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再造

　　摘要：玉树灾后重建在区域稳定、文化发展、生态保护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玉树灾后文化建设中呈现出宗教形式的多样性、文化变迁的堕距性、文化资源的竞争性、区域利益的博弈性，在客观上形成了国家与乡土社会、文化传承与文化再造、文化重构与发展转型等多重社会矛盾，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剧，关注玉树灾后重建中的文化建设，是构建玉树灾后文化关系和谐有序发展的关键，同时也是民族地区社会重建中国家利益、区域利益、民生利益和谐共生的社会关系基础，是推动玉树灾后民族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玉树灾后重建；文化传承；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3-0037—05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标志，同时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青海玉树地震灾区地处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江河发源地，位于青、川、藏三省区交界处，是全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区域交通要道和商贸集散地。玉树灾区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宗教影响广泛，其地域文化具有丰富多样性、开放兼容性与和谐共生性等特征。玉树灾后文化建设中呈现出宗教形式的多样性、文化变迁的堕距性、文化资源的竞争性、区域利益的博弈性，在客观上形成了国家与乡土社会、文化传承与文化再造、文化重构与发展转型等多重社会矛盾，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剧，关注玉树灾后重建中的文化建设，是构建玉树灾后文化关系和谐有序发展的关键，同时也是民族地区社会重建中国家利益、区域利益、民生利益和谐共生的社会关系基础，是推动玉树灾后民族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路径。 　　一、田野点：玉树地震灾区概况 　　玉树藏族自治州，位于青海省西南边陲，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素有名山之宗、江河之源、牦牛之地、歌舞之乡之称，全州总面积26.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37.2%，州府所在地玉树县结古镇。玉树州北与省内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相连，东与本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相通，东南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毗邻，南与西同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和那曲交界，西北角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巴音郭勒蒙古族自治州接壤，可以说玉树地处于整个藏区的核心地带。现辖称多、囊谦、杂多、治多、曲麻莱6县，共12镇，33乡，257个村（牧）委会，总人口为378439人，其中藏族365169人。占总人口的96.49%。 　　玉树地区古为西羌地。魏晋南北朝时属苏毗王国，隋唐时期称之为“女国”、“东女国”，唐属吐蕃辖地，南宋属囊谦部落头人管辖，元属吐蕃等路宣慰使司辖地，明属朵甘思宣慰司地，明末清初属和硕特蒙古政权管辖，受囊谦王族节制，后隶钦差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衙门，仍受囊谦王族管辖。民国初受青海办事长官和西宁镇总兵节制，旋改隶番宣慰使和甘边宁海镇守使辖，民国六年（1917年）属玉树理事辖，民国十八年（1929年）青海建省时设玉树县。1952年沿旧制设立玉树县政府，隶属玉树藏族自治区（州）。 　　根据青海玉树地震灾害评估报告，玉树地震波及范围划分为极重灾区、重灾区、一般灾区和灾害影响区。玉树灾后重建包括极重灾区、重灾区的各项恢复重建内容，以及一般灾区中受损居民住房和学校、医院等公用设施，涉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称多、治多、杂多、囊谦、曲麻莱县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等7个县的27个乡镇，受灾面积35862平方公里，受灾人口246842人。 　　二、玉树的文化生态 　　玉树地区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以藏族为中心所辐射形成的藏文化圈，其中以康巴藏文化为主。