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中故事-史铁生[两个故事]作为修辞叙事解读论文
故事中的故事:史铁生《两个故事》作为修辞的叙事解读 摘要:叙事由话语的文本形式来完成,小说是叙事的艺术,更是一种修辞。小说修辞是小说家综合利用一整套技术手段来协调他与读者文本内容之间的关系,并“说服”读者接受小说中的人物及其主要价值观念的活动。
关键词:叙事;故事;叙事层; 修辞
中图分类号:i0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011-02
热奈特认为叙事寻求讲述故事以外的意义,包括话语背后所隐藏的象征、隐喻等言外之意,对事件过程中所体现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情感体验的体现,是对隐藏在文本中的价值取向、善恶美丑的艺术表现。所以,叙事不仅是一种对故事的讲述,更是一种修辞。 本文将以史铁生小说《两个故事》为文本分析对象,对小说进行叙事修辞分析和思想价值解读。
一、文本构成——故事及其展开
《两个故事》主要篇幅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老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叛徒,用了几乎一辈子的时间去寻找一个当年自己从事地下工作时的上级——刘国华,最后他却发现对方已经成为“中风不语”植物人。另一个故事是讲述无名氏(“他”)千辛万苦地找仇人报仇雪恨,当他如愿以偿地杀死仇人以后,却发现对方其实早就不想活了,只是自己尚未下手自决而已。
两个故事,一个是老人自己的故事,由“我”讲给大家听;一个
是老人听来的故事,由老人讲给“我”听。小说的各个层面的故事叙事展开具有很强的外在形式感,话语的提示和字体的区分让小说故事脉络清晰可辨。
二、小说结构——叙事的层次体统
小说的叙事结构是包含诸多层面的交流系统,小说中作者与读者中间隔着隐含作者和叙事者。如下:
隐含作者是作者创造出来的“第二自我”,是作家某种价值体系在小说中的浓缩和升华,在小说中是一种隐性的存在,他以整个文本来向隐含读者传达一种思想价值体系和理念;叙述者是作者在小说中的“代言人”,它又分为两种,或曰两个层次,上层是文本叙述者,下层是故事叙述者。文本叙述者安排故事情节,编排组织文本,而底层的故事叙述者以故事文本讲述故事。并且,故事叙述层在讲述故事时还可以于不同的层次,故事之间可以是主次关系,可以是并列关系,也可以是相互衔接嵌套的关系。不同的形式安排表现文本叙述者不同的修辞意图。最下层是话语叙述层,它通过人物对话(狭义)来连接话语叙述者和话语接受者。
根据詹姆斯·费伦对凯瑟琳·安·波特的《魔法》的文本的解读来分析史铁生的《两个故事》文本的故事结构,可知故事的衔接安排是一个嵌套结构:
“他”→“他”的故事→老人→老人的故事和“他”的故事→“我”→“我”和老人的故事→阅读故事的人
这个嵌套结构是大故事里面套小故事,衔接由低一层故事接受者
向更高一层的讲述者的转变重合来实现:最底层“他”讲述自己的故事给老人听,老人又讲述自己的和“他”的故事给我听,我又讲给大家听。其中,主要讲述者是老人。
三、故事可靠性——叙事的修辞处理
要确定一个叙述者的叙述可靠性程度,不仅要看作家与叙述者的贴近程度,而且要看事件的客观现实性与可感度。《两个故事》的叙事的可靠性又以下几个方面:
(一) 叙述者和受述者跨层重合
小说每个听故事的人又是故事的讲述人,在讲述自己亲身体验或亲眼所见的事情,这样故事更具有真实感,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前文中已经提到,此不赘述。
(二)作者与文本叙述者极大的相似性,制造了作者在场的感觉 文本叙述者“我”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在地坛公园中碰到了老人,这与现实作家史铁生十分相似,作家曾在散文中多次写到自己的处境与地坛的情缘。这样,让小说读者有“我”就是作家本人的错觉。而正是这种读者的错觉让人宁愿相信故事是真实的。
(三)故事叙述的插叙、补叙或人物话语的解释、中断、插补的技巧手段的运用,制造了听故事者在场的修辞幻象
修辞幻象是语言制造的幻觉。在小说主层故事叙事中,作者单纯运用讲故事者“老人”的语言制造了听故事者“我”在场的幻觉。从语言表述来看,表现为在讲故事的同时,插入与听者“我”的“对话”,这种对话在形式上像独白一样只有讲述者一方,但是我们可
以通过逻辑推理还原听者一方(文中加括号部分)。
老人:我是个叛徒。
(“我”:叛徒,你不是开玩笑吧?)
老人:不,我是说真的。铁案如山。是啊,现在真是铁案如山了。你是不是看我有点儿精神不大正常?
(“我”:没有啊!)
老人:好,你觉得没有就好,听我说。刚才你问我去那儿去,我现在是哪儿也不用去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大家谁也跑不了都要去的地方了。”
„„
(“我”:后来怎么样了呢)
老人:你还想听我的故事?对,慢慢听,没准儿不白听。
(“我”:听起来像电影里的情节。)
老人:电影?电影毕竟是电影,不过我不反对你按照电影里的那样去想象。
小说讲讲述权交给老人,但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中穿插着跟“我”的对话,这样使故事更具有可靠性。
四、分层叙事——思想价值修辞凸显
隐含作者是作者创造出的“第二自我”,“隐含作者有意或无意地选择我们阅读的东西,我们把他看作真人的一个理想的、文学的、创造出来的替身;他是他自己选择的东西的总和。”如果说叙事者体现出作家在小说叙事形式审美意味上的选择,他更多地不是去表
现作家某种道德上的判断,而是以自我代称、自我显现的方式,把自己同作家本人在形式上融为一体,那么,隐含作者则是一种隐形的作家的“第二自我”的存在,是作家某种价值体系在小说中的浓缩和升华。
小说文本的价值观可以由两个文本形象来体现,一个是叙述者,一个是隐含作者。它们经常不相同,甚至相背离的。叙述者直接表露自己的情感价值观,而隐含的读者代表作家的一种理想的价值体系,是更深层的,需要读者深入到文本深层去把握隐含作家的思想价值,感受作品的审美意蕴。
按照费伦的观点,当一个叙述者有目的地向听者讲述故事时,这时候的叙述就成了修辞性的叙事,如此看来,所有小说的作为“隐含作者”的叙述者叙事都应该是修辞性的,因为他们总在以故事表现一定的主题,传达出自我的某种意图,以求感染、影响听众或读者。
《两个故事》写了两个“不幸”的故事,但是隐含作者并非只是表现人生的不幸,而是有其更深刻的关于人生、命运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史铁生认为,人生有三种困境:第一,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无数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就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这意味着痛苦。第三,人生来不想死,可是人生来就是在走向死。这意味着恐惧。作者虚构的“老人”和“他”这两个人物角色,并非只是讲述他们的坎坷
经历和不幸遭遇,而是共同指向一个人生哲学命题:三种人生困境。 从深层叙事和隐含作者的角度来审视小说,才能真正读懂小说,把握小说所传达的思想价值内涵,走近作家心灵与艺术世界。 参考文献:
[1]祖国颂.叙事的诗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11.
[2]史铁生.史铁生散文(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
社,199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