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拿破仑在历史上的不同作用

　　影响历史人物评价的四大因素

　　

　　有关历史人物的争论，古今中外皆有之。在世界历史上，盖棺尚不能定论的大人物亦比比皆是。究其原因，大体上有以下４个方面：

　　

　　第一，政治气候的影响

　　“文革”前，我国史学界受苏联学术研究的影响，而更重要的则是在当时左的思潮的支配下，认为革命性越强越好，如，对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推崇备至，而对愤激派则尤为赞赏；至于吉伦特派和裴扬派，尤其是裴扬派则颇遭非议，一概斥之为保守派，甚至是“反革命”。这种情况随着文革的结束，清算了左的思潮后才得到纠正。

　　又如，在意大利统一三雄，即加里波的、马志尼和加富尔的评价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由于加里波的多次领导人民起义，尤其是领导千人红衫军远征西西里更是战功赫赫；马志尼也接近人民，组织过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斗争；而加富尔则倾向于和国内外统治者妥协。因此，他们３人在历史上是按“革命性”排位的，依次为加里波的、马志尼和加富尔。只是近年来学术界对历史上的“妥协”、“改良”有了新的认识后，加富尔才得到了更为公正的评价。

　　

　　第二，时代背景的作用

　　每个历史人物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活动，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１９世纪中叶，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大业，他的历史功绩应予充分肯定。然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至今在德国史学界对他的看法仍未得到统一。大体上的情况是：北部的德国史学研究者普遍赞扬俾斯麦，认为他结束了德国长期的分裂，使德国走进了世界强国的行列；而南部的德国史学工作者则常抨击俾斯麦在他的一生中过多地使用了暴力，有损德意志民族的威望。为什么在同一个国家里对完成同一伟业的同一个历史人物有如此不同的评价呢？原来在统一的过程中，北德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迫切希望整个德国能尽快地联合起来，统一在一面旗帜下；而南德则由于在经济和文化上与奥地利及法国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同时又十分厌恶普鲁士人，所以倾向于自成一体，免得被普鲁士所吞没。俾斯麦是先统一北德，然后再统一南德的，在普法战争中，他特别担心巴伐利亚的军队会投敌，因此专门派出萨克森的军队去加以监视。这种特有的时代背景也就决定了２００多年后，在德国史学界仍对俾斯麦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第三，历史资料的制约

　　史学家要对一位历史人物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首先得占有充分的史料。如果没有足够的史料，则一切又从何谈起，然而这一点往往又很难做到。据我所知，有关斯大林的许多档案，由于种种原因已荡然无存，即使像１９４３年所发生的卡廷大屠杀事件，至今仍找不到斯大林有关的一字一句，难道他竟然会与这一惨案毫无关系？难道这场大屠杀系贝利亚一人所为，斯大林全然不知情？既然许多有关的档案都找不到了，那么要来对斯大林做出一个全面的、公正的评价显然也无法办到。１９９９年，著名俄国史学家朱赫莱在《斯大林：真理与谎言》一书中根据不少新的史料，依然热情颂扬斯大林。同样的情况也涉及许多苏共当时的领导人，由于发现了一些新的史料，１９５３年以“叛徒、间谍”的罪名被处决的贝利亚开始越来越多地得到史学家积极的评价。因为他在斯大林去世后确曾采取过一些改革的措施，试图改善苏联当时的国内外处境。

　　两年前曾来沪访问的著名俄罗斯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也夫曾感慨地说，无论是在苏联时期，还是在现今的俄罗斯，都难以找到确切的史料，因此他本人完全是凭直觉写历史的。这样的说法或许确有点过份，但也可能是出自无奈。

　　

　　第四，文艺作品的误导

　　历史人物并不仅仅出现在史学家的著作中，他们还常常来自文学家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地出现在小说中、舞台和银幕上的帝王将相、草莽英雄要比枯燥乏味、刻板教条的史学著作能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然而能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忠实于原始资料，在《战争与和平》这本巨著中塑造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形象的作家终究是少数。不少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只是凭自己的想象，随心所欲地描述历史人物的活动，所以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有些甚至是被虚构和捏造出来的。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一位侨居法国的波兰导演，出于对当时波兰实行军管的不满，拍摄了一部名叫《丹东》的电影，一度轰动国际影坛。片中把罗伯斯庇尔描述成一位嗜血的杀人狂（明显影射时任波兰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雅鲁泽尔斯基），而丹东则成为一位真诚的爱国者和罗伯斯庇尔专政的牺牲品。影片把整个历史都颠倒了过来，彻底否定了史学界对罗伯斯庇尔和丹东所作的评价。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

　　上文所述及的种种消极因素，确实会在我们试图对历史人物作出正确评价时遇到不少困难，但这决不意味着史学工作者可以就此托故无所作为，而是应该发挥史学研究的优势，在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上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来。

