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出版自由

论文题目：《再论出版自由：冲破自由与秩序对抗的

单向度社会的常识》

院系：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

专业：新闻学

年级：2009级

姓名：郭静

学号：T00914220

联系方式：[1**********] [email protected]

2012年4月4日

《再论出版自由：冲破自由与秩序对抗的单向度

社会的常识》

摘要：西方文明起源地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除了为后人留下思想和法律的宝贵财富之外，也用它们本身的发展揭示了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永恒的矛盾：自由和秩序的对抗。以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的发表为标志，人类又拓展了自由的外延。出版自由随着印刷术在西方世界的普及而成为一些理性的有识之士对自由抗争秩序的新时代的呐喊口号。为了在自由对抗秩序，达到高水平的平衡的进程中再前进一步，出版自由应该不再局限于民主权利的范畴，而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一种普世价值，一种理性思维上的常识。 The origin of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except for future generations of ideology and legal precious wealth, also use their own development reveals the human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of an eternal conflict: freedom and order against. John Milt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was published as a symbol of freedom, human and expand the extens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with the printing in the western world popularity and become a person with breadth of vision of freedom struggle of rational order of new era shout slogans. In order to freedom against order, to achieve a high level of balance in the process a step further,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should no longer confined to the category of democratic rights, and become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a universal value, a rational thinking on common sense.

关键字：自由、秩序、单向度社会、出版自由、常识

柏拉图书札第七①有这样一段自白：“当时雅典局势混乱，私人互相报复，到处械斗。„„可是一些有势力的坏人诬告苏格拉底以渎神之罪，陪审团竟处以极刑„„况且法规旧典，在雅典已多散失。”

这段自白可以为我们提供柏拉图写作《理想国》的相关时代剪影：雅典贵族政治沦为寡头政治，原本自由思想的宣传者苏格拉底也被处以绞刑，社会一片混乱。究其原因，与雅典追求的强烈的自由国度密不可分。

古罗马对西方文明最重要的贡献来自它完备的法律体系，包括市民法、自由法和国际关系法。秩序井然的国度文化上却造诣平平，多是受到古希腊文化的熏陶和感染。

西方文明起源地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除了为后人留下思想和法律的宝贵财富之外，也用它们本身的发展揭示了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永恒的矛盾：自由和秩序的对抗。过分要求自由，最终如古希腊一般走入混乱的难以收拾的残局；过分追求秩序，又会跌进古罗马

社会创造力消失、死气沉沉的陷阱。

时间推移至17世纪的英国，这场关于自由与秩序的斗争仍旧没有丝毫停息的迹象，反而呈愈战愈烈的情势。这时关于自由的抗争已经出现具体和细化。以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的发表为一标志，人类又拓展了自由的外延。出版自由随着印刷术在西方世界的普及而成为一些理性的有识之士对自由抗争秩序的新时代的呐喊口号。

历经四个世纪的洗礼，今天世界各国对出版自由在法律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述和规定，这是自由分庭抗礼的进步，它代表着出版自由是人类一项最基本的民主权利。在所有爱好并追求民主的国度，出版自由都应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但是考虑到21世纪国际格局纷繁复杂，不同政治体制下对出版自由的理解和执行存在或多或少的偏差。这时，为了在自由对抗秩序，达到高水平的平衡的进程中再前进一步，出版自由应该不再局限于民主权利的范畴，而应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一种普世价值，一种理性思维上的常识。

一、 出版自由与社会的单向度

出版自由最初由英国政论家、诗人约翰·弥尔顿提出的。1644年他在国会发表题为《论出版自由》的演说，强烈抨击了英国印刷业实行的许可证制度和查禁制度。他呼吁“让我有自由来认识、抒发己见，并根据良心做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弥尔顿的演说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他发出的这声呐喊在此后的日子里成为自由主义者的口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自由与秩序的不断斗争中，这一呐喊遭遇了比他那一时代更坚固厚实的城墙，这就是马尔库塞指出的现代发达工业社会。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现代工业社会是一种新型的极权社会。这里的现代工业社会特指西欧和北美。他从四个层次给予上述论断以解释。首先，在政治领域中，以往的政治对立的局面不复存在。政治对立出现了一体化现象，甚至出现无对立面。不仅先前作为政治反对派存在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放弃了暴力夺取政权的主张，而且一度是社会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者也随着机械化对劳动量和劳动强度的降低，随着蓝领工人的白领化，随着非生产性工作的增加，而逐渐对社会采取了默认的态度。马尔库塞在这里把传统的党派对立列举出来，说明发达的现代工业存在摧毁争论和批判的传统的可能。而且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剩余价值剖析的如此透彻的前提下，工人对资本家，对剥削机器本应是竭尽全力斩断锁链的状态。现在的情景是机器减轻了劳动强度，减少了劳动量，这种减轻和减少都只是相对意义的表述。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竟也会对社会采取自愿认同的态度。这一系列的转变在表明现代工业社会的强大作用力的同时，也把它对人们心理状况的改变作了清晰的描述，并且此心理状况支配下的行为也必是构成新型极权社会的一个不可

