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知命不断完善

　　常有人问，“什么是特级？”我总是笑嘻嘻地回答：“‘特级’，就是特别着急干活。”这是玩笑话，也是我十几年“特级生涯”的真实写照。当年北京市政府评选特级教师的比例是千分之一，当我有幸成为这“凤毛麟角”时，便得到了很多人的高看。于是，所有与教学相关的事务都理所当然地“找到”了头上，自然不能不“特别着急干活”了。　　我不希望人们说到特级教师时，眼前就呈现出一个抛弃家庭、舍弃亲情的工作狂、“劳动模范”，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名普通教师真实的工作状态和成长经历，让我们在正常的生活中，领悟生活，研讨教育，享受快乐。　　在犹豫彷徨中缓慢起步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我，与万方多难的民族一同经历了悲喜交加、先风雨后彩虹的行进历程。1975年春，我高中毕业，“听从学校安排”来到北京平谷县熊耳寨村插队。两年后被选拔到北京市公安学校学习，经过几个月的专业培训，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做了一名侦查员。后来，为了圆自己的大学梦，参加了1978年的全国统一高考，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做高中语文教师，至今教龄刚好满30年。　　清楚地记得，上的第一节课是翦伯赞的《内蒙访古》。当学生朗读课文读到“苑囿”一词时，把“苑”读成了“yuán”；我立即纠正说读“yuàn”。学生一下炸了锅：“读yuān，真的读yuān”此时，坐在后面听课的教研组长和教务主任都用眼睛示意我：学生的说法是正确的。其实这本不是个问题，查一下字典完全可以解决，但是当时谁也没带字典。下课后，教研组长特别强调说，“咱们学校附近的‘西苑’，大家都念作‘xīyuān’，那还有个中医医院”。这时我告诉他，昨晚确实查过字典了，就是读“yuàn”。隔了两天，教研组长告诉我说“你是对的，看来以后不能单凭经验了”。这件事给了我两点启发，第一，语文课上必须让学生准备字典，并养成随时翻看的习惯。第二，做事要实事求是，对的坚持，错了改正，不必顾及面子。后来在教学中，如果不慎出现了错误，我总是公开承认“……地方我讲错了，应该是……大家重新记忆一下”。这种不求保全自我形象，只为求得真知的治学态度，也影响了学生，于是他们懂了“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老实说，刚当老师时我真的不知该怎样教课，尤其是现代文，觉得讲不讲学生都会。所以便把注意力都放在了文言文的教学上。那时与我同头的余顺吾先生，古文功底雄厚，课文中几乎所有的实词，他都可以从字源上把本义、引申义、文中义讲得清清楚楚。听了余老师几节课后，我也照猫画虎地做了起来：备课时，把文中出现的重点实词的字源、字义和引申义都查仔细、理明白，然后再研究“切入点”和值得讨论的问题。入职之初养成的这个习惯，让我后来的文言文教学始终得心应手。　　记得第一次试卷讲评时碰到了个“黄享”字。我翻遍了手边所有的字典，仍旧查不到它的读音，只好专门跑到清华大学图书馆查找，足足花了近两个小时才查到读“tūn”。“何必如此较真呢？”事后我问自己。“没有严谨，不成学问”，不是清华的学风吗？“一字不识，乃师之羞；半点不知，乃师之耻”，不是对自己要求的底线吗？我这样回答了自己。　　虽说备课、判作业、改作文、管理学生辛苦异常，做得也算尽心尽力，但我心中仍然充满对公安工作的留恋和对中学教师工作的轻视。为此，我多次找学校领导，申述自己不适合当教师的种种理由。那时，学校里常常有“跳槽”的事情发生，不少人因为要调走，甚至跟校长拍桌子吵架，撕破了脸皮。我不会吵架，只能礼貌地请求，在请求中等待领导的“开恩放行”。可以这样说，在当老师的前6年里，每当有老师成功地调离附中，都会让我的心泛起涟漪。　　至今令我十分感念的是，对我的要求调离，附中领导从没有简单地拒绝过，而总是择机表扬、充分肯定我在教学上的刻苦与认真。还让我以“骨干教师”的身份参加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讨会、参加教材辅导读物的编写。当年的书记、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多次与我谈话，说服我、开导我，帮助我树立专业思想。特别难忘的是万校长（万邦儒，在清华大学附中任职30年的全国著名校长）与我的一次长谈，让我知道了学校对我的期望：“学生这么喜欢你，为什么要离开呢？