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经验: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商城商报电子版

浙江经验: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型经济发展模式

上传日期： 2005-07-27 　稿件来源： 郑勇军 【字体：大 中 小】 【收藏本页】

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浙江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大跨度变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制度创新最为活跃的一块经济热土。在这一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巨变和多方位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演化出了一幕幕令世人既惊讶又兴奋的“浙江现象”。其中，最值得研究的经济现象是，浙江省在自然资源非常贫乏和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约束条件下，在缺乏像苏南地区那样的政府强有力的直接投资推动和像珠江三角洲地区那样的外商大规模投资推动的前提下，经济增长所需资金和经营知识主要依靠省域内部的内源积累而不是依靠引进的情况下，取得了持久的高速增长。

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下的高速发展：“增长之谜”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三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和温台模式。温台模式与苏南模式的核心区别在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和角色定位差异。在两种模式中，地方政府对工业化和市场化都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并发挥重要作用。所不同的是，在苏南模式中，社区政府（主要是指乡镇级政府和村民委员会）是充当企业创者、投资者的重要角色，事实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性推动力。而在温台模式中，企业创办者和投资者主要是个人或者是家庭，市场化和工业化的主导性推动力主要来自民间。温台模式与珠江三角洲模式相比，其最重要的共同点是经济发展的主导性推动力都是来自于民间部门；所不同的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作为港澳台地区的后方加工基地，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区域以外的资金和经营管理人才依赖性较强。而在温台模式中，区域经济的微观基础主要是个体户、家庭企业和家族企业，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和企业家资源主要依靠区域内部积累，是一种典型的内源式发展模式。这种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最早发端于温台，后来逐步扩散到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在这一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下，浙江取得的增长绩效令人惊叹。

———浙江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31元到2000年增加到13000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一倍，从全国第16位上升到第4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天津三个直辖市，增幅名列全国第一。

———1978年，浙江省国民生产总值为123.7亿元，到2000年增加到6031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3%左右，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4个百分点，增长幅度仅次于外资投资强力推动的广东省和福建省。浙江省经济规模总量从全国第12位迅速跃居到第3位，仅次于人口规模比浙江多1倍的广东省和多0.8倍的江苏省，在全国排名位置不到三年就超过一个省份。

浙江经济的增长绩效之所以令人惊讶，不仅在于超常的速度和持久的增长动力，更重要的是浙江经济的高增长是在以下“五个没有”的基础上取得的。

———没有良好的资源禀赋。浙江省是一个“资源小省”。据专家测算，浙江省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标名列全国倒数第三，仅次于上海市和天津市。

———没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浙江被列为战争的前沿地带，国家级大型项目极少。1953-1978年，浙江人均国有单位投资仅为411元，是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一半，列全国各省市的倒数第二位，属于典型的“农业省”。

———没有强力的政府直接投资推动。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沿海发达地区所发动的经济现代化，都是属于民间与政府共同发动和推动的经济现代化，但相比较而言，浙江模式相对于苏南模式而言，更具有民间推动型经济现代化的一些显著特征。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温台地区，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已大量存在；到了九十年代初，浙江的其它地区经过两次企业改制，绝大多数企业事实上已经是没有政府投资的民营企业。目前，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不到10%，政府投资并控股的企业已经寥寥无几，政府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相对较小。从国际经验来看，先发性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大多属于民间主导型现代化模式，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一般表现为一种演进的和比较均衡的经济进步过程，经济增长速度不如选择政府主导型经济现代化模式的后发国家或地区。而令人惊讶地是，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浙江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大大快于推行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现代化先发性国家，而且并不比推行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后发国家和地区逊色。

———没有强力的外商投资推动。在中国沿海高增长地区，浙江模式区别于同样主要依靠民间力量，但资金和经营知识主要依靠引进的珠江三角洲模式。1992年，外资占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仅为2.79%。92年以后，浙江引进外资的数量增长较快，但到1998年，全省外商投资占直接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仅为10.81%和5.9%，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同为沿海发达省份的江苏省分别为66.52%和34.77%，福建省分别为40.25%和33.26%。

———没有发生跳跃式经济结构跃迁。由于处于经济起飞初期的区域内部民间资金积累和企业家成长是一个渐进过程，浙江模式的两大基本属性———发动主体民间性和要素积累内源性必然派生出该模式的另一属性———经济结构变迁的渐进式演进性。所以，相对于政府强力推动的苏南模式和外资强力推动型的珠江三角洲模式，浙江模式表现出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组织形态转型相对更为缓慢，企业规模结构偏小等特点。尽管如此，相对沿海发达地区的其它省市，浙江经济在相对缓慢的结构转换过程中照样取得了高速增长。

