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盗船上取经

　　成功的海盗或政府核准的私掠船一定是“理船有方”的，他们不仅组织有序，而且是最早得到风投资本家支持的“企业”。CFO们也许可以学习一下这些“好汉”的经济学。 　　 　　由于好莱坞的大力推广，《加勒比海盗》取得了27亿美元的全球票房收入，演员Johnny Depp出演的Jack Sparrow让很多人着迷，而对Johnny的喜爱也使得海盗和私掠船被披上浪漫的色彩。 　　事实远比小说离奇得多。据一些权威学者称，海盗和私掠船不仅组织有序，而且是最早得到风投资本家支持的企业。他们和索马里恶棍一样残忍，而后者正在拦截和挟持过往船只以勒索赎金。 　　 　　利润可观的海盗业务 　　 　　Peter Hayes是英国桑德兰大学的政治学高级讲师，他认为海盗和私掠船与现代金融机构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尽可能赚更多的钱。 　　海盗基本上是指一伙犯罪的船员，他们利用公海进行掠夺，就像拦路抢劫的强盗一样。如果风险足够高的话，海盗行为是一项利润可观的业务。 　　私掠船是由私人拥有的船只，但在战争时期，他们经政府授权可以进攻外国船只。私掠船通常进行由政府支持的海盗行为，因为即使在和平年代，船只遭到进攻和抢劫，或者中立国船只成为袭击目标，也是司空见惯的。从16世纪到19世纪，人们把它视为海军战事的一部分，委托私掠船的成本由投资者承担，这些投资者则分享抢劫成果。 　　私掠船如果决定自己独立行事，就被视为海盗。海盗不仅得不到回报，而且一旦被捉住就会有被绞死的风险。私掠船的船长或船东需要支付押金，同意在指定的区域内进行活动，或只进攻经认定国家的船队。当英国船队在加勒比海游弋时，英属百慕大也频繁地发生私掠行为，这几乎成为一个殖民行业。在美国大革命时期，政府也同意殖民军进攻英军时对船只进行抢劫。 　　 　　自我监管以产生效益 　　 　　然而，关键的问题是， 海盗和私掠船为了生存而采用了一套有效的制度和组织层级，现代风投资本家和一般企业是否能从中学到什么？有一句老话叫“he runs a tight ship（他治船严谨）”，现在有了新的含义。换句话说，如果现代金融商人可以自主决策并制订制度，且不受政府管制，我们还会出现金融崩溃吗？ 　　Hayes博士最近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海盗、私掠船和霍贝斯与莱克的契约理论》。他开始研究这一历史现象，是因为他对学术界有人把海盗描绘成自由斗士的奇怪看法感到愤怒。这种看法认为，海盗们专门打击资本主义的邪恶势力，相当于公海的罗宾逊。 　　他说：“我知道这项研究毫无意义，因为人们不用了解太多就会明白，海盗和私掠船基本上是可以互换的。”而且，私掠活动主要依靠风投资本主义。“海盗行为是很民主的一种组织形式。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它符合风投资本主义逻辑，以及风投资本家如何靠自己来组织活动――我想把这两样东西拉到一起。” 　　海盗们还激发美国George Mason大学从事资本主义研究的Peter Leeson教授的学术兴趣。他已经发表多篇关于海盗运作的论文，并将于近期出版专著《无形的钩：海盗们的隐藏经济学》。 　　基本情形是，18世纪的海盗并不像他们17世纪的前辈那样，不依靠外部融资。17世纪的海盗们共同拥有并自己经营船只，就像职工拥有并自主经营的公司。他们可以选举自己想要的领导人，这也使得他们拥有一套民主的治理制度。 　　Hayes博士还认为，海盗所属的集体是几百名船员，而不是几百万人的一个国家，因此他们享有非常直接和有效的民主形式。“他们拥有各种监督制衡机制。我们能够享受的各种民主形式，海盗们享受得更加充分，因为他们的船只就象一个小国家。”Hayes博士说。 　　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政府不制订规章，一切都变得混乱。“而海盗们则证明，这种看法肯定不对。”Leeson教授说。一般来说，与政府制订的规则相比，自我管理能为公司和社会创造更多的社会合作和更好的经济效益。 　　这就是海盗故事存在争议的地方，经济学家也各执己见。Leeson教授认为，如果风投资本家被赋予独立自主权，目前的金融危机就不会突然爆发。他说，“在我看来，金融危机首先产生于美国，原因是美国政府违背自由市场规律进行干预。” 　　Leeson教授指出，美联储人为压低利率，然后国会抛出《社区再投资法》，鼓励抵押贷款巨鳄房利美和房地美提供贷款，并把房子推给没有财力购房的个人。“这种现象来源于一个高贵的动机――让更多的人有个家。但是，它也产生了一个扭曲的效应――实际上导致了这一灾难性的后果。该受谴责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笨拙的政府干预。” 　　 　　简单高效的决策机制 　　 　　现在让我们回到海盗船上，看看今天能从中吸取什么经验和教训。多数人认为，如果缺乏政府监管，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人们会滥用暴力，并相互欺骗。但在海盗船上，每个船员听命于民主选出的船长，又可以以任何理由罢免船长，包括拒绝对残暴杀戮的阻拦。 　　船长在船上行使权力的程度受到全体船员的监督。如果出去抢劫，船长拥有绝对权力；在其他时间，则由二副或军需官行使最高权力。“思考一下美国总统拥有行政权的观念――如果碰到紧急事情，必须迅速作出决定，这时船长就应该拥有绝对权力。”Hayes博士说。 　　对海盗船长和船员来说，糟糕的决策付出的代价是死亡或者被擒，这就有效地激励他们做决策时一定要三思而后行。然而，在美国，《破产法》第11章允许公司和个人扔下债务一走了之，从而产生了经济学家所说的“道德风险问题”。Leeson教授认为，这一法规降低了因做出糟糕决策而需付出的代价，因此，“人们就去做出更多的糟糕决策”。 　　从某种意义上讲，海盗规章与美国宪法有些类似：简单而明了。由于规章很短，海盗船员就不可能确定所有事情的处理办法。Leeson教授说：“有时，如果规章没有涵盖某个具体问题或事件，他们会组成海盗委员会来共同商议。海盗委员会的地位就像最高法院。” 　　Hayes博士则表示，有意把事情弄得含糊不清会成为玩弄权术的一种伎俩。 　　这是一项高风险和社会不接受的事业，海盗们不得不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来吸引劳动力投身于高回报。Leeson教授说：“它的吸引力主要靠自我兴趣和回报，但也要看是否对本国人民带来社会效益……草草定论超大公司应该学习海盗式民主进行运作是错误的。我们从海盗学到的真正经验是：应该让特定的经济环境去驱动具体的经济组织。在海盗船这样一个独特环境下，船员们的合作社模式是有效的，但在像沃尔马这样的公司，因为有外部金融家提供资金，合作社模式就没有意义，那只能导致公司效率低下并渐渐垮掉。” 　　 　　（本文摘自澳洲会计师公会会刊INTHEBLACK） 　　（章海贤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