俗称“歌舞之乡”的玉树，素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藏族舞蹈，其中以卓舞最为著名，这种承袭自原始社会的舞蹈方式将藏族人民那种奔放，与自然融于一体，热爱生命的民族特性表现的极为透彻。格萨尔王的传唱也是藏文化的一个具有神秘面纱的代表，独特的表演方式，传说的不断衍生，甚至到说唱艺人本身，都令人遐想。除了歌舞外，藏文化中的宗教信仰也是玉树地区的重要标志。玉树属藏族聚居的全民信教区，藏传佛教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因地处中原通往西藏的唐蕃古道上，以藏传佛教为中心的寺院颇多，宗教色彩浓厚。结古镇上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玛尼堆，现州境内有各类藏传佛教寺院192座（约占青海省藏传佛教寺院总数的29.23%），其中主要是萨迦派和格鲁派。随处可见的白塔和转经路，建在山崖上的雄伟寺庙，无处不在的虔诚的教众，玉树的宗教文化相当发达。 　　玉树州为四川、西藏、青海三省交界处，是唐朝时进藏的必经之路，历史上一直都是重要的商业要塞。商业带来的自然是汉藏文化的交融，所以在极具藏族文化特点的同时，它也具有浓郁的商业文明和外来汉族、回族文化的身影，它的文化形式是复杂多元的，在衣食住行上都有充分的体现。 　　同时玉树音乐、舞蹈、服饰、建筑及石刻艺术享誉国内外，甚至对其他藏区产生学习、模仿和借鉴的作用。有人称玉树为“文化州”。青海玉树州现拥有4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全州共有文化行政管理部门7个，从业人员74人；图书馆6个，从业人员24人，总藏书62132册；文化馆6个，从业人员35人，馆办文艺团体4个；文化事业机构8个，从业人员49人；乡镇文化站4个。 　　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州发生7.1级地震。给当地居民的生命和财产都造成巨大损失，同时对玉树文化遗产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新寨嘉那嘛呢堆的佛塔大部分受损，转经堂墙体开裂倾斜，部分嘛呢石墙体坍塌；贝大日如来佛石窟寺主殿上方岩石松动。对主殿构成威胁：藏娘佛塔及桑周寺塔体及墙体出现多处裂缝，地基出现沉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禅古寺、结古寺、当卡寺等多处建筑全部或部分倒塌，损失严重。部分寺院还面临山体滑坡带来的危险。玉树州博物馆、文管所受损严重。 　　此外，玉树州还拥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2个，分别是：锅庄舞、康巴拉伊、玉树民歌、格吉萨三扎、玉树依舞、称多白龙卓舞、囊谦卓干玛、安冲藏腰刀制作技艺、藏黑陶、赛马会、天葬、玉树藏族服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21人。另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 　　三、国家在场与乡土文化重建中的互动 　　在玉树灾后重建过程中，国家的力量始终是灾后区域发展、繁荣的重要推动力。同时国家又是灾后玉树重建在区域社会的解构与再构进程中的主导者，玉树乡土社会文化的重建，国家不仅“在场”，而且国家利用自身的优势，加强对玉树社会的整合与建构。 　　玉树灾后重建十大重点工程是新玉树建设的点睛之笔、压轴之作，同时也是国家与乡土文化重建互动下“新玉树、新家园”的形象代表，以玉树州博物馆及牦牛广场、康巴艺术中心、格萨尔广场、地震遗址博物馆、游客服务中心、玉树州行政中心、文成公主博物馆、嘛呢石经城（石经城申遗核心）、玉树结古镇两河景观、湿地公园为主的十大标志性建筑主体工程于2013年已经完工，是体现时代特征、民族特色、地域风貌的标志性建筑。 　　在玉树干部群众和广大援建人员中流传着一句口号：“苦干三年，跨越二十年”。在玉树灾后调查中不难体察到中国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在重灾面前的合力。但也不能否认玉树灾后重建是一个短期内现代化的过程，更多体现在物质层面的建设与繁荣，在自上而下的现代化与国家力量整合的过程中，各种新设备、新规划等技术元素率先被采用，而应与这些新设备、新规划相适应的新价值观、文化观却无法在短期内普及，由于部分原有的文化观念不能适应现行的物质环境，重建后的玉树正面临着一系列的文化变迁、文化堕距等问题。 　　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理坐标，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属于他们的文化坐标。劫难之后，在世人牵挂和探寻的目光下，玉树将给出一个怎样的文化坐标，让我们去寻获那片歌舞之乡最美的文化生态？在“高原生态型商贸旅游城市”的蓝图定位下，玉树人又将如何手握先祖留下的文化根脉，踏出“新玉树”的文化版图？ 　　学术界对重建已经有全新的释，重建绝不仅仅是恢复以往的状态，也不是仅仅以物的建设为中心，而是将发展的理念嵌入到重建中去，更加关注人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生态的和谐。也就是说，在玉树灾后重建中既要突出经济建设、促进发展的思路，更要关注民族文化的重建。