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老一代革命家的人格风范12页

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的人格风范

这一讲的题目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的人格风范 ，大家知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们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工作。加强党性修养，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学习老一代革命家的人格风范，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不仅为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以其崇高的人格风范，为我们党和中华民族，树立了道德丰碑。见贤思齐，学习他们的崇高人格风范，汲取他们的人格精神，对于新形势下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具有重要意义。

老一辈革命家的人格风范内涵非常丰富，经过研究，我们认为可以把它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理想信念，第二个方面，勇于担当，第三个方面，严守纪律，第四个方面，廉洁奉公，第五个方面，道德情操。我想就这五个方面，展开来给大家讲述下，首先第一个方面，理想信念。

一、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是支撑共产党人坚定事业信心的动力源泉。老一代革命家都具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都有崇高的理想，并以他们光荣的一生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

当然大家知道，共产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它不会在我们头脑中自发的形成，只能是我们实践主体在不断追求进步，探寻真理的过程中才能得到，老一代革命家应该说都是追求进步，探寻真理的典范。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有远大的志向。本来他的父亲一直希望他能子承父业，在家管理农田干农活，同时做点小生意，这样也能养家糊口，过上温饱的生活。但毛泽东不甘心就局限于韶山的小天地，同时当时社会中许多不公平的事情，使他很同情贫苦农民的遭遇。他希望继续读书，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探索新知，追求真理。开始他的父亲并不同意。但他做了很多努力，请自己的老师还有亲朋长辈做父亲的工作，教过他的先生都说毛泽东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应该继续深造。终于使父亲同意自己去长沙读书。离开家乡韶山的时候，他写下这样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表达出他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这种志向。

当他到达长沙之后，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生活条件很艰苦，但毛泽东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去，晚睡早起。毛泽东当时的同学都知道，如果有事要想找毛泽东，要么在运动场，要么在自习室，要么在阅报室。他如饥似渴地寻求各种知识、各种真理。在第一师范的良好校风和德才兼备的教员的影响下，比如像杨昌济，像徐特立等。毛泽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毛泽东十分欣赏明末清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的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理应承担的责任。把“反军阀反帝国主义”，“改造社会”，作为人生的崇高理想。同学们称赞毛泽东“身无分文，心忧天下。”1917年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也就是谋求人类全体的幸福，实现世界大同。正是这种宏大的抱负，凌云的壮志，激励着毛泽东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终于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多年以后，当毛泽东回忆起在第一师范的日子时，他说：“我在第一师范学校读了近五年的书„„我在这里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应该说年轻时代的毛泽东就显示出他异于常人的这种追求真理的这种欲望。青年时代的周恩来也具有追求真理的这样一个目标，大家都知道，少年时期的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故事。当时他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目睹了国家的贫弱，目睹了中国的百姓在自己的国家却备受外国人的欺凌，也听到很多国家受侵略，人民遭屠杀的事件。社会的黑暗使少年周恩来深切地感受到国弱，则民弱；国强，则民强。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思想。所以他发誓要治国，从小就树立了要振兴中华的远大志向。

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周恩来非常勤奋。他博览群书，写了多篇爱国文章，他的爱国思想在校园里引起了轰动。后来又到日本，到法国去留学。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曾有一首诗，鲜明地表达出他的志向，“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首诗的大致意思是：气派豪迈的歌刚唱完，便东渡日本，为挽救国家危亡而精心研读各种科学，十年苦读是想为祖国和人民干一番大事业，即使目标达不到，理想无法实现，投海殉国也是英雄。也显

示出他追求真理一往无前的这种精神状态。周恩来，毛泽东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追求真理的崇高理想，应该说属于当年那一代有志青年的共同志向。

当然，追求共产主义的真理，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需要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在当时，这一批年轻人怎么接触到原著的呢，这就是当时有很多人在做翻译马克思的原著这个工作。这其中由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可以说就是当时有志青年的指路明灯。影响了很多人。

1920年前后，陈望道先生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当时他在浙江义乌老家进行了这项工作，他非常投入废寝忘食，他的母亲见自己的孩子非常辛苦，就专门端来了粽子和红糖，希望陈望道在翻译之余，能够蘸点红糖吃点粽子，补补身子。结果由于他非常投入，拿起粽子来，蘸着自己的墨汁就吃了，结果弄得满嘴都是墨水。他的母亲看了以后，哭笑不得，问陈望道先生甜不甜，陈望道说，甜、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讲话里面，专门谈到了这件事，他说这种甜就是信仰之甜，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它的味道是甜的，正是有这种甜，所以在以后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共产党员才能够为此历尽千般苦、受尽万般难而不悔。

毛泽东在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前来采访的时候，专门谈到，共产党宣言对他的影响。他说当时有三本书特别深刻的印在我的脑海里，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对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之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刘少奇也曾回忆到：“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我在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访谈中也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因为受到共产党宣言的影响和鼓舞，成千上万的革命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除了这些共产主义著作，当时先进的共产主义者，当时我们党的创始人，对毛泽东的影响也非常大。因为我们共产党人，走上革命的道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是需要找到组织，需要有先进人物来引领的。当年毛泽东就是受了我们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的指引。毛泽东也对斯诺这样说过，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人都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出色的领导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的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在我一生当中可能就是在这个最关键的时期，陈独秀那些表明自己信仰的话，留给我深刻的印象。这说明，在1920年前后毛泽东就已经树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他受陈独秀、李大钊的委托回到了湖南长沙，就开始筹建党的组织。

