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学生的生活事件应对与心理健康

　　摘要：使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对258名高中生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调查。结果表明：生活事件的发生频率、总应激量，以及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有预测作用。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作为独立的自变量影响心理健康。结论：高中生的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有直接作用，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作为独立的自变量产生作用。　　关键词：高中学生；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4289（2012）12-0058-04　　自从上世纪初H.Seley提出应激的概念以来，关于应激与身心健康的关系就成为心理学的研究重点。特别是Lazarus和Folkman的应激—应对理论[1]提出之后，相关的研究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在生活、学习中遭遇的各项生活事件被认为是中学生最主要的应激源。现有研究发现：中学生生活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影响与高中生的焦虑、抑郁[2]等问题情绪，以及网络成瘾[3]、自杀[4]等问题行为有非常明显的关系。与此同时，应对方式也被研究者所关注。不过，对于应对方式的作用机制却莫衷一是：现有的大部分研究、模型将它作为生活事件与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1]，也有研究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自变量[5]，部分研究已经开始挑战应对方式的调节变量的地位[6]。因此，应对方式真正的作用机理还有待考察。　　本研究深入考察了高中生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学业成就与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应对方式在作用过程中的真正机制。　　一、研究方法　　（一）对象　　在湖北省两所普通高中分别随机抽取高一、高二年级各一个班，共有学生258人填写相关量表。经整理得到有效数据241份，有效率93.4%。其中男生191人，女生50人；高一120人，高二121人。卡方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级的性别构成不存在明显差异（χ2=0.081，P=0.450）。　　（二）测评工具　　1.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刘贤臣编制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7]，由27个项目构成，包括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和其他六个因子。在实际分析中多采用事件发生频率和总应激量两个指标。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适用于青少年尤其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生活事件发生频率和应激强度的评定。在这次测试中采用“三个月”的时间限度。　　2.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　　陈树林编制的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CSS）[8]，该量表由36个项目构成，分为“指向问题的应对方式”和“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两个分量表，前者包括问题解决、寻求社会支持、积极地合理化的解释三个因子；后者包括忍耐、逃避、发泄情绪、幻想/否认四个因子。该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学生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　　3.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王极盛编制的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MMHI-60）[9]由60个项目构成，包括强迫、偏执、敌对、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学习压力、适应不良、情绪波动和心理不平衡十个因子，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评分。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以测试之后最近一次统一考试的成绩为学业成就指标，在班级内部将学生按考试成绩划分为两类：高于平均分为优秀组，低于平均分为一般组。卡方分析显示：不同学业成就组的性别构成不存在明显差异（χ2=0.730，P=0.244）。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整个过程避开考试，在半个月之内实测完毕。收集到的数据录入SPSS16.0进行基础统计，并使用AMOS17.0进行路径分析。　　二、结果　　（一）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的测试结果　　如表1所示：青少年生活事件六个因子均分最高的是学习压力、人际关系两项，对高中生造成了中度以上的影响。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高中生在该量表上的得分仅在事件发生频率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15.21±4.90）vs.（13.56±5.23）；t=2.096，P=0.037]，其他因子的差异并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不同学业成就的高中生仅在发生频率上存在显著差异：优秀组更少遭遇生活事件[（14.07±4.53）vs.（15.66±5.33）；t=-2.491，P=0.013]。　　（二）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测量结果　　应对方式的七个因子和两个分量表的得分如表2所示。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应对方式在寻求社会支持、否认/幻想两个因子和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更少寻求社会支持[（16.71±4.49）vs.（18.66±5.21）；t=-2.639，P=0.009]，更多使用幻想/否认[（9.94±3.22）vs.（8.48±2.30）；t=2.962，P=0.003]和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36.12±7.28）vs.（33.78±5.96）；t=2.090，P=0.038]。不同学业成就的高中生在应对方式上的差异并未达到显著水平。　　（三）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测量结果　　测量结果如表3所示。高中生在这十个因子中得分最高的三个为学习压力、焦虑和情绪波动。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男生仅在强迫症状上的得分高于女生[（2.34±0.58）vs.