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之女陶斯亮:从"红二代"到慈善家

　　陶斯亮是新中国开国元勋陶铸的女儿，1969年冬，陶铸去世，亲人没能去料理后事。虽然父亲无声诀别，但他生前的教诲却影响了陶斯亮的一生。陶斯亮说：“父辈资产一点也没留给我，我母亲说‘共产党员不该有遗产’。” 　　千里寻亲 　　1941年，陶斯亮出生于延安，父亲为她起名为“斯亮”，意思是“如此这般的高风亮节”。 　　在陶斯亮的记忆中，她的童年和一位叫杨顺卿的叔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45年，她的父母陶铸和曾志被双双派往东北，而年幼的她则被留在了延安交由杨叔叔照看。父母临走时对杨顺卿说：“如果我们回不来了，这孩子就是你的孩子。”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迫切想见女儿的陶铸夫妇给延安发去电报，希望杨顺卿能将陶斯亮送到东北。 　　于是，当时已因伤致残的杨顺卿带着4岁的小女孩，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踏上了北上之路。这个40多岁的老红军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把革命的后代送到她父母手中。刚离开延安不到30里，他们就遇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陶斯亮坐在驴背上的柳条筐里，吓得大哭起来。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为了避开危险的国统区，杨叔叔带着陶斯亮从延安转到胶东半岛，再从胶东半岛借道朝鲜半岛，最后经图们江到达了东北。 　　“我们就这样流浪式地走了一年，和父母彻底失去了联络，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已经走到了哪儿，又没钱。父亲甚至以为我已经死了，都挂上了我的遗像。后来当我见到父亲时，我一点儿都不认识他了，他那么紧紧地抱着我，都把我吓哭了！” 　　现在回忆起杨叔叔，陶斯亮说：“虽然他没文化，不会给我念儿歌，也不会给我讲故事，但是他却教会了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善良。” 　　一夜成名 　　陶斯亮的少女时代是在军区大院中度过的。由于父母工作都很忙，也没有兄弟姐妹陪她玩，唯一伴她左右的便是小说，这形成了她喜好幻想的个性，用她的话来讲就是“懒散”。虽然陶斯亮爱好文学，但父亲想让她学点实用的知识，她便听从父亲的建议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就读。 　　刚进入第二军医大的时候，班级的卫生总是因为陶斯亮而扣分，大家也都埋怨她，她有时不服气，委屈得偷偷哭。“那时正在学空军，被子要拍得像板一样，都到了鞋底要用白手套摸还干净的程度。”陶斯亮说，6年军医大学的生活，让她养成了很好的生活习惯，改掉了以往的“娇骄二气”。这对于后来她熬过“文革”中的逆境有莫大的帮助，让她受用一生。 　　“文革”中，父亲陶铸被“四人帮”诬陷为“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与许多老同志一样，遭受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而陶斯亮也被迫远离家人，被分配到西北工作。1969年，陶铸患胰腺癌去世，当时陶斯亮并不在身边，这成了她终生的遗憾。 　　1970年，在陶铸去世一周年的晚上，陶斯亮点着煤油灯偷偷写下了一篇悼念父亲的祭文，她觉得那是她有生以来写得最好的文章，但她却只能默默地将其付之一炬。 　　1978年，陶斯亮写了《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在《人民日报》发表，信中一位女儿对含冤而逝的老干部父亲刻骨铭心的思念，感动了全中国，陶斯亮由此一夜成名。 　　后来，陶斯亮遇到了当年与父亲同时住院的一个小姑娘的哥哥，这俩兄妹的父亲曾是陶铸的部下。当年，每次哥哥到医院照顾妹妹的时候，受父亲的嘱托，总偷偷带鸡汤等食品给陶铸。直到多年后，他向父亲询问，才知道那个有着不一般气质的老人就是陶铸。陶斯亮很感激这家人能在父亲人生的最后时刻为他送去温暖。说到动情处，如今已是年过半百的两位老人，不禁潸然泪下。 　　“蹦了两次” 　　1987年，陶斯亮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她的人生轨迹也从此发生了变化。 　　以往，由于空军总医院的院长很支持陶斯亮，她建起了肾病科这门新学科；有什么学习的机会，院长也都会让她去，她时刻有种“充电”的感觉；她甚至用了“轰轰烈烈”这个词来形容院长对于她事业的支持。然而，院长的意外生病，让她突然感觉“断电了”。不愿就这么混日子的她，选择放下从事了20年的医生职业和主治医生这个处级干部的职位，去中央统战部坐起了“冷板凳”，从一个连个行政职务都没有的初级调研员做起。那一年，她46岁。 　　后来，中央统战部成立六局，陶斯亮坐上了副局长的位子。