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干部"狄仁杰与好监察阎立本

2013年01月04日新华每日电讯15版

跨行政区监察,是一项好的制度,但要想落实,关键要看谁来执行——是阎立本,还是张利贞?阎立本能够发现狄仁杰,延续大唐盛世；而张利贞却错看了安禄山,从而炮制了唐朝的从盛到衰的拐点。

■关山远

岁末年初,历来是人情往来繁忙时机。2013年有些不一样,“八项规定”正在持续发酵,带来官场新风,干部们玩虚的少了,往基层跑的多了,满嘴酒气、飞扬跋扈一类,已成了舆论中的过街老鼠。

“干部”二字,是一个外来词,从日语中借来。干部是一个国家各项事业的骨干,维护国家的运行。干部的发现选拔、考核监督,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这重要的事情,还真难做。一个工作时间喝得醉醺醺的家伙,自然不是好干部,但那些八面玲珑实质满腹坏水的钻营者,却很容易混入干部队伍。

“八项规定”,只是一个开始。干部的考察任用,需要更完善的制度保障,需要更扎实的贯彻落实。

狄仁杰的“伯乐”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狄仁杰是一个优秀的甚至堪称杰出的干部。他曾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1.7万人,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是中国历史上以廉洁勤政著称的清官。史载:他病逝后,朝野凄恸,武则天闻讯泣言之:“朝堂空也!”2012年流行“元芳,你怎么看”,就是出自狄仁杰——虽是电视剧,也可见此人善于倾听下属意见,哪像今天一些刚愎自用的领导,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听不得一点意见。

狄仁杰是如何被选拔的?

“‘我虽是肖像画家,但我心中其实有想画成画和不想画成画的人；在想画的人物当中,冲动性地认为非画不可的,更是少之又少。你就是这少之又少中的一个。’”

“阎立本说出这些话时,这名官吏露出惊异的表情。这是名叫狄仁杰的参军,参军是地方官厅的属官,身份十分低微。”

“‘你的眼睛非常出色。’阎立本凝视着狄仁杰的脸道。”

“‘是吗?’狄仁杰对对方的凝视,表现出毫无畏缩的模样。”

“阎立本事后叹息着对近臣道:“‘被我凝视而毫不动容的人,我从未见过。’”

这段描述,出自日本作家陈舜臣的历史小说《大唐帝国——隋乱唐盛三百年》。阎立本以画作著称于史,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大唐时代的良吏,而且是狄仁杰的“伯乐”。

当年,狄仁杰通过明经科考试及第,出任汴州判佐,判佐是一个极小的官,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科员。而狄仁杰这个科员干得并不顺利,被官场上另一人给诬告了。他运气比较好,当时主持审问的是阎立本。大画家阎立本看人很准,不仅弄清了事情的真相,而且发现狄仁杰是一个德才兼备的难得人物,谓之“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推荐狄仁杰作了并州都督府法曹。也就是说,狄仁杰不仅没有坐牢,反而升了官。

法曹比判佐大一点,但也是个小官,不过有鼎鼎大名的阎立本的大力推荐,狄仁杰从此迈出了自己仕途的关键一步。虽然此后宦海浮沉,但他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弊政多所匡正；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青史留名。从这个角度来讲,阎立本的贡献,不在他的画作之下。

狄仁杰后来也成为著名的“伯乐”,他为唐朝举荐了一批优秀人才,如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时人谓之:“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杰回答说:“荐贤为国,非为私人也。”一时传为美谈。

黜陟使阎立本

阎立本当时审问狄仁杰过程中的二人对话,已不可考,陈舜臣所写,只是小说家言,但也形象反映了阎立本发现一个人才的欣喜与感慨。阎立本并非法官,他当时的身份是工部尚书——阎立本不仅擅画,同时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工程学家——工部尚书的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位高权重。

一个在当时唐朝首都长安上班的高官,为何会到汴州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去审问一个科级干部呢?