（2.11±0.62）；t=2.489，P=0.013]。优秀组在焦虑因子上的得分高于一般组[（2.62±0.84）vs.（2.37±0.73）；t=2.490，P=0.013]，但在适应不良因子上的得分较低[（2.17±0.59）vs.（2.36±0.59）；t=-2.452，P=0.015]。　　（四）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统计　　使用皮尔逊积差相关检验发生频率、总应激量、指向问题的应对方式、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和MMHI-60之间的相关水平，结果如表4所示。除指向问题的应对方式外，其余四个指标之间的相关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三、讨论　　（一）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高中生所遭遇的生活事件主要表现在学习压力和人际关系两个方面，性别差异主要存在于发生频率上：男生会遭遇更多的生活事件，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类似[2]。同时，学业成就的一般组比优秀组更频繁地遭遇各种生活事件。这暗示着一般组的学生遇到了更多的事情，这让他们难以将精力集中在学习上。但是，很难说明这种关系的性质和方向。　　调查结果表明，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非常显著，其中对心理健康有显著预测作用的只有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这与以前的研究结果类似[5][10]。这说明，帮助高中生以正确方式面对自己所遇到的问题，是心理健康教育当中非常迫切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路径分析　　为了了解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具体作用，研究中使用AMOS17.0，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数据进行了路径分析。经过检验，所有变量都符合路径分析的正态性要求。在设置路径时，我们采取了两种思路分别拟合，第一种思路是将应对方式作为生活事件影响心理健康水平的调节变量，第二种思路是将应对方式作为独立的自变量，和生活事件一起作用于心理健康水平。在设置路径时，依据先前的分析结果将性别和学业成就之间的协方差固定为0。　　按照第一种思路得到的路径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的各项路径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整个模型对MMHI-60总均分的解释度达到了52%。各项拟合指标如表5所示，只有RMR和PGFI不达标，但从总体看来，拟合效果比较理想。　　按照第二种思路得到的路径模型如图2所示。该模型的各项路径系数也都达到了显著水平。各项拟合指标如表6所示，相对于第一个模型，虽然对MMHI-60总均分的解释度没有明显的提升，但该模型的χ2、RMR、RMSEA、NFI、CFI均有所改善，因为增加了两个协方差的相关，简约拟合度指标PNFI和PGFI都出现了下降，说明该模型比第一个模型更复杂。从总体上来看，这个模型拟合效果更加理想。　　路径分析是为了建立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方式模型，进一步明确应对方式该模型中的角色。一些研究、模型当中将应对方式作为中介变量[11]，实际上是混淆了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这两个概念[12]。在路径分析的过程当中，对比考察了应对方式分别作为调节变量和独立自变量时的路径图，结果显示：将应对方式作为独立自变量时，路径图的拟合效果更加理想。也就是说，在平时的研究中，应对方式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自变量进行考虑。　　四、结论　　这项研究再一次验证了高中生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对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还进一步证明应对方式并非是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调节变量，而是一个独立的自变量。目前，在绝大部分理论模型里，应对方式都被作为中介变量来对待。为此，积累更多的证据来支持应对方式作为自变量，或者是在已有的知识上对理论模型进行相应的修改，是接下来的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1]Sharon M. Coping and Social Support. In Irving B. W. （Eds.）， Handbook of Psychology[J].Hoboken， NJ： Wiley.2003，（9）：51-74.　　[2]马伟娜，徐华.中学生生活事件、自我效能与焦虑抑郁情绪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3）：303-305.　　[3]周丽华.青少年网络成瘾与应对方式及生活事件关系[J].中国公共卫生，2009，（11）：1372-1373.　　[4]喻彦，彭宁宁.上海市高中生自杀态度及自杀意念水平研究[J].中国学校卫生，2012，（1）：38-40.　　[5]何晓燕，赵国秋，曹日芳等.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J].中国健康教育，2010，（10）：745-748.　　[6]Andrews G. Tennant C.， Hewson D. M. Life Event Stress，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yle， and Risk of Psychological Impairment[J].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978， （5）：307-316.　　[7]刘贤臣，刘连启，杨杰等.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的编制与信度效度检验[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7，（1）：34-36.　　[8]陈树林，郑全全，潘建男等.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的初步编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0，（4）：211-214.　　[9]王极盛，李焰，赫尔实.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的编制及其标准化[J].社会心理科学，1997，（4）：15-21.　　[10]I Seiffge-Krenke. Causal Links Between Stressful Events， Coping Style， and Adolescent Symptomatology[J].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00，（6）：675-691.　　[11]Ralf S. & Ute S. Stressful Life Events. In Irving B. W. （Eds.）， Handbook of Psychology[J].Hoboken， NJ： Wiley.2003，（9）：27-49.　　[12]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5）：614-620.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穴中学，湖北，黄岗 435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