然而渐渐地，她又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做政治工作。于是，已到知天命年龄的她，放弃了公务员这个“铁饭碗”，来到了刚刚成立的民间中国市长协会。她觉得，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到头了，没有发展空间了，那就干脆换个环境，“树挪死，人挪活”。 　　回忆起这两次“蹦”的经历，陶斯亮说，当时确实没想那么多，现在想想还真有点后怕。但是她觉得，正如于丹在《百家讲坛》上所言，我们无法控制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可以控制生命的宽度。每一次的“冒险”，对于陶斯亮来说都是人生宽度的扩展。 　　本来，陶斯亮准备在中国市长协会退居二线后，就把一些社会工作辞掉，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比如写点东西，出书，过得潇洒一点。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卫生部的人找到她，希望她接手听力基金会的“贫困聋儿救助行动”。一开始，陶斯亮想回绝。但当她了解到，只需5000块钱，就可以给一个贫困家庭的聋儿配上助听器，使他们彻底摆脱无声世界，她动心了。在陶斯亮看来，“贫困聋儿救助行动”是带有抢救性质的慈善事业，因为中国现在有80万这样的儿童急需救治。并且，慈善事业应该是全社会每个人都关心的，她当然义不容辞。 　　1991年，陶斯亮加入中国医学基金会，这一干，就是十年。当时，一些贫困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因缺乏碘摄入，部分人口智力低下，甚至有很多“傻子村”。1993年1月，医学基金会推出防治碘缺乏病的“智力工程”，一面为贫困地区补碘，普及常识；一面在政协提案呼吁政府重视。呼吁了很久，不见大的起色，陶斯亮动用私交，找到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刘延东。刘延东带了一批院士、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跟陶斯亮去了广西百色考察。经过多方努力，终于等到政府立法，强制推行碘盐。 　　2009年5月17日，第19个全国助残日，“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在上海正式成立。曾任市长协会执行会长、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参加成立仪式。陶斯亮告诉俞正声，6岁以前植入人工耳蜗或者佩戴助听器，孩子可以回归有声世界，甚至可以成为播音人才，治疗费用不多，每个人大概需要8000到1万元。回去后，俞正声给当时分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写了封信，反应这一隋况。年底，“国家贫困聋儿人工耳蜗/助听器抢救性康复项目”全面展开。项目由中国残联负责组织实施，总投入超过4亿元。 　　陶斯亮还经常拉来一些“元勋后代”，免费帮听基会“站台”。包括毛泽东之女李敏、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陈云之女陈伟力、陈毅之子陈丹淮、彭德怀的侄女彭刚、胡乔木之女胡木英等十几个“红二代”。其中，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是参加次数、投入时间最多的一位。 　　延续家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中国听力医学康复基金会主席、中国医学基金会副主席、中国贫困聋儿救助行动主席……陶斯亮有着一长串的社会职务，忙于社会活动和公益事业，已成为陶斯亮的主要工作。她之所以有这样的选择，与父辈的教育有很大关系。 　　陶铸对女儿管教严厉，大学毕业才允许她谈恋爱，对象不能是干部子弟，后来，她嫁给了一位作家。除了留给她一些钱用作结婚，别无其他，一切必须靠自己。 　　除了父亲，母亲曾志对陶斯亮的影响也颇深。1989年，曾志以陶铸的名义向福建福安六中捐款，筹建一座教学楼，那是陶铸曾经战斗过的闽东地区。当地为了纪念陶铸和曾志夫妇，取名为铸志楼。曾志一生俭朴，甚至连时令蔬菜都很少吃。“一张纸撕成几块用，”陶斯亮说，“她的钱真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去世前，曾志留下遗嘱，交给陶斯亮两个任务。其一，将个人积蓄交给中组部一部分，做老干部基金；其二，另一部分钱捐给家乡的希望小学。同时留下的还有多年来领工资留下的八九十个空信封，以证曾志捐款之清白。 　　曾志去世后，她在希望工程捐助的一个女孩看到报纸，给陶斯亮来信。从此，陶斯亮延续母亲的善行，一直给女孩提供资助。如今，这个贫困地区走出的学生已改变命运，在北京做白领。 　　父辈资产，“一点也没留给我，我母亲说‘共产党员不该有遗产’。”陶斯亮说，“跟现在那些贪官有天壤之别。” 　　（据《中国画报》《中国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