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在激情中燃烧

　　在我的记忆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青春的季节，一个充满浪漫与想象的岁月，也是一个激情奔涌的时代。它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发生、什么都可能发生，但什么都没有结果的年代。或许，这个时代根本不需要任何结果而只需要发生。激情、真诚、理想、浪漫、单纯、文化激进、反叛意识、真理追求等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那个时代有那么多的躁动，有那么多的混乱，有那么多的宣言，有那么多的口号――甚至，它们随着诞生而消失。想象、困惑、苦恼、思索一个接着一个反反复复。那是一个不知厌倦的时代，也是一个多种价值尺度并存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人，普遍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和开放的胸襟，跃跃欲试是当时所有人的共同特点；所有的中国人在这个时代都能真切感受到：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切变化，都与自己的努力直接相关。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八十年代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时代”。 　　1949年之后的三十年间，现代艺术在中国一直被排斥；个别探索者的大胆追求是以生命为代价。但苦难与危机造就了中国的现代艺术，从八十年代前夜，“星星”那帮“介于流氓和社会青年之间的人物”(陈丹青语)在夜空中发出吼叫，为艺术摆脱政治的束缚和争取自由唱响黎明开始，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中，许多艺术群体在西方现代哲学和艺术的启蒙之下应运而生，他们困惑而激进，在压制重重的情况下举办各种现代艺术活动和展览，甚至，有些艺术群体由于其成员知识的匮乏和交流的局限而很少被外界所知，但他们真诚、勇敢，尽管面临痛苦和迷茫，还是寻找希望。 　　可以说，八十年代的新潮美术运动是中国二十世纪艺术史上最重要的艺术运动之一，它改变了人们传统意义上的“视觉方式”和“审美习惯”，为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发展迈出关键的一步。这一切，都归结于那个开放并涌动的八十年代。 　　 　　前夜的躁动 　　 　　所谓前夜，是指“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前夕那个在封闭中出现躁动的瞬间；它与整个八十年代紧密相连。 　　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上，1979年被称作关键的一年而载入史册。这一年，中国的现状已经为破土而出的现代艺术萌芽做好了各种准备，社会的激变也给艺术家带来全新的选择。1979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会第23次扩大会议，宣布了“文革”期间中断的中国美术家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明确宣布“艺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种错误结论，如何理解“艺术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也要重新认识。应该说，一系列敏感问题的提出，是对“文革”甚至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触动。 　　这一年，在美术界发生了许多振奋人心的事件，首都机场壁画群宣告落成，在七件壁画作品中，袁运生《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鹤立鸡群，今天，这一切似乎不足为奇，但在当时比较封闭的中国美术界突然闯进一个披长发的袁运生――在他创作的壁画中公开展示几位女人体，于是引起巨大风波，直到几位国家领导人到机场参观时，对此壁画给予了肯定和赞扬，“壁画事件”才得以暂时平息。同时，这件壁画也使西方人猛然意识到，中国的公共墙壁上出现女人体，预示着这个国家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与此同时，地方的民间群体和各类展览逐渐增多，“无名画会”、“星星画会”、“北京油画研究会”、“同代人画展”、“劲草木刻研究会”、上海“12人画展”、西安“春潮中国画研究会”，昆明“申社”、辽宁“紫罗兰油画展”、重庆“野草画会”、河南“绿城水彩画研究会”、“云南十人画展”等，一股来自民间的强大力量扑面而来。