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的媒介分析
第八章 大众传播的媒介分析
大众传播媒介是大众传播赖以实现的中介,它们由人发明、制造、控制、运用,是承载、传递社会信息服务的工具;但传播媒介一经进入信息流程,就会以本身的活力,对社会和社会成员产生有力的影响。在西方传播学兴起的初期,传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内容及效果上,对大众传播媒介本身的性质、特点和作用则很少研究。20世纪六十年代,著名的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出版了《媒介通论——人体的延伸》等研究媒介的专著,以其新颖的观点迅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一时成为传播学界脍炙人口的论题。人们开始对媒介本身的作用产生新的认识,媒介研究得到广泛关注。
什么是媒介
在传播学论著中,对于“媒介”这一概念的理解和使用颇为混乱。我国学者张允若发现,从符号、信号、讯息,到传播工具、传播机构、传播环境、传播行业,都有人以媒介相称。以媒介理论闻名的麦克卢汉,把衣服、房屋、钟表、交通工具、武器、自动化系统,连同电视机、广播、卡通画统统看作是媒介。施拉姆在他的《传播学概论》一书中对媒介就有几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如“插入传播过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如活字印刷)”,如“旨在加速扩展信息交换的一种社会机构”(从宣讲人、教堂、戏班子,到咖啡馆、图书馆以及金字塔这样的名胜古迹),又如“我们必须把大众传播媒介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能够表达意思的鼓声、烽火以至于宣讲人和集市都归于媒介一类,因为它们都扩大了人类进行交流的能力”,言下之意,凡是能扩大人类交流能力的事物都属媒介之列1。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媒介”呢?
张允若认为,媒介是一个独立的传播环节,它不是传播者(个人或者集体),不是传播内容(从意义到符号编码),不是受传者,更不是传播赖以进行的社会或自然环境。媒介是人类传播活动中运载和传递讯息的物体,是连接传受双方的中介物。?在这个界定中,属概念是“物体”,这既包括人造物,也包括自然物(如空气);既包括成形的实物,也包括一切不成形而又具备物质规定性的物体(如光波、电波、声波)。如果一定要把属概念定为“实物”,或者局限于人工制造的有形物体,那就无法涵盖传播领域中的各种媒介,也无法对千姿百态的传播过程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解释。另外,这种“物体”可能是单一的,比如个人对个人传播时使用的信件;也可能是复合的,比如广播或电视中传递和运载讯息的物体就包括处于播音员和受
众之间的一系列中介物,从播音器、发
射机、光电声波、各种电缆,一直到受众面前的收音机、电视机(我们可以用广播媒介或电视媒介这样的集合名词来称呼它们)。如果只把直接面对受众的终端载体(收音机、电视机)叫做媒介,那是不准确的;因为光靠终端载体是无法把传播者和受众连接起来的,是无法把讯息从传播者那里运载和传送到受众那里去的。?
张允若认为,媒介是传播过程中一个独立的环节,它不同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环境。譬如报社、电台、电视台这些大众传播机构,它们一方面是有组织的传播集体,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处于传播者的位置;另一方面,又拥有成套传播媒介并且依靠这些媒介进行传播。可是人们往往笼统地把报社、电台、电视台这类传播机构称为传播媒介或大众传媒,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又譬如语言、文字、图片以及艺术作品之类的符号或符号组合,它们同各自表述的信息结合在一起,是作为传播内容在传播过程中流动的,可是有些人却把它们说成是媒介,这显然也是不正确的。
大众传播媒介是广播电台出现以后才被人们使用的新概念,是指在传播途径上有用以复制、传播信息符号的机械和有编辑人员的报纸、电台等传播组织居间的传播中介物,它包括书籍、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介和电影、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电子媒介。19世纪完全是以印刷媒介为主的世纪,20世纪则是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携手影响受众的世纪。
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和发展
从大众传播媒介的这一基本含义出发,大众传播媒介的产生和使用可追溯到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中国的雕版印刷印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书籍。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就已经存在了,但手抄书籍没有机械介入,不具备大量复制信息的能力,不能算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当社会对纸写本读物的繁重劳动感到厌倦,就出现了用机械复制方法代替手抄的念头。2
雕版印刷就是将文字反刻在一块整的木板或其他质料的版上,在这整版上加墨印刷的方法。现代学者多认为雕版印刷始于唐初贞观年间(公元7世纪)。五代冯道刻《九经》,历时22年,为我国官刻之始,开大规模刻印之先河。到了宋代,雕版印刷进入黄金时期,官私坊刻比比皆是,形成了中华民族读书刻书的良好风气。毕升为了弥补雕版印刷的缺点,在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首先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带来了印刷术上的一次革命。元代农学家王祯对活字印刷术进行了重大改进,他延请工匠制造木活字,设计转轮排字架,按韵存置木
字,制订取字排版刷印方法,于1298年印刷了《旌德县志》,全书6万字,
不到1个月,就印成100部。但是,中国古代印刷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特别是汉字特点的限制,技术发展长期停滞,而未能达到更高的阶段。
以铅活字印刷机为首的近代印刷术是在欧洲手工业和商业有了相当发展的基础上的西方国家出现的,以德国人古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机为标志。古登堡1438年至1450年间开始研制金属活字,1455年他人使用古登堡的机器印出了著名的《四十二行圣经》。古登堡的印刷机为出版业朝着工业化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欧洲在铅活字发明前,手抄图书只有几万册,而1450年至1500年间,只经过50年,欧洲印版书已达3.5万种,数量猛增到900万册。随着印刷业的日益发达,全世界第一批近代报刊也终于在十六七世纪发轫于欧洲。日本著名科学技术史学者汤浅光朝指出:“印刷术的发明作为人类解放思想的武器,与火药的爆炸力相比,其强烈影响之所及是更大的。中世纪学术被僧侣阶级垄断,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科学堕落为巫术,技术被禁闭在行会的小圈子里,这些都与缺乏保存和传递知识的工具有关。在使世界理性的生命力变得旺盛并使其水准显著提高方面,印刷术的文化史价值是必须给予极高评价的。”3
