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野大学英语第四册Unit2课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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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生在伦敦南部的一个贫困地区。

他穿的短袜是从妈妈的红色长袜上剪下来的。

他的妈妈一度被诊断为精神失常。

狄更斯或许能创作出查理·卓别林的童年故事，

但只有查理·卓别林才能塑造出了不起的喜剧角色“流浪汉”，这个使其创作者声名永驻的衣衫褴褛的小人物。

就卓别林而言，其他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日本，都比他的出生地给予了他更多的掌声（和更多的收益）。

在1913年，卓别林永久地离开了英国，与一些演员一起启程到美国进行舞台喜剧表演。在那里，他被星探招募到好莱坞喜剧片之王麦克·塞纳特的旗下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很多英国人认为卓别林的“流浪汉”多少有点“粗俗”。

中产阶级当然这样认为。劳动阶层反倒更有可能为这样一个反抗权势的角色拍手喝彩：他以顽皮的小拐杖使绊子，或用皮靴后跟对准权势者肥大的臀部踢一下。 尽管如此，卓别林的滑稽乞丐形象并不那么像英国人，甚至也不像劳动阶级的人。 英国流浪者并不留小胡子，也不穿肥大的裤子或燕尾服：欧洲的领导人和意大利的侍者才那样穿戴。

另外，“流浪汉”瞟着漂亮女孩的眼神也有些粗俗，被英国观众认为不太正派──只有外国人才那样，不是吗？

而在卓别林大半的银幕生涯中，银幕上的他是不出声的，也就无从证明他是英国人。

事实上，当卓别林再也无法抵制有声电影，不得不为他的“流浪汉”寻找“合适的声音”时，他确实很头疼。

他尽可能地推迟那一天的到来：在 1936 的《摩登时代》里，他第一次在影片里发声唱歌。在片中，他扮演一名侍者，满口胡言乱语，听起来不像任何国家的语言。

后来他说，他想象中的“流浪汉”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但已经没落的绅士。 但假如他在早期那些短小的喜剧电影中能操一口受教育人的口音，那么他是否会闻名世界就难说了，

而英国人也肯定会觉得这很“古怪”。没有人知道卓别林这么干是不是有意的，但这促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是一个才能非凡的人，他的决心之大甚至在好莱坞明星中也十分少见。

他的巨大名声为他带来了自由，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财富，他因此得以成为自己的主人。

在事业发展之初，他就感到一种冲动要去发掘并扩展自己身上所显露的天才。 当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自己扮演的“流浪汉”时，他说：“这不可能是我。那可能吗？瞧这角色多么与众不同啊！”

这种震惊唤起了他的想象。

卓别林并没有把他的笑料事先写成文字。他是那种边表演边根据感觉去创造艺术的喜剧演员。

没有生命的物体特别有助于卓别林发挥自己艺术家的天赋。

他将这些物体想象成其他东西。

因此，在《当铺老板》中，一个坏闹钟变成了正在接受手术的“病人”；在《淘金记》中，靴子被放在锅里煮，靴底被蘸着盐和胡椒吃掉，就像上好的鱼片一样（鞋钉就像鱼骨那样被剔除）。

这种对事物的转化，以及他一次又一次做出这种转化的技巧，正是卓别林伟大喜剧的奥秘所在。

他也深切地渴望被爱，同时也害怕遭到背叛。

这两者很难结合在一起，有时这种冲突导致了灾难，就像他早期的几次婚姻那样。 然而即使是这种以沉重代价换来的自知之明也在他的喜剧创作中得到了表现。 “流浪汉”始终没有失去对卖花女的信心，相信她正等待着与自己共同走进夕阳之中；而卓别林的另一面使他的凡尔杜先生，一个杀了妻子的法国人，成为了仇恨女人的象征。

令人宽慰的是，生活最终把卓别林先前没能获得的稳定和幸福给了他。

他找到了沃娜·奥尼尔·卓别林这个伴侣。她的沉稳和深情跨越了他们之间37岁的年龄差距。他们的年龄差别太大，以致当1942年他们要结婚时，新娘公布了他们的结婚日期后，为他们办理手续的官员问这位漂亮的17岁姑娘：“那个年轻人在哪儿？”──当时已经54岁的卓别林小心翼翼在外面等候着。

由于沃娜本人出生在一个被各种麻烦困扰的大家庭，她对卓别林生活中将面临的挑战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因为当时关于他俩有很多毫无根据的流言。后来在他那个有那么多天才孩子的大家庭中，卓别林有时会引发争吵，而她则成了安宁的中心。

卓别林死于1977年圣诞节。

几个月后，几个近乎可笑的盗尸者从他的家庭墓室盗走了他的尸体以借此诈钱。 警方追回了他的尸体，其效率比麦克·塞纳特拍摄的启斯东喜剧片中的笨拙警察要高得多。但是人们不禁会感到，卓别林一定会把这一奇怪的事件看作是对他的十分恰当的纪念──他以这种方式给这个自己曾为之带去这么多笑声的世界留下最后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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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的阿加莎·墨丹妮·姆波戈，为人谦虚，谈吐温柔，算不上是个革命者的形象。