尤其是上海“12人画展”，一首自由诗代替了前言：“严酷的冰峰正在消融，艺术之春开始降临大地，战胜了死亡的威胁，百花终于齐放……每一个艺术家有权选择艺术创造的表现形式”。“北京油画研究会”第三次展览的前言有这样的文字：“我们依然期望在一个有充足艺术的民主空气的环境里，多方面地探求富有人性的、为人民所喜爱的油画艺术……应当相信艺术家对时代和对民族的责任心，他们的良心与正直……让我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揭示生活。” 　　1979年，四川美院何多苓创作了油画《春风已经苏醒》，使中国艺术家和观众看到苏联模式以外的语言样式。1980年，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罗中立的《父亲》先后与观众见面，再次将中国油画推到一个新的高度。罗中立的《父亲》以超级现实主义的方法，将一个普通农民绘制成巨幅肖像，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对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表示出深深的同情，将中国油画在“文革”时期“红光亮”和“高大全”的虚假彻底打破，让观众感受到普通百姓在现实社会中真实的生存状态，给人以震撼。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彻底摆脱中国油画从1949年以来单一的苏联模式，直接向欧洲古典主义油画溯源，让中国观众看到了苏联油画以外的风格和语言，极大缩短了中国油画与欧洲油画的距离。此时，吴冠中先生提出“绘画形式美”，使许多艺术家放胆在形式上进行探索与追求。 　　成长于八十年代或经历过这个时代的艺术家是幸运的，他们在这个“机遇很好”的时光中少有成见多有胆识。如果将八十年代形容为一个青春期――无论是谁，他们的身体没有被捆绑，没有被束缚，没有被挤压。 　　 　　“星星”划破夜空 　　 　　1979年9月27日，一个被称之为“星星”美展的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东侧的花园内展出，作品有油画、水墨、木刻、木雕和钢笔画等一百五十余件，全部作品挂在花园内的铁栅栏上。其中许多作品表达了艺术家要说、要喊、要抗议的控诉的挣扎和力度。 　　这个“星星”美展后来被称为在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展览，也许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今天或在今后正在被深入挖掘和深刻认识。从时间上说，“星星”美展发生是在十年动乱刚刚结束与中国对外开放前夕。那时候，中国社会几乎还处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中，就艺术而言，西方艺术发生过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我们一无所知。就这样，一帮不甘寂寞的“美术爱好者”凭着冲动、凭着“无知”、凭着对现状的不满还有一腔热血，扯开嗓子高声呐喊，也许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激情和行为，直接撞开了政治长期统治艺术牢固的铁门，揭开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历史序幕。 　　这个在露天举办的展览，于9月29日被查封。当晚，“星星”主要成员和文化界一些人士商议举行游行。在“星星”的二十八位成员中，八位参加了游行，“星星”主要成员马德升拄着双拐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 　　游行使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星星”美展得以公展。1979年11月23日至12月2日，“星星”美展正式在北京北海公园画舫斋举行，展览获得极大成功。《人民日报》以前所未有的姿态为展览刊登了广告，许多人从外地专程赶到北京，直到展览的最后一天，共卖出门票一万多张。1980年，中国美术界国家级的核心刊物《美术》杂志对展览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并配合文章发表五幅作品。 　　1980年8月20日至9月4日，第二届“星