在此前后周恩来等人，也陆续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1922年，在法国留学的周恩来在给同学的一封信中专门谈到了自己的信仰问题、主义问题。这也是当时那一代有志青年，经常探讨的大问题，探讨的是主义问题，救国救民问题。周恩来在信中是这样说的，他说主义问题我现在再郑重地说明一句，就是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他说我认识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到去年秋天，才确定了目标。周恩来说我认定的主义是一定不变了的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应该说周恩来是说到做到，在此后的50多年里，他一直为此而矢志不渝而终生奋斗。这一点对于国外研究者来说，印象也比较深刻。有一位英国学者叫迪克. 威尔逊他在他的著作里专门谈到，他说周恩来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真诚的，正如他对中国的感情，和他那持久的人性也是发自内心的一样，这使得他在20世纪所有领导人中显得十分突出。威尔逊就说如果周恩来没有远大的理想，没有坚定的信念，那么当年他非常年轻，就已经成了著名的国民党要人，成了著名的新军阀，物质生活非常优厚，也没有必要后来冒着生命危险，去组织发动南昌起义，我觉得这个话是非常中肯的。

当然，选择理想信念是不容易的，而坚持理想信念更为不易，特别是在中国革命的过程当中，由于革命任务非常繁重，革命形势极其严峻，很多革命者，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而最后壮烈牺牲，

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全国有31万余人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其中有26000余名共产党员，包括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夏明翰、张太雷等革命家在内。

既使是面对死亡的考验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家们也坚守信念，毫不动摇，从容赴死。像李大钊，当年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之后，最后是推上了绞刑台。在面对牺牲的一刻，我们党的创始人是怎样的

呢，当时的报纸报道是这样说的，李大钊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以共产党领袖之气概，从容赴死。我们党的创始人这种大义凛然，这种神态是跃然纸上。

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被捕入狱之后，敌人先是劝降，说只要他放弃信仰共产主义，就一定亏待不了他。夏明翰毫不含糊地回答说：“我可以牺牲我的生命，决不放弃我的信仰！”于是敌人又对他来硬的，用尽各种刑法，直把他折磨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可是，对于胸怀共产主义理想的夏明翰，皮肉的痛苦不能动摇他革命的坚强意志。敌人对夏明翰实在没有办法，决定杀害他。敌人把夏明翰押到刑场的时候，夏明翰昂着头，挺着胸，一边大步往前迈，一边高唱《国际歌》。然后英勇就义。

我们早期的共产党人，像夏明翰、像澎湃、像恽代英，像刘志丹、像方志敏。早期的革命家应该说有很多出身于大地主，大士绅家庭。但为了自己崇高的理想，他们背叛了了自己的阶级和出身，放弃了优裕的物质生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后也为革命壮烈牺牲。他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选择了共产主义，并为了坚守信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就像孟子所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当中，为了革命，为了理想，为了信念，有的革命者是毁家纾难，整个家庭都为革命做出了牺牲和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讲话里面，曾经谈到毛泽东同志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六口；徐海东大将为革命整个家族牺牲了七十多人；贺龙元帅的贺氏宗亲为革命牺牲了2050人。1934年当徐海东同志带领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长征的时候，整个家族已经牺牲了六十多人。到达陕北之后，斯诺来采访他，徐海东向他谈起自己的家族，已经死了六十多口人，斯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自己听错了。后来不断追问，最后才明白，确实牺牲了六十多口人。他也明白了中国革命的残酷性，也了解了中国革命。应该说我们革命的胜利，就是无数的革命先烈用他们的鲜血铺就的。所以在建国之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我们的革命为什么会成功，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信念，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应该说这点到了问题的实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理想信念的教育工作。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讲了这一方面“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他说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缺了钙人就会得软骨病，所以我们要不断地补钙。他还曾经说过，中国革命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应该说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都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通过学习党的历史，通过学习我们党的革命史，确实能增强我们的理想信念。这是老一辈革命家人格风范第一个方面的表现。

第二个方面，勇于担当。

二、勇于担当

老一辈革命家崇高的人格风范还表现在他们具有敢于担当的使命情怀，公而忘私。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敢于担当的优良传统。从《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宋代）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宋）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直接表白，无不阐述了中华民族担当精神的内涵。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这种传统，老一代革命家自觉担负起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

从党的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担当的有责任的这样一个大党。在党成立前后，党的创始人李大钊，曾经呼吁当时中国的有志青年，都能够奋发有为，能承担起民族兴亡的责任。他说现在“欧美风雨，咄咄逼人，新中华民族之少年，盖雄飞跃进，以肩兹大任也。”在他的呼吁带领之下，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有志青年纷纷的行动起来，肩负起天下和国家兴亡的责任。

毛泽东、蔡和森当时在湖南长沙创立了新民学会，团结组织了一大批有志青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鲜明地提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体现出强烈的担当意识。

就我们党的历史来看，老一代革命家勇于担当应该说体现在各个方面，他们在重大的历史关头，能够挺身而出，承担重任。这样的事例很多。比如，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当时蒋介石前后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前两次我们党中央都通过各种方式委婉地拒绝了，因为对于蒋介石的邀请，延安认为是一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鸿门宴。党内一些同志担心毛泽东的安全，不同意他去。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进行所谓的“谈判”，蒋介石就可以把“不要和平”的罪名扣到共产党身上。

