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靖与父亲坚持做同一件事

　　蜚声渝州曲坛、闻名遐迩的大评书家王秉诚先生，离开他的听众已有半个世纪了。这位既是新闻人又是说书人，曾为世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的“重庆通”，他的《重庆掌故》，迄今流传，依旧被重庆人所津津乐道。其后人刘怀靖，如今在用他的方式讲述并传承着他父亲的故事。

　　王秉诚就是刘玉声，刘玉声就是王秉诚

　　

　　抗日战争时期，只要在解放碑的大小茶馆里看过皮影戏听过评书的人，一定还记得当年在杨柳街国安茶馆讲《包公案》、《红梦楼》的王秉诚。追溯当年盛行评书、竹琴、扬琴的时代，这位著名的评书名家王秉诚，知识渊博，才华横溢，他细腻的描述，张扬的表现力，长时间名震巴渝，跟随其后总有一大批知音。另外，有些爱读报的老重庆人看过《重庆通信箱》，知道作者是刘玉声，但并不知道，先前的评书大家王秉诚与刘玉声，竟然就是同一个人。

　　关于这个人的身份之谜，我们找到了其后人刘怀靖，从他口中了解到。原来王秉诚是刘玉声的艺名。为何取名，刘怀靖解释说是因为当年的形势所逼。曾有一段辛酸经历。刘怀靖的母亲曾是桂花园“五世同堂”周家的女儿，虽算不上有钱，却身出名门，而刘家平日结交往来的朋友大多都是名流宿绅，他父亲说评书的时候，事先家人并不知晓，有了―定名气后，才逐渐传到了亲友的耳中。要知道那个时代，戏曲艺人被视为“下九流”，社会地位卑微低下，许多家庭都不能接受家人当艺人。为此他家的亲友们还结伴去了趟茶馆，看到他父亲在台上左手摇着白纸扇，右手握着惊堂木，比手画脚，纷纷指责他父亲说评书是“丢了亲友面子”。于是，从那以后，亲友们即便在街头与他父亲相见，也总是绕道避行。迫于世情，他父亲才决意改名。

　　而为何偏偏改名为“王秉诚”呢？外界相传，当时重庆千厮门河街茶馆里，有位年迈体衰的跑摊说书人王秉诚病倒了。茶馆老板正苦于生意冷清之际，刘玉声自告奋勇，请缨填场。刘还与老艺人约法三章：一，可袭用王秉诚之名挂牌说书；二、书资收入，八成奉送给老艺人治病；三、所开书目，可自另辟。从此，刘玉声便顶“王秉诚”之名，正式登台，讲起了《重庆掌故》来。

　　

　　说评书前是新闻记者“重庆通”

　　

　　在做说书人之前，刘怀靖的父亲还是一名记者，从一个记者演变成说江湖艺人，这在当时的社会上曾一度引起震动。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困苦，有一家报纸曾以“大学教授挑煤炭。新闻记者说评书”的标题报道过他父亲的事。前者说的是重庆大学一名教授。后者说的正是他父亲。

　　刘玉声1902年生于巴县城内陕西街，也就是现在市中区的陕西路。刘怀靖曾听父亲回忆。他的爷爷刘文彬在他父亲9岁时就去世，是重庆江西钱庄“肖怡丰”经理，所以刘玉声小时候，生活还算比较宽裕。他的奶奶李正烈。是江北人。当年李氏是江北的大姓，李氏族人多是做长航木船的，性情豪放，交际比较广，这对他父亲之后从，事民间文学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父亲只读过10年私塾，16岁的时候在城中一家百货店做学徒。之后在重庆直接税局任科员。“五四”新风吹到重庆，刘玉声因看不惯官场虚伪，辞职离去。带了100元大洋，只身到了上海求学。在上海无亲无故，度过一段四处碰壁的生活，又听说上海中国公学在招生，也没考进，不过同乡的校长何鲁同意刘玉声作“旁听生”。课余时间刘玉声就为重庆《商务日报》写旅沪通讯、拍专电，幸运的是得到报社主持人的赏识，被聘为记者，从此开始了记者生涯，做了十多年的记者和其他刊物的编辑。

　　直到现在，人们还记得刘玉声有一个“重庆通”的称号，刘怀靖说，这正是他父亲多年来在报纸上回答读者有关重庆的逸闻轶事、风土人情、历史沿革等方面的问题，深受读者欢迎，才因此而得名。“因为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广交了各阶层人士，熟悉重庆的社会生活、风俗、历史，四十年代初便开始撰写《重庆掌故》。有数百篇互不相连的中短篇故事。比如《金竹寺在哪里》、《巴渝十二景》、《魁星楼的来源》、《巴县教案始末》……而《重庆掌故》就是他在1948年，把其中的部分内容编辑而成的。”

　　新闻记者成江湖艺人

　　

