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屋诗人"吴芳吉

　　闻名于“五四”时期､享誉华夏的重庆江津“白屋诗人”吴芳吉(字碧柳)，以创作《婉容词》､《两父子》､《护国岩词》等脍炙人口的诗篇，受到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等名人志士的高度赞誉，他的诗歌曾被选入20世纪30年代的中小学教材。但他的苦难经历，他疾恶如仇､忧国忧民的思想以及特立独行的处世原则，却一直鲜为人知。笔者经深入采访，撰写成下文，以飨读者。 　　 　　父亲经商重庆蒙冤 10岁芳吉只身相救 　　 　　吴芳吉祖籍湖北，在清朝时期举家迁往重庆江津德感坝居住。吴芳吉的父亲吴传姜头脑灵活，很早就具有经商意识，从挑着装满针头线脑等杂物的货郎担，走乡串户不辞辛苦地叫卖，到有点积蓄后在德感坝开起小铺子，直至在江津县城和重庆开铺子，过起比较殷实的日子。 　　1896年，吴芳吉在重庆杨柳街出生后，母亲就把吴芳吉带回德感坝居住。吴芳吉到了读书年龄时，贤淑识字的母亲听说江津白沙镇的聚奎中学办得好，教学质量突出，望子成龙的她便在白沙镇租了一套房子。那里的房屋十分破烂，且有三教九流的人走动，常有娼妓､吸鸦片者､赌博者在那里幽灵似地出现，母亲担心这样的环境对孩子学习不利，特意用石灰刷白屋子，用报纸糊房，取名“白屋吴宅”，用木牌写了挂在房上。吴芳吉成为著名诗人后，“白屋诗人”便由此而来。 　　光阴荏苒，一晃吴芳吉已10岁，其父吴传姜不知何故在重庆蒙冤，被重庆的官府提拿关押。决心为父申冤的吴芳吉从江津的白沙镇徒步到重庆，一路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找到了关押父亲的官府，大声喊冤。当班的衙役好生奇怪:一个小孩有什么冤可喊?遂报告了法官。法官也疑窦丛生，亲自来过问吴芳吉有什么冤情。吴芳吉面不改色，从容自如地侃侃而谈父亲经商的来龙去脉，竭力为父亲申冤。他的胆识､聪慧和讼词令法官大为折服，觉得这么小的孩子敢上堂为父申冤，实乃孺子可教也，于是送父子俩回家。小芳吉以超人的胆识和智慧勇救父亲一事，一时间在重庆广为流传。 　　 　　同学受辱奋起抗议 被校开除吴宓相助 　　 　　幼时的吴芳吉天资聪颖､机敏过人，很小就显露出文学创作的天赋。他13岁时写了一篇1000多字的读后感――《读外交失败史书后》。老师批改作文时，见吴芳吉的文章写得太长，就先把其它的改完后，再来修改他的。待提起笔，仔细看之，准备修改，觉得文章一气呵成､珠联璧合，哪里还有改的道理，禁不住拍案叫绝！老师随即吩咐用石印印刷全文，在江津各学校散发，吴芳吉由此名噪全县，被称为“神童”。 　　1911年，15岁的吴芳吉和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学者的吴宓，同时以出类拔萃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园留美预备学校(后改为清华大学)，分在一个班学习，两人从此结下了感人至深的纯洁友谊。翌年，四川同学何鲁因与美籍教师发生矛盾而被侮辱，全班同学愤愤不平，吴芳吉遂被选为四川同学代表，同校方展开了斗争。他到学生会食堂门口张贴大字报，指出美籍老师的错误，要求赔礼道歉。理屈词穷､恼羞成怒的校方则给全班学生处以开除的处理。时清政府的教育总长范源谦闻讯愕然，大吃一惊，迅速从南方赶回北京处理该事。深谋远虑的范源谦认为，这些青少年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这样草率处理于国于己实乃不利，于是灵机一动，计上心来，采取了调解的折衷处理办法:被开除的学生只要交悔过书一份，即可返校上课。 　　大多数学生在家长､亲友的劝说下，在交悔过书后纷纷返校上课，独吴芳吉觉得自己是正义且光明磊落的，哪里有过错可悔，遂坚决不写悔过书，只身一人被开除，流落北京街头。起初，他住在同乡家中，饱受生活煎熬，后听说天津四川会馆对在京津的四川青年可免费提供吃住，便辗转到那居住。和吴芳吉肝胆相照的吴宓得知其真实处境后，发动其他同学捐款，筹集40块大洋，送到天津四川会馆。 　　吴芳吉听说有同学来访，误以为是来劝他写悔过书的，拒绝见面。吴宓不羞不恼，在外静静等候。许久，吴芳吉见门外寂静无声，以为人已走远，便打开房门。门“吱呀”一声刚响，吴宓急忙跨入，满脸真诚地说明来意，将40块大洋送给吴芳吉。尔后，他劝吴芳吉先回四川江津，以免家人挂念。患难见真情，吴芳吉心潮起伏，热泪盈眶。 　　吴芳吉听从了吴宓的劝说，返回四川。