随着现代印刷术的推广运用和印刷机的出现,书籍开始用机械印刷,加快了信息流通的速度,也扩大了传播的范围。同时,手抄时无法定期出版的报纸,由于有了机械印刷,渐渐地不但可以定期出版,而且可每日印刷出版,成为日报。此后于18世纪兴起于欧洲的工业革命降低了纸张的成本,提高了印刷的效率,加快了报刊邮递发行的速度,随着受教育人数的增加,人们对定期出版物——报纸、期刊的需求逐渐上涨,所有这一切,为近代报纸的大量生产 、低价发行、在大众中普及提供了条件。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美廉价大众化报纸风行,大众传播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电子媒介方面,19世纪初,欧美的一些发明家就开始利用电磁感应现象研制通信装置。美国人莫尔斯在1835年获得了在实验室内架设有线电报机的成功。1844年,他完成了华盛顿至巴尔的摩之间的电报线路的架设,同年3月24日举行了启用仪式。以后,欧美国家的大电报公司迅速将电报线路向全世界扩展,形成了遍布全球的电报网。1895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将电磁波理论运用在无线电通信上,成功进行了无线电通信实验。1916年,马可尼再一次完成了传
播科技史上的重大突破——短波试验,从而几乎奠定了所有现代近距离无线电通信的基础。
另一方面,
美国人贝尔根据电磁感应的原理研制出了电话机,于1876年取得了发明权专利。这种直接传送声音的装置的出现在当时不禁令人惊愕不已,而它的即时双向交流特点深受世人的欢迎和好评。
电话和电报虽然不是大众传播媒介,但它们的产生大大促进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电报和电话缩短了传播的时空距离,对新闻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技术的积累也为电子媒介的诞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影像的记录和传输方面,早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发现了小孔成像现象,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又出现了供绘画时成像用的透镜暗箱,以后又出现了氯化银、硝酸银等具有感光性能的感光物,为摄影术的诞生打下了基础。1826年,法国石版印刷工埃普斯成功获得了第一张记录工作室外街景的照片。1837年,法国巴黎的舞台美术师达盖尔发明了完善的摄影方法达盖尔摄影术(又称“银版摄影法”)。1851年,英国的阿彻尔发明湿版术,成为现代摄影的开端。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在1891年3月获得了“电影放映机”的专利,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首次把影片放映在银幕上供许多人观看。
进入20世纪后,无线电技术的研究和实验取得了长足的进展。1920年10月,美国匹兹堡市私人经营的KDKA广播电台取得政府发放的营业执照,开始播音,成为世界上第一家正式广播的私营商业广播电台。1922年,美国、英国、德国、苏联开办广播。此后,广播事业在全世界迅速发展。
20世纪初,科学家也在进行电子方式电视广播的研制。1936年,英国正式开办电视广播,1939年,美国、苏联开始进行电视实验广播,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也先后开办了电视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国家的电视台或完全停播,或处于停滞状态。战后,电视事业迅速发展。20世纪五十年代,世界电视事业进入彩色电视广播的新阶段。六十年代起,人类又开始运用通讯卫星越洋转播电视节目,进一步实现了在相距遥远的地方进行瞬息可达的声音传播的目标。
广播、电视这种电子媒介凭借电波、导线传播声音、图像、色彩和文字,是具有多功能的现代化的传播媒介。人们利用电子媒介传输信息不仅速度快,而且范围广,它能满足具有各种文化层次、各种职业的人们的要求。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一方面表现了现代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另一方面,通过电子媒介大量地向人们传输信息、知识,加强了人们之间的技术文化联系,缩短了对科学
技术的研究时间和应用于生产的时间,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新的科
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必然促进电子媒介的革命。
现代社会,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人类存储、处理和交流信息的能力得到巨大改善,一台台孤立的计算机联成网络,实现了全球信息的高速传递和共享。
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类及其特点
不同的大众传播媒介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比如它们都是信息的复制者和传递者,都提供新闻、知识和娱乐。但不同的大众传媒也各有特点,在传播过程中起不同的作用。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说,印刷媒介重在“线性”,只凭视觉器官去接受,而电子媒介冲击我们的中枢神经,调动多种感官,这就是两种不同媒介最大的差异。
总体而言,印刷媒介具有以下特点:
1. 信息容量大,传递信息的深、广度较高。
与电子大众传媒中的广播电视相比,报刊的信息容量所受到的限制主要来自空间——篇幅,而对报刊的篇幅,人们有较大的自主权。由于报刊能以比较低廉的代价复制信息,人们不必为成本上的原因而限制篇幅,因此如今的报刊往往信息容量很大,报道范围广泛,内容详细丰富。
2. 保存信息能力强,受众选择主动性大。
报刊是印刷品,易于保存,方便查阅。同时接触媒介的时间、地点和阅读的方式也有很大机动性。比如报纸,读者可以选择现在看还是过后看,等车的时候看还是睡觉之前看;在看的时候也可以选择是扫视标题,还是浏览导语,或是通读全文。读者在接受传播的时候可以决定自己看的速度,可以一目十行也可以对一句话反复斟酌,因此,报刊更适合于传递抽象的难以理解的信息。
3. 现实逻辑化,以文字符号表现现实,需要抽象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以及较强的译码能力。
报刊主要以文字符号抽象地表述事物,以线性的、先后有序的表达方式描述现实,只有静态的图片、漫画可以提供一部分视觉形象。这样,报刊要求读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而由于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理解文字的不同能力,报刊对不同读者的作用也有所不同。
4. 信息传递时效性较差。
报刊的出版需要经过印刷、发行等一系列环节,而且其递送有赖于交通运输工具,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报刊的时效性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更受到影响。
其中,报纸是以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的定期连续向公众发行的散页出版物,其刊期(出版间隔 )通常在七日以下,大部份是每天出版(日刊)。杂志,又称期刊,是面向公众
,定期或不定期成册连续出版的印刷品,刊期往往在一周以上,半年以内,有固定名称,以卷、期或年、月顺序编号出版,每期版式基本相同。
报纸和杂
志相比,它们的特点是同中有异。报纸时效性更强,也更具有新闻性。但杂志由于刊期较长,往往印刷比较精美,色彩艳丽,图文并茂,文字更为洗练生动,具有较强感染力,因此也更有保存价值。
电子媒介具有什么特点呢?