你施展才华的天地已经打开，放弃太可惜了……我们学校教师的奋斗目标应该是‘争做教育家’。你不想试试吗？”应该说，这番话对我不安定的心起了稳固作用，也让我在受宠若惊之余，知恩图报，明确了奋进目标。　　再后来，随着女儿的出生、成长，让我格外地依赖清幽、美丽、四季如画的清华园，喜爱这里干净、清静、充满书卷气的土壤。加上先生的不断劝慰与大力支持，我便开始心无旁骛地投身教育了。　　在锤打磨砺中迅速成长　　从教之心渐渐稳定后，我开始思考怎样用比较有效的方式快速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因为我发现自己开始变得非常能说，写文章也不感到困难。思来想去，与几年来近千节语文课的“演练”分不开。“能不能在课堂上，让学生练嘴练脑以迅速发展其说写能力？”带着这种想法，我开始了实践。记得在实践之初曾有一次既尴尬又幸运的遭遇。　　那是一节口头作文课，我给了学生一个话题，让他们谈自己的看法。话题如今已记不起了，只记得三四个人发言后就再无人说话了。要命的是，那天教研组长竟然陪同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的姚家祥老师来听我的课。看到我急得不知所措，语文科代表和班长拼命捧场，两人你来我往没话找话地“挑衅”对方，直到强词夺理、无病呻吟。总算听到了救命的下课铃声……　　刚一走出教室，教研组长就一脸不满地问：“你备课了吗？”让本已极度沮丧的我更加无地自容。　　事隔不久，姚老师却点名让我在区里上公开课，形式就是“口头作文”。他坚持认为这种课型“简便快捷收效好”，值得推广。于是我精心设计了“以口头作文形式，对小说《雾》的细节描写进行赏析”一课。这课后来被评为海淀区优秀课，我也因此成为清华附中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海淀区讲课获奖的语文教师。1990年在姚老师的举荐下，我成为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当时最年轻的兼职教研员，担任每学期为教师辅导教材教法和出区统考试题的工作。毫不夸张地说，是姚老师的慧眼和提携，让我将语文教学与教研变成了自觉追求的事业。 　　口头作文课的成功让我想到，语文学习如同游泳，如果总是教师在水下示范“应该这样游、不能那样游”，而不让学生下水去尝试，那最后得到提高的只是教师本人，作为旁观者的学生只能知道个皮毛，不会有根本长进。课堂不应是教师展示才华的讲堂，而应是让学生“下水”，亲自去游泳、去体会的学堂，他们只有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尝试，在尝试中感到成功的喜悦，才可能最终提高语文水平。　　基于这种认识，我的“口头作文课”一直坚持了下来，成为融入教学进程的有计划有目的的课型。从大胆发言到即兴演讲再到避免口头语，是口头作文的心理要求；从完整地叙述到有针对性地评论再到命题拓展，是口头作文的形式要求；从讲课文梗概到命题议论再到诗词赏鉴，是口头作文的内容要求。训练渐渐形成规模，学生们开始变得伶牙俐齿、出口成章。后来，在8年实践的基础上，我写了《口语表达与素质教育》的论文，获得北京市教学论文特等奖。　　说到获奖论文，我必须提到一位德高望重、锐意进取，在全国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前辈——章熊先生。与章先生的交往起于何时，记不清了。总之他喜欢我的经历，我崇拜他的睿智。后来，参加了他主持的一个国家级课题，在他的指点下，按照“模仿——类推——创造”的程序，对学生进行言语技能的训练与研究，便与章先生的接触日渐增多起来。1998年底，因论文第一次获得特等奖，高兴之余，我把论文送到章先生面前，想让他看看口语训练这么做行不行。先生对我的论文作了数处评注，指出了10余处不妥的说法，尤其是纠正了我对“中国一贯不重视口语能力的培养与训练”的归因，令我茅塞顿开。　　2000年，我研究中学生阅读的专著《童心拥有读书乐》出版前，出版社要求请专家写篇“导读”。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又找到了章先生。先生没有任何推辞，抱病写了2000多字的文章，对我根据教育心理学原理，系统地论述激发学生阅读兴趣的机理与做法，予以充分肯定。他评价我的著作是“一种引导，引导教师们有新的发现”。先生的鼓励激发了我的灵感，让我在阅读教学中更加游刃有余，得心应手。章先生常说，“我老了，有些事得你们来做了。我替你们读书，大家来实践。在实践中思考、摸索、总结”。章先生的“铺路精神”和探索精神，时时感动和鞭策着我，让我常常自觉地进行反思和琢磨，以期发现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规律。