到宜昌时，见到一位无钱治病的同乡贫困潦倒，无力返乡，同情心极强的吴芳吉慷慨解囊，把身上的大洋全部送给了同乡。这一来，吴芳吉又落得个身无分文，他向其他同乡借钱，却屡遭白眼。一身傲骨的吴芳吉决定徒步走三峡回家，他边走边给上行的船只当纤夫，以此找碗饭吃，尔后便大踏步前进，如此周而复始，历时3月到达木洞。他给家里写信说:我回来了，不要挂念。当他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德感坝时，破烂的衣服没法遮住身体，只能用许多针头来缝。 　　 　　辗转各地教书育人 优秀诗篇传诵不衰 　　 　　吴芳吉千里迢迢从北京回四川后，参加了白沙镇的“五四”运动，并相继被四川的永康和乐山等学校请去教书。他到乐山学校时，因衣衫破烂，被门卫拦在校门外，最后只得通报校长。校长得知消息，三步并作两步来迎，闹得门卫目瞪口呆，摸不着头脑，不知校长为何这样尊重这个衣衫褴褛的人！ 　　吴芳吉先教国画､语文，后教英语。他身材矮小，而讲台高大，学生常只见一颗人头在讲台上晃动。有些身材比吴芳吉还高大的学生心生不恭，认为这个身材矮小的老师肚里没有多少“墨水”。但渐渐地，学生们发现吴老师不仅英语讲得好，且令人叫绝的是写英语时，能双手同时向黑板中心移动，拼写出一行行龙飞凤舞的英语句子，大家看得呆若木鸡，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对这个年轻老师不敢怠慢，倍加尊敬。 　　自谓“幼读少陵诗，深识少陵志。一生受此翁，发愿为翁记”的吴芳吉，亲眼目睹了民众的疾苦､军阀的暴行､战乱的苦痛､社会的黑暗､妇女地位的低下，这些给他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震撼。23岁时，他以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用美妙绝伦的文笔，写下了《婉容词》､《两父女》､《护国岩词》等同情民众､鞭挞丑恶､揭露军阀残暴的系列诗篇，从而声震文坛，传遍神州。 　　同时，他不畏强暴､不惧邪恶，用如椽大笔写下了《儿莫啼行》､《思故国行》､《红颜黄土行》､《痛定思痛行》等著名诗篇，揭露军阀的暴行和国家的腐败，描绘了穷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惨状，因而被誉为“人民诗人”､“爱国诗人”。尤其是他“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的名句享誉华夏，深为郭沫若等一批名人志士所喜爱。吴芳吉这种“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雅不俗､不激不随”，兼师众长､独树一帜的诗体，开创了一代诗风之先河，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对后来的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诗歌被选入20世纪30年代的中小学教材，师生们竞相传诵，就是现在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仍能琅琅上口地背诵他的一些诗篇。 　　 　　开创教学崭新局面 一代人师桃李芬芳 　　 　　吴芳吉不仅是一位爱国诗人，而且还是一位敢于开拓､才华横溢､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他相继在四川嘉州中学､上海中国公学､西北大学､成都大学､重庆大学等处任教，是重庆大学的创始人之一，曾任重庆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授。1932年，应江津县长谷醒华数次热情邀请，怀着一颗“但求树之风声，使读书的种子不绝于乡里”的拳拳之心，他辞去生活条件较好的重庆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授之职，返回江津中学任校长之职。 　　吴芳吉到校后，开创性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改变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在学校的砖柱上，他亲笔书写了“学海津梁”四个篆书大字，鼓励学生孜孜以求，发奋学习，勉励学生要做有用之才。他在学校的花园里植满桃李树木，寓意学生要学有所成，为学校争光，也希望江津中学桃李芬芳，学子满天下。学校没有运动场，吴芳吉就动员师生到大西门外的坟山坡上开辟操场。坟山坡上坟茔众多，杂草丛生，鸟雀盘桓，人迹罕至，令人毛骨悚然，师生们心中惴惴不安，不敢动手。吴芳吉带头挖下第一锄后，师生们胆子渐大，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在开挖坟山时，曾挖出数架人骨，吴芳吉毫无畏惧，拾起后将其制作成学生学习用的人体骨骼标本，一时轰动江津县城。几个月后，学校运动场建成，江津中学的首届运动会在这个新建的运动场开展。

