地进取,然而人生苦短的思想仍然带给他一种人生的虚幻感,他没能以平和、超越的心态去对待人生短暂的生命定律,因此除了对人生短暂的痛苦认知外,王氏对现实人生的生存意义也予以否定。人生虚幻的情感把他的生命悲剧意识推向了高
峰。且看下面两首作品:
余家浙水滨,栽桑径百里。年年三四月,春蚕盈筐篚。蠕蠕食复息,蠢蠢眠又起。口腹虽累人,操作终自己。丝尽口卒痔,织就鸳鸯被。一朝
毛羽成,委之如敝屣。黹黹索其偶,如马遭鞭
棰。
昀濡视遗卵,恬然即泥滓。明年二三月,{蠡债长孙子。茫茫千万载,辗转周复始。嗟汝竞何为?草草阅生死。岂伊悦此生,抑由天所畀?畀者固不仁,悦者长已矣。劝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蚕》)
高城鼓动兰钮炖,睡也还醒。醉也还醒。忽听孤鸿三两声。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采桑子》)L91
《蚕》诗作于1904年春天,融入了王氏对于人类生息的独特思考。他将人与蚕对比,从蚕短暂一生的辛劳中看到了人类本身的劳苦;从蚕索偶生殖然后死去中看到人类代代相传的苦楚。蚕周而复始地生长、繁殖、死亡,与人类完全一样!王氏从蚕短暂而忙碌的一生中窥视到了人类短暂而艰辛的一生。其见地有过人之处,但未免太悲观。“劝君歌少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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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数据生亦如此”的结论就是他对于人生的基本态度。显然王氏对
人生的意义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人的生存状态是持悲观态度的。在《采桑子》一词里,他认为人生如飘絮,无论是悲是欢都是破碎不全的,犹如那水中浮萍,无所归依。王国维把飘絮与浮萍比作人生的本质,把人生这个实实在在的过程支解得面目全非,这种对于人生的强烈的幻灭感和虚无感,不能不说是他悲剧情结的充分体现。毫无疑问,这种人生的幻灭感和虚无感与他悲剧性结局也是紧密相关的。
五是天才之悲。王国维受到叔本华“天才痛苦论”[1。]““_425贞’的影响,加之诗人兼哲人的天才气质,使得他时时感受到痛苦的侵袭。《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1903)、《临江仙・过眼韶华》(1904)、《点绛唇・厚地高天》(1907)等作品展示了天才的孤独与痛苦。六是历史兴亡之悲。王国维身逢乱世,历史的兴衰成败,现实的残酷悲壮深深地拨动着王国维的心弦,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历史兴亡的悲剧意识。《题友人三十小像之二・几看昆池》(1899)、《蝶恋花・辛苦钱塘》
(1905)、《青玉案・姑苏台上》(1905)、《减字木兰花・乱山四
倚》(1907)、《虞美人・杜鹃千里》(1908)等作品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七是遗民之悲。在历史激变的血雨腥风中,清王朝于1912年走向了灭亡。深受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化熏陶的王国维虽然曾经一度热衷于西方现代学说,然而学习西学的伤痛(前面已经谈过了)以及国内的社会动乱使其思想日趋保守。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遗民意识。在1912年至1916年寓居日本期间王国维写下了一系列诗篇表达其对亡清的眷念与追思。诸如《颐和园词》、《蜀道难》、《隆裕皇太后挽歌九十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王国维的遗民意识直至其死,从未消歇。
刘小枫说:“世界本身的确无意义可言,但世界的虚无恰恰应该是被否定的对象。必须使虚无的现世世界充满意义,这正是诗存在的意义,正是诗人存在的使命。诗人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他必须主动为世界提供意义。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常常说,一个没有诗的世界,不是属人的世界。人多少是靠诗活着的,靠诗来确立温暖的爱,来消除世界对人的揶揄。是诗才把世界的一切转化为属人的、亲切的形态。”[111“5页’王国维正是带着对生命意义、带着对宇宙人生价值的追寻而转向文学的。然而,从整体上看王国维的诗词越写越悲凉,越写越绝望。文学写作并没有让他得到真正的慰藉,我认为这些诗词只不过是王国维悲剧情结及其不断加剧的外化形态。虽然通过诗词这种外化形态可以在特定的时候缓减王国维的悲剧情结,但事实证明诗词写作并没能真正使王国维身心安定,
也没能阻止王国维悲剧情结的总爆发。
四、王国维悲剧情结与其悲剧性结局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怀着“五十之年,只欠一
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12]“”如的遗恨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王国维的死引发了人们对其死因的种种推断。我认为要解析王国维的自杀有必要看看他本人对于自杀的看法。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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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王国维就谈到了他对于自杀的看法:“至自杀之事,
吾人姑不论其善恶如何,但自心理学上观之,则非力不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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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国维的悲剧情结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被引用次数:
齐小刚, 张莉, QI Xiao-gang, ZHANG Li
齐小刚,QI Xiao-gang(内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四川,内江,641112), 张莉,ZHANG Li(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陕西,西安,710069)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NEIJIANG TEACHERS COLLEGE2007,22(5)1次
参考文献(1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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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文献(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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