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和10年“文化大革命”，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属于“先天不足”的“孱弱儿”。尤其是“文革”10年几乎没上什么课、没读什么书。那时，我偷偷看的书大多是红卫兵抄家后撕毁的，没有封面和结尾、不知作者。后来上大学后我如饥似渴地读书，才发现一些小说似曾相识。在那样的环境中读那样的书，当然不会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不懂得看书应该先看作者、朝代和出版社，然后再看目录、看内容。当了老师后，我汲取自己读书的教训，用心培养学生的读书习惯，不断告诉和提醒学生，做读书笔记：摘抄重要段落，做旁批与眉批；记录看过的作品名称、作者和出版时间，帮助他们养成搜集整理资料的正确方法与习惯。许多上了大学的学生后来给我反馈：“当年您教给的积累资料的方法到大学后非常有用，让我们写作业和论文都比别人快。现在翻看早期做的读书笔记，还钦佩自己曾经有过那样深刻的见解与分析。”　　1995年春，有一个全国性的语文现场展示会在我校举办，我上的是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当时教学目标设定为：通过反复朗读，疏通课文，理解游记中所含的哲理。上课时按照初读——扫清文字障碍；再读——准确通顺；三读——读清句读与脉络；四读——读出作者游山前后的情感，找出关键词，理解其内涵；五读——“使其言皆若出自吾之口、吾之心”。45分钟之后，近一半学生已然可以背诵王安石说理的那段文字。听课的近百名老师给予此课很高的评价，记得北大附中邱忠孝先生开口便说，“许久没有听过课堂上的琅琅读书声了……这一课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震撼”。　　其实，通过反复朗读直至了解作品的深刻含义，完全说不上有什么“新意”，因为老祖宗们早就提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中国传统式的私塾教育所采用的基本教学方式，也是诵读。虽说在强调“高效”、“快捷”的今天，有人会觉得“熟读成诵”太慢、效率太低；但语文学习强调涵泳、强调浸润、强调感悟、强调积累的规律是无法改变的。这节课所以会得到前辈的赞美，实在是当时的语文教学太注重分析、太能微言大义了。许多时候，学生对课文还没有读过或者没有读完，老师便连珠炮似的发问、分析讲解。——少了仔细品读文本这一重要环节，怎能对文章内涵和作者的情感作准确的理解和阐释？其结果只能是扼杀了学生的联想，寡淡了语文的意境，冲刷掉教学的况味。天长日久，必然无趣。也难怪那么多学生不喜欢语文课，难怪那么多舆论谴责语文教学。　　在鲜花掌声中反省提升　　1995年，我被推举到教研组长的位置上，开始了教学、科研、管理的多重探索。根据清华附中学生普遍重理轻文的风气，我带领全组教师对语文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第一步，全面开展“学术小论文”的写作活动，使每个高中生都经历一次正规的学术研究“演练”。让学生在选题、开题、接受导师指导、搜集查找资料、调查实验、归纳整理资料、形成论文纲目、完成论文草稿、修改论文、进行论文答辩的“完整的学习活动”中，提高其发现、阅读、研究、整合、概括等能力。第二步，全面推进“互动式作文”，使学生的每一次作文都能得到具体及时的评判与反思。具体做法是，作文初稿首先让身边的3名同学阅读，由这3名同学分别写出文章“值得赞扬之处”与具体的改进意见，然后返还本人进行修改。修改后的作文再面见老师，得到最终的评价与成绩。如果二稿仍不理想，则单独面批或者集体进行评改。这样“几上几下”，看起来有些麻烦，但学生却因此获得写作文的成就感——几乎所有人看到来自同学的赞美时都沾沾自喜；而评判赏析同学的作文，又让学生在品评分析中熟悉了作文的基本方法。改革的第三步力度最大，即选用对全体师生来说都具有高强难度的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实验版教材（周正逵主编），按照高一“文言”、高二“文学”、高三“文化”的内容推进，教学中要求教师务必先于学生背下课文，课堂大块时间留给学生诵读，最终将大量背诵、强化积累、夯实基础、深厚人文素养的目标落到实处。 　　教学改革使学生的语文水平迅速提高，最明显的进步就是作文比赛频获大奖，中考、高考频传捷报。语文组被评为海淀区优秀教研组，我也被评为海淀区语文学科带头人、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　　在纷至沓来的荣誉面前，我感到的只是惶惑和自身的“亏空”。