1. 传递信息高速、及时。
电子媒介依靠无线电波传送信号,速度达到每秒30万公里,瞬息之间,无远弗届,可以说是瞬间传播的传受同步媒介。而且信息的传递不需要通过交通运输工具来运送,受众只要拥有收音机或电视机,就可以获得信息。
2. 广播以声传情,亲切生动,电视视听兼备,传真、感染力强。
广播的声音有利于联想的展开,不容易令受众产生抗拒。电视则适合于再现形象、现场和过程,因而具有极强的形象感、现场感和过程感,这种直观性,使电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3. 信息转瞬即逝,受众选择性差。
受众无法控制传播速度,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收听节目的顺序,也无法在进行思考时要求节目中止,因此,受众处于无奈的接受信息的地位。如果没有借助其他机械,受众无法保存信息,因此电子媒介不利于传递艰深的内容。
4. 受众面广,渗透性强。
广播和电视利用声音或声像传递信息,接受信息基本上不受到文化程度的限制。尤其是广播,凡具有听力和一定理解能力的人均可成为广播的听众。收音机价格较为低廉,体积小便于携带,只调动听觉器官,因此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非常普及。电视借助通讯卫星也可以到达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电视与广播相比,其差异之一是是否给予受众视觉冲击。广播因为不占用视觉,人们在接收信息的时候可以“一心两用”;而电视则给予受众视觉上的冲击,往往要求受众接受信息的时候要全心投入。
方兰生在《传播原理》一书中对不同的媒介在速度、深度、广度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4:
1) 以速度而言:印刷媒介对传递消息的适时性和机动性,不如电视和广播来得高。通常以电子媒介的广播最快,其次为电视。印刷媒介中以报纸和杂志较讲求速度,书籍是最慢的,相对的也较具有深度。适时性较佳的媒介适宜报道新闻;适时性较差的媒介应着重研究和传播思想。
2) 以深度而言:电子媒介的深度性除了较具专门性的影片之外,通常是最低的。广播的深度亦有限,电视的深入报道亦较少。印刷媒介由于是占有空间的媒介,这对
讲求时间的广播媒介、电影和电视媒介而言,据有完全空间的媒介似乎在传播较艰深的观念,较琐细的情报,较严谨的材料时,所占的优势较大。印刷媒介以书籍最具有深度,其次
是杂志。报纸因需讲求速度,在深度上自然是低于书籍和杂志。
3) 以广度而言:有如深度情形一样,印刷媒介较占优势。由于广播是以诉诸听觉为主的媒介,重在听的感染力上,讲求时间与速度,因此对于资料的处理不如视觉来得效果佳,适于传播较简单的音讯,广度较狭窄。电视媒介虽然不能由受众自行控制速率,但可藉着形象强化听觉,亦可以音响辅助形象的不足,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较广播媒介为优。最具广度的印刷媒介当属书籍和杂志,其次才是报纸。
4) 以普遍性而言:各种媒介可以适应不同层次的受众。通常电子媒介占据人们的时间较多,人们看一场电影或电视节目甚至收听广播音乐节目,往往要花费几十分钟和数小时时间。对于印刷媒介而言,普遍性最高的是报纸,但人们很少花费数小时去阅读一份报纸。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印刷媒介由于文字枯燥和需要思考,普遍性自然低于电子媒介,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5) 以恒久性而言:印刷媒介通常比电子媒介具有恒久性,尤其书籍可供世世代代阅读,其次杂志和报纸也略具恒久性。电影能具有恒久性的则是影片,片商可以典藏,经一段时间后可以重新放映。广播与电视节目几乎很少有人会保存节目,不断欣赏。
6) 以地方性而言:报纸是最具地方性,这对一城一报的美国尤其如此,主要目的是加强地方的讯息互通。不过除了报纸之外,杂志和书籍则具全国性。电子媒介的广播和电视,前者较具地方性;后者兼具地方性和全国性。
7) 以开放性而言:电子媒介除了电影具有半开放性之外,能供给新的观念、新的思想,还是以印刷媒介为主,尤其书籍和杂志一直被人认为是获得知识的主要传播来源。报纸亦具有开放性,但比不上书籍和杂志。广播和电视与印刷媒介相比较具闭锁性。
8) 以感官参与性而言:由于印刷媒介重在视觉的运用,就感觉上来说,通常参与度最低,尤其专门性的书籍属于最乏味的传播媒介。报纸和杂志纵然有生动的图片作为陪衬,但对于具有视听觉兼备特点的电视而言是差得太远了。即使对于仅有听觉作用的广播媒介来说,广播媒介随发随至,能给受方一种真实感和临场感,亦比任何印刷媒介高过许多。
9) 以可靠性而言:事实上,所有的媒介都具有威望和可靠性。但传统上,印刷媒介被认为比电子媒介的威望和可靠性要高。由于印
刷媒介是以文字为主构成传播内容,需要受过教育的识字的人才能阅读。通常专门学术性书籍要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能吸收,专门性的杂志亦然。报纸通常用字较浅,但也得需要受过普通教育的受众。广播与电视媒介
涵盖性较广,普及率也较高,相对的威望和可靠性不如印刷媒介,这是因为电子媒介不需要受过太多教育,即使不识字的人亦能接受。
方兰生解释说,造成上述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这两类传播媒介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所使用的机器与工具不同。印刷媒介的内容是由文字构成,需用油墨、纸张与印刷机器复制,这已经影响了它本身的速度,尤其印刷媒介还得有赖其他传播工具才能达到受众手中(如交通工具、传真机)。这中间过程又降低了它的时间性,但也增强了它的空间性,可以让受众自由选定时间和地点去阅读,自己可以控制速度。电子媒介所使用的机器,讲求精确性,传播者与受众之间需有发出讯息的机器和接收讯息的机器才能传通。但主动权操在传播者,不论是传播的内容和速度,他可决定快慢、时间、以及是否需要重复。受众所能接受的就是他的决定,而不能随自己高兴而任意控制时间、速度来接收。
英尼斯(Harold A. Innis)的媒介理论