玉树作为藏族聚居区，更需要围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念。将玉树灾后重建作为构建新型社会关系的一次实践来进行。 　　文化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需要破除旧有的文化“惯例”，因而是一个充满风险与曲折的过程。美国人类学家沃德·古德纳夫认为“一个社会的文化由人们为了以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方式行事的须知和信仰所构成。文化不是一个物质现象。它不是由事物、人、行为和情感所构成，而是它们的组合。文化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事物的形式，是人们洞察、联系以及解释这些事物的方式”。文化存在于文化持有者的头脑里，每个社会的成员头脑里都有一张“文化地图”，该成员只有熟知这张地图才能在所处的社会中自由往来。地方性知识便是这样一张“文化地图”，其建构的显著特征之一即在于偏重对事物的直接感悟。 　　在这个过程中，玉树本土文化与代表外来文化的国家权力，由于存在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质、价值取向和权力结构等，双方可能会产生一些对立的矛盾或过激的冲突，这都反应了两种文化的逐渐整合。因此，未来新玉树的文化重建进程仍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双方都需要不断调适结构，以保持自身文化特性而又逐步去适应形势的要求，这才是文化变迁的明智之举。 　　国家权力在本质是上政治的。国家对全民实行统治，既是为了创建一个适应现代文明的权力体制、竞争体制与法律体制，保障人的全面发展，也是对传统的权力体制和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更新创造的过程。同时国家灾后建设在玉树区域文化变迁上始终是最重要的政治性、经济性动力。在作为“大传统”代表的国家权力的介入下，不同的地方族群文化被逐渐纳入到全国甚至全球化文化体系之中，地方族群文化也必然不断地进行新的调整，以适应外来文化的要求和自身文化发展的需要。可以说，玉树灾后文化建设在被纳入制度化、体系化过程中，受国家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近年来若干地区的文化动态使我们真切地认识到：今天世界上最坚强的精神力量既不来自某种共同的阶级意识，也不出于某一特殊的政治理想。惟有民族文化才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力量。基于我们今天对文化的认识，玉树灾后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这样的大问题自然不是单凭物质支撑便能完全解决的，生活的实践尤为重要，同时历史也告诉我们，文化重建中思想的自觉依然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四、玉树灾后重建中的文化再生产 　　“文化再生产”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社会理论中的核心观念，也是其理论和方法的基础和出发点。布迪厄认为：文化的创造和再生产，始终都同人的生存需要、生存能力、生存状况以及生存意向密切地相联系。文化在实质上就是人类的生存能力和生存意向在生活过程中的表现形态，也是人的本性和内在本能的自然展现。 　　灾后玉树社会重建已经发展成为以文化再生产为主轴的新型生命共同体。所以，玉树文化建设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人及其重构文化之间的复杂相互关系的产物，而这个复杂的相互关系，无非就是由各种象征性的权力网络为基干所构成的相互竞争的力的紧张关系网，另一方面，灾后玉树发展又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所创造的文化不断地进行更新和再生产的基本条件。 　　进一步的社会调查显示，在某种程度上玉树灾后文化建设反映了灾后重建中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变化速度不一致而导致的文化不适现象。如“城市空间扩张与居民旧有生活轨迹之间的失调、城市功能的增减与居民价值观之间的失调、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居民原有的观念和习俗之间的失调、政府原有的治理方式与重建后社会发展形势之间的失调等等。尽管这些文化堕距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消除，但是政府部门积极地、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和疏通可以缩短社会失调的时间，提升社会运行效率。 　　文化再生产理论指出文化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一个处于不断再生产的过程。布迪厄曾指出从场的角度所做的分析必须考虑三个有内在联系的要素：（一）这个场与权力（政治场）的关系，因为权力场总是能强有力地延伸到其他场中，并对其产生影响。