星”美展在许多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正式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再次引起轰动，时间延长到9月7日，在十六天的展出中，共有八万余人观看了展览。重要媒体几乎都在显要的位置给予报道。1980年12月，《美术》杂志12期以显要位置刊登展览的十七幅作品并配有专题文章。展览上的“观众留言”共十四大本。 　　对“文革”和中国现实社会的揭露与批判，构成八十年代前夜“星星”们的主要精神和基本语境。他们以艺术的名义直接表达艺术家的思想和态度，把心灵的创伤和对社会现状的痛苦毫无顾忌地倾泻出来，尽管他们在“干预生活”时更多还迷恋于形式探索，但今天看来，留给我们的不是他们做了什么，而是他们的胆量和勇气。如黄锐所说：“‘星星’构成了最初的反对派姿态……‘星星’的形式是对一切‘主流’执拗地保持对立的形式。它就是星星的精神――有尊严的行动。” 　　当“星星”们走进中国美术馆之后，情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后来人们发现他们其实同样渴望被体制和权威所认可――将这一切看作自我价值的实现。其中，黄锐、马德升和王克平随后加入北京市美术家协会，在以后的几年中，“星星”大部分成员陆续奔向海外。1984年，“星星”解体，尽管其中个别人还在努力进行新的尝试与探索，但他们的声音和身影被随之而来的八五美术新潮淹没。 　　我们回忆“星星”美展，是我们怀念在刚刚解冻的时代有那么一帮艺术家敢做敢为的精神和勇气。他们为八十年代现代艺术在中国的生成和发展，打开了通道也拓展了空间。假如，没有八十年代前夜的“星星”勇敢呼唤黎明之光，难以想象在八十年代中期掀起的新潮美术是怎样的情境。 　　 　　八五美术新潮：激情喷涌的艺术群体 　　 　　陈平原先生在评价八十年代的人时这样说：他们是“激情有余，功力不足，学养不够，却机遇很好”的一代。陈先生的话从理论上说没有错，问题是在刚刚经过了十年浩劫之后，在一片废墟之上，“功力”从何而来?“学养”从何而来?(1949年前后出生的人从何谈论“功力”和“学养”?)大概，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说，需要的仅仅是这个“机遇很好”的时代。 　　八十年代发生的当代艺术运动在美术领域是一场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艺术运动在1985年到1986年达到顶峰，后来被学界称之为“八五美术新潮”。这是一次规模宏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极具价值的现当代艺术运动。 从当代艺术史的角度考察，1985到1986两年间是中国现当代艺术一个突变阶段，1949年以来中国美术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都在这两年中迅速凝聚并爆发，改变了中国现当代艺术在思想与观念、方法与风格上的整体格局。如果将八十年代的革新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前卫艺术称之为“新潮美术”的话，那么它恰恰在1985年被命名。无论九十年代发生了什么转变，如果没有八十年代新潮美术的影响和其中隐藏的惯性，恐怕难以形成另一种景象――换句话说，八十年代的新潮美术对今天并非事过境迁，也不是一段历史的往事，它是中国现当代艺术的一个起点，如果离开这个起点，今天所有的一切都将无从谈起甚至不可想象。 　　从美术史的角度考察，一种艺术思潮或一个时代风尚，不只是人们理性或感性的推动就能产生，而是时间与空间，包括清理并汇等多种因素的共同结果，它是一种水到渠成。 　　“八五美术新潮”的先兆，是1985年4月的“黄山会议”和“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术作品展”，以及国内各地院校毕业学生的创作活动，萌生出一种躁动和不安状态。尤其是1984年底“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的沉闷和僵化，激化了许多年轻人的反叛心理，所有这一切，都为“八五美术新潮”提供了充分准备。 　　1985年，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李小山《中国画的穷途末路》发表后，引来对中国画问题的讨论和对传统反思的热潮，也是构成情绪高涨的“八五美术新潮”的一个内在元素。 　　“八五美术新潮”的针对性，是面对开放之后西方文化的再次冲击――反思传统，明显指向是中国美术的现代化。突出的特点，就是众多艺术群体的兴起和无数展览的出现。倡导理性精神的如“北方艺术群体”、“浙江85新空间”和“江苏艺术周大型艺术展”等；强调直觉和生命之流的“北京11月画展”、“山西现代艺术群体”、“云南新具象”和“深圳零展”等。其中一些展览大有争议甚至中途停展。 　　1985年底，美国波普艺术家劳申柏来华展示的“现成品”，使中国艺术家眼界大开，观念艺术在华夏大地一夜间花开遍地。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上海“决谰社”之后，中国几乎再没有出现民间艺术群体。1979年以后，从“星星画会”到“北京油画研究会”、“同代人画会”等，陆续有零散群体出现。到1985年以后，全国各地的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陆续涌现如此之多的群体，尽管组合方式不同，立场不同，但主张与宣言铺天盖地，企图用西方现代艺术颠覆传统艺术，标新立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颇有相似之处。