尤其是1997年，受清华大学委派，到韩国汉城大元外国语高中讲授汉语会话一年后，我更是觉得自己“底蕴不足”，不能用“系统、完善、深刻的教育理论自觉指导实践”。恰在这时，我被选入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研修班学习，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每逢周六周日，我肯定会坐在北京四中的教室里，聆听各种讲座或者研讨语文教学。2000年，又荣幸地入选首批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班，到上海脱产学习三个月。还是在这一年，我被北京市政府授予“特级教师”的称号。从上海回来后，我再接再厉，完整地旁听了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硕士班的教育心理学课程。在这系统的学习中，我悉心研读了当时最新出版的教育学、心理学、阅读学、语言学、接受美学等著作，一本接一本，不知疲倦、不敢懈怠。此间的学习，是建立在十几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的，因而目标明确、目的单纯，自然收获极大。　　虽说作为教研组长，应更关注带好队伍、让年轻教师快速成长等问题。但我觉得更要思考的问题是，今天我们如何成为优秀的语文教师。对于优秀语文教师的定义，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两点却一直是人们的共识，即高尚的人格与深厚的修养。因为人格高尚，所以学生才会敬佩你、喜欢你、亲近你，所谓“亲其师方能信其道”；因为修养深厚，所以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大到一篇课文的处理，小到每个词每句话的使用，都会透出文学与文化的元素，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欣赏、浸润、提升。由于语文博大精深无所不包、似水一样无所不在，所以需要我们不断学习、不断完善、不断思索、不断深厚。可以这样说，从教授语文的那天起，我们就在充满真情、充满智慧、充满挑战、充满创造的文化长廊中徜徉前行。语文教学的性质，决定了教师必须终生学习，努力完善。我们未必是圣人，但我们务必通过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将祖国文化中的精髓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唯其如此，方能称得上是优秀的语文教师。也就是说，做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应该把“高尚人格”和“深厚修养”当作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而刻苦读书，用心思考，勤勉工作，是达到此目标的不二法门。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这种成功，那我们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我们的一生都是幸福的。　　2010年，由于身体和年龄的原因，我辞去了教研组长职务，从而有了专心研究语文教学的时间与精力。此时，我的恩师——李裕德先生（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特级教师），把他多年来积存的语文教学研究资料几乎全部送予了我。他希望我继承他的研究，“为使语文教学回到正常有序的轨道呐喊”。他现在旅居国外，却常常给我写信，与我交流探讨新课改背景下的语文教学，敦促我的研究。我知道学习与探索之路还长，虽然临近退休，但为了我奉献一生的语文教育事业，我仍要努力学习、不断完善，在研究探索中享受生活，感受快乐人生。　　作者简介：崔琪，语文特级教师，国家级骨干教师，北京市优秀教师、师德标兵。从教30年，始终工作在教学第一线。首创的“读后仿写”成为许多教师喜用的教学方式。撰写、主编了多部关于阅读与作文教学的著作；研究阅读的专著《童心拥有读书乐》获得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基础教育专项奖。　　（责任编辑 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