（二）场内各种力量间的关系，他们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场的变化发展情况。（三）行动者的惯习，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在场内外的行动，把握场的发展轨迹。” 　　我们可以把灾后玉树重建背景下的文化变迁看做一个文化场域，民族文化的发展变化与权力场（国家政治）的相互关系，还要详细分析文化自身内部各种力量（当地政府、市场、民众）间的相互关系。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所形成的合力方向就是文化发展变化的走向，透彻地分析它们在文化变迁中的各自作用，能清楚地认识文化变化的现状以及未来的方向。 　　在布尔迪厄看来，以生存心态为基本动力的文化再生产的象征性实践，既具有历史性，又有超历史的独立性和自律性；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超经验的。玉树灾后文化重建中的文化再生产活动，一方面是创造和再生产具体的文化产品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实践，另一方面，它又是具有一般实践特征的民族文化历史创造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玉树民族文化的再生产活动，既要充分考虑到不同的社会重建的文化创造活动同它的产品之间的复杂互动网络，又要看到这种文化再生产活动同藏民族文化发展实践间的相互关系的复杂关连。玉树灾后文化重建是以其藏族文化再生产活动作为基本动力的，而这种文化再生产活动又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实践。 　　玉树灾后重建中民族文化再生产活动的象征性，主要表现在文化再生产和实践活动的双向共时变化结构和双重区分化特征。表现为区域文化再生产的双向共时变化结构，就是心态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共时双重分化。“文化再生产和实践活动中的双重区分化，作为一种最复杂的象征性权力运作过程，其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性实践，它呈现出文化再生产区分化同社会区分化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文化再生产区分化既是社会区分化的主轴，但又受到社会区分化的影响。在文化再生产区分化活动中，藏族文化再生产活动的主体，既以其象征性实践活动，实现其自身的自我区分化，又进行着客观化的区分活动，使主体和客体之间，行动者与社会之间，在文化区分化活动中，发生象征性的互为区分化的双重过程，并产生互为区分化的效果，并使整个社会表现出象征性的结构及性质。这些文化再生产的区分化活动，隐含着当代社会文化发展中各种权力网络的介入及干预，而且它们是通过以文化为中心的象征体系的社会运作来实现的。” 　　玉树灾后文化重建，是玉树基层民间社会在与国家相对疏离的场景中主动用文化符号把国家接纳进来，而国家在场的扶持重建过程中也将国家色彩充分地体现在区域重建的每一个角落。 　　玉树民间社会文化重建的展现，总是要强调自己的民间特色和身份，但同时又要利用国家符号，越是能够巧妙地利用国家符号，其文化重建就越容易获得发展。国家把玉树灾后建设纳入国家事件，让民众通过灾后重建的社会参与国家活动，在当前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国家与基层社会在重建中的互动，实际上是“治理”这种新的行政方式的演练，有利于国家与社会今后更加广泛地建立“治理”关系。 　　总之，玉树灾后文化“重建涵蕴着传统观念与价值的转化，灾后玉树文化是所处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做好玉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区域发展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同时玉树文化重建还需注意几个层面：一是保护为基础，因为民族文化遗迹具有不可逆性，一旦破坏就很难恢复，必须充分保护好历史文化遗迹：二是传承创新，充分发掘地域性文化特征和文化元素，在城市风貌、建筑特色上体现自身文化特色：三是系统工程，灾后玉树文化重建既包括物质空间载体，更要重视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玉树灾后文化建设应充分利用灾后恢复重建和国家支持建设机制，全力拯救、保护和弘扬藏族文化，进一步加快藏族文化产业发展，才能使重建后的玉树成为青藏高原藏族文化核心旅游目的地和精品旅游城市，成为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一个典范。 　　2013是玉树灾后重建的收官之年，但文化重建工程仍路漫漫其修远兮，如何以不脱离文化原生地的传承为主导，如何培育区域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觉意识。如何推动文化建设的反思路径，如何使灾后重建的典范建设深得民意，就需树立一种保护与传承为目的的本体论观念，才有望真正成为探索灾后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