　　

　　两位拿破仑的功过

　　

　　拿破仑是一位世界史上的巨人，有关他的种种历史著作不下两千余种，至今人们仍对他议论纷纷，褒贬不一。１８１５年３月，当拿破仑自厄尔巴岛突然杀回巴黎时，法国报刊对他的称呼依次迅速嬗变为：“科西嘉怪物”、“吃人魔王”、“篡位者”、“波拿巴”、“拿破仑”和“陛下”，充分反映出当时法国人民对这位皇帝看法的变化。尽管好几百年过去了，但拿破仑这个人仍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他是和一个伟大的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历来把拿破仑（即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一世）和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三世）严格区分开来，前者称之为“伟大的拿破仑”，而后者则蔑称之为“渺小的拿破仑”。一个是伯父，一个是侄子，出自一个家族，有着血缘上的关系，同样是皇帝，同样缔造了帝国，同样南征北战……为什么在马克思的眼里竟然有天壤之别呢？

　　我们不妨以此作为切入口，对他们作一番探讨，以便为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概括出几个要点：

　　

　　一、两个不同的时代

　　一个人的出生是无法选择的，即使是伟大的人物也决不可能选择一个幸运的时代而降生于人世。关键是看他究竟为自己的时代做了些什么？是推动了时代车轮前进呢？还是拉着时代车轮倒退？

　　拿破仑一生的活动是随着法国大革命而开展起来的。他是大革命思想的产儿，也是卢梭的信徒，并追随罗伯斯庇尔兄弟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１７９９年他发动雾月政变是为了结束１０年动荡，以便对内进行改革，对外扩展法国资本主义的势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拿破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奠定现代国家的基础，也就是保障“资产阶级社会无阻碍的发展”，保护“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的客观要求。

　　路易・波拿巴的情况则完全不一样，他在政坛上崭露头角时正值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涨的时候。法国的资产阶级通过１７８９年的大革命和１８３０年的七月革命最终确立起自己的阶级统治，但在选择何种政体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却一直犹豫不决。在１８４８年的二月革命中，法国人民表达了建立共和体制的强烈愿望。但打着伯父旗帜登上总统宝座的路易・波拿巴不久便镇压了这场民主革命，他不仅结束了刚建立起来的共和国，而且还断送了法国人民为之奋斗了多年的普选制。一个本应朝着民主和自由前进的时代被路易・波拿巴拉着倒退了：反革命代替了革命、帝国代替了共和国、落后代替了进步。

　　伯父和侄子在不同时代所起的两种不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二、两个不同的帝国

　　拿破仑所建立的第一帝国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诚如恩格斯所言，实乃“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这个帝国保护了农民在革命期间所取得的土地，极力推动工商业的发展，努力提高文化教育事业的水平。用法律形式固定大革命成果的《拿破仑法典》得以付诸实施，和梵蒂冈签定的教务专约也得到落实，它们都从各个方面巩固了新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一帝国所依靠的是刚分得土地、意气奋发、准备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大革命成果的农民，因此充满了变革和朝气。

　　第二帝国的建立则是在一场民主革命，也就是１８４８年革命结束之后。还在复辟时期，尤其是七月王朝时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和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法国社会内部便开始酝酿着一场要求变革的运动，它的任务是把法国社会推上一个新的台阶。１８４８年的二月革命为法国社会的变革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契机，然而路易・波拿巴称帝后，他所建立的第二帝国，无论是在“专制帝国”时期，还是在所谓“自由主义帝国”时期，都毫无例外地扼杀了当时在法国发生的改革和民主运动。第二帝国也和第一帝国一样，同样依靠农民阶级，然而此时的农民已非大革命时期的农民，他们在雅各宾专政时所取得的土地几乎丧失殆尽，但仍报残守缺，死死地守在门前的一小块土地上苟延残喘。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愿望和行为不仅不了解，还抱有敌意，有时甚至完全站到对立的一方去。这样的农民十分保守，正是他们拥戴出了一个新的拿破仑皇帝，尽管他们根本弄不清伯父和侄子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但却帮助第二帝国长期维持下去，使这个帝国充满了保守的气息。

　　

　　三、两场不同的战争

　　自１７９６年拿破仑出征意大利，一场长达１９年之久的拿破仑战争便开始了。这场战争西起比利牛斯半岛，东抵俄罗斯，北至英吉利海峡，南及地中海，席卷了整个欧洲。不仅如此，拿破仑的大军还到过西亚和北非，使欧、亚、非三洲均为之震动。

