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茶馆与底层文化(三)

成都茶馆之特点来自于其特殊的社会和生态环境，当然也与活动其中的茶馆老板、茶房、小贩、艺人以及顾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茶馆中的各色人等以及茶馆的名称、茶具以及都反映出丰富的茶馆文化。开茶馆当然是一种商业活动，同其他商业一样是为追求利润，在成都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开办茶馆方式。开茶馆一般不需很多资本，只要有桌椅、茶具、灶和一间陋室条件便基本具备。在开张之前，茶馆老板已把厕所的“掏粪权”租给了挑粪夫，把一个屋角租给了理发匠，如果有人想在此茶馆提供水烟和热帕服务，也必须先交压金。这样，这些预付定金以足够开办之资。所以有人说，只要计划得当，开办茶馆可以白手起家。另外，像肉店、饮食摊也常靠茶馆拉生意，亦愿意参加投资53。开办茶馆的这种集资方式，反映了一个社区中人们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茶馆较之其他生意要稳定得多，即使在经济不景气时，也较少受到波及，而且茶馆投资少、回笼快而且利润不菲54。但茶馆老板总是忌讳谈论其雇员工资和配茶方法，对其利润更是秘而不宣。

茶馆取名非常讲究，都力图高雅而自然，诸如“访春”、“悠闲”、“芙蓉”等。茶馆竭力择址在有商业、自然或文化氛围之地，街边路旁引人注目是理想口岸，河岸桥头风景悦目亦是绝妙选择，商业娱乐中心颇受青睐，至于庙会、市场更是茶馆最佳地点。街边茶馆多利用公共空间，临街一面无门、无窗亦无墙，早上茶馆开门，卸下一块块铺板，其桌椅便被移到街沿上。茶客们便可毫无遮拦地观看街景、行人往来，街头发生的任何小事都可以给他们增添乐趣和讨论话题。绿树成荫的公园是茶馆的集中之地，但城外的茶馆则以其幽雅的环境招徕顾客55。劝业场是成都第一个商业中心，著名的悦来茶馆便坐落在此。花会是每年成都最热闹的公共聚会，位于二仙庙和青羊宫之间的空地成为巨大的市场和展览地。据称有上百家茶馆和酒店在此搭棚营业。四川茶馆的茶具和家具也别具一格。茶具一般由茶碗、茶盖和茶船(即茶托或茶盘)三件组成，这也是为何川人称其为“盖碗茶”的原因。桌椅也具地方色彩，一般是小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

茶馆是市民的“自由世界”，在20世纪初西方人把成都茶馆与英国的酒吧相比，并称其为“茶吧”(tea-drinking saloon)，对人们在那里的“社会闲聊”很感兴趣，并观察到它们在社区的重要作用。一个外籍教师对他所住小巷的“舒适茶铺”印象甚深，他认为那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在美国城市，酒吧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能摆脱窄小住所而度过闲余时光”的公共空间，成都茶馆也具同样功能。人们去茶馆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与西方工业国家八小时工作制不同的是，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待在茶馆。茶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个毫无拘束的地方。如果他感觉燥热，他可以剥掉衣服赤裸上身；如果他需理发，理发匠可就在他座位上服务；脱下鞋让修脚匠修趾甲在茶馆也无伤大雅；如果感到寂寞，他或听别人闲侃，或加入其中，即使互不相识；他在茶馆里从不受时间限制，如果有急事去办，只需把茶碗推到桌中央并告诉堂倌“留着”，数小时后，他可以回来继续品那杯茶。