而这个时候国际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需要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毛泽东在这种历史转折的时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所以经过慎重考虑，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到重庆去。当然对这一去之后，可能面临的各种困难和各种危险，也做了预先的充分的估计。8月26日，这是1945年的8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谈到，他说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可能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做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夺得妥协。如果这些还不行，那么就城下不盟，准备做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要在那里办点事。这就体现出一个领袖应有的责任担当。最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到了重庆，结果国民党方面还没做好准备。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最终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后来国民党又撕毁了《双十协定》，悍然发动了内战。内战开始之后，面对着国民党的强大的兵力，当时中国共产党敢不敢与国民党彻底的分离，敢不敢与国民党军队来决战，应该说我们党的领袖，党的领导人，也是做了慎重的考虑，不是说打就打。就像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后来说，他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事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5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因为当时要彻底决裂的时候，国民党的兵力的力量，应该说远远超过我们共产党和我们军队的力量，所以这个决心要下也是不容易的，但最终我们下了这样的决心。刚开始周恩来曾经预计，我们恐怕要再打一个八年，甚至要准备十年。但是经过1946年下半年，1947年上半年的作战，毛泽东明确提出只需要五年就可以根本上取得胜利，后来他又说需要三年。最后实际整个解放战争胜利，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无论是去赴重庆谈判，还是1946年，最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应该说都体现了我们党，体现了党的领导人，这种敢于担当的使命感，历史感，责任感。

在面临危险的重要时刻，我们老一代革命家都能够挺身而出不怕牺牲。这样的事情也很多。比如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这是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面对这样一个突发事件，很多人认为国共合作要破裂，内战要爆发，因为当时国民党基本上查封了我们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一些公开的办事机构，只留下了周恩来领导的重庆红岩办事处，形势非常危急。当时延安两次来电要求周恩来带人赶快撤退，周恩来对形势作了认真的考虑，明确回复延安说，必须坚持战斗到最后不能离开。

但应该说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他曾经召集大家开会，专门说了现在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被国民党抓起来，我们就一起坐牢，要有这个思想准备。他们如果问谁是共产党，男同志要承认是共产党，女同志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毕竟是共产党的公开机关。如果再问其他情况就说不知道。可以告诉他们书记是周恩来，让他们来找我，也可以找董必武和邓颖超，要牺牲我们一块牺牲。应该说做好了这种准备。 由于国内国际社会，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反动反共高潮，都是给予了反对和批评。再由于周恩来等人坚持战斗在国统区，发出了我们党的声音，对国民党顽固派从政治上和宣传上进行了猛烈反击，及时揭露了国民党破坏抗战的这种言行，使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1941年2月，蒋介石公开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通过皖南事变的解决，使我们共产党的声望大为提高，扩大了群众影响，提高了政治地位。应该说这与周恩来等人不怕牺牲，坚持战斗在国统区，是有直接关系的。

在面临矛盾，面临困难的时候能不能挺身而出，来解决这种矛盾克服这种困难，这也是考验一个革命者是否具有担当精神的重要方面。比如，邓小平同志在第三次复出之后，一锤定音，恢复高考，应该说就体现出他这种历史担当精神。当时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

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所以他从当时矛盾丛生的教育领域入手，明确提出自己要当教育部门的后勤部长，解决教育问题。当年的恢复高考应该说改变了一代年轻人的命运。此外，邓小平坚决纠正“文革”错误，大胆推进改革开放，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出邓小平同志所具有的担当精神。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干部要敢于担当。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庄严地提出“三个责任”：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担当。在俄罗斯接受专访时表示“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并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首次将敢于担当明确为好干部的五条标准之一。

这是在新的时代我们对于老一代革命家勇于担当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第三个方面，严守纪律。

表现在老一代革命家都有严守纪律的大局观念，团结统一。严守纪律就我们党来说，包含的内容比较多，比较重要的有严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群众纪律，保密纪律等等；其核心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政治纪律，是第一条，是核心。

我们严守政治纪律，首先最关键的就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对于中央作出的决定和决议，即使存在问题或个人受到委屈，仍然要暂时地服从，而不能另立中央、分裂中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瑞金时期，包括在之前的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曾经受“左倾”中央的打击，多次受到排挤，但是对于当时中央做出的决议，尽管是存在问题的，但他仍然还是暂时的给予了服从。特别是1932年宁都会议上，对毛泽东展开了不公正的批评，最后让他回到后方去养病，把他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给罢免掉。这种做法当时应该说也是经过了组织程序原则，多数人是同意的。当时王稼祥同志对这种做法很不满，准备联合一些人去抵制。毛泽东就劝他们，他说我们是少数，还是要少数服从多数。最后毛泽东回到了后方，这也直接导致后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包括中央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最后丧失，红军被迫长征。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志抓住一切机会耐心的做了说服工作，争取了中央一些同志，使他们的认识逐渐地改变过来。所以到了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他又重新回到了中央决策层，领导层。在这之后开始贯彻自己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确实是非常遵守党的政治纪律。

当然也有一些反面的例子。在长征途中，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负责人的张国焘无视党的纪律，背着中央搞分裂活动，险些断送党和红军。红军中的广大党员，包括红四方面军的绝大部分同志，都能抵制张国焘的错误。当张国焘逼迫朱德公开反对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决议时，朱德坚定地回答：“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可见我们党老一代革命家都是坚决遵守中央的决议的。

遵守党的纪律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在我们党内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搞小圈子，必须要巩固党中央的团结统一。对于搞团团伙伙小圈子，从毛泽东同志开始就明确地予以反对。他曾经指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多次告诫党员：“我们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这意味着，既然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在党内就绝不能容忍搞什么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利益输送，更不允许自行其是，阳奉阴违。