　　1939年，日本飞机大肆轰炸重庆，报纸印刷厂被毁。各报出联合版，并进行裁员减薪。刘怀靖的父亲一直靠着微薄的稿费养活着四口之家，裁员减薪给原本就很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当时，重庆的茶馆已成了许多人商业贸易的场所，不少秘闻逸事都经茶馆传播。“我父亲喜欢泡茶馆，每次去都被请去给大家讲新闻讲故事。只要他一到，在场的茶客们马上就不再谈天，把注意力转到听故事上了。时间久了，就成了习惯。”后来，转到药王庙易补荣茶馆喝茶，就在现在的筷子街，有朋友提议搭个台子，上台讲故事，当时，大家极力主张一试，就由易补荣主持，他是当地的袍哥大爷，有号召力，立即挂牌预告。初次登台，他父亲不惊不诧，凭着当过记者的口齿流利和深厚的文学修养，台风潇洒雅致。居然获得了满堂喝彩。刘怀靖回忆起他父亲当天的茶资收入，竟然比当记者一个月的工资收入还多，他的父亲也就是这样步入了评书艺术的道路。打那以后，无论是在千厮门河街茶馆，筷子街茶馆，抑或是在民国路的国安茶馆说书。刘玉声讲故事总是能场场爆满。座无虚席。

　　时值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市民纷纷逃往四郊农村，他父亲也被迫飘泊江湖，四处谋生，先后在涪陵、丰都、綦江、人和、渔洞等很多地方说过评书。每到一个地方，就以“王秉诚”的名号挂牌讲，因此，这个名号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名声大噪。

　　刘怀靖说，当年。他父亲为了满足听众的需要，改说了武侠小说，比如《七侠五义》、《包公案》、《水浒传》、《封神榜》等，还说过《红楼梦》、《西厢记》等文学作品。说书时还穿插《聊斋》、《夜雨秋灯录》等内容，使人听来情节曲折，妙趣横生，故事中还有故事。经常让人听得意犹未尽。尽管要说书，他父亲依然白天还要为多家报社撰稿，午后在“谷声广播电台”播讲《重庆掌故》，曾经还定期到潘文华、范绍增公馆为他们讲故事。不仅如此，潘文华还特意邀请他到家中为国民政府原行政院长张群讲过一段《重庆掌故》。那时，是刘玉声创作精力最充沛的时期。

　　“他说武侠小说，不重武打，而是武书文说，发扬的是‘清棚’评书的特色。长期下来，已经是自成一家了。”刘怀靖对自己父亲就满怀着敬佩。“他的听众多为商人、职员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程梓贤、张国民。以前五十年代后那些知名的评书艺人还拜他为师呢。”

　　他父亲早年曾参加政治活动。与肖楚女、巴金等人有过交往，对重庆军阀割据、封建闭塞的现状十分不满，还参与掩护中共领导人张闻天离开重庆。

　　1949年重庆解放，他父亲被邀为第一届文代会代表，担任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委，出席了西南区戏曲曲艺代表大会，被推荐为主席团委员。西南人民广播电台和大众游艺园也邀请他去表演，并计划将播讲内容录制唱片。“因为长期劳累和多年的困苦生活。他患了肺结核，太严重了，去世那年是1955年。”

　　重庆市艺术馆为保存民间文学史料，在1982年组织人员对刘玉声生前著作进行了收集整理，1983年，重庆出版社将其中37个故事编辑出版了《重庆掌故》第一辑。

　　儿子弥补当年的遗憾

　　

　　尽管父亲已去世50多年，事到如今。一直有件事深藏于刘怀靖心中，愧疚了50多年。当年，刘怀靖虽然陪在父亲身边，却对父亲有过误解，曾误以为父亲的所作所为并非服务于人民，而今，当他整理父亲生前的著作时，他才意识到父亲不管是身为一名记者还是一名说书人。都在坚持做同一件事――“用他自己的方式向大众传播通俗文艺”。

　　“通俗文艺”是最反映本土文化，最体现民俗民情的载体，刘怀靖一直想传承他父亲作为文化工作者的志向，提倡通俗文学。前不久，刘怀靖尽全力做成了一件事，他在重庆市通俗文艺研究会与《最重庆》等媒体的协力下，为父亲的《重庆掌故》举行了隆重的研讨会，88岁的原重庆出版社副总编杨本泉指出，在重庆文学史上王秉诚的地位严重被低估了，学术界早就应该来认真研讨王秉诚现象。原市作协副主席张继楼还以当事人身份，回忆起解放后政府如何支持王秉诚做出新贡献。杨耀健、魏仲云、杨金帮等文史专家也高度评价了《重庆掌故》对巴蜀评书艺术和重庆风物传说的深远影响。各界人士纷纷力挺《重庆掌故》再版，认为它对巴蜀评书艺术和重庆风物传说具有深远影响，是推广重庆文化的又一张民间名片。

　　《重庆掌故》再次得到社会的高度评价，让刘怀靖心中有所释怀，以“王秉诚”为名编撰的《重庆掌故》一书曾在上世纪40年代和上世纪80年代两次出版，都曾引起过轰动。刘怀靖打算以父亲之名再一次出版《重庆掌故》。他做这一切，不仅是要传承父亲一直在做的事，也想用行为来化解因为自己的误解在内心结下的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