对茶客来说，闲聊--成都人称“摆龙门阵”--恐怕是茶馆最具魅力之处。 人们在那里可谈论一切事情。人们在茶馆里交谈的具体内容留下的记载不多，但《国民公报》有个专栏记载记者所见所闻，其中颇有些是从茶馆得来的，我们因而得知人们在茶馆里抱怨世风日下、议论新公布的规章、交流各种社会新闻，人们经常还可以从一些茶馆里的小插曲中得到乐趣。据1943年出版的《新成都》，人们在茶馆“谈古论今，议论社会，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阴私，妄谈闺阁”。这种闲聊经常被当局视为闲言碎语和“散布谣言”，并被视为茶馆中的“不健康”的现象。然而一些社会学家指出，饶舌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正如A.阿布拉哈姆（A. Abrahams）指出的，蜚短流长“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表现之一”。人类学家J.斯格特（J. Scott）更将其定义为大众“日常反抗的一种形式”。的确，下层民众经常以此手段来发泄他们对不公平社会的不满。说东道西，无论是善意的交流还是恶意的流言，都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早期近代美国城市，各种娱乐形式丰富，市民的闲暇活动可以有多种选择。但在20世纪初的成都，特别是当夜幕降临、街头变得冷清之时，茶馆几乎是那些不赖寂寞的人们的唯一去处。茶馆也是一种“社会俱乐部”，如操练箭术的“射德会”把少城公园的茶馆作为会址；中山街的茶馆靠近鸽市，因而成为养鸽人的聚会处；百老汇茶馆地处鸟市，便当然被爱鸟人选为大本营。每日清晨，那些养鸟人来到茶馆，把鸟笼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一边品茶，一边聆听鸟鸣。当然，养鸟和驯鸟成为他们永不厌倦的谈论主题。业余川剧爱好者是茶馆中的另一类活跃分子，他们定期到茶馆聚会唱戏，称“打围鼓”，亦称“板凳戏”(以参加者围坐打鼓唱戏得名)。参加者不用化妆，也不需行头，自由随便，他们自己既满足了戏瘾，也给茶客们增添了乐趣。

茶馆也是一个娱乐中心，许多艺人在那里卖艺为生，茶馆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顾客。实际上成都早期的剧场即产生于茶馆63。每当夜晚，当穷街陋巷一片漆黑，而下层人民则聚集在明亮拥挤的茶馆听评书。评书先生的精湛技艺吸引听众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到同一地方听书。说书先生不仅提供了娱乐，而且普及中国历史知识。他们不自觉地散布着正统的价值观，把诸如忠、孝、理、智、信等灌输到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因此，他们也可被视为大众的教育者。各种民间艺人使茶馆文化更为丰富，他们大多是当地人，但也有的来自外省，如唱大鼓书的多来自华北。这些艺人多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观众明了去何处欣赏他们喜欢的剧目或演员。其他像相声、金钱板等更散布于各茶馆。跳“柳连柳”被精英视为茶馆中的下流娱乐，演者手持一竹竿，两头系有数枚铜钱，边唱边跳用其有节奏地拍打身体，据称是其语言“不堪入耳”，其最流行的曲目是“小寡妇上坟”。

在茶馆里有着明显的社会歧视，其中一些源于习俗，一些来自当局规则。在晚清、甚至在民初，川剧演员不准进入茶馆喝茶或看表演。因为演员进入茶馆总是引人注目，有时还会引起骚动，警察遂以治安为名对他们加以限制。不过，演员们有他们自己的茶馆，他们一般在聚集在小花园茶社。直到晚清，妇女(年老者除外)亦不能进茶馆。即使在严格的限制下，一些敢向世俗挑战的妇女力图侵入这个男人的领域。1906年，可园是第一个接纳女客的茶馆，但不久即被警察禁止。尔后，悦来茶馆也开始设女座，但女客需由不同的门进出。但由于考虑到“虽有楼座地座之别，而面面相顾，毫无障碍，殊失雅观，”警察令在楼座“添置薄幔，以重瞻观”。随着社会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茶馆，但身着华服的上层妇女仍不愿屈身俯就，即使她们愿放下身价，也必须有相当的勇气，因为她们一进入茶馆，众人的眼光便集中她们身上并将承受无休止的流言蜚语。实际上，各茶馆也竭力争取女客。民国初年，一些茶馆允许女客，但将她们与男客分开。据地方报纸的批评，在一些男女混杂的茶馆，当台上的演出进入高潮时，男人趁机站起来看女客，而一些女客也肆意大笑以引起他人注目。诸如此类的茶馆“混乱”常常引起地方精英对妇女在公共场所的抛头露面的批评。在20年代，随着妇女参加更多的公共活动，一些开明的地方精英开始把妇女的抛头露面与男女平等联系起来，人们也把茶馆作为男女平等的指标，正如一首竹枝词所概括的：“公园啜茗任勾留，男女双方讲自由”。在30年代，妇女进茶馆已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