或缺的因素。

接着，在生活领域，发达工业社会使人们生活同化，大家都分享“制度的好处”。以往那种在自由和平等的名义下提出抗议的生活基础便不复存在。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带来的人们财富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生活的内容出现同化的趋势。尤其是城市的出现和乡村的一段时间内的急剧减少，加上城市建造和功能的复制特点，人与人之间尽管社会地位和作用仍存在偏差，但生活的重心是相同的。人们以一个同心圆的形式生活，不同的只是面积的大小。同时，发达工业巧妙的让大家去分享它赖以运行的制度的好处，这种好处使得自由和秩序的抗争变得缓慢和不那么激烈，甚至在大家完全分享到制度的好处之后，这种抗争的生活基础就完全不再存在。大家得到了好处，却付以自由的牺牲为代价。可以设想发达工业在前一种目的达成之后不就便会露出极权的本质，取而代之的将是大家更多的平等的丧失和自由的禁锢。

极权本质在文化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以往的文化与现实是相疏远，相脱离的。文化在这里被理解为一种理想，一种对现世的否定。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论述艺术的价值，其实就是文化的一种内涵。之所以称之为“理想国”，皆因这种构想是对当时雅典现实的一种否定，是一种需实现的理想。但是发达工业社会却改变了这种文化传统。高层文化出现与现实的同一，早期文学作品中树立的反叛形象已经被征服，反之到处充斥着讴歌和赞语。当代文学中的主人公也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而仅局限于同一种生活方式中的不同类型或畸形。文化领域的改变是有深远恶劣影响的。只沉浸在一种生活方式的幻想中，犹如井底之蛙可见一洞之大的天地，久而久之便失去了仰望的兴趣，转而在洞底过着囚徒般枯燥的生活却仍自得自乐。

最后的思想领域更多的是一种思考方式的转变。发达工业社会中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的流行标志着单向度的思考方式、单向度哲学的占领。而语言的意义和经验事实及具体操作只能偏居一隅，本是多向度的语言变成了只有肯定而无否定，只有赞颂而无批判的单向度的语言。在这样的单向度的思考方式和语言环境的影响下，人类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单向度的人。

马尔库塞是批判学派的重要学者，他对工业社会的洞悉十分具有现实意义。也向我们展现了出版自由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他所论述的单向度社会中，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自由和秩序的抗争中的自由逐渐处于劣势。在他之前两个世纪弥尔顿高声疾呼的出版自由成为挽救自由颓势，帮助人们从极权社会解放出来的一个极有力的手段。可是在文化领域中出现了一类称为“多余的人”的人，一群在现实社会找不到影响社会的正常途径的优秀人士的现代工业社会，出版自由的钳制包括办报条件的严苛、办报资本的高昂

和政治环境的压迫，已经退位于“自愿认同”带来的恶劣影响。

二、 出版自由：由权利升华为常识的理论构想

马尔库塞在书的最后对人们从这个极权社会解放出来的前景做了一预测，当然是悲观的预测。他认为由于人们的批判的、否定的、超越的和创造性的内心向度的丧失，人们似乎根本不会再提出或想要什么抗议。这种预测不是纯粹个人情感的悲观宣泄，而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恰恰反射出出版自由面临的城墙是如此的坚固厚实。当极权社会中对出版自由的钳制，使得人们接触不到鲜活、另类、反向的思想时，人们会表现出一种“自愿的认同”，也就是建立在无知和不自知的基础上的默认和服从。这是相当可怕的后果。我们构想，将出版自由作为一项人类生来具有的自然权利，并将它升华为人类社会自诞生之日起便认同的一种常识的话，马尔库塞或许就会作出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预测。并且，这种常识就像欧美争取民主自由的革命意识一般坚决并根深蒂固于认的意识之中，马尔库塞的新的预测将会在不久的明天得以实现。

潘恩不是第一个提出“常识”概念的人。“常识”的概念也就像它的含义一样，长期以来人们对它已经习以为常，因此从未想过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概念而提出来，更不用说将之放入争取独立和自由平等的舞台之上了。