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9月，一篇文章里边把这一点归结为自由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危害很大。毛泽东有篇文章叫《反对自由主义》，里面谈到了11种不良的倾向，其中第一种就是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做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写一顿，说一顿，不做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呢？是有害于团体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对此是深恶痛绝的。

其他老一代革命家对这种行为也是保持高度警惕的，明确反对的。邓小平也曾经说过：“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误就从这里犯起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党员干部热衷于搞“小圈子”，喜欢拉帮结派。有的人信奉“朝里有人好做官”“进了圈子才算进了班子”，所以，不以进“小圈子”为耻，反以加入“小圈子”为荣。

团团伙伙、小圈子，是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和江湖帮派文化的产物。唐朝晚期，面对“牛李党争”的乱局，唐文宗曾经发出“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无奈慨叹，留下了“朋党兴，政事乱”的历史教训。我们党历史上这样的教训也很多，像：罗章龙搞小圈子和小组织派别活动，张国焘搞小圈子分裂红军、分裂党甚至另立中央，高岗、饶漱石搞小圈子，梦想成为国家副主席，等等，都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党历来反对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另立山头。

在遵守纪律方面，在我们党内，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应该说是一对模范，两个人参加革命很早，但是在革命的工作当中，两个人都非常讲规矩，遵守纪律。有些重要的事情，重大的事情，不该说两个人从来不互相透露。比如说，1927年，当时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去组织发动南昌起义，任起义的前委总指挥、总书记。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周恩来并没有告诉邓颖超，而是对她说今晚我要去趟九江。到九江以后再转到南昌去，那么去九江去干什么，呆多久，两人怎么联系，周恩来没说，邓颖超也没问。后来邓颖超通过看报纸，才知道周恩来去南昌，主持发动了南昌起义，这样一个大事。

此后在革命建设的一些重要时期，凡是涉及到党和国家的秘密，周恩来也从不对邓颖超透露。比如说1964年，原子弹爆炸前夕，当时周恩来专门召集大家开会，他说我们从事的是一项非常秘密的工作，这件事情不能让外人知道，包括自己的家属。他说邓颖超同志是中央委员，是我的爱人，但是这件事情和她的工作无关，所以这件事情她也不知道，我也不向她透露。

从筹备自主研发原子弹，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前后几年，周恩来对邓颖超只字未提有关核试验的事情。邓颖超是见到我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报纸号外，才知道此事的。后来，张爱萍到总理家中汇报工作。汇报完后，邓颖超埋怨说：“你们说了好长时间的事原来就是原子弹试验，怎么之前连我也不告诉？”张爱萍笑着说：“总理说这项工作要保密，我也不敢违反纪律呀。”可见周恩来的保密观念和纪律观念之强。所以当时原子弹爆炸前后，保密工作做的非常好。

周恩来办公室的门锁钥匙，他规定只有三把，秘书有一把，便于他们出入办公室整理文件等；警卫人员有一把，便于清洁和整理房间；他自己保管一把成天揣在兜里不离身。邓颖超手里没有钥匙，她要进办公室，通常也得先敲门问一声再进去，这是他们夫妻间相约的礼貌与规矩。

这个方面应该说我们也需要向老一代革命家学习。现在有些人出了问题，恐怕就是纪律不严，不讲规矩，最终酿成了恶果。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专门制定了加强党的纪律的文件，重申了“四个服从”（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组织纪律。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指出：“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央把反对宗派主义、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作为整风的主要内容之一。1941年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统一，批判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组织上的山头主义、思想上的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

当前，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我们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狠抓全面从严治党，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全面从严治党，纪律和规矩是根本保证，必须牢牢坚守。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特别是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作为职责和使命。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团结一切忠诚于党的同志；必须遵循组织程序，重大问题必须请示汇报；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

这是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廉洁奉公

老一代革命家崇高的人格风范，还表现在有廉洁奉公的公仆意识，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应该说是我们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个生动的体现。

廉洁奉公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 不收不当之礼。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不收礼、不送礼，对于群众送来的礼物，我们党的领导人，老一代革命家，是明确予以拒绝的，不接受。这是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所做出的六条规定之一，一是不做寿，二是不送礼，三是少敬酒，四是少拍掌，五是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是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但是虽然做出这样的决定，人民群众出于对领导者的热爱，对领袖的热爱，还是想送点礼物表达自己的敬意。1965年甘肃天水下面的一个公社苹果大丰收，社员们很高兴，想让中央领导同志也分享他们的丰收的喜悦，就给毛泽东同志寄来了苹果，毛泽东同志当时接受了苹果，因为退回去怕烂了，但是让中央办公厅的人写了一封信，信里是这样写的，“中央早有不收群众礼物的规定，请你们以后不要再送，为了不使你们的收入受到影响，现汇去人民币44元8角2分，请查收。”把苹果作价成钱，把钱退回去了，这个事情使当地的干部群众深受感动和教育，专门把这个事情刻成碑竖在村旁，来教育广大的村民。这是这个事情。还有一个事情，