作为加拿大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与政治经济学家,英尼斯毕生致力于研究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们的经济关系的发展,他对传播学的兴趣,产生于他对经济史的关注,起始于他对社会体制变迁的原因和社会经济生活稳定的条件的探索。他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5
英尼斯对传播的理论定位是把传播放在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中考察。他认为传播媒介是一整套传递和贮存人类文明的智力形式和有关技术手段。所有的文明都由知识、思想、习惯、实践、仪式、艺术等内容构成。从这个角度出发,社会组织的转化、主体性的新形式和知识的重新组织都受到传播媒介的影响。他首先关心的问题是传播有助于维持权力,建立知识的垄断。就是说在已知的社会背景条件下,传播形成了有利于一定社会阶级的知识和权力的集中和垄断。从对知识的垄断作用出发,英尼斯的传播理论的内核是传播的倾向性(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就是说媒介有利于把握时间(口头)或把握空间(写作),从而产生对知识状态的影响。在文化处于口语状态的远古社会,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不超出人的声音的范围。这个时候的知识储存和传
递方式是代代相传的口头神话,这种叙事方式整理了世界的秩序。而书面文字的问世可以抵抗时间的压力,可以把过去和现在进行比较,开辟了认知未来的可能性。和口头性相比,文字允许具体保存思想、观念,可以经受理性审查,可以拉开人际距离
,从而开辟了间离社会规范的个人主义行为实践的可能性。事实上,当一个社会的成员能和社会在知识形态和组织形式上拉开距离就产生了个人自我转化的可能。这种距离效应是个人主义的历史性生成形式。最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取代了宗教利益和神性表述,媒介这种知识形式就成了权力的支柱。新的知识垄断的霸权不再是针对时间而是空间,一个典型的历史事实是古罗马帝国。
在英尼斯的概念中,媒介和权力的相互关系是一种“相互决定”的关系。口头社会倾向于一种复杂而不易转移的文字载体(石头),而与圣经有关(即与书面文字有关)的社会倾向于一种简单易行的文字载体(纸莎草纸)。石头是一种向时间倾斜的媒介,而纸莎草纸是一种向空间倾斜的媒介。从这个结论出发,英尼斯找出了媒介和社会的对应关系,就是说传播技术形态决定了社会的组织形式。通过传播技术对知识的垄断,支配了社会群体之间政治权力的分配。在英尼斯看来,权力是一个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控制事务。之所以传播系统锻造了社会的组织形式,是因为传播系统结构了人类社会对时间或对空间的关系。在历史上,我们可以区别两种形式的媒介和传播。第一种形式和时间相关,是通过口头文化、手稿、记忆、小群体和权力的传统形式,是一种非集中化的方式。第二种和空间相关,直接和空间在一起,是通过印刷和电子媒介得以象征化,是对地域的扩张和控制,是一种集中化的方式。就这两类媒介和权力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有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中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的扩张,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性不强的社会体制。
英尼斯认为,传统传播是以口语来进行的,而现代传播则是以书面语言来进行的;在社交特征上,前者与人际交往相联系,关注对方情感,后者与人际交往不相联系,不关注对方情感;在思想特征上,传统传播是辩论式的,以非标准化为特征,较易发现真理,现代传播则是僵化的,以标准化为特征,较易传播真理;在数量特征上,前者以“万事不可过量”为特征,后者则以“万事无不可过量”为特征。
英尼斯认为,
当代的西方社会正处于大众传播压倒传统传播的不均衡中。因此,完全有必要重新掌握口语传统的一些精神,在现代的大学里更有此必要。
英尼斯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或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的
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斜间平衡的机制。
英尼斯一生中只在最后两年留下两本著作:《帝国和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倾向性》(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这里的“帝国”有双重含义,是指英国和美国对加拿大的支配。英尼斯试图分析这当中的区别。尤其是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的传播技术系统的发达直接威胁到邻国,甚至可以直达“加拿大文化的心脏”,换句话说是提前了加拿大的文化危机。加拿大被夹在两个帝国之间和两种传播倾向之间,就是说要受到相互对立的技术力量的影响,而这类技术力量本身削弱了加拿大自身的文化回应能力。这种媒介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围绕着知识垄断的冲突。英尼斯认为,为了反对现代技术决定论的效果,有必要重建“口语传统”,唤醒记忆,创造民主参与等其他积极因素,建立另外一种形式的传播。也就是说,在对传播现实的看法上,英尼斯是持悲观论的。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还体现出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尼斯极为重视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这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发展大的力量去与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相抗衡。他十分担忧知识垄断的后果,感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它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6英尼斯还认为信息超载正在破坏人类的创造性思维,而口语传统正是对过度强调书面传统与知识的机械化的矫正药。