　　吴芳吉发现师生晚上都是点蜡烛备课学习，就在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颇具胆识地购买一台发电机，供师生们用。一到夜晚，电灯大放光明，如同白昼，学生们在灯光下认真学习，蔚然成风。吴芳吉特别注重学校的师资力量，他聘请了外地的优秀教师到江津中学任教，收效甚大。为了改变江津中学英语教学的落后面貌，他特聘重庆大学的加拿大籍教授来校讲学。通过一系列措施，江津中学的教学质量得到显著提高，跃升为一流中学。 　　吴芳吉十分注重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不仅亲自制定校训，制作校旗，还身体力行，做到以德育人，以理服人，以诚感人。一天傍晚，吴芳吉途经学生寝室窗下，一学生不注意将痰吐到他的礼帽上，学生大惊失色，心想肯定要遭校长斥责。不料吴芳吉和颜悦色地对他说:“这不是你的错，而是我的错，因为我没有买痰盂，没有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这是校长的责任。”这位学生备受感动。随后，吴芳吉在每间教室都配了痰盂，随地吐痰的陋习在学校销声匿迹。 　　 　　抗日救国勇作表率 身先士卒感人肺腑 　　 　　吴芳吉不仅是蜚声华夏的诗人､教育家，而且还有一颗拳拳报国心，这在他抗日救国的故事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吴芳吉耳中，令他肝胆欲裂､义愤满腔。他不顾当时已是沉沉深夜，立即召集全体学生到操场集合，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布这一消息，声泪俱下地历数侵华日军的残忍暴行，尔后，带领全体学生上街游行，以唤醒市民。他走在师生的前面，不断振臂高喊“打倒日寇，收复失地;宁为沙场鬼，不作亡国奴！”在万籁俱寂的黑夜里，他的呼喊声是那样的高亢洪亮，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又是那样的具有感召力！吸引了很多市民纷纷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激越的口号响彻整个江津县城，抗日救国之火被熊熊点燃。翌日，他和师生在校门竖起几尊土炮，炮口直指日本方向，表示誓死抗日，不共戴天。 　　为了组织全体师生继续抗日，壮大抗日队伍，吴芳吉亲自执笔写了便于记忆的《抗日歌》:“日军占我沈阳，有何可商，有何可商?刀剑履及赴东方，鲜血头颅相将！此仇不报任彼苍，枉在人间走一场。不忘不忘永不忘，日军占我沈阳！”师生们学会唱后，他率领全体师生及加入的群众开赴江津大西门渡口，乘船到长江对岸的德感坝，然后顺江而下。50多艘船只连成一串，浩浩荡荡，旗帜猎猎，锣鼓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声震云天，气势磅礴，引来沿江两岸百姓的极大关注，唤起了普通民众的抗日热情。紧接着，他又倡导抵制日本的商品，写诗曰:“仇货买不得，仇货买不得，买了仇货，卖了中国！休将仇货污人格，信誓勿逾越！”不久，这首脍炙人口的小诗传遍江津，传到山城重庆，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热潮。 　　在抗日救国运动中，他不但书写抗日诗文到街上散发，而且多次痛哭流涕表示要投笔从戎，到前线去，到抗击日本鬼子的地方去，要决一死战，舍生取义。终因江津县长谷醒华苦苦挽留:“你到前线去了，这里的学生就没有人培养了，咋办?”他才不得已留在江津中学。但他的言行表率，点燃了江津儿女的抗日热情，有许多热血男儿义无反顾地开赴到抗日一线。 　　 　　肝胆相照真挚友谊 英年早逝诗人辞世 　　 　　在吴芳吉短暂的一生中，真挚的友谊和朋友的资助，对他来说是弥足珍贵的，而且这种友谊的恩泽还延续到他的儿孙们身上。在这里不能不谈谈吴宓。