关于总理的。

淮安是一代伟人周恩来的故乡，淮安县委代表家乡人民送些土特产表达家乡的一份心意，从亲情和乡情来看也不算是很出格的事情。但周恩来见家乡送来礼物，很是不安。在中央已明确下发了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禁令的情况下，如果不对淮安送礼行为坚决制止、纠正，各地将会上行下效，请客送礼风气一旦蔓延，不仅会加重人民的负担，而且会助长党风、政风和社会的腐败。为了杜绝人家送礼，周恩来对地方或同志送来的东西，都要求工作人员要么退还、要么按双倍价格付费。对淮安县委送来的土特产，周恩来和邓颖超也坚持从工资中拿出一百元作为土特产的价款付给淮安县委。这价款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据统计，周恩来夫妻俩月工资748.30元，这土特产的费用占了他们工资收入的13.3%。此外，周恩来还特地要求附寄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给淮安县委，明确指出淮安县委的做法违反了中央的通知精神，希望他们认真学习《通知》精神，严格执行要求，认识改正错误。周恩来对落实中央不准请客送礼的规定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给淮安县委上了生动的一课。这是在拒收礼物方面，我们老一代革命家做的是非常规范，非常到位的。这是一个方面，不收不当之礼。

第二个小方面，正确对待名利。

2. 正确对待名利。

老一代革命家当中许多都是能正确对待名利的典范。像彭德怀元帅一生功勋卓著，但生活简朴，淡泊名利。1949年，彭德怀帅军队解放了新疆。群众都涌上街头欢庆胜利。有人抬着彭德怀的画像。彭德怀看见了，说：“我这模样长得不好，难为画家了，还是扯下来，不要抬着让它过闹市了。”说着，他亲手将画架上的彭德怀像扯了下来，撕了。他对身边的人说：“胜利了，要警惕。‘万岁’的口号，首先应该还给人民。要知道，一个阿谀奉承的傻瓜带来的危害，将比100个敌人还要大。”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为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可谓战功显赫。但他总是不准人们宣传他个人，就连新闻记者给他拍张照片都要受批评。记者们知道他的脾气，采访时常常远远地偷拍几张。

还有刘伯承，他在南京军事学院任院长的时候。 建军节前夕，他从北京开会回来后，看到几个文化干事正在大礼堂前悬挂标语，其中一条写着“攻书求实用，应如攻坚求战果”。这句话正是刘伯承为院报《军学生活》出版两周年题的词。他马上对文化干事说：“快把这条标语撤下来。我的话怎么能够写到标语上去呢？不行，赶快把它换掉。”

另外一个将军许光达也是淡薄名利的典范。1950年1月，许光达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故乡。乡亲们听说许将军回来了，都十分高兴。为了表示心意，大家凑钱买了一块长两米、宽一米的镜匾送给他。许光达对此坚持不受。他对倡议人说：“我是共产党员，毛主席教育培养的革命战士不是封建时代的军阀，不兴衣锦还乡，更不敢接受父老们的馈赠。分别20多年了，大家会会面，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激励斗志，搞好工作。我跟随毛主席打仗，贡献甚少，不要给我送匾。如果说有一点成绩，首先应当归功于党和毛主席，归功于人民。”

1955年，许光达被授予大将头衔时，只有47岁，是十大将中最年轻的一个。在得知自己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后，许光达几次给毛主席等军委领导写信表示要降衔，他说。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扪心自问，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微不足道。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

在当时那种有多人公开或私下要求提高自己军衔的情况下，毛主席对许光达这种主动要求降衔的行为，颇为赞赏，对朱德、彭德怀、陈毅等军委领导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革命的明镜。”“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耀，最容易看出一个人，古来如此！”“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贤，英明天下扬。”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和认可。但是毛主席、中央军委并没有批准许光达的申请，而是依据他的贡献，仍然授予了他大将军衔。更难能可贵的是，1965年取消军衔制后，国家规定元帅是行政三级，大将是行政四级，上将是行政五级，许光达这时再次诚恳地向中央提出自己为行政五级，就这样，他成为唯一一个行政五级的大将。反映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谦逊、谦卑的人格魅力和面对名利时高度的政治清醒。他的这种高风亮节，与当前那些想方设法跑官要官、热衷于追求名利的人形成了鲜明对照。

这些都是正确对待名利的典范。他们虽然功勋卓著，但在荣耀面前能够摆正名利、地位与事业的关系，以平和之心对待“名”，以淡泊之心对待“位”，以知足之心对待“利”，以敬畏之心对待“权”，

以精进之心对待“事”，把自己的一切与国家的命运、党的事业、人民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珍惜人民赋予的权力，努力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实事。

廉洁奉公第三个方面表现在管好身边的人和亲属，身边的人包括工作人员，当然更重要的是亲属要管好。在这方面我们老一代革命家应该说都是这方面的模范，都对自己的亲属身边人要求很严。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当了国家主席，这当然使家乡的父老乡亲非常兴奋，他们就认为只要毛泽东说一句话签个字，办任何事情都会畅通无阻，不成问题。所以很多亲戚故旧，都来找毛泽东办事，这其中就包括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文运昌比毛泽东大九岁，当年毛泽东能够离开韶山，离开小山村，应该说文运昌做了很大的工作。他是极力主张毛泽东走出大山，去见世面。后来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时候，军阀队伍来抓他也是文运昌掩护毛泽东脱身，最后自己被捕 ，费了好大的劲才被保释出来。两人一别二十多年，没想到毛泽东进京当了主席，这在文运昌看来，求自己的表弟办一些事情，那是易如反掌。所以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毛泽东设法解决自己家族内部15个孩子的学习包括就业的问题。毛泽东接信之后，应该说也思考了半天，但是最后在信上批了这么几个字，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要说话的。拒绝了自己的表兄。而是从自己工资或稿费中拨款予以接济。