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足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却值得重视。
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理论
麦克卢汉是多伦多大学英美文学教授,文学批评家。20世纪六十年代,麦克卢汉发表了三本传播学专著——《古登堡群英》(1962年)、《人的延伸——媒介通论》(1964年)和《媒介即讯息》(1967年),引起了学术界乃至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论,并使他一跃成为了六、七十年代国际传播学界最闻名而且最有争议的一位学者。这显然和他的叙述方法不无关系:生动、概念的浓缩游戏、理论上的拼贴技巧
和令人震惊的微言大义。比如他说电报缩短了句子,电话创造了电话应召女郎。又比如他说“希特勒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存在是广播的一个直接结果”。无疑,在学术论证方法上,麦克卢汉是反学院派的或者说是“挑衅性的”,用记者式的语言简化了人文知识,并作出了“最后裁决”。他的幽默、小贩式
的担保叫卖和运用隐喻的天才,表明了他是一位善于把握文化气氛和社会节奏的传播修辞术的高手。
媒介即讯息
“媒介即讯息”是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核心。人们往往认为媒介是讯息的载体,传播学界在传统上也将大众传播媒介和媒介讯息(大众传播内容)的研究区分开。但是麦克卢汉对这种区分很不以为然。在麦克卢汉看来,传播技术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轨迹与特征,具有支配性力量的是传播技术本身,而不是它所传播的内容。他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出语惊人地指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问,‘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是非言语的。’”7“一种媒介的‘内容’就象是窃贼所拿的多汁的肉片,旨在分散看门狗的注意力。”8
麦克卢汉举例说,当电影作为一种新的媒介产生后,它改变了人类的感官能力,使人类从连续和相联的世界中超越出来,进入了一个有原创性的画面结构的世界中去;电影本身便是“讯息”,将直线型联系改变成为非直线型的画面,其影响力是自身带来的。至于其表现的“内容”已经无关紧要了。电影如此,其它媒介也如此。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某些)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媒介技术的力量在于它把各种感官功能分离,这种分离对人的知觉、对人的各种感觉之间的比例的影响,也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重要讯息。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
麦克卢汉认为,每一种新媒介的诞生,都是“人的延伸”。因为,任何新媒介的产生,不但极大地影响到人类的感官能力,而且会触发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的巨变。技术的任何进步,都会使人类更有效地生活和劳动。而媒介的任何发展,又意味着人类感官功能的延伸。印刷品是眼睛的延伸;广播是耳朵的延伸;电视是耳朵和眼睛的同时延伸;电话是声音和耳朵的延伸;键钮和拨号盘是人类思想力量的延伸;轮子是脚的延伸;计算机不仅是眼睛的延伸,而且是人类整个中
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在部落化时期,人的感官功能是平衡对称的,但是,当任何一种感官功能以技术的形式实现时,就会出现各个感官之间的比例变化。
马克思认为,可以把人类自身创造的生产工具和科技产品看作人们驾驭自然的物化的器官。在这个意义上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这个著名比喻还是相当贴切的。不
过,传播媒介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不是延长了人类的双手双脚,而是“延伸”了人体感官和神经系统。换句话说,传播媒介大大增强了人类感知和处理信息并对信息作出反应的能力。
麦克卢汉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成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印刷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里,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部落文化阶段人类以群居的方式生活,彼此十分接近,用口头方式进行传播;脱离部落文化阶段,人类用印刷的文字进行传播,思维也随之变得具有线性的、连续性的特点;重归部落文化阶段或电子文化阶段,电子计算机、电视及其它电子传播媒介使人类又重新接近。