要揭示浙江经济“增长之谜”的关键在于分析在上述“五个没有”的条件下浙江经济高增长的内在动力。

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型经济发展

的内在动力：发展层面的解释

站在这场通过改革开放发动的经济现代化的起跑点上看，浙江除了区位优势（包括地理位置优势和港口优势）外，并没有其他方面的客观优势条件。即使从一般人力资源角度来看，浙江人的教育综合水平到九十年代中期还处在第十七位。所以，从要素角度分析，浙江经济增长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主要是与人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相关的人力资本优势———浙江人在实现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特性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特性转化中取得了先发优势，并使浙江人与市场经济相关的能力、技能、经验、知识等特定人力资本得到不断地增值。这种人力资本转换和增值的先发效应对浙江经济增长绩效甚至是现代化模式和路径的选择，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人力资本的快速转化和升值，使浙江人较早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在进入市场获取商机方面取得先机，从而为浙江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市场条件；由于人力资本的快速转化和增值，使浙江人能够用经营管理能力特别是经商能力这种特质人力资本弥补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严重不足，并在人力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增条件下迅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为浙江经济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民间资金支撑；由于人力资本的快速转换和增值，使越来越多的浙江人敢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锤炼自己，并在全社会形成了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社会氛围和环境，为浙江经济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企业家资源支撑；由于人力资本的快速转化和增值，使浙江人在制度创新方面先人一步，并能比其他地区较易突破改革的人力资本约束边界，确立市场化的先发效应，从而为浙江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在以日用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工业化初期，浙江省的内源型发展模式具有经营人才众多，民间资金丰裕和销售网络规模巨大且辐射广的优点。尽管浙江企业平均规模较小，但浙江企业绝大多数是本地人自己办的企业。这些企业直接面向市场，建立了由专业批发市场、数百万遍布全国的个体商人和数千家大中型企业销售网共同钩织而成的浙江人控制的销售网络。经营人才资源的积累和销售网络比较优势的形成，使浙江产业的商业利润主要滞留在浙江企业和个体商人手中，有利于浙江企业和个体商人迅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因此，与企业控制权和销售网络主要掌握在外方手中的外力推动型发展模式相比，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型发展模式更有利于区域内部的资本原始积累和企业家资源积累。

高度发达的分工体系是比增长速度更能反映浙江经济发展良好绩效和区域特色的另一个侧面，同时也是浙江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关键性的动力源。事实上，浙江专业市场和块状经济（在国外又称专业化产业集聚区，是指由生产相同或关联产品的众多中小企业在同一区块集聚而形成的产业基地）发达等区域特色，都是浙江经济分工发达的具体表现。

首先，从生产与流通两大领域之间的分工角度来看，浙江经济分工高度发达集中表现在“专业市场网络现象”上。到1999年底，浙江拥有各类集贸式市场4347个，年成交额3606亿，连续9年名列全国第一，被誉为“市场大省”。专业市场是一种为众多企业特别是尚未建立起自身销售网络的中小企业提供共享式销售网络的传统市场制度安排。一个专业化的个体商人通过购买市场中的摊位方式，获取共享式销售网络的使用权，从而为生产企业提供批发服务，并借此获取全部或部分商业利润。浙江专业市场众多，注册的经营户就高达80多万人；浙江人还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办了一大批专业市场，有500多万人在外经商。众多的专业市场和一支遍布全国的数量庞大的商人队伍，共同编织起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浙货销售网络，使浙江产品一生产出来就通过这一销售网络直接面向全国统一大市场。根据斯密定理：分工受市场容量限制。巨大的市场辐射半径和市场容量，为浙江内部的区际之间和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创造了条件，而高度发达分工体系的形成又增强了浙江经济的区域竞争力，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在发展理论中，这种“以贸促工”的发展机制被称之为“斯密动力”。可见，专业市场在浙江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特殊的重要作用。

其次，从区际分工角度来看，浙江经济分工体系发达集中表现在“块状经济现象”上。据初步统计，浙江拥有超亿元的块状经济306个，平均每个区域的特色工业产值8.7亿元，其中10-50亿元的区块91个，50-100亿元的区块13个，超100亿元的区块4个，特色工业企业13万家，工业产值4300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5%左右。在块状经济中，形成了小企业、大产业的经济发展格局。所以，从表面来看，分布在各个区块中的浙江企业规模大多不大，无法享受规模经济。但是，由于浙江企业的专业化程度非常高，就单件产品生产来看，事实上规模经济优势非常明显；更重要的在于区块内部的企业都可享受来自两个方面的产业集聚效应，一是外部规模经济，同一产业的企业在同一区块中集聚，不仅使企业可以共享各种公共基础设施和与生产相关的资产专用性很强的配套服务（如各类专业批发市场），而且还能分享市场、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溢出效应；二是分工经济，包括不同区域的块状经济之间根据比较利益进行分工（区际分工）所获得的生产率的增进和同一块状经济内部的企业之间的分工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进。这就是为什么浙江企业普遍规模偏小、设备并不先进、劳动力价格偏高，但价格竞争力却很强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在浙江，高度发达的分工体系是造就区域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而协调和促进专业化和分工的最重要的有效手段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区域经济竞争中的分工优势，是与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天然适应性的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型发展模式的又一个明显的优势。