　　拿破仑战争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和无数财富的损失，其惨重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不能仅看到这场战争破坏性的一面，因为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直到第一帝国结束的这场战争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现象，在其初期带有捍卫法国国家主权和保卫大革命成果的性质。不仅如此，拿破仑战争还把大革命的思想带到了国外，使其在欧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大军所到之处，《拿破仑法典》也随即在那里扎下根基，深入当地社会，起到了破坏封建制度的作用。所以拿破仑不仅是个征服者，他在许多欧洲人的眼里，还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

　　列宁指出：“拿破仑的帝国主义战争继续了许多年，占去了整整一个时代，表现了帝国主义关系和民族解放运动交错在一起的异常复杂的情景。结果，历史经过了充满战争和悲剧（各国人民的悲剧）的这一整个时代，从封建主义向‘自由的’资本主义前进”。事实也确实如此，在１８世纪末和１９世纪初，欧洲正是通过这场血和火的洗礼，从封建社会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而在这一社会更迭，历史场景交替的关键时刻，不管自觉与否，拿破仑确实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

　　路易・波拿巴处处仿效自己的伯父，尤为得意的便是在建立起第二帝国后便调动千军万马杀向世界各地。１９世纪中叶正是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的年代，而拿破仑三世所发动的战争便是针对上述两种运动的，起了反动的作用。

　　拿破仑三世参与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和发动１８５９年的对奥地利的战争，既带有争夺欧洲霸权的性质，也针对意大利的统一运动，期间他玩弄欺骗和敲诈的手段，力图阻挠意大利人民达到统一的目的。此外，他还大耍两面派的手腕，一方面打出支持波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旗帜，另一方面又暗地勾结俄国镇压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

　　拿破仑三世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７年派出侵略军远征墨西哥，在那里扶植起一个由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连安为首的傀儡帝国，企图使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得以重返拉丁美洲。他完成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全面征服，还入侵叙利亚。

　　拿破仑三世还在亚洲大打出手，他把越南变成第二帝国的殖民地，并迫使柬埔寨变成其保护国。

　　在中国，拿破仑三世插手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伙同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法天津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由此可见，尽管伯父和侄子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都带有很大的破坏性，但拿破仑一世破坏的主要是当时的封建制度，而拿破仑三世破坏的却是１９世纪中叶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性质完全不一样。

　　仅从他们对世界文明的作用来看，１８６０年，拿破仑三世的军队在北京放火烧掉了东西文化的结晶―圆明园；而１７９９年，拿破仑一世的军队却在埃及打开了埃及学的大门，这就是两场不同性质的战争的鲜明对照。

　　

　　四、两种不同的命运

　　初看起来，伯父和侄子的最终结局似乎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拿破仑一世是在滑铁卢战役失败后，向英国方面投降，被押送至英国在大西洋的属地―圣海伦娜岛，并在那里了此一生的；拿破仑三世则是在色当战役中被俘后先囚禁于德国，然后再流亡至英国，最后病死在那里。但是此后两人的命运却完全相反。

　　法国人民始终没有忘记“伟大的拿破仑”，更没有忘记这位伟大皇帝的遗言：“我希望把我的遗骸安放在塞纳河畔我那样热爱的法兰西人民中间。”经过多方交涉，渴望借拿破仑的威望来重振七月王朝的路易・菲力普政府终于和英国达成协议，于１８４０年年底，把拿破仑的遗骨自圣海伦娜岛运回法国。当载着拿破仑遗骸的船只沿着塞纳河缓缓而上时，数十万巴黎市民冒着严寒，伫立在河边目睹皇帝的归来。随后，拿破仑的遗骨被安放在荣誉军人院，上百万的人又涌向街头，“皇帝回来了！”、“皇帝万岁?选”的欢呼声响彻巴黎上空……拿破仑从此得以长眠在塞纳河畔。

　　然而，拿破仑三世的命运却远没有如此之好，他和他的家人在死后都备遭冷遇。１８７３年，拿破仑三世死在手术台上；１８７９年，他唯一的一个儿子早夭；１９２０年，他的妻子欧仁妮也客死他乡。从此一家３口便都安葬在英国汉普郡的法恩波罗。没有哪个法国人，也更没有哪个法国政府提起过是否要把他们的遗骨迁回故土，于是至今这３个孤魂只得在异乡的上空游荡。法国人民显然已经把“渺小的拿破仑”淡忘了。

　　历史上的伟人往往具有多重性格，他们的事业也具有多重性，因此简单地把他们划为“好人”或“坏人”固然十分可笑，而为他们制定同一的衡量标准也是行不通的。

　　从对比两个拿破仑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凡顺应时代潮流，推动时代车轮前进者都应加以肯定；反之则应予以否定。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千百万人意志的矛盾、冲突、凝聚，最后才汇成历史运动。没有人的活动，哪有历史？可见研究历史人物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我不禁想起了列宁常说的那几句话，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以及“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或许，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也应遵循这样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