麦克卢汉觉得西方社会受印刷媒介的支配是不好的,并认为西方近代史(1500年—1900年)实在是传播偏见史,是以印刷为基础的知识独占。他认为,印刷媒介是人类视觉感官的延伸,人类在解读印刷品时,总有先后顺序,上下或左右扫描,沿着“直线的”形式继续进行。因此,使得西方人把世界的整体性,分割成许多独立的小单元,然后将它们作直线型的连贯,赋之以继续性,而且时常能够看出其中的因果关系。这种思维方式,使眼睛凌驾于其它一切感官之上,只强调由眼睛得到的信息,而忽略了从其它感官得到的信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失调了。这在美术、音乐、文字上都有重大影响,同时经济上带来了工厂的装配线(直线)和大量消费的市场。麦克卢汉认为,文艺复兴时代,自“古登堡革命”后,印刷媒介迅速发展,知识和信息可以既快又广地向社会传递。这一方面扼杀了口传文化,另一方面使人类可以单独进行阅读思考,使一大部分传播活动演变成了私人活动(口传时代则不如此),人们所面对的是各种抽象的经验,理性压抑了感性,印刷媒介将人类大部落分化了,人脱离了口传社会,脱离了现实,滋长了个人主义的出现。同时,印刷媒介又把互异的方言统一在了一起,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
印刷媒介将人类分割开来,而另一媒介电视的诞生,则将这种分割又
进行了重新的组合。印刷媒介使人类冷漠,弱化了人类的参与意识,切断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它强调了人类感官中视觉的作用。电视则是人类多种感官的总延伸。电视屏幕上无数的光点,须靠人的感官和中枢神经把它们组织起来,变成一幅现实的图像,作为科学技术,它对于现代人类是具有支配性的,至于它的内容所提供的具体经验,倒并不那么
重要了。在今天的社会中,电视从各个方面把人类包围起来,增强了人的参与意识,带来的是“整体感、移情感,以及深刻的知晓感”。人类现代电子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通讯卫星进入传播以后,几乎完全消除了时间与空间给人类造成的距离,把分散的世界重新聚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大部落,麦克卢汉称它为“世界村”。人类相互间的联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密切。
“热媒介”和“冷媒介”
麦克卢汉认为新的媒介冲击着人类的多种感官,使人就像被按摩一样的舒服,因此,“媒介就是按摩”。面对由各种传播媒介组成的庞大的传播世界,他引用了赛克斯在《世界舞蹈史》中的一段话:“华尔兹舞的兴起是18世纪后半叶充满渴望真诚、坦率和亲密的一个结果”。即华尔兹的出现,激发了人类以极大的热情冲破封建的宫廷式合唱舞蹈的堡垒。
麦克卢汉把所有媒介分为两大类:“热媒介”和“冷媒介”。按照他的看法,区分冷热媒介的主要标准是对于媒介信息的估量。“热媒介”的信息是反映一件事而引申出的“完整含义”,“冷媒介”则传递“点滴含义”,即信息量较为有限。“热媒介”信息量充分,受众只需较少想象力,不必对信息加以补充和解释,“冷媒介”则不同,它需要受众发挥想象,补充其所具有的“点滴含义”。因此,两种媒介作用于受众的强弱程度也有所不同。
麦克卢汉界定的“热媒介”有照片、广播、电影、书籍、演讲、报纸等(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既指传播工具,又指传播方式如演讲、讨论会、座谈等),它们都是信息完整而受众参与程度低的媒介;“冷媒介”则有漫画、电视、电话、交谈、讨论会等,它们都是含有“点滴信息”而受众参与程度高的媒介。
但是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划分颇有不合理之处。比如他以广播为热媒介,电视为冷媒介,而事实上,广播同电视相比由于没有视觉信息,从中感应的信息就不如从电视中接收的信息那么清楚明白,所以电视应为热媒介才对。但麦克卢汉解释说,在电视屏幕上一秒种闪现数百万个光点,而人眼只能感应其中的60至70个光点,而且观众还得将它们在大脑中依次组合成原先
的图像,这样电视便成为信息点滴而想象多的冷媒介。这种解释未免难以自圆其说。
麦克卢汉在用“冷”与“热”这两个概念对媒介进行划分后,又用这两个概念对人事进行界定。他认为,热人物或热事物,宜用热媒介传播;冷人物或冷事物,宜用冷媒介传播。但何为“热”?何为“冷”?麦克卢汉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
尽管麦克卢汉的学说有明显的荒谬观点,
但仍不乏可资借鉴之处。他正确肯定了传播媒介具有重大的社会历史作用,揭示了媒介在传递的内容意义之外的意义,对于人们充分认识各种传媒的出现给人类社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他不遗余力地反复强调不同传媒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作用,从而激发了传播学界研究传媒的浓厚兴趣。
但是,麦克卢汉过分强调媒介的作用,走向了技术决定论的极端。大众传播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毕竟是通过传播内容实现的。事实上,同一媒介可以通过传递不同的讯息内容发挥不同的作用,而同一内容也可以通过不同媒介来传递。在麦克卢汉看来,传播媒介之所以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的能动力量,是由于传播媒介改变人的感知方式,从而引起社会的一系列变换,而不是因为传播媒介也是社会生产力。他把传媒看作唯一能动的变革力量而无视和否认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重要性及其对传播媒介的制约和控制作用。他只强调传媒作用于人的不同感官的技术性特点,却否认传播内容的社会意义和影响,忽视传媒本身的社会占有制与使用方式等重大社会问题,其观点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梅罗维兹(Joshua Meyrowitz)的媒介理论