应该说反映毛泽东这方面事情的例子很多。中央文献研究室曾经专门编了一本《毛泽东书信选集》，里面收录了大量的建国后很多亲友来求毛泽东办事的这样一些信件。毛泽东都一概予以拒绝，要按规矩，要按党的政策来办。现在来看，也是非常感人的，非常教育人。

周恩来对自己的亲属要求非常严，本身他对自己也要求非常严。我们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汉高祖刘邦就曾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就说我发达了，如果不回乡里炫耀，那就像人穿着华丽的衣服在夜间走路一样，没有人看到，还有什么意义呢？但周恩来在建国后当了总理，从来没回过自己的老家江苏淮安。

总理离家后，虽然没有回过一次，但他经常思念家乡。1950年，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一个会议上回忆说：“1946年，我从重庆迁往南京的那个时候就很想回到家乡淮安看看，因为那里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1959年的时候，有一次总理从广州飞北京，快到淮安上空时，特意走到驾驶舱中，从飞机上看淮安。”那是1959年元月，当时驾驶员降低了飞行高度，在淮安上空盘旋了三圈。周总理的卫士将总理扶回座位，他一言未发，陷入沉思。

为什么没回去呢？周恩来自己曾对一个亲戚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现在不能回去，一回去就找麻烦，亲戚们全找来了，我满足不了他们，我要等到大家的生活都提高了，我再回去。”

周恩来不只自己不回家，还阻止弟弟周恩寿回去，怕给组织上添麻烦，而且周家在地方也是大户人家，“衣锦还乡”，影响不好。周恩寿夫妻直到死后才得以“回家”，把骨灰葬到了淮安。

所以有的学者分析说周恩来没有回淮安因为他明白他如果回去，他的各门亲戚马上会得到地方官员青睐和特殊照顾，这是难以避免的。尽管他在那里的童年生活并不愉快，但他并不怨恨那里，也不讨厌淮安，他只是不想让他的家获得任何特权。我觉得这个分析是非常到位的。

周恩来对我们广大干部是非常爱护的，也对他们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要求他们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他认为这几关过不好都要出问题，就会出严重的问题。

而他自己，为了防微杜渐，他专门制定了十条家规，要求自己的弟弟，侄子侄女，严格遵守，这十条家规现在看来，都是关于吃饭，住宿，娱乐活动一些非常具体的方面，但当时应该说，把这些都规定下来，要求自己的晚辈都做到，可以看出，周恩来总理对后代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包括在任何场

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这一点应该说周家的后人是做到了的。

廉洁奉公还表现在建国以后，老一代革命家对我们的干部是有高的要求，要求他们廉政，不要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倒。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可能有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但是遗憾的是建国初期，还是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为代表的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的典型，最后被枪毙。

这也震动了当时我们整个党员领导干部，给了他们深刻的教育，深刻的警醒教育。事实证明，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才能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这是第四个方面，廉洁奉公。

第五个方面，道德情操

老一代革命家崇高的人格风范，还表现在它们具有高尚纯洁的道德情操，严以修身。

这方面应该说内涵非常丰富。老一代革命家既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同时又是一个凡人。在做人的这方面，应该说，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分几个小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慎独自省。

(1.慎独自省)

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讲究怎么做人，其中慎独自省可以说是培养一个君子的第一要求。《中庸》中说，君子慎独。所谓“慎独”，是指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即使没有人监督，也能严格要求自己，自觉遵守道德准则，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实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在众人面前讲究卫生，独自一人时就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有警察时遵守交通法规，一旦路口无人值守就闯红灯；在自己熟悉的集体中谦恭有礼，一旦置身于陌生的环境就不再遵守公德；有人官做到一定地位时就失去自我约束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白天是人，晚上是鬼。上班时道貌岸然，八小时以外出入声色场所，花天酒地。这就背离了慎独的初衷。

由此可见，一个人在没有外在监督而独处的情况下，严于律己，遵道守德，恪守“慎独”是十分必要的。

周恩来对此是非常重视的。周恩来曾经提出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不断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他曾经在多次重要的自己主持的会议上，多次谈到，分析自己，剖析自己来教育大家，要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他曾经说，每一个共产党员，从入党的那一天起，都应该下定这样的决心，准备思想改造一直改造到老。他自己确实是做到了。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力倡共产党人要自省、自重、自律、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并且学会养成自注习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严格自律，毫不懈怠，做堂堂正正的君子，使自己仰头无愧于党，俯首无愧于民。刘少奇曾主张把“慎独”作为加强共产党员修养的方法加以运用。他指出，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也要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

邓小平说：“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

在新时期，党员干部更要大力倡导这种“慎独”精神，我们也要以中纪委处理的反面典型为鉴，以《党章》为准绳，查找差距，认真整改，真正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老老实实做官，永远保持党的肌体的健康和组织的先进性、纯洁性。

还有第二个方面，老一代革命家，崇高的道德情操还表现在，自己虚怀若谷平等待人。尽管他们为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国家的富强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在与各界人士交往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看得是非常低的，非常虚怀若谷的和大家交流交往。

这方面的例子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毛泽东和蓝公武的交往，就体现出毛泽东礼贤下士，这种虚怀若谷的风度和胸襟。蓝公武在民国初年也是个名人，他曾经任《国民公报》的社长，《晨报》的董事。当年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吸引了青年毛泽东的注意，但当年毛泽东没机会见到他。到了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时期，蓝公武来到了晋察冀边区。1948年毛泽东住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听说蓝公武就住在附近，非常高兴专门写了一封信邀请蓝公武来面谈。他这封信是这样说的“三十年前，拜读先生在《晨报》《国民公报》上的崇论宏议，现闻先生居所距此不远，甚思一唔，借聆教益。兹派