工部尚书阎立本当时的另一身份是河南道黜陟使。“黜陟使”是唐朝官名,“黜”是贬斥、废除的意思；“陟”指晋升。“黜陟”指官吏进退升降。黜陟使即是对地方官吏进行考察、并将其政绩情况上报更高一级的部门,并提出推荐或贬黜的建议,以便唐朝廷对官吏的职务升迁或贬黜的长官。史载,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派李靖等13人为“黜陟大使”,二十年(646年)又派大臣以六条巡察全国各地,考查官吏,进行奖惩,并了解各地情况。玄宗、肃宗时,亦曾遣使出巡。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为推行“两税法”,又在各道设黜陟使,以统一税制,同时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可见,这是一个权力颇大的钦差大臣干的活。

唐代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极盛时期,无论在政治、经济、对外交往,还是在民族关系上,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而唐代的兴盛与其各种官制的发展也有重要关系。黜陟使制度,是唐代朝廷对地方官吏的政绩进行考察、以决定对其进行升迁或贬黜的重要制度。这种行政监察对唐代地方官吏的有效任用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新唐书》载,黜陟使在唐代要“掌察所部善恶,举大纲。巡省天下诸州,有巡察、安抚、存抚之名”。可见黜陟使的职责一是要“察善恶、举大纲”,即对地方官吏的吏治进行监督。因此,阎立本与狄仁杰超越职级与地域的见面,以及此后他对狄仁杰的推荐,也就顺理成章了。

对今人来说,“黜陟使”这个名称比较陌生,后来唐朝也废掉了这个官名,改为其他名称。虽然名称不一,但功能都是巡视地方、考察干部。根据其功能,它另外的名称又叫巡察使、安抚使。唐朝根据山川形势,把全国划分为10道监察区(后增加到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一人,阎立本发现狄仁杰时,当时就是河南道的监察御史。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叫做跨行政区监察。上个世纪末,中国人民银行进行跨行政区体制改革,设立九个跨省分行,一个分行管几个省,以消除地方行政影响。跨行政区监察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天高但皇帝不远”,对地方干部有很强的威慑力,也让狄仁杰一类的优秀地方干部能够脱颖而出。

安禄山如何变成了采访处置使?

公元741年,唐开元二十九年,49岁的安禄山蠢蠢欲动。此时他身兼三镇节度使,同时兼领平卢、河北转运使、管内度支、营田、采访处置使。“采访处置使”是什么?其实就是此前的黜陟使,行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之职。

安禄山为地方长官,为什么却能兼任行使监察地方长官之职的要职?这就是人治情况下,一项好制度败坏的开始。

跨行政区监察并非唐朝首创。早在汉武帝时期,全国分为十三个部州,即十三个监察区,每州辖若干郡和国,置刺史一人,监察州内的吏治状况。“刺史”的名称比较有意思:“刺”,检核问事之意。

可以想象,无论是汉代的刺史,还是唐朝的黜陟使,他们来到各地巡查时,等于身兼今天的中组部与中纪委等多项职责,地方干部怎不胆战心惊与高度重视?

地方干部害怕,当然是害怕对方的权力。其实皇帝也有同样的担心。汉武帝时,为了防止刺史权力过大,他明确规定刺史就管六条:一强占房地产；二不奉诏令；三随意杀人；四选举不公；五子弟不法；六贪污受贿。除此六条,一概不问。明确限制了刺史的干预地方行政的权力。唐朝也有类似规定。

当时监察人员在地方没有固定办公地点,以免“地方化”。但“地方化”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到唐朝后期,道的监察官又称为采访处置使,且开始有固定的办公地方。同时,地方上的监察官也开始改变了“中央特派员”的性质,受制于地方行政长官。公元740年,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处置使,安禄山“百计谀媚”,又多出金钱贿赂其手下,以结私恩。于是,张利贞入朝后极力为他美言,因授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顺化州刺史。

跨行政区监察,是一项好的制度,但要想落实,关键要看谁来执行——是阎立本,还是张利贞?阎立本能够发现狄仁杰,延续大唐盛世；而张利贞却错看了安禄山,从而炮制了唐朝的从盛到衰的拐点。

张利贞被收买后第二年,安禄山索性自己兼了这个采访处置使。地方节度使兼任采访处置使,使地方监察官形同虚设——他能够自己监督自己吗——不仅监督不了地方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反而成了维护地方割据势力的帮凶,“安史之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在今天,对地方干部的监察,仍然任重而道远。这两年来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之说,指的是那些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的人,他们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的人成了干部、成了领导,对于国家,自然危害更大。但这样的人,往往很难被发现。

遥想当年,一方面安禄山在暗中准备起兵,另一方面唐朝皇帝、贵妃还沉浸在地方报来的虚假信息中,马嵬坡的悲剧,是必然会发生的。溃败之际,唐玄宗是否会感叹:为何再无阎立本这样忠心尽职的监察干部?