虽然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在达到广为流传的顶峰后衰落下去,但其影响并未随着“麦克卢汉热”的退烧而烟消云散。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兹在其专著《空间感的失落: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提出的媒介理论,就深受麦克卢汉的影响。该理论结合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和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Irving Goffman)的情境理论,并且沿袭了麦克卢汉将媒介技术视作社会变化动因的基本立场,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梅罗维兹认为,关于媒介影响的理论应该回答如下问题:那些只是创建人们之间和地点场所之间的新联系/连接的技术,为何及如何会导致社会结构或社会行为中的任何根本性转变?他认为,可以运用“情境论”来考察传播媒介、情境与行为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考察来审视新传媒的崛起造成的社会传播新型式的效果。这方面,梅罗维兹十分推崇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将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戏剧进行类
比的情境决定论的观点,他认为,戈夫曼“戏剧论”(也叫“拟剧论”)的社会角色理论为分析人们日常互动的结构与动力提供了非常有用的理论框架。
戈夫曼的“戏剧论”的社会角色理论是符号互动理论的流派之一,它将人们的社会互动、社会生活同表演戏剧进行类比,认为人人都在不同的社会舞台上扮演大量不同的社会角色。担任某一社会角色的人,要使自己的行为举止适合这一角
色所代表的某一类型人的角色规范,一般需要有合适的社会环境和观众。在特定的情境中的任何个人的行为,都可归于两大范畴:“后台区域”或后台行为,以及“前台区域”或“舞台表演区行为”。在前台区域,表演者是作为某一特定的角色出现在“观众”面前,他们扮演相对理想化概念的社会角色;而在后台区域,角色扮演者以及他们的“队友”则放松自己,进行排练,指定进一步表演的策略,并就他们在前台区域的行为开玩笑。
梅罗维兹批判地吸收了麦克卢汉和戈夫曼的看法,提出了有关媒介社会作用的情境论的理论:媒介的变化导致社会情境的变化,而后者决定人们的行为。电子传播媒介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在于它重新组织了社会情境并削弱了自然场所(物质场所)及社会“场所”之间素来很密切的联系。社会情境的重新组织,使得由社会情境决定的社会行为产生相应的变化。
情境应被视为信息系统
传统的情境决定论者关注的是人们表现自己行为时所处的自然情境即具体的地点如卧室、公园等。梅罗维兹则认为,由媒介造成的信息环境同样重要,在确定情境的界限中应把接触信息的机会当作关键因素。他在讨论情境定义中引入了感觉区域的概念,指出:场所地点对于情境来说之所以重要,归根结底是因为他允许某些人进入视听得见正在期间发生的活动的感觉区域,而却把另一些人排斥在这一感觉区域之外,如卧室成为夫妻密谈的场所。因此,场所地点实际上是一个更为宽广的概念——感觉区域的一个重要分支概念;决定人们互动的性质的,并非自然环境本身,而是信息流通的型式,后者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梅罗维兹认为,在探讨情境定义时应以人们接触信息的机会为焦点,拓宽情境的概念。信息不仅在自然环境中流通,而且也通过媒介流通,因此,以这种拓宽了的情境概念来分析人们的行为,应把媒介环境(即媒介的应用所造成的信息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上来考虑,因为媒介信息环境如同场所地点一样,促成一定的信息流通型式。例如,餐厅服务员在厨房讨论如何获取小费是后台行为,但
因为没有关闭内部通讯联络系统,导致这些讨论被顾客听到,这时,这些谈论就显得很不恰当了。如果将这种谈论与关闭通讯系统时同样的谈话相比,尽管参与者所处的自然场所没有变化,但是,打开着的内部通讯系统直接影响了整个事情的情境。
不同行为的分离取决于不同情境的分离
所谓信息的流通型式,不仅指接触社会环境中的信息之型式,而且也指限制接触这种信息之型式,亦即它既牵涉哪些人得以接
触某一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信息,也牵涉到哪些人被排斥在外接触不到在这一社会环境中流通的信息。在界定情境时,“谁和什么处于某一特定的情境之外”这一问题,同“谁和什么处于某一特定的情境之内”同样重要。非但如此,“谁和什么处于某一特定的情境之外”对于决定在该情境中发生的社会行为的合适性来说也很重要。
梅罗维兹阐述说,人们对于每一社会情境都需要一种明确的界限,因为他们的社会角色扮演需要连贯一致。当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情境发生重叠现象时,不同的社会角色会混淆不清,令人们感到困惑,不知所措。他以黑人权力倡导者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20世纪60年代的宣传活动为例,对此进行了分析。
卡迈克尔宣传黑人权力的演说在六十年代后期引起了媒介的注意,使他有机会登上媒介造成的“社会大讲坛”向公众作演说。表面看来,这种机会为他提供了扩大其宣传活动的影响辐射面的有利条件,但是,这种有利条件背后却隐藏着情境不明、效果不佳的危机。在电视和广播这两种为社会公众广泛共享的电子传播媒介中,卡迈克尔发现他同时面对着两种受众群——作为他的主要传播对象的黑人受众群和“偶然听到他演讲”的白人受众群,两者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一现实情况给他的演讲带来了表述方面的困难。在面对面的演讲中,他能就黑人权力问题分别给黑人受众群和白人受众群作完全不同的演说,这样的演说可以适合其受众的期望。但在通过广电媒介所作的演讲中,由于他是同时在向这两种特点不同的受众群作演讲,原本两种不同的情境(向黑人受众群作演讲的情境和向白人受众群作演讲的情境)之间的分界线被混淆了,出现了一种新的混合的情境。这一新的情况迫使他对修辞方式和主题重新作出选择:是选择适合于白人受众群的修辞方式和主题还是选择适合于黑人受众群的修辞方式和主题?如果他选择前者,他就会脱离他的主要传播对象,而且无法实现他的目标,即赋予黑人一种新的自豪感和自尊感;而如果他选择后者,他就会使白人疏远,其
中包括白人中许多对取消种族隔离持赞成态度的开明人士,后者本应成为黑人权力运动争取的对象。由于当时他既没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又设计不出一种混合的演讲风格,因此他不得不在其通过电子传播媒介播送的演说中使用适合于黑人受众群的表述方式,结果他的演讲虽成功地激发了他的主要传播对象——黑人受众群的激情,但是同时却也激起了其次要受众群——白人受众群的敌意和恐惧感。总之,看起来似乎是卡迈克尔宣传活动的有利