车迎候，尚蒙拨冗枉驾，无任欢迎。敬颂大安！”非常谦虚。两人见面之后畅谈了七八天的时间，每天两个人在一起交流。毛泽东曾经对蓝公武说过说你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在此不远处有一个小村子有一个温泉，你去泡泡澡，对你健康有好处。但这个温泉水温有点高，而且温泉的周围有点滑，你要下去的时候需要有人搀着，不要摔倒。交代的非常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蓝公武先生没有去泡澡，但是对毛泽东的这个交代这个关心，记在了心上。他曾经对他的子女说过，他一生经历过晚清、北洋、民国几个时代，但没有哪一个时代的领导者，能够像毛泽东这样礼贤下士，中国有了希望。

毛泽东与宗教界包括民族干部的交往，也是非常平等的，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接见班禅，非常关心他。1955年3月9日，毛泽东亲自到畅观楼班禅住地看望十世班禅，并和十世班禅作了长时间亲切交谈。毛泽东说：“每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民族领袖，西藏有达赖和班禅这样的领袖是很好的。”十世班禅听到毛泽东称自己是“领袖”，感到很惊讶，以为自己听错了。毛泽东便再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十世班禅觉得自己承受不起，对毛泽东说：“我不是领袖，只有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认真地说：“您就是领袖嘛! 我看在西藏，不能只喊‘毛主席万岁! ’‘朱总司令万岁! ’还要喊‘达赖喇嘛万岁! ’‘班禅喇嘛万岁! ’”

关心维吾尔族的优秀共产党员赛福鼎艾则孜，一个优秀的民族干部等这些人。

在待人方面周恩来也是非常平等的。建国后周恩来曾经同国民党战犯杜垏明等人谈话，这些人觉得很羞愧，说愧对老师当年在黄埔军校的教诲，最后没学好，跟国民党跑了。周恩来也宽慰他们，说也不能光怨你们，也怪我这个老师没教好，这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这样一说，就把大家的心给拉近了。

还有对末代皇帝溥仪，周恩来也非常关心他个人的生活，溥仪特赦后，周总理非常关心溥仪的生活和再就业问题，在日理万机中专门抽出时间宴请了溥仪和他的家族成员，并和他商讨工作安排问题。为了给溥仪找一个最合适的工作，周恩来反复思考，最终决定把溥仪安排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此后还经常过问他的事情，关心婚姻情况和经济状况。帮他解决他的家族内部的纠纷等等。

对于知识青年，周恩来也非常关心他们的成长，周恩来一直十分关心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一再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级党政机关对上山下乡知青要做到“国家关心，负责到底”，而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心系知青，为他们的妥善安置和健康成长，付出了无数的心血。这是第二个小的方面。

第三个小的方面，老一代革命家的道德情操还表现在他们具有坦荡无私的这种胸怀，刘少奇在《论共产党人的修养》里专门谈到，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纯洁，不能欺骗自己，不能欺骗人民，也不能欺骗古人。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11页）

因为这种坦荡无私应该说我们争取了很多人，包括甚至是敌对阵营的一些人，比方说，周恩来和张冲的交往，张冲这个人应该说，在国民党队伍里边少年得志。在1930年代初，他制造了“伍豪事件”。大家知道吴豪是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时期用的化名。张冲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总干事，这是中统的前身，搞特务工作的。三十年代初，他在上海的各大报刊，发表了吴豪脱党声明，想引起我们的高层的内讧，最后除掉周恩来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但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已经从上海秘密的转到了中央苏区，不可能发表这样的脱党声明，毛泽东等其他同志都是知道的。但是张冲这个人，当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他又主张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而且在刚开始的时候还充当了国共两党之间的联络人。对于张冲的这种转变当时周恩来是高兴的，而且从民族大义出发在国共合作过程当中，周恩来还和张冲建立了比较好的个人关系，两个人相交还很深，为此张冲甚至受到了国民党内部的责难。1941年，张冲因病去世，周恩来在重庆亲自参加了追悼会，而且在追悼会上专门谈到了，他和张冲之间的交往，怎么由对手变成了朋友，讲到动情处，在场的人听了都非常感动。能化敌为友，也体现出我们共产党人在民族大义面前那种坦荡的胸襟，为了抗日我们可以联合一切其他的，甚至是不同阵营的一些人，甚至是过去的对手。

第四个方面，加强党性修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加强党校修养非常重视。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的命题，随后，张闻天、

陈云先后发表《论青年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1939年7月，刘少奇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对加强共产党员修养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这一经典文献，成为党员党性教育的必读书籍。特别是刘少奇同志所提出的，《论共产党人的修养》里边所谈到的，刘少奇明确提出，要特别注意在革命胜利和成功的时候，在群众对自己的信仰和拥护不断提高的时候，更要警惕，更要加紧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修养，始终保持自己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而不蹈历代革命者在成功时的覆辙，时刻来警醒自己，不断加强修养。所以通过延安整风，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说找到了应该说找到了一条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条正确的途径。

道德情操第五个方面的表现是朴实而真挚的感情。我们革命家都具有坚定的意志，但是又都具有凡人的情感，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师长，对自己的朋友他们的感情都是真挚而感人的。