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型经济发展

动力结构：制度层面的解释

从制度层面上来看，浙江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型发展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市场化的快速推进和与市场经济高度制度兼容的区域性商业文化环境，以及地方政府正确的功能定位和制度供给能力，有效地解决了经济体系的微观主体激励问题和交易效率问题。

在改革初期，浙江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主要表现在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向传统市场经济转轨过程，改革的核心内容表现在市场化。早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浙江的温州、台州、金华等地，就时显时隐地出现了许多市场经济破土而出的历史冲动。例如，早在五十年代，温州地区永嘉县农民自发地推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七十年代中期在320国道附近的永嘉桥头镇出现了马路市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温台地区和金华地区的义乌、永康等县农民一直保持经商传统，残酷的政治运动始终未能将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尾巴”割干净。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一大批深受区域性的传统商业文化熏陶，因长期躲避政治运动而练就具有很强政治应变能力的浙江农民，当他（她）们敏锐地觉察到政治气候和政策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从事非农产业的政治风险预期值已大大下降的时候，率先投身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于是，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在温州的永嘉、苍南、乐清、台州的路桥和金华的义乌等地，在传统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和缝隙中，开始出现了许多带有市场经济因素的民间制度创新，如专业市场制度创新、股份合作制创新、民营金融制度创新，等等。到了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浙江在城市建设中引进市场机制和借助民间力量进行公路、水库等基础设施建设（被称之为“四自工程”、“五自工程”）等方面进行了轰动全国的制度创新。

浙江市场化改革与同处沿海地区的上海、深圳等地明显不同。上海和深圳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定位从一开始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她们的改革过程，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城市经济的市场化过程。浙江改革的先发效应及其经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传统经济部门为主的农村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目前，浙江已经基本完成市场化任务，已进入传统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转轨的体制现代化阶段。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一点不亚于前一阶段的市场化任务。

改革的先发优势为浙江营造了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落差，这种“落差”成为区域竞争中的比较优势。由于浙江市场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竞争性的市场力量对浙江的微观主体形成有效的激励，使浙江经济充满活力。不仅如此，由于市场能够相对较好地解决信息不充分问题和激励问题，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仍然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广泛地运用市场机制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不仅解决了人的积极性问题，而且也有效地降低了制度运作的交易成本，提高了整个区域经济的交易效率。

浙江古代称越国，很早就出现了商业活动。越国上将军范蠡，弃官从商，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富商大贾，被历代商家尊为祖师爷。隋唐以来，江南地区工商业空前繁荣，隋朝开凿大运河，将杭州与北方广大地区通过水路连接起来，形成水运网络，包括杭州在内的沿运河城市商业日益繁荣。而明州(宁波)、温州在唐时也同扬州、福州等城市一样是重要的海上贸易港，成为中外商人会集的地点。在这些商业城市，已有较为完备的市场发育。真正辉煌的时期应是始自两宋，特别是南宋。作为南宋都城的杭州市场众多，且向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又出现新的发展势头，特别在沿江沿海地区，富商大贾云集，商业资本有了大量的积累，而且商业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的角色开始出现分离的迹象。明万历前后，地方性的小市场迅速增加，这些小市场不仅有坐贾开议固定字号的商店，也有行商收购地方产品，运往外地销售。随着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地方性小市场(南方称“墟”)的基础上出现了专业性城镇，如，浙江嘉兴的濮院和湖州的南浔等都是当时有名的丝织业专业市镇。

可见，从历史角度来看，尽管战乱、政策抑制等外生的因素经常延缓浙江这一区域经济的市场经济发育步伐，但始终存在着市场经济发育的内在冲动。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温州、台州、金华等地，小商小贩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浙江人对商品经济的“制度记忆”，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成为民间制度创新最为活跃地区并在区域竞争中取得市场化先发优势的重要原因。