吴宓1911年考入北京清华园留美预备学校后和吴芳吉成为同班同学，随着友情的升温，二人成为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患难之交。吴芳吉因抗议美籍教师被学校开除后，吴宓给予鼎力相助，直到吴芳吉回到江津家中，捐助还在进行。 　　吴宓到美国后，为了帮助困境中的吴芳吉，在留学生中发起了募捐活动，并订立了5条捐助公约:1､数目多少，自由协定;2､定期缴纳，不容延续;3､只尽自己义务，不问受者何用;4､永无报酬还答;5､俟碧柳(吴芳吉字碧柳)独立时，公约解除。于是捐款从太平洋彼岸每月寄到吴芳吉家中，同时寄来的还有英文书刊。 　　吴宓回国后，先后介绍吴芳吉到西北大学､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吴芳吉在西北大学任教期间，遭遇了西安被围城8个月的困苦，时常被饿得饥肠辘辘。当吴宓知晓冯玉祥将要去西安解围时，就立即通知自己的父亲(冯玉祥的秘书)，让他帮忙看望吴芳吉。西安刚一解围，吴宓的父亲立即到西北大学，把饿得头晕眼花的吴芳吉和数十名师生接出，送到军部就餐。不几日，吴宓不辞辛苦从北京赶到西安，把吴芳吉接到清华大学休养，待吴芳吉身体恢复后，又推荐他到张学良将军任校长的东北大学任教。当时东北大学条件较好，每月有300块大洋的工资，还有汽车代步。可任教不到一年，因父亲病危，吴芳吉只好辞去工作回到江津。 　　1932年4月，吴芳吉应重庆大学之邀，前去给外国人讲儒家学说，同时讲解他创作的诗歌《巴人歌》，以此来颂扬英勇抗日的第十九路军。不料3天后，他回江津中学继续讲《巴人歌》时，突然昏倒，不省人事;第二天病情加重，吃了一副中药后，发烧得更厉害。江津县长谷醒华得知消息后，从重庆请来5名中医给吴芳吉看病。这几个医生见吴芳吉病症不轻，料定凶多吉少，为了推卸责任，遂开不温不火的“太平药”治疗，吴芳吉病情日重。 　　1932年5月9日，一代诗人吴芳吉溘然长逝，时年36岁。 　　吴芳吉病逝后，家人把他的遗体运回德感坝，准备安葬于江津白沙镇聚奎中学的黑石山(吴芳吉幼时在那里读书，对黑石山情有独钟)。江津中学的教师闻讯，决定派学生代表去送吴芳吉的遗体。可全体学生不答应，他们租了10艘木船，溯江而上，护送吴芳吉的遗体到白沙。沿岸不时有学生和群众前来跪拜祭奠，这样船行速度很慢，不远的水路，走了3天才到。 　　 　　仁人志士关爱后代 吴氏后人晚年幸福 　　 　　吴芳吉18岁和妻子何树坤结婚后，生育有4个儿女:大儿吴汉骧､二儿吴汉骥､三女吴汉骊､四女吴汉驺。尽管其父已驾鹤西去，但诗风犹在，他敢为民族而斗争､敢为劳苦大众鼓与呼的精神，深为当时共产党人和著名进步人士所推崇，吴芳吉的儿女也得到了周恩来､郭沫若､冯玉祥､吴宓等人的关怀。 　　1943年，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冯玉祥到江津募捐，江津组织盛大的欢迎仪式来迎接。冯玉祥一下车就问吴芳吉的子女在不在，叫人找来吴汉骧兄弟俩，关心地询问起他们现在的家庭情况。喜爱吴芳吉诗歌､敬重吴芳吉人品的冯玉祥将军，还曾专程风尘仆仆地到江津白沙镇黑石山，满怀虔诚地拜谒吴芳吉墓。离开江津前一天，冯玉祥还准备了丰盛的菜肴，请兄弟俩赴宴。吃完饭，冯玉祥握住吴汉骧的手说:“有事请找我。” 　　吴汉骧在聚奎中学失业后，到重庆北温泉当管理员，碰到来此休假的郭沫若。郭沫若很喜欢吴芳吉的诗歌，尤其是对吴诗中“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一句赞赏有加，并和吴芳吉有过密切的书信来往。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还曾为《吴芳吉文集》题词。因此，郭沫若见到吴汉骧十分惊喜，关心地问这问那。 　　最令吴汉骧难忘的是在北温泉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周恩来听说他是吴芳吉的长子，和蔼可亲地说:“你是‘白屋诗人’的大公子?你父亲的诗很好，我喜欢。” 　　吴芳吉病逝后，谷醒华用社会捐赠的资金在德感坝购买了数亩土地，让吴芳吉之妻何树坤放租，靠收微薄的租金度日。“文革”中，何树坤为此被判为“小富农”受到批判，这样一来，家被封存，外界任何人不得进入。吴芳吉的亲朋多次准备潜入其家阁楼，拿出吴芳吉和鲁迅､郭沫若交往的书信及日记等重要手稿，但屡遭看管人员横眉竖眼呵斥而退。久之，这些沾满尘埃､饱经风霜的手稿或因风雨侵蚀，或因流落民间湮灭，不知所踪，实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