在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艺术中拼命汲取营养，因为，每个年轻艺术家内心非常清楚，这是一个属于每个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开拓的时代。 　　从艺术的层面上说，八十年代是一个政治上开放而商业压力尚未到来的空白时期，为孕育理想主义的热情和激发各种乌托邦的幻想开辟了理想的空间。重要的是，在这个理想的空间中，每个艺术家尽管还幼稚、还脆弱，但他们的才华得以施展、得以锤炼、得以发扬也得以自我完成。 　　 　　美术馆传来的枪声 　　 　　1989年，发生在中国文化艺术领域中的任何事件，莫超过于“中国现代艺术展”上的两声枪响。 　　通过各种海外来华的展览和画册，以及其他途径，艺术家逐渐熟悉西方艺术家及其作品，更为重要的是，叔本华、尼采、萨特、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一大批西方哲学家、心理学家的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使艺术家的思想和观念受到新的启迪和洗礼。上百个现代艺术群体，各种样式的现代艺术展览及一系列的文章，构成了气势宏大的中国现代艺术思潮。种种艺术潮流，并非简单的对西方的形式模仿和语言游戏，而是各种思想感情和艺术观念的表述，这些艺术样式的产生和变化的根本原因是艺术家对现实的评价和对历史的批判。 　　1989年，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准备，集中展示并总结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现代艺术成果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于中国传统农历大年三十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但时至初一，从美术馆的展厅内传出两声枪响，意味着一个时代轰然间结束，声音清脆而遥远。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1989年2月5日，大年三十，由中华全国美术学会、“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美术》杂志、《中国美术报》、《读书》杂志、现代艺术沙龙共同筹划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如期举行，这次展览得到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美术馆的大

力支持，展览规模盛况空前，近二百名艺术家的数百件作品参加了展览，占据整个美术馆i个楼层的六个展厅。分别印有“禁止掉头”交通符号的三条巨幅在美术馆前并列垂下，醒目而夺人视线。 　　展览开幕后，美术馆院内广场和六个展厅挤满了观众，许多文化名人和艺术家一起，兴味盎然。展厅内，来自浙江的吴山专搬出专门从舟山运来的对虾开始叫卖，这是他的行为作品《大生意》――艺术家在一个文化的现实中做出的一种反文化的选择。艺术家张念头戴一顶小帽，肩披写着“孵蛋期间，拒绝理论，以免打扰下一代”的纸衣，盘腿坐在稻草上，在他的周围散放着十多个鸡蛋和写着“等待”的纸片。上海艺术家李山身穿红色服装，双脚放在一个贴满美国里根总统照片的木盆内。这两件行为艺术作品与《大生意》一样，具有诙谐和嘲讽意味，展示一种存在的荒诞和无聊。十一时十分许，美术馆一楼展厅内突然传出两声巨响，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的肖鲁用一支左轮手枪发射两枚子弹，打在她自制的电话亭的玻璃上，完成了她与同学唐宋预先设计好的作品《对话》。 　　很快，美术馆出现大批警察，唐宋被当场带走，展览被告暂停。所有的艺术家和观众云集美术馆院内广场，等待事件的结果。 　　“枪击事件”立即引起国内外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一次现代艺术大展在瞬间成为人们相互传说的社会新闻，随之而来的是三天闭馆。下午五时，肖鲁主动向警方投案，两位年轻艺术家均以“扰乱社会治安罪”被处以行政拘留五天。但提前三天释放。拘留期间，他们向有关部门解释了创作意图：开枪仅仅是对一件艺术作品的最后完成，以实现艺术的完美。释放之后，肖鲁和唐宋回到已经复展的中国美术馆，在对电话亭做简单处理之后离开此地不知去向。 　　批评家高铭潞在回忆时说：“从1985年到1989年，大家每次聚集起来，我每次神经都是紧张的，因为时时刻刻都可能有事情发生。现代艺术展整整十几天的过程，弄得我筋疲力尽。” 　　“枪击事件”不久，展览再次暂停，原因是中国美术馆收到了用报纸剪下来的铅字拼贴成的匿名信，声称在展厅安放三枚炸弹，随时会引爆等。有关部门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闭馆两天，在采取必要的措施后再开馆。