对自己的父母毛泽东应该说是非常尊重的。

1919年前后，他的母亲生病了，毛泽东兄弟三人就带着自己的母亲到了长沙，给她治病，后来母亲去世之后，毛泽东写了一篇长文来纪念他。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的时候，第二天他起了一个大早，没惊动任何人，自己就到自己父母墓前去扫墓，后来大家也陆续的围了上来。在扫完墓之后，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生我的父母，教我的同志朋友，这点还得承认，我下次来的时候，还要来给他们扫墓，还要来看他们。在场的人听了都很感动。

周恩来也非常孝顺自己的父母。但周恩来的母亲在周恩来八九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使他没有能够尽孝。值得欣慰的是，抗战时期周恩来的亲生父亲周贻能来到了重庆，使得周恩来邓颖超能够在他面前尽点孝心。但是1942年7月，周老太爷突然中风去世。那个时候周恩来也在住院，割治疝气。当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周恩来。周恩来最后听说了，也非常悲痛，专门给中央给毛泽东发电报，报告这个事情，而且以他和邓颖超的名义在重庆《中央日报》上专门发了一个讣告，体现出对自己父亲的那种感情。

对于自己的师长，我们党的领导人老一代革命家也是非常尊重的。

徐特立是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他不仅品德和学识一流，而且还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学习方法。对于求知若渴的毛泽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并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中国人民的领袖，与徐特立的教育引导密不可分。因此，毛泽东对徐特立先生一生都是敬重和信赖的。1937年在徐特立60大寿的时候，他怀着对师长的尊敬心情，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信。信中说：“你是我20年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尊师之情溢于言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做为开国领袖，他依然一如既往地热爱和关心自己的先生。一次，毛泽东邀请徐特立到中南海家中吃饭。上桌前，徐特立谦和地对毛泽东说：“你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应该坐上座。”毛泽东马上说：“您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更应该上坐。”事情虽小，却折射出毛泽东对老师的深情和爱戴。

周恩来与南开中学的校长张伯苓之间的交往也是非常感人的。两人相交四十年，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品学兼优，又很有社会活动能力，给当时任南开校长的张伯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当时那种世态炎凉的社会里，张伯苓不因周恩来的清贫而漠然视之，相反，他很赏识、关怀周恩来。张伯苓晚年曾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官员，解放后，周恩来劝说老师不要去台湾，并安排有关部门妥善安置，并说要写信给天津，说明是我们把校长接回来的。张伯苓回到天津后，天津市长黄敬曾给予关照。建国后不久，张伯苓校长去世，周恩来专门赶到天津，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并由他领衔组成治丧委员会。他同校友们见面时说：“很遗憾没有早点来，没能见到张校长„„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张伯苓去世后，周恩来还关心着张伯苓家属的生活。

老一代革命家的战友情也是非常感人的。

像朱德和彭德怀。彭德怀一直是朱德部下和副手。朱德为人忠厚，是十大元帅之中与彭德怀私交最好的。庐山会议上，在许多人表态批判彭德怀时，朱德发言时不愿意对彭德怀落井下石，朱德还说:“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关心经济建设，只要纠正错误，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庐山会议后，倔强的彭德怀搬出了中南海永福堂住所，到京郊挂甲屯吴家花园离群索居，开始了

读书和务农的生活。但朱德还是惦记着自己的老战友和兄弟，他不避嫌，不怕受牵连。他常常去玉泉山居住，为的是方便看望居住在附近的彭德怀。朱德的每次来访都给满腹冤屈和苦闷的彭德怀带来很大的安慰。

1974年11月，彭德怀去世时，临终想见朱德，他一次一次地向看守请求，可谁也不告诉朱德。直到彭德怀逝世后，朱德才知道彭德怀的临终心愿，他顿时老泪纵横。

比如贺龙与关向应之间的战友情，也是令人非常尊敬的，令人感动的。贺龙和关向应曾在1932年，两个人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就一起合作共事。后来长征途中，整个抗日战争中，贺龙是120师的师长，关向应是政委。抗战胜利之后，不幸的是，1946年关向应同志逝世。贺龙非常悲痛，专门写了一篇《哭相应》的文章，来悼念自己的战友，里面写的非常感人，“整整15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酷暑炎天；湘鄂边，湘鄂川黔、云贵川，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入死出生，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茅庐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时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是永别了，翘首苍天，你是音容宛在，而我则寝不成眠。你死了，悲痛了千万人的心，我把悲痛变为力量，我对你沉痛的纪念，就是永远以我的心血，实践你临终恳切深谈的遗言。革命完全胜利之日，就是你含笑九泉之时。”--------《哭相应》确实非常感人。

以上这五个方面给大家简要地梳理了我们老一代革命家的人格风范，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中国古人有讲究不朽的传统，有三不朽的说法，叫太尚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立德立功立言都可以做到不朽，老一代革命家之所以受到世人爱戴，不仅在于他们立下了崇高的革命功绩，卓越的功勋，还在于立下了道德典范，他们既是大公无私共产主义之中共产党人新的道德精神的笃行者，又是忠孝仁义，明理诚信，这些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人，他们的崇高人格风范，确实是一笔财富，值得我们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加以借鉴，学习和继承。广大的党员领导干部要从中体悟崇高的力量，为人民利益的奋斗，努力创造出无愧于先辈和时代的业绩。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赞美孔子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司马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高尚品德如巍巍高山让人仰慕，光明言行似通天大道使人遵循。虽然不能达到（上面）这样的境界，但心里也知道了努力的方向。

对于老一代革命家，对于他们的崇高人格，我们也许永远无法达到这样的境界，但却是树立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面旗帜，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