中国“常识”一词的出处是孙中山《建国方略》三里的“凡欲固结吾国之人心，纠合吾国之民力者，不可不熟习此书。而遍传之于国人，使成为一普通之常识”。这里的“常识”即人们普遍理解的普通知识。汉语“常识”还有另一面意思是指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来说的合理知识。而本文所要讨论的更多的带有后者的意味。人类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是客观规律，在这个规律中由情感向理性的蜕变也是相伴而行。我认为自人类文明诞生之日到现在为你我他所认同的共识即可称之为常识。这个共识的达成是有个时间的递进过程的，而在这个时间轨道上与共识并肩同行的便是你我他理性思维的升华。故，上文中提到的将出版自由作为一种常识而存在于人类大脑中实则包括人类自身的进步的含义。

今天的《论出版自由》常被人理解为弥尔顿为一项人的基本民主权利呐喊。我认为弥尔顿对出版自由的呐喊不仅仅停留在争取民主权利的层次，而是想要通过自己的论述去启蒙一种被人们习以为常而忽略的事情，即把它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常识永远传承下去。当然到了今天本文的论述，抛去常规作为争取民主权利的理解这一层意思来看，在理论上是更倾向于将出版自由作为一种理性思维下的常识来建构未来世界的。也就是说，出版自由的钳制的放松，可以促使人们由情感思考转向理性思考。而人们在这种思考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又会对出版自由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和更为宽广的延伸。相互推动之下便形成了上

述的理性思维下的常识。

在弥尔顿《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可以瞥见很多带有常识意味的话语。如“这种命令在任何古代的国家、政府或教会中都从未听到过。”“一本书在出生到世界上来以前，就要比一个有罪的灵魂更可怜地站在法官的面前受审，它在乘渡船回到光天化日之下以前就要在阴森黑暗的环境中受到拉达马都斯那一伙人审判，这种事是从未听说过的。”这样的话语也仅仅是带有模糊的常识意味。下面的话则更具历史眼光。“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

出版自由为什么在弥尔顿的时代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而只局限在一小群新兴资产阶级的圈内讨论。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理性思维的缺失。这种理性思维的缺失导致出版自由不能成为一种常识在广大人群中得以扩散。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没有一种理性的思维去分析它，去理解它，进而将它内化，最终实现常识的根深蒂固。因此，在出版自由向一种普遍常识转化并内化于人心时，理性思维必不可少。而这种理性思维的培养，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论述来说，就是经验、知识、推理。“所以我们说人的基本类型有三：哲学家或爱智者、爱胜者和爱利者。”②当然，我们这里不是希望每个人都成为哲学家，但至少哲学家应该具有的三种对事物作出正确判断的标准应该有助于理性思维的培养。“对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要用什么作为标准呢？不是用经验、知识、推理作为标准吗？还有什么比它们更好的标准吗？”③当然，柏拉图所做的这一切设想都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即每个人按照天分从事一项工作，让天分得到充分发挥。而这种天分的充分发挥在现代工业社会应表现在更广阔的范围中，也就包含对出版的鼓励和对出版物的无条件的信任。出版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言论自由，对言论自由的鼓励和无限制的任其发挥，可以说是和人的天分的充分发挥一脉贯通的。而且正如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提到的“意见的自由市场”和“观点的自由竞争”，出版自由正是这种自由市场的有机构成部分。等到自由讨论和自由竞争进行到一定程度时，人类的理性就会得到一个台阶的上升，也就会形成一种常识。长此以往，现代工业社会的突破将不再悲观，甚至可以在这个极权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三、 出版自由升华为常识的现实困境

仅仅从理论上提出出版自由向常识升华的构想是单薄的。不得不考虑到这一升华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也就是说，在出版自由仅仅作为一项基本民主权利而抗争秩序的阶段，就已经遭到各方的压制，升华为常识也就遥遥无期。

第一个现实困境就是政治制度的介入。从当下的世界现实来看，亚非拉各个国家20世纪后半叶进行了争取独立和对殖民统治的胜利之后，到了21世纪的前十年，仍旧在政治制度的河水中缓慢探索。这就与弥尔顿、马尔库塞他们所处的西欧和北美存在了一条发展上的断裂。这个断裂中不仅包括经济速度的巨大差距，也包括政治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巨大差距。而出版自由在今天被更多的扩展为新闻自由之际，本在欧美是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的新闻自由，在这些国家无不烙上强烈的政治烙印，包括意识形态的烙印。

从马克思主义中关于新闻思想的论述，到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及后来的一系列举措实践中，发展而来的一个论述是“多数人办报”。列宁提出：“要把机关报办得生动活泼、生机勃勃，不仅需要五个从事领导和经常写作的著作家，而且需要五百个、五千个非著作家的工作人员。”④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办机关报应当是由众多的人参加的一项事业，单靠少数人是无法办好的。