为此，中国美术馆对“中国现代艺术展”主办单位不遵守展出协议，出现开枪射击造成的停展事件出示罚款通知： 　　今年2月5日上午，《中国现代艺术展》在本馆开幕，由于违反展出协议和美术馆明确规定，相继出现在广场上满地铺有展标的黑布，在男、女公用厕所挂上了红彩绸装饰的镜框内写着“今天下午停水”的奖状，于馆内出现的三个身缠白布的人，一楼东厅有卖鱼、虾的，洗脚的，扔避孕套的，扔硬币的；二楼展厅有人坐地孵蛋。我馆当时向在场的主办单位负责人提出要求解决这些违反展出协议的问题，主办方却未能完全制止，不得已由美术馆将厕所内“奖状”拿掉。约十一时，在一楼东厅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参展作者的开枪射击问题。致使公安部门采取封闭现场，停止售票的紧急措施。 　　上述事件的发生，《中国现代艺术展》主办单位负有主要责任，违反了办展协议，影响了其他展览正常展出，并给我馆声誉造成极大损害。为此，我馆决定罚款二千元，并在今后两年内我馆不为《中国现代艺术展》七个主办单位安排任何展出活动。 　　送《中国现代艺术展》主办单位： 　　《美术》杂志、《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中国美术报》、《读书》杂志、北京工艺美术总公司、《中国市容报》。 　　抄报：文化部艺术司、中国美协 　　中国美术馆 1989年2月3日(《20世纪中国艺术史》吕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多年之后，当我们重新回忆这个震惊中外的展览，我们忽然觉得，一个展览能在短短十五天中出现种种现象，明显体现出中国现代艺术的特征。有人说，从1979年的“星星”美展到整个八十年代的中国现当代艺术是一个精彩的延续；1989年的尾声却是一个悲剧。这样的认识还有待沉淀，还需要时间――或许很长的时间才能定论。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艺术展览能够引起社会的轩然大波也说明艺术家对社会与现实的批判正在走向深入。为此批评家栗宪庭这样说： 　　……′85美术新潮基本上是在美术界发生的，社会对它是陌生的。但其思想意义基本上是在思想解放的角度发生的，而又不像思想解放运动初期如“星星”美展直接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展览便有了一个切实的角度，我内心的战场也开始转向整个社会。(《重要的不是艺术》栗宪庭著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两声枪响，成为新潮美术的谢幕礼。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个时代走向它的终点，尽管如此，它依然是中国艺术的里程碑。 　　“星星”主将王克平在给栗宪庭的信中这样说：“你们的展览堵住了星星回国的路。”多少年之后，这句话在我的耳边再次响起，也使我久久陷入沉思。当我们的内心在为这个时代的激情和真诚所感动的时候，当我们在二十年后重新回顾它的时候，我们真正感觉到的不是遗憾或悲壮，而是这个时代应该在这个时候结束。因为，就八十年代的现当代艺术而言，创造与批判已被紧紧捆绑在一起――这是一股革命的力量。八十年代是中国改革的年代，改革本身就是一场革命。而艺术革命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社会革命的先锋――它以近乎革命的方式为社会革命增添新的内容。从艺术的角度上说，也许革命本身最后成为革命的负担，它的内容更多具有社会新闻性而缺少艺术性――它只是一味追求突破。尽管暴露出许多焦虑和愤怒的情绪，这正是它的革命意义的本质所在――那个时代需要焦虑和愤怒。因为它是一个渴望刺激和喷涌热血的时代。 　　八十年代，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空间概念；是一个政治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在我的心中，更愿意将它理解为一个空间概念――这是一个属于艺术的时代。我希望它在我的生活中永远凝固――甚至在今天，我依然可以清晰地在从八十年代走过的少数人身上，看到那个时代的光影；他们一直保持着理想主义的色彩，精神高昂，以天下为己任，身体内部充满一种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尽管九十年代开始，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中国，他们中的一些人依旧是理想主义者――八十年代形成的思想观念始终在规范地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实际行动。 　　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夜空曾被“星星”划亮，那么，九十年代的艺术大地曾被八十年代温暖。匆匆写下此文，试图通过对八十年代中国现当代艺术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呈现”，纪念那个多事而让我们无法忘却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