然而就在6个月前，她做了一件极富革命性的事情：她参加了肯尼亚恩布市的市长竞选，并且当选。

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姆波戈女士是由区议会的同事们投票选出的，而那些人全是男性。

在肯尼亚乃至整个非洲，妇女的政治力量日益壮大。恩布市是一个位于内罗毕东北部的农业地区，距内罗毕两个小时的车程。对于生活在此地的数千妇女来说，姆波戈成了这种力量的标志。

1992年，姆波戈女士开始追寻她的从政梦想，她竞选了恩布市议员。像其他打算从政的非洲妇女一样，她面对着很多阻碍：

她缺钱，

没有政治经验，

要回答许多关于她个人生活的荒唐问题。

她说：“我的对手一口咬定我要与外市的人结婚并搬走。”

姆波戈还要面对本市妇女的诸多误解，她们中间有许多人起初并不愿意为她投票。 她成为捍卫妇女政治权利的使者，向妇女团体发表演说或者挎着手提包挨家挨户去做演讲，并给他们讲解政体，一讲就是数小时。

“她胜出我很高兴，因为是男人们选举了她，”恩布市的一位农民政治活动家利迪亚·基曼尼如是说。

“这正是我期望的结果，因为它似乎战胜了„女人当不了领导者‟这种观念。” 非洲妇女的教育已经成为政治活动家们着重考虑的问题。

有个机构已经在肯尼亚农村举办了十几次研讨会，目的是帮助妇女理解国家宪法以及民主政治制度的程序及理论。

一位资深的女政治活动家说，许多妇女连参政的最基本知识都没学过。

她说，有人教她们，在竞选运动中谁 “给你半公斤面粉、200克食盐或一条面包”，就投票选谁。

妇女政治活动家们说她们正在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作斗争。

这些传统要非洲妇女做饭、打扫屋子、照管孩子、种庄稼、收庄稼、支持丈夫。 她们通常不能继承土地，不能与丈夫离婚，不能理财，也不能从政。

然而，肯尼亚妇女从事政治活动并不是什么新现象。

在20世纪50年代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肯尼亚妇女就经常秘密地为部队提供武器并监视殖民军的阵地。

但是独立之后，领导者们惟恐失去自己的权力，将妇女排斥在政界之外。这种现象在非洲大陆随处可见。

今天，男性仍占有优势。

肯尼亚妇女占选民人数的60%，但在国民大会中的席位仅有3%。

从来没有一位肯尼亚妇女担任过内阁职务。

在这种背景下，阿加莎·姆波戈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

在赢得议会席位之后，她拒绝了被同事称为“女人委员会”的教育及社会服务委员会的职位，

而加入了城市规划委员会。这是个更显眼的工作。

接着，在去年，她决定挑战恩布市市长，一位资深政客。

姆波戈女士说，为肯尼亚乡村地区提供大量捐助的团体 “不愿意到这里来”，为此她感到很失望。

“我们没看到有人为社区办过什么事，”她说。 “这是一件丑闻，捐资者的钱似乎落入了个人腰包。”

经过一场激烈的竞选，她以7比6的选票当选。

她说恩布市的妇女为此兴高采烈，

而男人们则很不解，有些甚至心怀敌意。

她回忆说，男人们不解：那些男人怎么会选一个女人？

但姆波戈女士并没有像其他女政治家那样受到攻击。

有些女政治家曾说她们的支持者有时在集会后会受到棍棒袭击。

去年6月，肯尼亚警方企图驱散在内罗毕西北部举行的一次妇女政治集会，坚持说它是非法的，可能引发骚乱。

目击者报告说，当时有100名妇女，包括一名国民大会委员。她们拒绝离开，于是警官扯下她们的标语，并对她们棒打拳击。

与此相反，姆波戈女士通常受到恩布市男士们的热烈欢迎，许多人说现在很高兴议会选择了她。

如今，捐助团体正式给恩布市的若干项目提供了资金。

在市中心建起了一个新市场。

医院新增添了有200个床位的产房。

为几十个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建起了集体宿舍。

姆波戈女士对这个市场和医院感到特别自豪，因为“它们对妇女有很大的影响”。 在现在的市场上，数以百计的人在遮阳伞下摆卖果蔬。一个卖柠檬的妇女说她喜欢新市长。

“我感觉如果碰到问题，我可以到她的办公室去找她，”她说。

“以前的市长呼来喝去，好像是个皇帝，他并不想听我的问题。”

旁边，有个男人说他发觉姆波戈女士带来了一种清新的变化。

“我厌倦了男人，”看着自己那一大堆洋葱，他说。

“他们只会许诺，但没有实际的东西。只要她能不断带来我们所需的东西，她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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