条件的媒介“社会大讲坛”,在当时的情况下带来的宣传效果却并不好。
梅罗维兹分析说,卡迈克尔的电视演讲的效果这一事例向人们显示,媒介的运用可能混淆不同情境的分界线,如混淆卡迈克尔向黑人演讲的情境和他向白人演讲的情境的分界线;而不同情境的分界线的混淆,会导致新的情境的产生,如在卡迈克尔的宣传活动的例子中,在电子传媒播送的演讲中,卡迈克尔是处于同时向黑人受众群和白人受众群讲话的混合情境,他并不是仅仅在向前者或向后者讲话。另外,新的情境的产生要求人们采取新的行为,因为行为得适合具体的情境。
新媒介的使用所引起的情境界限的打破、混淆显然并非一时的。既然媒介的使用会对社会情境型式产生影响,而社会情境型式又左右人们的社会行为,那么,媒介的变化就会通过改变社会情境的型式而促使人们的行为起变化。
电子传播媒介的普及促成情境型式的变化
梅罗维茨指出,随着电子传播媒介的普及,由于它们的传播代码的简单性,情境型式正在发生变化。长期以来,印刷媒介的传播要求传播过程的参与者具有一定的文化,他们得通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掌握读、写技巧,这一过程涉及几个不同的熟练阶段。电子传播媒介的情况则与此大不相同。电视的电子记号展示日常生活的“视、听形象”,几乎“完全不是一种代码”,观看电视的技巧极易掌握,而且不必经过固定的顺序和阶段;人们不必先会看简单的然后才能看复杂的电视节目。梅罗维兹认为,由于电视的这一固有特性,它冲破了由印刷媒介所造成的不同受众群的界限,因此,电视的受众必然是极其混杂的。他分析说,由于电子传播媒介代码的简单性,它们能将来自不同的经验世界的视听形象显示给许多不同的受众群,造成了不同阶层的受众群对信息的更大程度的分享。
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的物质特征带来媒介与信息内容间的不同关系。书籍等印刷传播媒介的物质特征是信息的传递需借助有形的实物,媒介与信息内容之间有一种自然联接。
与此相对,广播和电视的信息内容是瞬间即逝的,消费后不留下有形的证据。人们通过同一收音机或电视机就可接收成千上万不同的信息。在此,媒介的物质特点不会因信息特点的变化而异,不论节目长短、信息是否丰富,收音机或电视机的规格尺寸是不会改变的。
印刷传播活动中媒介与信息之间的自然联结,赋予某种特定种类的书籍等印刷媒介以特定的情境定义:人们可能会把某本书描绘为“高深的”或“通俗的”,可能会把某一杂志描述成“严肃的”或“轻松
的”。而在电视传播中,任何特定的电视机都不只包含某一类特定的信息,都不仅与这一特定信息相连;恰恰相反,任何特定的电视机都能使受众接触大量不同类型的信息。这样,受众对电视传播中的信息内容的接收、选择化程度低于印刷传播中人们对于不同信息的选择、谨慎和差别对待的程度。这也打破了昔日印刷媒介造成的不同受众群的界线,使得许多不同的受众群体对于范围广泛的议题以及处于非常不同生活情境中的人们,获得“至少是表面上的熟悉了解。”
梅罗维兹还指出,由于电子媒介的传播具有具体、形象和动态地体现事件进展的特性,通过电视,人们可以观察到别人的私人行为,从而混淆了公共经历和私人经历之间的界限,他把这一现象称为原来的私人情境并入公共情境。电子媒介的闯入打破了原来以自然场所为界限的情境,当人们借助电子传播媒介从事传播活动时,他们所处的自然场所已无法决定他们的社会场所和地位。他得出结论说,由于电子传播媒介造成的社会情境型式的变化,人们的社会角色型式也在变化。原先特点分明的、不同情境的界限之混淆,导致了社会角色界限的相应混淆。他举例说如领导与部下的角色,男子与妇女的角色,成年人与孩子的角色,等等,这些以往都是特点分明的不同的社会角色,界限分明,现在界限却混淆了。因此,电子传媒造成的信息环境的变化,正在引发人们社会角色型式的变化。
同麦克卢汉的理论一样,梅罗维兹的理论在对待传媒技术与社会变化的关系问题上,只从传媒技术为因的角度去探讨问题,却忽视了媒介技术的发展本身也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的产物这一事实。9
参考文献
闵大洪,《传播科技纵横》,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
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方兰生,《传播原理》,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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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允若,《对传播学几
个基本概念的辨析》,载《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2 闵大洪,《传播科技纵横》,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8页
3 闵大洪,《传播科技纵横》,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20页
4 方兰生,《传播原理》,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203-206页
5 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51页
6 Innis, Harold,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190,转引自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59页
7 McLuhan, Marshall, Understanding Media,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4, p24
8 ibid, p32
9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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