浙江历史上商品经济一直相对较为发达，与浙江特有的商业文化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浙江是中国海岸线最长的省份，远离中原统治中心。海洋文明求新求变的特质加上较少、较迟受到程式化的中原文化的影响，在浙江人的性格中始终张扬着至少是潜伏着创新、开拓、不墨守陈规的精神或文化因子。活跃的商品经济孕育了浓郁的商业文化，熏陶着一代又一代的浙江人。同时在意识形态与思想领域，浙江一直处于华夏文化的边缘地区，在宋代程朱理学盛行的时候，浙江却出现了以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主张“义利并举”和“工商兼本”，这不啻于是对当时主流儒家思想的巨大挑战。在这种功利主义哲学的熏陶下，造就了浙江人讲究实际，务实肯干，敢于冒险的精神，形成了一种比主流儒家文化具有与市场经济更高制度兼容性的亚文化系统，这种带有明显区域特性的亚文化系统蕴涵了丰富的市场经济文化因子，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发育起到重要的作用。

首先，从功利主义和财富观角度来看。文化对市场经济的塑造作用，为市场经济发育提供了精神动力资源。文化通过塑造市场经济主体，进而影响市场主体行为的各个环节，以伦理道德规范和修正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并将其引导到有利于市场秩序之形成和维持的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不仅善于经商办厂，更重要的在于喜欢经商办厂。这种“重商”的社会氛围的形成与区域性商业文化密切相关。正是“重利意识”和用财富数量来衡量人生价值和社会地位的“职业观”，构建了能在经商办厂中获得强烈效用满足的“浙江人效用函数”，并在赢利动机驱使下形成了强烈的生产性努力的激励。不仅如此，由于浙江人的这种财富观和职业观，使区域性的社会习俗更利于形成对他人财产的认同感，从而有利于确保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产生和有效发挥作用。

其次，从实用主义和效率观角度来看。在强烈的功利意识驱使下，浙江人习惯于以经济效益为核心进行决策，而不喜欢讲究形式主义。务实而且精明的文化个性，使浙江人自觉和不自觉地追求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最佳配置，而浙江人的这种实用主义和效率观与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再次，从理性主义和信用观角度来看。尽管在浙江人身上也会经常发生违约现象，但是，在中国这样一直以来法制和市场都不完善的条件下，交易和分工的领域和范围赖以扩展所需的道德基础非常欠缺，浙江人如果不能建立自己的商业信誉，是很难在市场竞争中长期立足的。而事实上，浙江产品大多销往省外，浙江也有500多万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办厂，在地方保护主义十分盛行的中国，可以想象，如果浙江人仅有经商意识和能力，而没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是难以有如此大的作为的。正因为浙江人地矛盾特别严重，工业用的矿产资源非常贫乏，浙江人懂得只有通过市场途径才能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浙江人特别需要在对外交往中珍惜商业信誉。因此，在对外交往中选择合作是浙江人理性的显现。同时，也正因为浙江人长期接受市场经济的洗礼，熟悉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和规则，更懂得竞争和合作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制度和秩序的重要性。正如社会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事实上就是理性化过程。资源压力造成的对外依赖和经受市场经济活动的长期洗礼，使浙江人建立起了相对较好的信用观。在市场机制不完善和法律体系不健全的条件下，信誉这一无形资产的积累，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实现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促进分工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分工程度的不断深化，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由于存在阻碍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育的政策性歪曲（是指由于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而导致市场经济难以发育）和自然性歪曲（主要是指由于民间部门自身的弱小或存在不利于市场经济发育的社会因素而导致市场经济发育迟缓），在后进地区，市场经济并不具有从社会中自然发育的特性，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促进市场经济诞生和发育的“市场创造者”作用。尽管民间部门在浙江经济发展和市场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完全是无所作为的。事实上，在浙江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省和其他省市一样，也存在阻碍市场经济发育的政策性歪曲因素和自然性歪曲因素。浙江省的地方政府在消除政策性歪曲和自然性歪曲，促进市场经济发育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政府角度来看，浙江省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型经济发展模式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正确的功能定位和强有力的制度能力。

浙江省的各级地方政府相信人民群众的创业能力，积极支持和鼓励人民群众的创业活动，较少介入到单个产业发展，而是集中精力致力于为民间部门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特别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大环境，从而为民间部门能量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条件；浙江省的各级地方政府解放思想，善于创造性地运用中央改革开放政策，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为浙江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从而为浙江在区域竞争中的体制落差优势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浙江省的各级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推动民间部门积极创业，加快市场经济发育的制度能力。所谓政府的制度能力主要是指政府提供各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的供给能力。“制度能力的有无，及其优劣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运”。由于浙江省委省政府注重调动基层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注重公务员激励机制建设，注重塑造官民激励兼容的良好关系，培育了一支市场经济意识强、业务素质高、具有创新精神的公务员队伍，为浙江地方政府的强有力的制度能力形成创造了人力资本条件。

（作者系杭州商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副院长，浙江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