由列宁的办报方针过渡到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新闻思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著名主张。我们知道，任何主张思想的提出都是具有一定的时代基础的。在20世纪革命大潮中，将包括出版自由在内的新闻自由牢牢地掌控在政党手中，是争取革命胜利的一只钢枪。这也是毛泽东枪杆子和笔杆子的意义所在。但是，正如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到的，当一个政党在完成前一种职能之后，如果不及时地转化职能，适应新环境的需要，迎接这个政党的只有衰亡的命运。“它也许会发现这种不同职能的过渡太困难，以至于在独立以后，还不得不继续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和殖民主义作斗争。”⑤而这种职能的转变，当然包括对新闻思想的开拓和创新。

可是，按照今天世界各国的新闻体制和新闻活动来看，又实在是不能够让人欣慰。对于办报、办广播电台的条件的层层设防，使得消息的控制一直处于紧张有序的状态之中。不论是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社会主义国度，还是宣称自由民主的欧美各国，亦或是那些在国际新闻界处于传播弱势的亚非拉国家，对自由的定义和法律阐释直接决定着它的新闻自由的界限。这种自由的界限是双向的，包括对外国度传播声音的抵御和对内部“多余的人”声音的屏蔽。在传统大众媒介受制于政治的环境下，新兴网络媒体的出现似乎为自由的抗争带来了一道曙光。

但网络媒体受制于技术和资本，在一些无法普及的地方，大众传媒还是处于强势地位。而经过控制的大众传媒传递的信息又必将强化“自愿的认同”，恶性循环，常识的升华真正成为一个理论构想。抛去技术的地域狭隘来看，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似乎在一点点扩大，它创造一个人人可见却又虚拟的平台，为“多余的人”提供一个影响社会的渠道，不仅是多余的人，更是大多数的人，甚至是每一个人。其中论坛和微博成为这一阵地的主要代表。

它们的言论短小精炼，引人深思。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理性提升的好时机。

可是正当人们沉浸在自由扩大的喜悦中时，却很少有人发现，这不过是发达工业社会玩的又一个把戏。这个把戏更加让人产生真实的幻觉。如果说马尔库塞所指的现代工业社会主要依靠机器来变魔术，那发展至今日，魔术的欺骗性显然上升了一级。这种魔术就是技术的充分展现，好像3D 电影给人的真实感，让人误以为这是真实，其实，人们只不过在透过一个3D 眼镜而得到自欺欺人的幻象和触感。同样，透过网络这个3D 眼镜，人们仿佛触摸到自由的真实，其实是不幸地正在由一个套子走向另一个套子。在这样的套子中兜兜转转，理性思维得不到升华，常识只能成为黄粱一梦。

尤其是政治和新技术的结合，确切的说是新技术被政治利用，设置了这样一个套子。但总有“多余的人”能够识破障眼法，但是出版自由的钳制使得他无法跳脱这个全套，于是他被迫在套子里发出呼唤，希望更多的人觉醒，然后一起打破眼前的迷雾。这个时候，政治又一次利用新技术对其进行制裁。论坛的删帖，微博的禁言、实名制、封杀都是惯用的制裁手段。而人们在这样的制裁下已经缴械投降，再无反制裁的能力。

四、 结言

人类对自由的渴望，源自对规则的天生敌意。弗洛依德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人性最原始的本能作以探究时得出，文明制定的规则，本是为保护人们免受自然的侵害，却得到人们对文明的不满和敌意的结果。这种不满就是对自由，对无束缚的本能的追求。但是，几千年的人类斗争又证明了一个不得不正视的事实：自由和秩序的相互博弈推动着人类探索的进一步深入。

出版自由虽然是在印刷术改进并相对普及后才提出的，但它的价值弥足珍贵。弥尔顿将出版自由与真理的发现紧密相连。事实上出版自由更是与每个人的内心紧密相连。它应该成为一种本能的认识。当然这不是指原始人的本能，而是回到我们上面所论述过的，随着时间的递进，人的情感到理性的转变中的内心的自省认识。这是我们所要提倡的出版自由，也是我们所构想的常识。尽管它们之间的进化路程仍是有太多现实困境，但并不表示这是一个不会成真的童话。

注释

①

②

③

④

⑤ 柏拉图《书札》第七、第八大致可靠，其余未可尽信。 柏拉图《理想国》第368页，郭斌和，张竹明译 商务印书馆 2011年第12版。 柏拉图《理想国》第369页，郭斌和，张竹明译 商务印书馆 2011年第12版。 《列宁选集》第7卷第515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4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第5版。

参考文献

1、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 商务印书馆 2011年第12版

2、 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吴小坤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3、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王冠华，刘为 等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

年第5版

4、 《列宁全集》 人民出版社

5、 《中国新闻理论体系研究》丁柏铨主编 新华出版社2002年出版

6、 西格蒙·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 严志军，张沫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